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习共“百日行动”面面观
习共当局启动于2022年6月25日的、旨在为“二十大”提供“维稳”服务的“百日行动”，愈发引人关注。一个重要看点是：截止2022年9月27日，“抓获违法犯罪嫌疑人143万余名”、“破获刑事案件64万余起”。
这个数字之大，简直令人瞠目结舌！即便有虚报谎报之水分，但鉴于政法系统近年清洗比较严酷、高压力度增强（如，孙力军、傅政华在“百日行动”期间被重判，必有震慑效果；加上二十大行将启幕时的总动员机制与氛围）、保岗遵命意识的提高（如，就业形势的日益恶化使得政法系统的基层岗位、协警岗位甚至“联防”岗位也成为大受垂涎你争我抢的香饽饽），因此这个数字应有很高的真实性、可信性。
中国大陆县区级行政区有2800余个，“百日行动”中，平均每县区被抓人数达500人左右！而且，这仅是三月所抓之数。在“二十大”召开之际及临近时的更为敏感的时间段，这个数字定然飞速蹿升，最后，很可能以“200万人”之数，作为中共“二十大”的“厚重献礼”。若如此，届时每县区平均被抓人数将达700人左右！
在中国大陆，一般县区级拘留所容量在200人左右，已是大型拘留所级别；而一般县市级看守所容量约在300-500人左右。也就是说，在“百日行动”期间，中国大陆大部分地区牢狱“人满为患”。
“监牢之中人满为患”，这是何等的“盛世”、何等的“盛会”？！本欲将“百日抓捕”作为“盛世”、“盛会”的“献礼”，“监牢之中人满为患”却成为“盛世”、“盛会”的莫大反讽！
假设，这一两百万人皆是“罪有应得”，那么，为何此前从不抓捕、放任纵容？为何只是在这个时期大抓特抓？真正“法治”意义的目标连贯性、执行持续性、效果稳定性又何在？例如，福建警方称，截止2022年8月，通过巡逻盘查就抓获现行违法犯罪嫌疑人达7713人，及时发现制止一批打架斗殴、寻衅滋事等违法犯罪，发案数同比大幅下降。在此，姑且认为福建警方所发布的信息皆属事实，那么，既然加强巡逻盘查在一、两月之内就有如此显著的收效，此前为何不做？为何非要等到这三、四个月再做？如果说，这是加班加点的结果，为何此前不能加班加点？原因无他，无非是因为，五年一度的权贵盛会即将开幕。原来，小粉红们常挂嘴边津津乐道的“岁月静好”，也只是权贵“特供”，草民岂得染指。这分明就是无声宣告对亿万草民的公然睥睨：“尔等本不配享受这份“岁月静好”，只是因为皇上要办大事，倾举国之力而为之，才让尔等沾了莫大便宜！偷着乐去吧、知足吧！”这，哪里是什么“法治”？！分明是赤裸裸的“人治”！
更何况，“百日行动”中的一两百万被捕者绝非全是“罪有应得”，有相当比例的无辜者成为狂抓滥捕、加重迫害的对象。近日，墙外频频爆出各地民众抗争“防疫”暴政的视频，有不少民众在抗争现场被抓，显然，这些被抓民众也归于“百日行动”的“丰功伟绩”中。更有甚者，一些墙外视频显示，有一些民众仅仅是因在街上未戴口罩而遭到抓捕！处罚标准何在？！法理何存？！如此虐民欺民，让人难捺义愤，怒发冲冠、拍案而起！与此同时，大量访民、异议人士、民主人士、宗教信仰人士也成为习共“百日行动”的打压目标，这就是大陆觉醒人士通常所说的：“不解决问题，而是解决提出问题的人”。如此残民以逞、倒行逆施，与扶危济困、捍卫正义的真正法治精神完全背道而驰！如，上海著名的民主异议人士季孝龙先生因反对“清零”恶政、为民请命而再次被投入大牢；泼墨习皇之像的湖南女英雄董瑶琼之父董建彪竟然在监狱之中被毒打至死，惨绝人寰，再破底线，令人惊怒交加！董父惨案，是监狱之中的常态化虐打所致？是夤缘邀功、献媚党皇、以谋升迁的政治献礼、政治报复，还是杀一儆百的政治恐吓？或者两者兼而有之？此外，北京科技大学的退休教师、发明家陈兆志先生，2020年3月因为发表关于“中共病毒”的文章而被“寻衅滋事”恶法迫害，遭囚两年半，在狱期间竟又被罗织“发布反共反习言论”之罪，如此迫害，真是罕闻！目的应是使陈先生延期于囚，直至他们的“敏感期”结束。另有：福建异议人士项锦锋被拘；江苏访民陶红在京被截返后被拘；上海访民杨秀婷探亲途中被抓；访民俞忠欢为躲维稳魔爪，由沪逃滇，但仍在大数据监控的助力下被抓回沪；广州访民杨家豪进京中途被截回后、健康码无故变红，疾控中心已对其发出强制隔离命令；……
鉴于上述相关事实，鉴于中共篡夺大陆后持续性地制造大量冤假错案，鉴于特定时期的、大规模的所谓“执法”行动更容易因人手有限、资源不足、监督缺失、任务紧迫、急功近利、忙于交差等因素而出现刑讯逼供、疲劳审讯、小错重罚等情况，因此，对于“百日行动”中的冤假错案发生概率，同样需要打一个硕大问号。“可抓可不抓，抓；可关可不关，关；可宽也可严，严；可轻也可重，重”之类的情况是否广泛存在？“矫枉过正”、“宁枉勿纵”、“宁可错抓千人、不使一人漏网”之类的行为比例有多高？据报道，北京门头沟居民李宁透露，派出所抓人有指标，一个警察要抓几个人、破几个案子，所以会出现滥抓无辜的现象，一点小事都要抓；沈阳居民刘女士也说，现在警察抓人就是凑数。
此外，还应看到，在习共的“百日行动”中，虽然不少被抓者并非全然无辜，但其之所以有盗、抢等作奸犯科之举，纯是迫于恶劣形势下彻底破产、长期失业、囊空如洗、负债度日，为了生存不得不铤而走险。习共当局若坚持专制独裁和加速倒车，天量贪腐和对民众的敲骨吸髓将有增无已，若再加上继续大撒币等无偿外援，继续打压民企和做大“国企”（党企），继续用天价医疗和高昂房价维持盘剥力度，继续支援和亲近俄罗斯及朝鲜等周边专制国家而导致欧美国家加强围困、加速撤资和不断提高技术贸易壁垒，继续“清零”恶政与“防疫”暴政……上述倒行逆施只要继续其中一项，经济民生状况还会继续恶化，更多的民众为了生存不得不铤而走险，犯罪率还会上升，如此这般的草木皆兵将无休止，“百日行动”以后（如果习共还有“以后”）会演变为“千日行动”，一直“行动”下去、直到动不了为止……
二、“百日行动”突显的人治之恶
由上可见，虽然习共长期高喊“法治”，但专制独裁之下的所谓“法治”，实质都是程度不同的“人治”。人治（rule of man），即执政者及政权的权力极大、基本不受限制，人在法律之上；此外，“恶法非法”，如邪恶习氏这般，惯于将邪恶独裁意志通过人大这块“橡皮图章”演变为条条恶法、借“刀把子”与纪委付诸实施，“法”治民而不治官（典型者如，打压网络“翻墙”的恶法）、治人而不治己，即便有时人未凌驾于法上，亦为“人治”。
“百日行动”，就是特征鲜明的“人治”行动。首先，其时其效均缺少真正“法治”意义范畴的连贯性、稳定性、持续性，目标尺度、执行尺度、时间尺度与效果尺度完全由独裁意志、个体目的决定，想什么时候“加强执法”就什么时候“加强执法”，想要什么“执法效果”就不惜代价实现什么“执法效果”；其次，对政治抗争色彩鲜明、在苛政暴政下未（全然）逆来顺受的民众，彻底撕下了所剩无几的“法治”伪装，完全暴露出“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悍恶面目、无耻嘴脸，大肆使用恶法加以迫害、打压；再次，专制独裁者的倒行逆施持续损害经济、民生，使大批民众为了生存而被迫铤而走险，不啻“逼良为娼”，是对本就先天严重畸形、后天营养不良、恶法之疾密布的“法治”残体的间接损坏，实质就是独裁者及其既得利益团伙的政治犯罪！
人治之恶的极端体现，就是对“一将功成万骨枯”这种传统“血酬定律”进行冷酷理性的升级版量化，将虐民数量、杀人数字视为揽权固位的“硬指标”。这是中共邪恶之首的一个嗜血共性。如今的“百日行动”，可谓是：抓二百万人，保二十大稳定，再现往昔之杀气腾腾。不禁让人联想到邓小平的冷血“名言”：杀二十万人，保二十年稳定；毛泽东时代在镇压所谓的“反革命”运动期间“按人口千分之一的比例”进行屠杀；在“反右”期间设定“数量指标”：“一个单位应有5%的人定为右派分子，甚至在只有很少几个知识分子的单位和没有人鸣放的单位，这个指标也得完成。”大规模整人、抓人、杀人，还要定一个比例、设一个“量化”标准，在自由民主国家看来是悖逆法理、极端恐怖、不可思议，但在很多专制统治者看来，只是一个维护独裁宝座的常态化手段，堂而皇之地以“法治”之名实施！对于素来将民众视为“螺丝钉”等卑微之物的专制独裁暴政而言，民众的命从来不是命，只是专制统治者的庞大独裁计划书中的几行冷冰冰的数字，甚至连数字也算不上。
由于习共人治之恶和以民为敌程度的不断加深，不仅与真正法治的距离愈拉愈远，还不断加大将国家、民族拖入“长痛”的危机与概率，不断加重中共极权专制统治固有的非合法性和沉疴痼疾，不断在邪恶“人治”土壤上增植邓氏之邪与毛氏之恶。“百日行动”，就是习氏人治模式的浩大演练，将“前后两个30年”的杌陧之象、典型之恶集于一身，邓氏“严打”恶象与毛氏“文革”遗风充分体现出来。
三、“百日行动”与邓氏“严打”
邓氏“严打”启动于1983年，前后持续三年之久。邓氏“严打”与“百日行动”颇多相似之处。
（一）对比两者目的
虽邓氏“严打”有“乱世用重典”、阻遏“文革”余波的治理目的，但也有“扬邓派之威、遏他派之势”及“杀人立威、以武慑民”的专权动机。
习共的“百日行动”与之相似，孙力军、傅政华在此期间被重判，就有浓重的权力斗争、政治威胁及高压治官的色彩。大批访民、异议人士被抓、甚至个别人惨遭虐杀，同样有着强烈的政治恐吓目的。
（二）对比两者背景
邓氏“严打”的背景是，“文革”刚过，由于经济长期衰弱和发展失衡，大批“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返城后沦为待业人口、失业人口，同时新增大量城市无业、闲散人口，再加上批斗、武斗之风犹存，因此结伙盗抢、打架斗殴等治安问题高发。
“百日行动”的背景虽有一定区别，但长期坚持“清零”恶政、经济下滑、失业者激增，再加上闭关锁国日甚一日，已导致民怨沸腾，抗争民众与“白卫兵”的频频冲突，犹如当年“红卫兵”、“造反派”与民众的斗争，也颇有乱世之象了。所以，“百日行动”也有“乱世用重典”的意味。只是，这“乱世”是习共自己制造的，“乱世用重典”等于自编自导丑剧、闹剧，先是左一个巴掌，将民众推入火坑、导致火情，然后右一个巴掌，为了灭火再对民众用水大浇特浇。因此，综合对比两者背景，“邓氏严打”多少还有替“毛氏文革”纠误的几分合理性，而习共“严打”的背景则更为荒唐、暴虐。
（三）对比两者过程
两者的过程，均有着异常强烈的“人治”色彩。高层的指示精神、主观好恶及陈旧僵化的意识形态、道德观念，被视为决狱断刑的重要标准，“宁严勿宽”、“宁枉勿纵”、“宁急勿缓”的反法治思维、悖程序方式占据主导。邓氏“严打”的劳教标准的拟定十分随意；“百日行动”中，虽然早已废除劳教，但是，将“寻衅滋事”这一极具模糊性、包罗性的罪名广泛扣用，使之成为“劳教”的“完美替代”。
邓氏“严打”时期，由于办案条件比较有限、警察素质普遍不高、急功近利心态高涨、刑讯逼供缺少制约等因素，制造了大量冤假错案，且因坚持专制独裁而使制度痼疾依旧，社会治安问题也未获根本解决。“百日行动”中，有所不同的是，办案条件与警察文化素质大为提升，有利于一定程度上降低刑讯逼供、冤假错案的比例，但是对于警察而言，最为重要的素质不是文化素质，而是道德素质与正义原则。因为，文化素质高而道德素质低，现实危害性往往更大，如，从1949年至文革前，中国大陆文盲率大幅度下降，但政治道德、社会道德的总体状况反而是有退无进，成为广传谬论、酝酿“文革”的温床。如今，已然整体沦为独裁者“刀把子”的警察系统之中，为捍卫道德、正义而敢于违命、反戈者，能有几人？若能做到“枪口抬高一寸”、“打人别太过分”，恐怕已是极为难得了。
（四）对比两者所谓的“群众路线”
两者所谓的“群众路线”，同样很是相近。邓氏“严打”要求“广泛发动群众”，“百日行动”则强调“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之类。
由于“百日行动”的“群众路线”更接近毛时代，因此于此不赘，在下文与毛氏“文革”的相关“群众路线”对比详述。
（五）对比两者的主体力量
邓氏“严打”准备了军警一体的力量，1983年，几十万中共内卫部队改编成武警部队，接受特种训练，一个重要目的就是直接服务于政治斗争，随时准备镇压所谓的“现行反革命”及林彪、“四人帮”余党的集团式反击。
“百日行动”中，各地公安与武警联勤、联动、联巡的情况也非常普遍，可谓是兴师动众、大张旗鼓，可见习共同样念念不忘“政治斗争”。只是不知，能配得上习共如此阵势的政治斗争对手，究竟是谁？
（六）对比两者的结果
邓氏“严打”期间，中国大陆被逮捕者有177.2万人，判刑174.7万人，其中2.4万人被处死刑，被劳教32.1万人。一些人仅仅是因为文艺娱乐方式及性观念与行为的相对开放而被以所谓的“流氓罪”判处重刑、甚至死刑，典型如马秦燕、迟志强案。小过入罪、轻罪重罚的案件比比皆是，如，1984年北京火车站小贩哄抢瓜农西瓜案，有人抢一瓜被判15年。
“百日行动”中的被处死刑者应不至于这么多，但区区三月之期，便已抓143万余人，且大有迫近200万人之势，其打击范围之大、下手之快之猛，较之邓氏“严打”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若照此程度，如邓氏“严打”那样持续三年之久，被抓人数将达2000万左右！
（七）后续
就后续情形而言，由于邓氏“严打”治标而不治本，造成犯罪率高发的专制痼疾一直存在，因此并不能从根本上降低犯罪率。据《中国刑事政策检讨：以“严打”刑事政策为视角》一书统计，1983年严打后，1984年、1985年犯罪率确实有所下降，但严打同时期的1986年以后又直线上升。
“百日行动”的后续情形尚待观察，但基于上述分析与事实可知，若此后倒行逆施不止、未有根本制度变革，其后续效果不会比邓氏“严打”好到哪里去。
四、“百日行动”与毛氏“文革”
毛氏“文革”，1966年5月16日–1976年10月6日间发生于中国大陆境内。由于习氏素以毛氏为精神导师，因此将“百日行动”与毛氏“文革”进行对比，有助于分析习氏如连任成功后的可能复辟、倒退的方向、方式与程度。
（一）对比两者背景
毛氏“文革”的国内外大背景是：
国际背景，毛政权不仅与世界民主阵营水火不容，即便在共产专制国家中，也愈发孤立，起因是，斯大林模式被赫鲁晓夫痛批，毛氏不想让中国大陆照搬的斯大林模式、也就是高度极权专制独裁的体制受到影响，也不想臣服于赫鲁晓夫脚下，因此开始批判（中国）赫鲁晓夫，与苏联及其一些铁杆盟国闹僵。
国内背景，反右运动后，毛为加强独裁、成为中国的斯大林，试图掀起对其本人的“个人崇拜”，并已有借“文化革命”继续树威之念。但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严重受挫，三年人祸大饥荒爆发，高层有彭德怀率先发难，毛以“反右倾”之名将彭德怀等人打倒。但毛的权势随之在“七千人大会”受到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等人的削弱，毛怀恨在心、不甘挫败，遂以“不忘阶级斗争”、“批判修正主义”、“批判（中国）赫鲁晓夫”、“批判资本主义”等名义掀起夺权之争，以“四清运动”为“文革”鸣锣开道。毛在“文革”前夕，命林彪严防所谓的反革命政变，尤其当军警系统曾握大权的罗瑞卿、在人大及北京市政府曾居高位的彭真等人被斗倒后，毛、林对军警系统严控，调整军警系统的人事布局，以忠毛程度决定职务去留，并调兵遣将，控制要津，采取了很多措施。
习氏“百日行动”的国内外背景与毛氏“文革”相近。
国际背景，是习共政权受到空前孤立，以美欧日为主力的民主阵营加强围堵，习共最为可靠的盟友普京政权也连遭重挫、能否保住自身都是问题。
国内背景，是习氏的连任企图面临各种难测的挑战。专制独裁体制下注定缺少监督制约，必然导致各领山头、派系林立。局部权力越大，对独裁者的反制力就越大。由于政法系、军界专制权力极大，因此对独裁者的掣肘能量、潜在威胁也极大，贪腐、野心已成政法系的标签。对习的挑战也多来自政法系、军界。在习处置的“九虎”（薄熙来、周永康、徐才厚、苏荣、令计划、郭伯雄、孙政才、孙力军、傳政华）中，政法系、军界就有“五虎”（周、徐、郭、孙、傅），而且薄熙来与政法系关系甚密，据悉苏荣也属周永康派系。能在习的两个五年任期都令其格外头痛的唯一派系，就是政法系。习在第一任期击败七虎，好似毛在“文革”第一阶段打倒刘邓，自觉已去心腹大患、独裁称帝的保险系数又高一层，不料孙力军、傅政华又出现于第二任期，如同毛在“文革”第二阶段遭遇林彪。习对孙、傅的重判及宣判时间都带有浓重的权力斗争色彩，有杀一儆百、威慑贴身家奴、遏其不臣之心的味道。但这种“重刑严判”的威慑效果是有限的，不可能完全吓退其他挑战，其他挑战可能来自党、政、军、学、企、商、工、农、知等任何领域，二十大只是第一关，即便二十大一时侥幸得逞，第二关、第三关……随时可能出现。
（二）对比两者目的
两者目的，倒是都很简单，都是希望掌握帝王之权、实现终身独裁。
毛氏“文革”的目的是永霸独裁宝座、不允许党内外出现任何难以控制的、与其对抗的力量；习氏“百日行动”的目的是为二十大的连任大范围扫荡不利因素、制造恐怖高压氛围、恐吓潜在对手。
（三）对比两者的源起与发展过程
毛氏“文革”经过长期酝酿，在1957年3月20日，毛泽东在南京就提出“文化革命”之说，以应未来权争之变。随着毛施政接踵失败，其独裁权势受到削弱，自然忿怒难平，针对政治对手，他依靠手中尚存的权威和领导开朝的独特优势，假路线之争引发舆论之战，假马列主义之名而行“毛泽东主义”之实，进而以舆论之战和主义之争引发批判风潮，以批判风潮引发全方位攻击，最终使政治对手身败名裂。为了打倒对手，毛除了注意保住军队这独裁统治的命根子（如，从“三支两军”到《九五命令》，一直是毛派主控军权，不在乎军队小损，但勿使军权旁落），对其他都不惜以“投鼠损器”、“灭乌及屋”的方式进行破坏，借甲打乙，借丙打甲，借下级打上级，最后引体制外之滔滔浊浪，冲击体制内外一切可能阻碍其专权独裁的因素与力量。
比较而言，习氏虽也有毛氏之炽烈权欲，也深得毛氏之独裁思维，但对比毛时代，国内外环境同中有异，有利于加强独裁的大环境还不如毛时代，习氏也无毛氏之权威和能量，绝不敢、也不可能掀起“借下级打上级”、“借群众打官僚”的政治巨浪。因此“百日行动”的源起、发展过程与毛氏“文革”有同有异。
“百日行动”此前也是经过了长期酝酿。这个酝酿时期，至少有五年，多则有十年，甚至更长。可以说，其十年揽权的最大目标，就是为了十年之后的继续揽权。“百日行动”就是用于十年最后的冲刺阶段的超级动力。习氏权欲之炽不输毛氏，但志大才疏，在持续加强集权的漫长十年中，绝无毛氏的巨大权威、独裁之谋和驭势之能，只能局于体制内、依赖体制内力量，企图掀起个人崇拜之邪风，并无止境地扩充权力，其揽权“杀手锏”就是历代专制统治者早就玩烂的了“反腐败”。“反腐败”虽属烂招，但因其对“选择性反腐”、“权斗式反腐”及其集权功能有着强烈依赖和过人执着，因此也能一定程度上实现扩张权势、铲除异己的企图。习氏通过“百日行动”，加强“选择性反腐”、“权斗式反腐”的攻势与气势。《人民日报》2022年7月14日发文《反腐败斗争关系民心这个最大的政治》，称，反腐败斗争是输不起也决不能输的重大政治斗争，加强了“百日行动”的权斗锋芒和对政敌的威慑力。在习共公安系统关于“百日行动”的文宣中，“提高政治站位”这组关键词频频出现，意即“百日行动”的最高目标就是确保一党专制和习氏独裁的统治秩序。一些党羽心领神会，在关于“百日行动”的文宣中，心照不宣地将“百日行动”与所谓的“反腐败”挂钩，如，《射洪市公安局三项党风廉政和反腐败工作措施助推夏季治安打击整治“百日行动”取得佳绩》、《长岛综试区开展“党风廉政教育百日行动”》。孙力军被重判后，《人民日报》评依法惩治孙力军政治团伙：有贪必肃、有腐必惩，再将“反腐败”与“政治团伙”、“政治斗争”挂钩，再增“百日行动”的“肃反”式的高压态势、“祭刀”式的腾腾杀气。
当然，“百日行动”不仅如毛氏“文革”那样助力习氏的党内权斗，还对以党外力量为主的大量访民、维权人士、异议人士、民主人士、信仰团体及失业群体、弱势群体加大打压、管控力度。关于这一点，上文对此已有详述，于此不赘。
“百日行动”与“清零”恶政是密切配合的，“百日行动”很大程度上为“清零”恶政提供氛围上的掩护、名义上的“正名”、力量上的支持，不仅使得“白卫兵”力量大增，还在“扫黑除恶”之类的氛围和名义下增加了“白卫兵”的行动便利和虐民“合法性”，一些“白卫兵”持枪慑民、入宅捕民、街头殴民更加有恃无恐、肆无忌惮。反过来，“清零”恶政为“百日行动”提供貌似有理的依据、冠冕堂皇的理由，在“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等幌子下，对抗争封城封户、冲击防疫暴政的民众进行打压。假冠冕堂皇、貌似有理的笼统之名，行乱中“制敌”、按需打压之实，与毛氏“文革”将涵盖极广的、思想理论范畴的“文化”、“文斗”与充斥血腥武力的“革命”进行不伦不类的结合有异曲同工之妙。
由于习在“百日行动”中以“刀把子”与“清零”这两大“法宝”左右配合、全力出击，再加上“百日行动”所谓的“维护法治”、“依法反腐”及“重判孙傳”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为其无耻修改其党自我授权、自制自颁的任期之法进行正名，因此能让他的贼胆有所增大，为连任一搏。
（四）对比两者所谓的“群众路线”
两者所谓的“群众路线”，更如同模铸就，只不过一个是庞大的母版，一个是缩小的子版。
毛氏“文革”的所谓“群众路线”，几乎席卷了当时中国大陆的每一名民众。被裹挟在“文革”运动的滚滚浊流中的人们，或主动或被动地加入了“斗人”行列，也不知何时就因某言语某动作莫名其妙的成为“被斗”者。于是，几十年相处融洽的街坊邻居，转瞬成仇、须臾陌路；长时间关系和谐的亲朋好友，一朝翻脸、半日反目。当然，一些民众借“群众运动”之势，加入“造反派”、“红卫兵”，对专制、独裁、骄横、腐败的官僚群体、军警系统进行的打击，有“以毒攻毒”的味道。据《天翻地覆慨而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载，“文革”初期，仅在北京24所高校，刘邓工作组就把10211名学生打成“右派”，把2591名教师打成“反革命”。这类情况，似乎使得“群众路线”演化而成的“聚众造反”有几分抗暴正义、甚至是民主色彩。但实质上，“群众路线”与“民主”没有任何关系。“群众路线”是专制高层的权斗在民间的扩展，无异于专制管控之手的延伸，“造反”只是“奉旨造反”，在实践层面甚至是以跪求式的“上访”换来的“浩荡皇恩”和“金口玉言”，是“只反狗官不反狗皇帝”、有限度的反。虽高呼“保皇有罪”但也绝不敢反对毛皇，所谓“保皇有罪”也实指“保官有罪”。“造反”实质，只是独裁意志在广大民间的投射和裂变。
“百日行动”中，习氏绝无毛氏那样的“放手发动群众”、对“群众路线”收放自如的权威和能量，更不能、也不敢让群众反抗、监督官僚、警察，只是从“独裁权力最大化”、“专制管控最大化”的角度出发，在其可控的专制范围对毛氏“文革”亦步亦趋、小巫学大巫。“百日行动”中，习共强调“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沉入社区，最大限度把群众组织发动起来”。
所谓“枫桥经验”，指的是1963年在浙江宁波诸暨县枫桥区推出的、在群众之中进行专制管控、实现中共高层定下的专制目标的所谓经验。“枫桥经验”早期，以“攻心”为主，不打不骂，说服对方。客观比较而言，这样的方式确实比其他很多地区的打骂横行的专制管控方式要理性、开明、温和一些。但是，“枫桥经验”之所以被中共长期视为至宝、加以推广，并非因为其中的相对理性、相对开明、相对温和的因素，而是无需中共体制力量投入成本就在基层实现了专制目标。“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不费丝毫之力、坐收专制之利、扩展专制根基，这是天大的好事，中共自然求之不得。“枫桥经验”非常适于加强独裁专制统治、官民矛盾不断扩大、但体制管控力量不足的时期。因此，在胡耀邦、邓小平上台前，“枫桥经验”很受中共重视，屡见于《人民日报》等中共喉舌和宣传机构。胡耀邦、赵紫阳时期，比较重视经济建设、法治建设，“枫桥经验”作为毛时代的代表性产物之一，自然受到冷落。但是，“八九”民运被残酷镇压后，中共面临的内外危机不断加重，又开始重视政治斗争和高压专制统治，于是“枫桥经验”再受中共热捧。
由衷钦佩毛泽东时代的统治之道的习近平，在其调任浙江省委书记后不久，即赴枫桥调研。在习近平的力推下，“枫桥经验”更是名声大噪、被中共“发扬光大”，成为中共“维稳”之术中的要点之一，并“与时俱进”地发展出“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等“刚柔相济”、成本低廉、密控基层、与大数据监控互相配合的新专制管控手段。2020年4月下旬，中国大陆因疫遇困、经济衰退、社会矛盾增加，习近平遂再度强调“枫桥经验”。习共以“枫桥经验”为模板，以警察体系为骨架，以居委会、综治办、党员、乡贤或乡霸等力量为抓手，不断加强“网格”化专制管控，将一些顺民、愚民、失业者变成免费帮凶或廉价打手，美其名曰治安“志愿者”、“维稳信息员”、红袖章、网格治理员，等等，以“联防联控”等名行“群众专制”之实。
百度搜索“百日行动 枫桥经验”等关键词，首页所得结果多是歌功颂德之文，主题无非是警察在百日行动中以“为民服务”的方式发扬“枫桥经验”。但如果逐一翻页浏览相关文章，仍可发现习共当局在“百日行动”中“发扬枫桥经验”的一些实质做法和专制祸心。如，云南省德钦县人民政府官网有文《云南公安党旗红丨百日行动：践行“枫桥经验” 凝聚平安力量 共筑平安德钦 德钦县公安局发动群防群治力量助力基层社会治理》，文中提到，德钦县公安局澜沧江警务片区各派出所持续开展“党建引领基层“红袖标”治安志愿者警民共治”活动，坚定不移地走群众路线，通过群防群治队伍，开展义务巡逻、信息采集、线索上报等工作，并将“情报信息有效”作为重要的奖励标准，从而构筑警民联治联防联管的基层社会治理格局，提升基层社会综合治理能力，打通“最后一公里”。南靖县公安公众号有文《百日行动丨山里110：践行枫桥经验 助推“百日行动”》，以派出所为核心，组织治安巡防队，以“发挥人熟、地熟、社情熟”优势，“织密织牢基层防控网”，还“积极构建土楼法庭、镇综治办、司法所、调委会、乡贤”共同参与的管控机制。
为了加强“百日行动”的恐怖效应、为将“百日行动”与正在进行的“清零”恶政结合起来，习共某些党羽利用基于“枫桥经验”而成的“网格管理”体系的群众岗哨、群众密探，推行“抓人重奖”恶规，“宁抓千人，不漏一人”，试图将阳性患者、疑似阳性患者、“密接者”、“同时空伴随者”等全抓获、投入隔离集中营，并对抵抗“清零”盘查等恶政者进行告密、打压、罚款。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谄媚成风、争相表忠的习共官场一向不缺媚上求官、媚上邀功者。既然毛老师如此推崇秦始皇，“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如此，习学生也当有此好，各地党羽自然会投其所好、百计逢迎。如，“百日行动”期间，四川自贡官衙征召“十户长”之令惊爆网络，官衙称此举可助力所谓的防控疫情，鼓励各楼栋的党员干部、体制内人员主动带头担任，等于是秦朝恶政、《商君书》毒计“古为今用”、进一步加强基于“枫桥经验”酝酿而成的“网格管理”和“群众路线”，将“网络管理”的密度增至极限，并使体制内人员在工作之外的相对自由时间或退休之后的大把空闲时间也被最大限度地吸入“群众运动”中。如此，既对体制内人员“物尽其用”，又针对“社会不稳定因素”密织了“群众专制”的天罗地网，勿使有“漏网之鱼”，令“奔亡者无所匿，迁徙者无所容”。《四川日报》也为此举摇旗呐喊，看来颇有来头。事实上，在“清零”恶政肆虐期间，或更早的时期，类似“十户长”的恶政已在新疆、四川、云南、贵州、温州等省市蔓延了。一旦此举为上欣赏、加以推广，首推此举的某官就升官发财了。
“十户长”之恶政既已堂而皇之地推出，“连坐”、“保甲”之类恶政之实施或许也为时不远，“互相检举揭发”的毛氏“文革”似乎也愈来愈近了。事实上，“变相连坐”的事实、现象一直存在。毛氏“文革”中，因家族“历史问题”、亲友“政治问题”而遭受各种无妄之灾、莫名横祸、池鱼之殃的无辜者，不计其数。中共长期对一些领域设置的“政审”关卡，也是“一人犯上、全家有责”的现代版变相“连坐”制。“百日行动”前夕，著名维权人士王贺楠因坚持为其夫王爱忠发声，竟遭习共当局施压其所在的航空公司、被停飞停业，如此迫害，不啻变相“连坐”，重施暴秦之恶、再续《商君书》之毒。“百日行动”期间肆行的“一人为阳、全楼隔离”、“一人为阳、封区封城”，又何尝不是习共倒行逆施下愈发变本加厉的变相“连坐”呢？！
（五）对比两者结果
据各方估计，毛氏“文革”期间中国大陆非正常死亡人口约数十万至2000万不等，以“红卫兵造反”、“武斗”、“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等运动为祸最烈。
虽然“百日行动”中的受害冤死者的数量、以及其与被抓总数量的比例应该低不少，虽然两者结果在严重性层面不是一个级别，但是，如果从“（可预测的）整人规模”、“单位时间的整人数量”等角度来看，两者都足够恐怖。
据中共中央副主席叶剑英在“文革”后披露，文革期间“整了1亿人”；另据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安德鲁•G•魏昂德和加州大学欧文分校教授苏阳于2003年发表的学术研究报告，估计文革期间在中国大陆农村地区约有3600万人遭受不同程度的政治迫害。“文革”风暴在城市当然更为凶狂，挨整人数当然更多，因此，叶剑英所披露的文革期间“整了1亿人”，应非常接近真实情况。平均下来，“文革”每年整人约1000万，每月整人约83万。
“百日行动”仅以三月之期，抓143万余人。“二十大”前后的高度“敏感期”，单位时间内的抓人数量应该更多。总体计算，百日抓人应在200万左右，平均每月抓人约66万。但是，这仅仅是被抓人数。按照毛氏“文革”的“整人”这一标准，“被抓”也是“被整”，但“被整”未必是“被抓”，即便被批斗一次也是“被整”。据此，“百日行动”期间的“整人”数量恐怕至少是“抓人”数量的翻倍。“百日行动”期间，大量墙内外的短视频及照片显示，习共各地党羽皆有“整人绝活”：出门不戴口罩可能会被整、被罚；未每日测核酸、或数日未测核酸可能会被整、被罚；不去“集中营”隔离、试图躲开“白卫兵”岗哨盘查，可能会被整、被罚；鱼贩、鸡贩忘记给鱼、鸡做核酸，可能会被整、被罚；在什么时间、什么路段不小心“违规”骑了电动三轮车、摩托车乃至未戴头盔，可能会被整、被罚，例如，仅2022年7月上中两旬，西安交警系统就查处电动自行车违法67884例，百思难得其解，不知“电动自行车”何故会违法？为何违法数量之大？如果真如此严重，此前为何不治理？如果不严重，为何如今“大治特治”？……总之，被整、被罚的理由与借口，只有我们想不到的，没有他们做不到的。
因此，即便仅仅从“整人”角度看，“百日行动”也堪称是“新时代”的短期“文革”。习皇帝不愧是毛皇帝的好学生，习时代确实是毛时代的模拟版。
结论与警示：
“百日行动”的“人治”之恶，与其彰显出来的邓氏“严打”恶象、毛氏“文革”遗风，是一脉相通的，相当程度上预演了习若连任得逞、长期独裁后的可怕后果。
仅从抓人、整人总数和单位时间的抓人、整人数量对“百日行动”及邓氏“严打”、毛氏“文革”进行对比，就足见习共整人力度之狠、整人规模之大、整人进度之快，简直是令人不寒而栗！
如果习的连任企图得逞、相对安稳地跨过“二十大”及此后半年左右的独裁统治危机高发期，届时我们定会发现，“百日行动”只是其牛刀小试，超邓赶毛的“人治”之恶、“严打”与“文革”合而为一的“长痛”折磨，还在后头。
寒刀已然高悬，试问，何人不能沦为鱼肉？
然而希望永存，祛危之机，尽在万众之手。
章小舟 | 习共“百日行动”的恐怖底色：人治、严打、文革最先出现在议报。
from 议报 https://yibaochina.com/?p=2479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