来源:
美国之音
二十大结束一个月以来，中国外交以近年少有的主动姿态强势回归国际舞台。对于世界来说，中国未来五年的外交政策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地区与全球的和平、稳定、发展与繁荣。经历了过去数年来中美关系的下滑，以及中国与发达国家关系的种种波折，观察家们对中国的外部关系总体持怀疑情绪。
二十大以来，流行于西方政策人士、经济学家和商界的一个总体判断非常尖刻——中国的重商主义时代、或者说中国追求经济发展的实用主义时代已经终结，取而代之的是意识形态和政治挂帅凌驾于经济发展之上的新历史时期。这种忧虑并非空穴来风。中国近三年来遵循的新冠疫情清零方案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内外经济活动的动力和活力，被认为是中国为政治考量牺牲经济发展的最鲜明实例。尽管二十大已经结束一个月，中国也进一步减轻了赴华检测、隔离措施，取消了航班熔断，但是中国国内仍在摸索同新冠共存的路径和方式，短期之内仍然看不到放开的可能性。
关于中国经济实用主义终结的叹息其实包含了一个重大前提假设，即中国国家发展的主要目标理所当然应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个前提假设来自于1979年以来中国所遵循的基本原则：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在此原则指导之下，中国的外交政策和国防政策为促进国内经济发展服务，尤其是外交政策致力于为国内经济发展创造积极良好的外部环境，这才有了中国外交80年代以来“韬光养晦”的光荣传统。今天大部分熟知中国、经验丰富的中国通都是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认识中国、了解中国、熟悉中国。他们和很多同一时代成长起来的中国外交官和国际问题专家一样，经济发展、改革开放和韬光养晦是颠扑不破真理般的存在。
但是在习近平时代，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一基本前提已经存疑。按照惯常的说法：毛泽东让中国站起来，邓小平让中国富起来，而习近平要让中国强起来。韬光养晦是战略，但战略本身并不是目的。对于习和他的班子来说，中国经历了多年忍辱负重、韬光养晦，经济发展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那么也许中国已经不需要像过去那样为了经济发展和良好的外部环境，牺牲其他方面的国家利益。这并不代表经济发展不再是中国的基本目标，而意味着经济发展不再是中国的唯一或者凌驾于一切之上的目标。
在此基础上，习近平的总体愿景被概括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伟大复兴”不仅包括经济发展，也要包括政治、文化、科技、外交、军事等所有领域的发展进步。在《台湾问题与新时代中国统一事业》白皮书中，国家统一也被定义为“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必然”，引发了一系列关于国家统一是否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要条件的辩论。毋庸置疑，习近平对中国共产党历史使命的定义是广泛和综合的，远远超出了经济发展这一过去的范畴。
习近平领导中国十年，同过去若干次中国共产党代表大会的报告相比，二十大报告在中国所面临的外部环境和外交政策方面至少有两个重大改变。第一是“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这一重大论述消失了。邓小平的这一论述自80年代以来一直是指导中国外交政策的基本前提，使中国可以将主要精力集中在在一个相对和平的外部环境里积极追求经济发展。这一论述的消失很难不让人推论中国现在已经调整对外部环境的判断，转而认为战争或者小规模冲突的可能性在上升，经济发展因此已经不再是中国最重要的主题。
第二个重大改变是“我国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这一表述也从二十大报告中消失了。在2020年10月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的讲话中，习近平仍然强调了中国仍处于“战略机遇期”。时隔两年，中共对于当前与未来国际形势的判断产生了重大变化。最为直接的结论就是中国面对的前途仍然光明，但是“风险挑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大大增加。以至于中国要“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
理解了中国对基本对外局势的负面判断，就不难理解二十大报告为何如此强调“国家安全”（出现29次）和“斗争”（出现22次）。对于中国来说，在过去的十年中，中国的外部环境并没有显著改善，反而有不断恶化的趋势。关于恶化的原因众说纷纭，有人将之归结为习近平咄咄逼人外交政策，也有人将它视为中国综合国力不断上升客观激化中美结构性矛盾的必经阶段。再加之新冠疫情对中国外部关系的冲击、以及过去几年来中国外交政策显现的一些消极后果（例如一带一路项目给一些发展中国家带来的债务问题），中国外交不可避免地呈现出攻守兼备、甚至以攻为守的激进状态。
二十大结束后一个月以来，中国外交似乎步入了一个新阶段。自11月初，中国外交一洗颓势，前有巴基斯坦、德国、坦桑尼亚、越南四国领导人访问北京，后有习近平出席G20峰会和APEC峰会并同多国领导人举行双边会谈。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中美领导人峰会似乎让世界看到了中美关系缓和乃至改善的可能性。中美之间已经重启了一些双边对话，包括气候变化、防长对话。考虑到明年中美都没有重大国内政治事件，有很多学者认为中美改善双边关系的契机已经到来。
问题在于，中国目前在外交关系中所采取的“魅力攻势”是战略上的转折还是战术上的调整？在战略层面上，中美关系的基本矛盾，包括结构性矛盾、台湾问题、经贸关系，都并没有因为二十大或者美国中期选举发生任何重大变化，在大框架、核心问题和领导人战略目标没有变化的条件下，很难产生战略改变的条件。但是在短期内和战术层面上，中美之间确实存在防止冲突、防止关系进一步下滑的必要性。这也是促成领导人峰会的核心原因。
挑战在于，即便中美之间存在改善关系、防止冲突的意愿，仍有很多现实因素不在两国政府控制范围之内，这包括台湾未来岛内政治的走向，也包括共和党控制的众议院有可能对华、对台采取的动作和措施。因此，二十大以后中国外交的走势仍然充满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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