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南海岛礁军事化引起多国网友呼吁抵制中国货

最近，有多张有关南沙群岛岛礁的高清图片流出，让外界得以更进一步检视中国军事化南海岛礁的情况。面对中国的行动，菲律宾、美国等国近日都祭出法律与军事新措施，邻近国家的网民则号召抵制中国产品。

Getty图片网旗下菲律宾摄影师阿卡扬（Ezra Acayan）上周发布了中国控制下的南海人工岛礁高清图片，涉及美济礁、南薰礁、渚碧礁、华阳礁、永暑礁、东门礁等，可清晰见到炮台、雷达、导弹发射架、飞机场等多种军事设施，以及及行政和居民楼。该推文引起了成千上万名国际网友转发分享，许多人就此解读并指责中国激进的军事扩张主义，还表示将抵制TikTok等中国产品。

曾在东南亚多年、现移居洛杉矶的时事评论人士徐杰认为，“中国政府在南海问题上不放弃，是为了控制这一广大的海岸线，而不仅仅是几个岛礁”。

但美国智库“新美国安全研究中心”的研究员、国防分析专家托马斯·舒加特（Thomas Shugart）在个人推特上指出，岛礁上的飞机跑道上疑似有多个小型行李车，他认为这不符合国际民航组织（ICAO）临时关闭跑道的规定，很容易造成飞行员在迫降时出事故，严重威胁飞行安全。

台湾世代智库研究员、越南国家大学原高级讲师黄心光（Huynh Tam Sang）告诉本台记者，通过在南海人工岛建设港口、军事哨所和反舰系统，中国在有争议的海域积极扩充军事力量。如果南海发生冲突，这些军事基地可以更好地帮助中国与美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大国相抗衡。

美国专业军事网The War Zone总编辑泰勒·罗格威（Tyler Rogoway）分析，中国在南海多个人工岛礁上，虽然地面上很少有人员活动迹象，但却配备了多个炮台和雷达，并可能有HQ-9型远程防空导弹系统、战斗机，能在紧急状态投入作战。这些貌似坚实的军事设施，能帮助中国威慑潜在挑战者。

而上周菲律宾也有国会议员提交新法案，加重处罚擅自闯入菲律宾海域的中国船只和船长，以维护菲律宾的主权。

倡导“环保优先”的菲律宾绿党主席、2022年参议员候选人戴维德·安杰罗（David D'Angelo）就向本台记者表示，菲律宾政府早在前总统杜特尔特时期就应该推动南海仲裁裁决的执行，并与中国启动双边会谈。最近新照片显示，中国政府完全无视国际海事法和其他国家的主权，我们菲律宾无数次抗议却收效很小。东盟国家应加强内部团结，推动保护该海域生物多样性。

中国说一套、做一套

新加坡国立大学政治系副教授庄嘉颖则向本台指出，虽然中国领导人曾经对美国前总统奥巴马承诺，不会将南海岛礁军事化，不过，中方早在几年前已经在人工岛礁建设军事设施和部署军事配备。这样的行为基本上已经成了中方的常态。

他还说，许多亚洲国家都认为中国可能提供经济机会，同时也害怕来自中国的制裁，所以，即便对中国的行为感到不舒服，在公开场合一般不会对中国作出批评或提出异议。菲律宾部分是因为前政府试图讨好中国，制造经济合作机会，减缓领土纠纷的做法，似乎没有太大成效，所以试着改变政策。

中国的战狼外交引发民主阵营关切。美国政府上周公布的国防战略报告，点名中俄给美国安全带来危险挑战，严重威胁台海、南海等地区安全。报告认为，中国大规模发展核武器，目标在2030年前拥有起码1000枚核弹，对台湾的挑衅行径也可能导致误判。美国将采用3大策略来对抗中俄，即联合盟友进行系统性威吓、加强日常军事训练合作、建立多国联合作战部队。

 

记者：乔鑫鑫    责编：嘉远    网编：洪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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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林肯与王毅通话 美中关系往哪走？

中共二十大落幕后，美中关系的走向再次成为舆论热点。而中国外交部长王毅日前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的通话中，似乎也对未来的两国关系发出了信号。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Ned Price）在周一的记者会上说，双方通话超过一个小时，这通电话专业且富有成效，是美国向中方传达“负责任管理美中关系”的表现：“我们与中国在许多领域存在深刻分歧，这是事实。这实际上（美中）是一种以竞争为核心的关系。我们认为，与中国进行定期对话和交流很重要，部分原因是因为我们必须管理这种竞争关系。”

美国国务院在周日发布的消息说，布林肯与王毅就乌克兰等问题通电话，也向中方阐述了美国的立场，表示美中双方应保持开放的沟通管道，并提出负责任地管理美中关系的必要性。根据普莱斯的声明，布林肯“提及俄国入侵乌克兰，以及这对全球维护安全与经济稳定带来的威胁。”美国国务院还指出，布林肯与王毅也谈及海地不断恶化的人道危机和安全局势，呼吁持续采取协调行动援助海地人民。

海地是台湾目前为数不多的邦交国之一。外界关注，美中外交高层在难得的通话中提到海地的原因何在？

美国国务院周一回复本台查询时表示，布林肯以及拜登政府会与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全球伙伴进行沟通，以确保海地人民在困难时期获得需要的支持，此外不愿多做评论。

中国外交部则在本周一发布新闻稿说，王毅表示，中共二十大对外发出的重要信息是，中国将坚持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外交政策宗旨，继续奉行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以中国式现代化推动人类整体进步。他还提到，美方如果真想了解中国，“就请认真研读二十大报告”，以及“不要戴著有色眼镜主观臆测”。

中美双方破冰  替拜习会铺路？

在此之前，布林肯接受媒体访问时曾表示，北京希望加速统一台湾，而且可能不择手段，包括透过胁迫、施压，甚至可能在必要时动武。布林肯还重申了美国会竭尽所能，确保台湾具备防卫能力。这也是美中外交高层在中国二十大，以及布林肯做出上述表态后的首次通话，而这一姿态是否代表双方的紧张关系开始解冻呢？

美国智库德国马歇尔基金会（ German Marshall Fund）亚洲计划主任葛来仪（Bonnie Glaser）认为，布林肯与王毅通话代表美中双方有重新接触的意愿。

“自佩洛西访台，以及随后的中国军事演习以来，美中关系一直处于紧张状态。”葛来仪以书面方式回复本台查询时写道，“他们很可能正在为两国总统在巴厘岛的会晤做准备。 双方是否愿意做出必要的妥协，以阻止美中关系的螺旋式下滑，还有待观察。”

外界关注美国总统拜登是否与中国国家领导人习近平在11月，于印尼巴厘岛举行的G20（二十国集团）峰会上见面。这将可能是拜登上任以来，美中两国领导人第一次举行面对面的会晤。而在此之前，王毅也曾与美国驻华大使伯恩斯（Nicholas Burns）会面；两国领导人还分别向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的年度颁奖晚宴致贺信。这些举动，都被外界视为双方在为可能的拜习会做准备。

习近平第三任期更集权　美中关系难回天？

在刚落幕的中共二十大上，习近平为其第三任期揭开序幕，王毅则进入了新一届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外界推测，王毅可能接替原中央外事办主任杨洁篪的位置。

在美国圣托马斯大学国际研究与当代语言学系系主任叶耀元看来，习近平在第三届任期似乎没有想改善美中关系的迹象：“习近平如果是要继续巩固自己的民族主义、巩固自己在中国内部的声望、继续大搞习思想的话，要和美国找到合作的可能性几乎是微乎其微的。两边的关系在未来这几年应该是越来越差，因为彼此能对话的空间、可以合作的机会是越来越少。”

根据中国外交部的新闻稿，王毅还要求美国纠正“严重违反自由贸易规则、严重损害中方正当权益”的对华贸易限制行为，并且要求美国“停止对华遏制打压”的做法。

不过叶耀元认为，在习近平的第三届任期中，中方本就难以因为经济问题去缓和与美国的紧张关系，因为比起挽救经济或修补外交，习近平似乎更在意维护他的政权稳定。

 

记者：陈品洁    责编：何平    网编：洪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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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维吾尔 | 伊利夏提：新疆警察档案 — 维吾尔种族灭绝的刽子手集团—兵团

前面两篇文章，我通过引用和分析时任公安部长赵克志和时任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全国的秘密讲话，以中国政府内部保密文件，揭示了维吾尔种族灭绝的规模、范围和暴虐程度； 同时，我也指出了这一被文明世界称之为是二十一世纪人类污点的——维吾尔种族灭绝政策始作俑者是习近平，在东突厥斯坦的具体落实执行者是陈全国。

在这篇文章里，我准备继续引用中国政府领导人，包括习近平秘密讲话，分析指出维吾尔种族灭绝积极执行者，自其成立之日起就双手沾满东突厥斯坦各族原住民鲜血的刽子手集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国政府在东突厥斯坦的殖民占领军。

兵团成立的目的，就是镇压当地民众的反抗，这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一句“屯垦戍边”揭示其本质；“屯垦”——经济上掠夺所在地土地、资源，“戍边”——持枪镇压当地民众任何反抗。

兵团的前身，就是中国殖民政府派到东突厥斯坦，镇压当地原住民自由、独立运动的国民党、共产党的正规准军事部队；无论其前身为国民党军队、还是共产党的军队，都是参与过屠杀当地无辜者的非法占领军。

生产建设兵团，尽管中国政府试图以“生产建设”的中性词掩饰其兵的暴虐，然，中国领导人，自毛泽东至今日习近平，对兵团的情有独钟、特殊政策，对其邪恶性质的不断强调，始终难掩其作为中国政府殖民占领军的血腥本质。

毛泽东为了强化其对东突厥斯坦的占领，站稳脚跟后，就于1954年将殖民占领正规军改头换面，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名义继续留在了东突厥斯坦，但隶属于当时的‘新疆军区’，下辖10个农业师、一个建筑师。

文化大革命的爆发，给予了中国政府一个机会，中央政府于1975年2月，将兵团撤销，改为自治区农垦总局，兵团师机关纳入当地地州，团场由所在地县市管辖。

当时的兵团撤销，看似好事，但实际上是中国政府明修栈道、暗渡陈仓，以撤销兵团，让兵团官员进入地州，强化了汉人殖民官员人数，再以兵团士兵全员转入自治区，骤增政治移民，陡增维吾尔自治区汉人人口，本质上还是在强化中国殖民占领。

毛泽东死后，1978年，在王震、王恩茂等老殖民屠夫的一再坚持下，开始了回复兵团的更大阴谋；首先是将因兵团撤销而隶属于‘维吾尔自治区’的农垦系统，划归了中国国家农垦部直属管辖；然后，在1981年发布国务院令恢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恢复后的兵团，直属中国中央政府，名义上是副省级 ，低于维吾尔自治区半级，而实际上却成了在东突厥斯坦的非法的国中之国；一个拥有自己独立司法、行政系统的准军事、类黑社会的无法无天殖民占领军！

而且恢复后的兵团，在下辖10个农业师、两个建筑工程师的同时，还拥有了几个县级市；石河子作为所谓兵团建设的第一个城市，则当然地成了兵团的都城，拥有了维吾尔自治区境内的第一个高新技术开发区，第一个进入211工程的大学。

中国政府领导人到维吾尔自治区视察、调研，基本上都是先到石河子召开只有汉人出席的兵团会议，然后到乌鲁木齐向维吾尔自治区官员传达一下，走个形式；因为维吾尔自治区汉人书记本身就是兵团第一政委，必然是参加过在石河子的会议。

1990年4月5日的巴仁乡维吾尔农民起义，使嗜血成性的兵团，在恢复其“兵”的建制后，获得第一次血腥镇压维吾尔人机会，大显其残暴邪恶本质。

1997年2月5日，伊犁的维吾尔年轻人走上街头，要求尊重维吾尔人信仰和文化传统，要求释放被抓捕麦西来甫领头人，却被中国政府血腥镇压，成千上万维吾尔年轻人被抓捕失踪；此次，兵团又是冲在前屠杀手无寸铁维吾尔人。

1998年11月初，在中国中央政府部署下，兵团由王乐泉主持在石河子召开了为期一周的秘密会议，将兵团划分为两大块儿，天山北坡兵团各师以石河子为中心，主要发展经济，以垄断维吾尔自治区经济，包括农牧业和工业及高新技术开发，每一个师成立预备役师、团、连，每月进行一周脱产军事防暴训练；天山南部各师则以经济为辅军事为主，快速扩大地盘，以各种优惠政策加大政治移民规模。

总之，伊犁2.5之后，尤其是2009年7.5之后，兵团在中国政府强化其对东突厥斯坦殖民占领中的作用越来越突出，政治地位越来越高，兵的性质越来越强，最终在习近平、陈全国的怂恿纵容下，成了维吾尔种族灭绝的残暴打手集团。

揭示兵团为中国殖民政府种族灭绝维吾尔人邪恶占领军这一点，在先后几次泄漏的中国政府秘密文件中比比皆是，包括今年5月美国共产主义受难者纪念基金会发布的“新疆警察档案”。以下，我仅引用这些文件中，我认为最重要的几段略加证明。

在标记为机密的、习近平于2014年5月低召开第二次新疆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公然指示：“兵团发展可以借壳建市、移花接 木。兵团是个壳，在那儿建市，师市合一、团镇合一，然后 推进嵌入式发展 …… 要把兵团安边固疆稳定器的作用充 分发挥出来，加强维稳戍边能力建设，提高组织化程度和整 体作战能力，进一步在维护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中勇于承担 更大责任”在标记为绝密的、于2014年4月29日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视察时，习近平在与兵团领导的座谈会讲话中说：“……四是要发挥兵团优化人口资源的作用，成为优化人口的中转站……兵团组建以来……特别是上世纪60、7 0 年代全国大批支边青壮年、知识青年、转业军人投身兵团， 使得兵团人口规模迅速壮大。兵团人口从组建之初的17.5 万发展到268 万……。

在标记为机密的、于2017年12月18日由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布的文件《生产建设兵团向南发展规划纲要》指示：“……南疆兵团战略布局亟待完善。南疆42 个县市中15 个县没有兵团城镇或团场，特别是库车、拜城、新和、沙雅、洛浦、于田、民丰、阿克陶等维稳重点县域内没有兵团城镇或团场，喀什—和田沿线维稳重点区域仅有5 个规模较小的团场，维稳处突的网络化战略布局尚未形成，嵌入式战略支撑作用发挥不充分……人口比例和人口安全是长治久安的重要基础，南疆地区人口结构极为单一，人口民族结构严重失衡……力争人口增加30 万人、总人口达到110 万人，南疆兵团师市汉族人口占南疆总人口比重由2015 年的5%提高到7%以上。

该文件在第四项“重点任务”第一条“着力提升维稳戍边实力”段指出：“……调整优化兵团公安机关、武警部队等力量结构……加强和完善第一师、第三师和第十四师武警机动大队装备器材及保障条件建设。密实和完善公安派出所、边防派出所、公安检查站、边境检查站、便民警务站、监狱布局，新建4 个看守所、6 个拘留所、3 所监狱、3 所高度戒备监狱，改扩建7 所监狱。加快10 个屯兵基地、1 个训练场……加快南疆师市维稳一体化联合作战信息平台建设。”

赵克志在其2018年6月15日秘密讲话中说：“……兵团向南发展推进的好……从聚焦做活南疆“棋眼”重大使命、突出维稳戍边看家本领、抓紧有效聚集人口核心任务……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推动兵团向南发展取得了初步成效。“

最赤裸裸的是陈全国在2018年6月18日的秘密讲话中对兵团的指示：“兵团抓什么稳定，我讲给金龙，兵团屯垦戍边，兵团的责任就是稳定，地方都不让追究GDP，你兵团追求什么GDP…… 总书记在中央研究兵团改革的会议上提出，无论怎么改，兵的属性不能改没了，军的功能不能改没了，兵团的组织能力和动员能力不能改没了，兵团是一支维稳的力量。”

陈全国秘密讲话中，对兵团邪恶性质最点睛的指示是：“我经常对武警、兵团的同志讲，只要有人挑战祖国统一、民族团结的底线，危害人民群众生命，果断开枪，这样的人才立功呢……”

陈全国的最后这句话，是在明确告诉世人，兵团和武警的性质是一样的，都是准军事部队，是用于镇压、屠杀东突厥斯坦各民族的殖民占领军，而且拥有不经请示任意开枪的绝对权力；据此可以肯定，兵团根本不是什么搞生产建设的企业，而是一个残暴血腥无法无天的，如纳粹德国党卫军，泯灭了人性的种族灭绝工具！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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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 | 余杰：胡锦涛从来就不是改革派

胡锦涛与习近平是一张烙饼的两面

胡锦涛在中共二十大闭幕式上提前离场（或被离场），引发诸多揣测。我对这一幕被很多评论人士称为“政变”的场景基本无感。第一，胡锦涛时代早在十年前就结束了，此一场景并不具有历史转折意义。第二，胡锦涛与习近平当然存有权力之争，中国历史上，禅让的太上皇与“今上”之间从来都不是和谐关系，但两人都是铁杆共产党人，只有权力之争，并无路线或观念之争。那些因为痛恨习近平而赞美胡锦涛的评论，与事实真相南辕北辙。

英国广播公司驻北京记者麦迪文发表了一篇题为《胡锦涛“被离场”引发诸多猜测，新华社英文推特回应原因》的评论文章。文章认为：“胡锦涛代表了一个与习近平截然不同的中国。他更强调集体领导，必须平衡政治局常委中的各个派系。胡锦涛的年代被视为对外开放和对新思想的包容性增加的时期。二零零八年北京奥运是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曝光的巅峰，外商企业在中国设立，国际游客不断涌入，互联网比现在更自由，境内媒体尝试开始做像样的新闻，中国的全球声誉也持续改进。虽然有些人评价胡锦涛是‘弱主’，但是他执政十年中国经济经常呈二位数成长，中国也更在乎其国际声誉。”

日本共同社驻台北记者矢板明夫在脸书专页上评论说：“新的政治局常委会将充斥着习近平的拥护者，确保继续朝着和胡锦涛时代的改革开放截然不同的方向前进。……共青团派这一次遭到团灭，在某种意义上讲，等于是中共的政权内的改革派、国际协调派的全面溃败。中国共产党已经丧失了自我纠正错误的能力，期待共产党内部的改革，已经不可能了。”

此类评论，对习近平走向毛泽东化、史达林化的评估是正确的，但将胡锦涛时代说成是改革开放、西化、国际协调，则完全不符合实际情况。胡锦涛靠在西藏屠杀藏人而上位，选拔胡锦涛的是中共二十大上如木乃伊般端坐的最年长（一百零五岁）的、信奉共产原教旨主义的元老宋平。胡锦涛比江泽民更左。胡温统治后期，国保特务治国肆无忌惮，陈光诚遭遇惨绝人寰的迫害，零八宪章运动遭到灭顶之灾，刘晓波入狱，我也被秘密绑架及酷刑折磨。我后来写了《河蟹大帝胡锦涛》和《刘晓波打败胡锦涛》两本书，记载了胡锦涛时代专制暴虐的斑斑劣迹。人不能好了伤疤忘了痛。

有时，反倒是生活在别处的人看得一清二楚。台湾评论人“一个律师的笔记本”在题为《“忆昔锦涛全盛日”：历史叙事的猜想》一文中写道：“我猜想，未来可能会出现一种历史叙事，就是把胡公锦涛形容成锐意改革的领导者，在开明专制之下放宽个人自由与经济发展，实现了‘公民社会的初步成长’，但这个迈向光明的进程，却被继起的习公硬生生破坏，从而断送了天朝上国的千古良机云云。‘忆昔锦涛全盛日，公民社会好形势。和平演变现前景，民主转型将落实。’诸如此类。”但他轻而易举就推翻了这个“想像的叙事”：“事实上，胡公与习公的统治，属于同一个连续进程。大方向相同，只是採用的手段随着形势变化而有所差异而已。前一个阶段自忖实力不足，故而韬光养晦、先行蛰伏；后一个阶段自恃羽翼丰满，所以逐鹿争霸、挥刀亮剑。然而，不论前期还是后期，对于‘民族伟大復兴’这个神话的执念，乃至于共产党的统治思维，均无二致。既然有了第一个阶段，难免就会走到第二个阶段。或者说，第一个阶段本来就是在为后继阶段作准备，用来吸引猎物、累积资源。”所以，习近平不是胡锦涛的反动，而是胡锦涛的升级版。

什么人在怀念胡锦涛和温家宝？

麦迪文和矢板明夫对胡锦涛有些“雾里看花”，而很多流亡海外的反共人士也参与到这场“胡锦涛奏鸣曲”之中，就让人相当错愕了。

胡温刚上台时，人们对“胡温新政”持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尚情有可原；胡温已下台十年，居然还有不少生活在自由世界的人，争相称颂胡温，更有人怀念江泽民，形成所谓“膜蛤文化”，那就是一种病入膏肓的“斯德哥尔摩综合征”。比如，有一位八九学生，坐牢多年，最后一次下狱正是胡温时代，后来他成为基督徒，历尽磨难，逃亡到美国，居然在推特上辱骂我批评胡锦涛和温家宝是破坏改革派“大业”，客观上充当了强硬派的“侧翼”。还有一位因调查二零零八年四川地震中倒塌的豆腐渣校舍而被下狱的维权人士，至今仍对胡温“多难兴邦”的宣示念念不忘，相信胡温拥有将中国推向自由民主的“初心”，只是力不从心罢了。

若干在胡温时代受打压、沦落社会底层的人士，对胡温不离不弃；更多在胡温时代成为既得利益者的人士，更是将江泽民、胡锦涛在位的二十三年（一九八九至二零一二年）视为中国的“黄金时代”，也是他们本人的“黄金时代”。确实，在那个时代，他们或是坐拥金山银山的民营企业老板，资本家可以入党，“红色资本家”地位看似稳如泰山；他们或是人面桃花、飞檐走壁的影视明星，在横店影视基地打造汉唐盛世、射雕英雄，一颦一笑，财源滚滚；他们或是巧舌如簧的党校教授，巡回全国宣扬“三个代表”和“科学发展观”，名利双收；他们或是在中南海与市场经济两端游刃有余的知识分子，靠着“文化苦旅”发大财……正如维权律师陈建刚所说：“怀念胡温，赞美江泽民者，相当一部分是中共体制的获益者，在江胡温时代，他们作为既得利益者顺风顺水。……盛赞胡锦涛、温家宝的人都是幸存者，刀刃没有割到他们皮肉的时候，他们就会感觉到江胡温是好人。”

局部的真相，往往是假象。一块马赛克鲜艳，绝不意味着整块马赛克拼图都美轮美奂。二零零八年，奥运前夕，胡温踌躇满志，民主法治的高调响彻云霄。刘晓波在被捕入狱前四个月，撰文揭露胡温的民主乃是“画饼民主”，是花拳绣腿。刘晓波写道：“中共统治的常态是言行背离，现政权也不例外。胡温执政五年来，一面频繁地作亲民秀和政治开明秀，一面从不进行实质性的政治改革，从不放松对民间的民主诉求的打压。起码，到目前为止，还看不到现政权进行政治改革的诚意，因为胡温政权没有任何动真格的政改举动，甚至连不会影响到政治稳定大格局的局部性改革都没有。所以，无论媒体把‘政治改革’的议题炒得多么红火，但现实中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仍然裹足不前。”刘晓波以他的殉道验证了这一结论。

今天，批判习近平是常识，怀念胡锦涛却是违背常识的无知与无耻。邓江胡时代，中共监狱中没有一天断绝政治犯，没有一天中断强迫拆迁和圈地运动，没有一天停止对宗教信仰者、异议者和少数族裔的打压迫害。我自己是受难者中的一员，我也见过许多跟我一样的受难者及其家属，如陈建刚所说：“他们在胡温时期被迫害，被酷刑，被抄家，被株连家属孩子，有人直接被打死，有人成了植物人。”然而，那些在胡温时代手上捧着金饭碗、银饭碗的人却置身事外、冷眼旁观——虽然共产党仍是一党专制，虽然共产党在荼毒他人的儿女，但只要还能在中共体制内分润，管他共产党做什么罪恶？唯有被习近平砸掉饭碗之后，他们才举起“反习拥胡”的旗帜，就如同当年天地会的“反清复明”。千百年来，中国历史循环往复，就连反抗的方式也一样。独裁者在不断进化，反抗者的思想境界却停滞在原始本能的阶段，所以不彻底的反抗注定了只能是失败的反抗。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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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万圣节有现“胡锦涛”与“大白”

来源: 

法广

今(31)日为万圣节，不少民众都会在万圣节特别打扮出门游街。据台媒报道称，近日在日本东京涩谷的街头万圣节活动中，居然出现Cosplay成中共前总书记胡锦涛的民众，甚至也有身穿白色防护服的防疫人员（中国又称大白），引起不少网友热议。

据自由时报今天报道称，东京万圣节有民众扮胡锦涛、大白。报道警告小心将来被拉清单，遭秋后算账！

据该报道，近日在东京涩谷，有民众上街举行万圣节装扮活动，不少民众身穿奇装异服打扮特殊。不过一位中国网友就在推特上发文表示，他在活动中发现其中一位打扮成中共前总书记胡锦涛的外国民众。这位“胡锦涛”身穿西装，打着红领带，也别上印有胡锦涛照片的20大出席证。不过他的脸上居然画了有如挨揍的瘀青特效，手上也带有手铐，似乎是想表示胡锦涛于20大被请离后的状况。

同时也有中国网友在活动中发现打扮成中国防疫人员（中国又称大白）的群众，他们身穿白色防护服，手拿特大号棉花棒，展现中国特色的核酸检测。

据该报道，有网友们见此纷纷表示“现代汉服，与时俱进呢。”、“别看现在闹得欢，小心将来拉清单。”、“真会玩啊。”、“就怕混进去个真的。”

该报道引述《NHK》消息说，由于29日韩国首尔梨泰院发生严重踩踏死伤事件，日本东京涩谷区将于31日下午6:00至11月1日凌晨5:00限制涩谷站周边区域的民众如饮酒、停下拍照等行为，警方和工作人员会将进行巡逻，预防意外发生。

from 博谈网 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2210/%E6%97%A5%E6%9C%AC%E4%B8%87%E5%9C%A3%E8%8A%82%E6%9C%89%E7%8E%B0%E2%80%9C%E8%83%A1%E9%94%A6%E6%B6%9B%E2%80%9D%E4%B8%8E%E2%80%9C%E5%A4%A7%E7%99%BD%E2%80%9D.html

中国经济悲观 外资持续抛售人民币债券

来源: 

法广

外资对中国经济前景持续悲观，国际投资人加速抛售人民币债券。据华日统计，今年9月投资人持有中国政府发行债券和其他债务总额降至人民币3.4兆元，是2020年12月以来新低。

据华尔街日报今天报道称，人民币下跌之际外国投资者抛售数十亿美元中国债券，反映出对中国经济前景和人民币前景的持续悲观情绪。

今年以来，在中国严格控制的在岸市场和交易更为自由的离岸市场，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已经下跌了12%以上。

官方数据显示，外国投资者对人民币计价债券的抛售在9月份再次加快。

上个月的回撤是由外国机构削减中国主权债务头寸导致的，中国主权债务出现了50亿美元的净流出。政策性银行债券，即大型国有贷款机构发行的证券，出现了29亿美元的净流出。

9月份，人民币在两年多的时间里首次跌至广受关注的1美元兑人民币7元以下，并在10月份兑美元继续贬值。今年以来，在中国严格控制的在岸市场和交易更为自由的离岸市场，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已经下跌了12%以上——美元/人民币最近触及人民币7.32元，创下人民币汇率纪录低位——这种情况削弱了人民币计价资产的国际吸引力。

美元大幅上涨是出现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但中国经济不振也促成了人民币的下跌。由于美国利率的上升和美元的相对强势，全球投资者将资金从新兴市场资产中撤出，并购买更多回报率更高的美国债券。

本月早些时候，中国也曾推迟第三季度官方GDP数据的发布，该数据显示，截至9月30日的三个月，中国经济比去年同期增长了3.9%。由此得出的2022年前九个月的增速为3%。许多经济学家预计，中国将无法实现5.5%的官方全年GDP增长目标；眼下中国正应对零星出现的新冠疫情、房地产市场深度衰退和消费支出疲软等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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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大权再握后，中国股市激烈震荡凸显投资人忧虑

来源: 

美国之音

自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共二十大上排挤掉改革派，打破常规谋取第三个五年任期，并将自己的亲信提拔成政治局常委以后，中国的股市就一直在跌跌不休，一再反映出投资人对习近平大权再握的不安与忧心。

中国的股市星期一（10月31日）仍然萎靡不振，延续上个星期的持续下滑。代表市值大、流通性好的沪深300指数下跌约1.3%，盘中略有回升，但到了下午则再次下滑超过1%。沪深300指数收盘下跌0.9%，在上周下滑5.4%的基础上继续下行。

上证指数盘中失守2900点整数关，一度跌至2885点，逼近今年4月27日创下的年内最低点。

除上证指数外，深证成指、创业板指也都大幅走低。上证50指数更是跌入2019年1月以来的新低。

在香港，基准的恒生指数和恒生中国企业指数也都出现跌宕起伏，而且幅度似乎更大。恒生指数收盘下跌1.2%，而恒生中国企业指数收盘下跌1.8%。着两个指数上星期都分别损失8%。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主政十年来，中国政府对经济的治理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从多年来倚重市场自我调剂，逐渐走向越来越严厉的国家管控。

习近平的招牌政策之一就是他的“动态清零”的防疫政策。这一原本外界期盼二十大之后可能放松的政策现在却可能变本加厉，中国各大城市因为些微疫情反弹也要立即全面封控可能会成为家常便饭。

河南省郑州市是富士康最大iPhone加工厂所在地，但是二十大之后该市和中国其他一些城市都已被当局下令封控。

星期一，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上个月在疫情封控状态下，中国的工厂和服务活动都有所下滑。

杰富瑞集团（Jefferies Financial Group）在一份公告中表示，由于中国政府注重社会稳定，因此中国股市的投资人未来五年应该将一半的投资款投入消费型股票。

“至少50%应该投入消费股票，另有30%投入生产型和抵御社会老龄化措施的股票，”杰富瑞集团分析师肖恩·达比（Sean Darby）在星期一撰写的公告中指出。他指出，中共二十大也暗示，“会有刻意的努力，从刺激短期成长转向社会-政治稳定”。

彭博社认为，杰富瑞集团对消费领域的看好与房地产业持续疲软而且失业率在攀升的数据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中国股市近期大跌显然也与动态清零防疫政策的持续、房地产危机无解以及北京与西方紧张关系导致的关切有关。

彭博社指出，所有这些问题与关切已经让中国股市自2021年2月的市值高峰锐减45万亿美元。

杰富瑞集团的达比认为中国的科技股看起来也有吸引人之处，但是科技股的风险-回报率有所上升，反映出“国家安全需求与经济盈利欲望之间的微妙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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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晚舟事件：美中自此迈向全面敌对

来源: 

法广

有消息近传中国与美国关系缓解，中国官方学者鼓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美国总统拜登在即将召开的20国峰会上会见的机会大增。美媒华尔街日报稍早报道称，孟晚舟事件成转折点，美中自此迈向全面敌对。

据中央社报道，被加拿大拘押的华为公司前财务长孟晚舟以及遭中国监禁的两名加国公民在2021年9月25日分别获释，是近年外交上最重要的换囚事件之一，双方政府为此进行了3年秘密交涉。“华尔街日报”（WSJ）说，加拿大警方2018年12月应美国政府司法互助要求，逮捕在温哥华转机的孟晚舟，罪名是就美国对伊朗的制裁令诈骗银行。当时通信业巨头华为即将在同业竞争中胜出，为全球多数大经济体建设5G通讯网络。

时年50岁的孟晚舟被捕以及美国企图将她引渡审判，使她在中国有如烈士，也象征美国对中国这个最为逼近的竞争对手敌意日深。数天之后，中国逮捕加国前外交官康明凯（Michael Kovrig）和商人史佩弗（Michael Kovrig），以作为报复。

华日说，在美、中日益激烈的权力竞争中，这些事件是转折点，使双方竞争由相互提防激化成全面敌意。和上个世纪美国与苏联的冷战不同，逮捕事件反映出美、中相互争夺国际数据流的控制权乃至全球商务的至高地位。

中、美、加3方为营救被捕者所进行的谈判，使得彼此关系紧张。这3方都必须应对各自的安全顾虑以及内部的政治压力，美方力促中国领导人习近平释放两名加国公民，并指他们2人被捕证明了中国漠视国际法。习近平则认为，孟晚舟被捕是美国为阻挡中国进步所再次使出的卑劣技俩。

白宫对此事影响很大，华为是美国争夺对5G控制权的对手，这种无线网络将为世界各地的装置传输数据，美国不愿在竞争中落败。美国国家安全官员早就认为，华为对美国构成了危险，它正为中国建立一个可用来监视全世界的架构，而其他国家认为这种危险可以处理。

美国网络间谍2009年曾渗透华为内部网络进行了解，使联邦调查局（FBI）情报分析人员担心，华为可能使用相同的网络进行情报侦搜，并将此报告上层。此后国防部官员即劝告全美各电信公司，不要使用华为的设备，国会2012年的调查也得到相同结论。

据该报道，到了前总统特朗普执政时期，华为领先同业似乎到了无法超越的程度，美国情报官员之间流传的一项分析警告，华为在全球5G设备的市占率将达到80%。

美国国家安全官员担心，这将使中国手握监视工具，可搜集各种机密，从核电厂的设计图到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的军事计划不等。

据该报道，美国现任总统拜登2021年1月就职后，习近平认为孟晚舟案是中、美修复关系的障碍，同时中国已展现出有对抗西方挑衅的足够决心，于是指示副外长谢锋，设法结束这个僵局。美国副国务卿雪蔓（Wendy Sherman）2021年7月在天津与中国官员会谈时说，只要孟晚舟能与美国检方达成和解，国务院不会阻挡她的回家之路，而这正是谢锋希望获得的保证，这为双方换囚铺平了道路。

据中央社，这件事之后，华为也确定被逐出欧洲和北美大部分5G网络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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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防卫大转变 或寻求敌国境内导弹发射"斩首"

来源: 

法广

为了修改《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3份安保相关文件，日本政府正在就力争购买多种长射程导弹等，以具备在对方疆域内阻止导弹发射的对敌基地攻击能力（反击能力）展开正式讨论。中国的军备扩张等安保环境的剧变是背后原因。与基于《宪法》第九条的基本方针“专守防卫”的一致性，以及如何认定对方国家在哪个时间点上“着手”发动攻击将是焦点。

据共同社今天分析报道，日本就具备反击能力展开正式讨论。以往日本一直坚持美军为“矛”、自卫队为“盾”的职责分工。如果拥有了上述能力，那么就不只是遭到攻击时的应对，而是会寻求保持攻击能力，这意味着防卫政策的重大转变。

据该报道，促使政府开展讨论的契机是日益严峻的安保环境。中国拥有总数超过2000枚的中程导弹。除了变轨和高超音速技术不断进步外，同时发射多枚导弹的“饱和攻击”也被普遍认为难以应对。朝鲜也在加快核与导弹开发。自民党认为具备能瞄准对方国家指挥调度职能的攻击能力可以成为威慑力使对方放弃进攻。

围绕与“专守防卫”的关系，1956年政府曾发表见解称，仅在日本面临紧急非法侵害且无其他手段的情况下，在法理上属于自卫的范围。然而，鉴于专守防卫规定“保持的防卫力也必须是自卫所需的必要最低限度”，因此对若攻击手段及对象范围扩大则可能导致该规定崩溃变质的担忧根深蒂固。

据共同社说，政府还解释称，即使是在遭到攻击之前，若能认定敌国已经着手攻击，就可以发动攻击。不过要判断在哪个时间点上着手攻击十分困难。如果判断有误，恐变成违反国际法的“先发制人攻击”，因此获得情报收集能力也将是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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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有8名欧洲议会议员访台 预定11月1日抵达

在中共20大落幕后地缘政治不确定性再度浮现的状况下，8名欧洲议会议员预定11月1日抵达台湾访问，其中2名议员去年就曾受到北京制裁。

在代表团成员中，欧洲议会对中关系代表团团长包瑞翰（Reinhard Bütikofer）以及荷兰议员史卓玛（Sjoerd Sjoerdsma），早在去年初就因支持新疆人权议题被列入北京的制裁名单。

包瑞翰告诉美国政治新闻网站Politico欧洲版：“这将是一趟有非常实际目标的访问。我们从台湾回来之后，将更清楚了解双方的立法机构需要做些什麽。在我们实现目标之前，我们将持续不懈地努力。”

中央社引述说：“外交部表示，访团将晋见总统蔡英文、会晤行政院长苏贞昌、立法院长游锡堃、外交部长吴钊燮等，并探讨深化台欧在经贸投资、高科技产业、供应链安全等领域的合作。”

台湾中华民国外交部发布新闻稿指出，“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Inter-Parliamentary Alliance on China，IPAC）是由全球五大洲各国国会及欧洲议会成员共同倡议，在2020年6月所组成的民主联盟，此次是IPAC首度组团正式访台。

台湾中华民国外交部表示，中国在8月以美国联邦众议院议长裴洛西（Nancy Pelosi）访台为借口，对台发动侵略性的联合军演威胁后，IPAC于9月在美国华府举行大会，发表共同声明予以强烈谴责，并宣示将致力推动国会议员访台，力抗中国政治及军事胁迫。

台湾中华民国外交部指出，这是继法、德国会访团及欧洲议会副议长访团后，另一欧洲重要跨国访团以实际行动展现对台湾的坚定支持，外交部对此表示感谢。

来访的8位议员来自德国、比利时、捷克、荷兰、科索沃、英国及乌克兰。

from RFI https://www.rfi.fr/cn/%E6%AC%A7%E6%B4%B2/20221031-%E5%86%8D%E6%9C%898%E5%90%8D%E6%AC%A7%E6%B4%B2%E8%AE%AE%E4%BC%9A%E8%AE%AE%E5%91%98%E8%AE%BF%E5%8F%B0-%E9%A2%84%E5%AE%9A11%E6%9C%881%E6%97%A5%E6%8A%B5%E8%BE%BE

强化与中国对抗 美国要在澳大利亚部署B-52

来源: 

法广

在与中国的紧张局势加剧之际，一位知情人士周一表示，美国计划向澳大利亚北部的一个空军基地部署多达6架具有核能力的B-52轰炸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周一的例行简报会上被问及评论时说，国家间的国防和安全合作不应针对第三方。

据路透社今天引述消息说，美国计划在澳大利亚北部部署B-52。有消息人士说，B-52轰炸机的专用设施将设在澳大利亚北领地首府达尔文以南约300公里（190英里）的澳大利亚皇家空军偏远的廷达尔基地。

澳大利亚广播公司的四个角落节目首先报道了这一发展，并引用了美国文件。而且，澳大利亚总理安东尼·阿尔巴尼斯（Anthony Albanese）表示，澳大利亚“不时地”与美国就防务联盟进行接触。澳总理在媒体会议上说：“当然，美国对包括在达尔文在内的澳大利亚也有访问，当然还有美国海军陆战队轮流驻扎在那里。”

澳大利亚北领地已经与美国频繁开展军事合作。数以千计的美国海军陆战队每年轮流在该地区进行训练和联合演习，这是在巴拉克·奥巴马总统的领导下开始的。

澳大利亚国防部长理查德马勒斯的办公室拒绝置评。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周一的例行简报会上被问及评论时说，国家间的国防和安全合作不应针对第三方。但中国批评，美方有关做法加剧了地区紧张局势，严重破坏了地区和平稳定，可能引发地区军备竞赛。赵立坚称，“中方敦促有关各方摒弃旧的冷战零和思维和狭隘的地缘政治观念，多做有利于地区和平稳定、增进互信的事。”

据路透社，去年，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达成了一项安全协议，将为澳大利亚提供部署核动力潜艇的技术，这激怒了中国。

据华盛顿特区新美国人中心的高级研究员贝卡·瓦瑟（Becca Wasser）表示，随着对中国武力袭击台湾的担忧与日俱增，在澳大利亚部署作战范围约为14,000公里的B-52应该是对北京的警告。

此前今年稍早，美国向位于美国西太平洋岛屿领土关岛的安徒生空军基地部署了四架B-52。

from 博谈网 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2210/%E5%BC%BA%E5%8C%96%E4%B8%8E%E4%B8%AD%E5%9B%BD%E5%AF%B9%E6%8A%97%7C%E7%BE%8E%E5%9B%BD%E8%A6%81%E5%9C%A8%E6%BE%B3%E5%A4%A7%E5%88%A9%E4%BA%9A%E9%83%A8%E7%BD%B2b%7C52.html

二十大后各地供销社快速崛起 北京供销总社招公务员要求严

中共二十大后，中国各地供销社迅速崛起。上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发布招聘公务员通告。据报，中国农村5万个供销社已经启动。农产品的收购与销售将由供销社完成。

近期，中国正在加快恢复供销社系统，所需人员大大超出预料。不久前，湖北媒体披露，该省已恢复重建基层供销社达一千三百多个，基本覆盖全省乡镇。其中，供销社社员人数超过四十五万。

就在中共二十届一中全会上周日（23日）闭幕的次日，中国政府网站发布消息，中央公务员主管部门发布了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3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公告，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计划考试录用机关工作人员，并欢迎优秀青年踊跃报考。

对此，苏州中学前团委书记、该校教师潘露本周一对自由亚洲电台说，三十多年前的供销社重新出现，绝非偶然：“就在二十大结束后，李克强总理尴尬的签署了鼓励发展个体工商业的国务院行政令。但是，我已经悲观预见到，不久的未来，作为邓小平改革开放标志的市场经济将逐步衰退，让位给死灰复燃的计划管制经济，按票供应的日子会随之而来，物质匮乏时代离我们过去并不遥远，离我们未来也更近了。”

根据招聘条件，报考供销社除了要提供大专以上学历证明，或基层工作者提供过往工作经验证明等，还需要经过笔试、面试等审核。

资深媒体人雷歌接受本台采访时说：“它是习近平对中国发展战略构想中的有机组成部分。习一心要走所谓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与美国式的现代西方文明主流相对抗，这就受到欧美社会的围堵和封锁。这是中国最近五年来面对严酷的现实。”

集体所有制供销社系统庞大

记者所见，浙江、广东、湖州、江苏、河北、安徽、四川及贵州等地政府均微博发布招聘广告。网民“刀兄”留言：“收到猎头电话，大意是堪比好几个阿里（阿里巴巴）的全国供销系统，招聘市场CEO，工资比房地产行业高。最近怎么多了供销社，这可是我们10岁的时候经历的事。”

另有网民留言，称明年供销社要招聘几十万名售货员，要求本科以上学历，部分岗位要研究生，事业单位编制。“吕端遇事”写道，供销社绝对是计划经济的产物、诞生于物资极度匮乏的年代，活跃城乡物资交流是其使命。

供销社在计划经济年代发挥作用

时事评论人士雷歌认为，中共二十大报告显示中国正在回到闭关锁国的年代，在此情况下，当局必须要做准备工作。他对本台说：“在闭关锁国的状态下，供销社就会发挥作用。供销社是计划经济的产物、国营经济的一部分，它主要的服务对象是农村的农民。最近五年，全国恢复一万多家基层供销社，目前全国有三万多家供销社覆盖全国95%以上的乡镇。”

对农产品统购统销可掌控农民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二十大报告中三次提到改革开放，其中两次是回顾，一次是面对未来。雷歌说：“他现在一心一意要重返经典社会主义模式，整个国家计划财政不断加强，就要靠统购统销的供销社来支撑。供销社虽然是老旧的玩意儿，但是重新使用，他也在利用现在的互联网科技发展成果。到了战时或紧急状态下，整个供销网络就会在乡村地区冒出来。”

熟悉中国供销系统的雷歌认为，和现代中国城市比较，居住在乡村的农民一盘散沙，难以管理，供销社的建立有助于政府通过对农产品实行统一收购和销售，掌控农民。

据官媒介绍，供销社试点工作自2021年7月正式开始，为期两年，随后全面普及。

记者：古亭    责编：陈美华 许书婷    网编：瑞哲

from RFA https://www.rfa.org/mandarin/yataibaodao/jingmao/gt-10312022013432.html

《1942》和《2022》

导演冯小刚清空微博，昨天我把《1942》重看了一遍。这也是他最看重的一部。昨晚，郑州富士康两万人大逃亡，翻越围墙走上高速。人们借着高速灯光，徒步返乡，随身细软只有行李箱、背包挎包，还有手提袋。一眼望过去，便知道起程时一定连滚带爬。

《1942》开篇第一幕，讲述饥民抢劫地主，还死了人。一顿包饭过后，地主和长工一道踏上逃荒之路。可见若非万不得已，没人愿意徒步逃亡，那么问题来了，郑州富士康究竟发生了什么，才让这些工人出此下策。

个中原因，怕是无从得知了。《1942》第二幕，多了一条线索，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只身前往河南，拍到狗吃人的照片，想办法呈给了蒋委员长。富士康大逃亡，不会有什么时代周刊了，而是在停运潮之下，列车途径河南，也得把窗帘拉上，以做到物理禁评。

大逃亡的视频，此刻仍在互联网上疯传，点赞转发评论三连，每一秒都在增加。而我并不想感叹互联网伟大，说什么时隔80年，苦难更容易被看见。我们恰恰要警惕，互联网的高效，会让一件事急转直下。这些视频删是删不过来了，大概率会被包装成“资本无情”的模样，让每一个惊弓之鸟破口大骂，去声讨富士康。

冯小刚清空微博之际，特斯拉的老板Elon Musk买下推特，搞出个大新闻。马斯克说，剥削来自权利，而非资本。150多年前，马克思曾说，一切剥削来自资本。马克思作为伟大导师，他说的一定有道理。马斯克贵为世界首富，依然害怕权利剥削他。他俩都是老马家人，谁说的对，我说不好。

不如回到电影。《1942》第三幕，蒋委员长为了争取战后世界格局的谈判资格，要跟日本人在河南拉开架势干一场。在此之前，他要先解决救灾问题，于是前往陕西，以民族存亡之大义，动员富商张钫捐出一半家产，好让宣传部门拿去做文章，以筹得更多钱款。

同样是顾全大局，为了助力共同富裕，一年前，腾讯阿里相继拿出1000亿做公益项目。再早些时候，蚂蚁金服上市受挫，滴滴被迫退市，新东方执行双减……我同意，一切剥削来自资本，我更同意，一切为了人民的利益。成年人嘛，讲话要留退路，一语双关，进退不难。

有人看到资本无情，而我看到资本正在瓦解。富士康工人逃亡沿途，当地人设下补给点，泡面饮用水解囊相授。他们在纸箱旁立上牌子，写着“富士康返乡人员补给点”，更有挂横幅的，“欢迎富士康的孩子们回家”。每一次遇到苦难，我们最先发现的，永远是温暖。看过一大堆视频之后，我也差点淹没在泪水里。

这一次逃亡，他们还被冠以“富士康”之名，当“无情的富士康”被打倒之后呢，下一次逃亡，我们将被如何称呼。

防疫三年，大大小小的共同体成片瓦解，而他们瓦解的过程中，时刻伴随着我们的谩骂声。等有一天，当资本捏合的共同体瓦解殆尽，当你我生活在流沙一样的社会里，或许才能发现，究竟谁无情。

尽管公众号被封，我依然无法当做什么都没发生，因为富士康那些年轻人，与我年纪相仿。就在前些天，他们还是社会脊梁，此时却变成了救济对象。相比泡面白水，他们更需要交通工具；相比衣食无忧，他们更需要毫无恐惧。他们将陆续返回家乡，和五十多岁的父母团聚，从一个共同体，抵达另一个共同体。

2022.10.30

from Matters | 熱議 https://matters.news/@L8341/1942-%E5%92%8C-2022-bafyreibkt5lr6qedmaorfp42z54vttey4qhpgdy5ng476dkwocpbvzvpmm

王军涛 : 新一届中共政治局常委更像习的"军机处"

中共二十大闭幕 习近平不出预期进入第三任期，如何看中共新一届政治局常委班子的组成，习近平在权力得到空前巩固的第三个任期会有怎样的施政？ 是否会在任内解决台湾问题？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王军涛先生接受本台电话采访

首先您能谈谈对于周日揭晓的新一届中国政治局常委班子的看法？您对这一结果感到意外吗？您怎么看这一常委的组成？

王军涛： 既意外，也不意外，因为在前几个月，大家都在谈“习下李上”，还有谈习近平好像遇到了很大的困难。那时我就说习近平没有多大困难，习近平是可以掌控二十大的。我一直是觉得习近平在掌控二十大情况下，他会给别人留多少面子，或者说给曾经的别的派系比如江泽民、胡锦涛留多少面子，把他们的多少人留在里面。这个结果出来我不意外，就是习近平的掌控，我也有点意外，就是习原来人家说他裸奔，不穿衣服，他这次是连尿布都不要了，连遮羞布都不要了，这点还是让我有点意外。

其实我再想一想，反正习近平这样做有两个考量。一个在于安全，他现在不再敢让不是他的人留在身边，当然赵乐际和王沪宁还不是他的人，因为他需要的是那种愚忠式的人物，这两个人（对他的忠诚）还是有条件的，那怕现在对他是认同但还是有条件的，不会是愚忠，因为毕竟做过别的派系，但是习要他的这个班子里大多数人是愚忠。

第二，我觉得他可能要做一些大的事情，而这些事情现在一般的人不会赞同他，所以他需要一个比较强有力的军机处的班子。其实这个常委我们都知道就是给习干活的，今天还有人再讨论，说这个人会干什么？那个人会干什么， 我觉得现在这些都不重要，现在只要知道习脑子里再想什么就行，这些人是会完全按照习的意思去做。担任军机处和军机处也不一样，再康熙雍正乾隆时，这几个皇帝时自己直接管事，军机处就是协助他们办理事情。所以我觉得以后这个政治局和常委就更像是协助习近平处理实际事务的。

在这一权力架构下，习近平的第三任期是否非常稳固？

王军涛：那肯定是非常稳定的，但不稳定的情况是什么呢？我们搞政治社会研究的知道，权力核心这一块即谁下谁上现在习近平是掌控了， 但是政治社会中的第二块和第三块（没有）。第三块就是大众这一块，现在再专制体制中，实际上大众是没有什么偏好的，但是在一些大事件发生、发生大的权力斗争的时候，大众才能有机会表态，但是最主要的是中间这一块，就是我们所说的官产学三界，还有包括党政干部、经济技术官僚、企业家等从事经济活动的国有企业的这些老总啊，因为他们跟一般党政干部不一样，还有就是知识分子，包括搞文化的…，我觉得他们对习实际上是采取一种敌视态度，对习感到愤怒已极。所以从这个角度看，习又是坐的不稳的。他坐在了一个火山口上，这个火山现在是压得住，但到底什么时候火山爆发？比如说这个火山爆发，他可能还能压得住，他现在有一点像手里有八个锅盖，现在如果有五个锅沸腾，他可以压，但如果十个锅要沸腾了，八个锅盖就压不住了。我是觉得这是有可能的，一旦中国比如经济继续滑坡，或者出现军事战败等其它一些因素出现的话，都会导致习近平的崩盘。

您对于二十大闭幕式上胡锦涛被请离会场的这个极为罕见的意外怎么看？是一个意外，还是像有些分析所说的是实际上是一个事先安排？

王军涛：我觉得应该是一个意外，因为我自己就在共青团十大的时候，我是做过主席团成员，我也做过一天的执行主席。实际上这些主席团成员或主席并不真的讨论事情。所有当天的事情都是有议程送到手里， 每个人坐在什么地方都是告诉你的，桌子上有牌位，你是不应该坐错的，所以那一天胡锦涛如果没有他的牌位，我们先假定说有，他进来后中间出现他必须要离场的话，那我们就可以做很多的想象，为什么会这样。还有一个就是如果没有他的牌位，他是怎么进来的。所以我说这一件事情现在已经被人讨论了那么多的可能，我现在没有足够的（证据）说哪种可能性对，不过这件事情不管你怎么解读，它就是一个叫做过去的现象，实际上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象征，他象征着一个时代已经落幕了。就是胡锦涛这样被能出去，你说他是被请出去的，还是被驾出去的，总之，这个时代已经被习近平给结束了，现在中国马上要进入一个新的时期了。

您对习近平的第三任期对内对外的作为有怎样的预期？

王军涛：习近平在第三任期要大干一番事情，我们看一个政治家我们要看两个，第一他要干什么，第二他怎么去干。那么他要干什么呢？我觉得大家可以看看发改委的网站上，习近平提出了新理念，这个新理念他已经在他的多次讲话中说得很清楚，就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旗，这个其实是要延承毛泽东、邓小平和胡锦涛等，就是要走中国自己的路。再一个就是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这是习近平的。 新时期和过去有什么不同呢？就是毛时期要打天下，邓小平要实现小康社会、脱贫，他现在说在中国脱贫已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现在要实现现代化，在实现现代化的时候，他要对邓小平的一些东西进行更改，这时候他提出了很多东西，那么在发改委网站上在经济和社会的政策的改革你可以看到，但其它方面的改革就很难说了，比如说他可能还在进行之中，这个简单说，他就是想让中国的经济用创新驱动的高质量的发展，这就意味着两个方面的整顿。

第一方面要对产业结构进行调整，就是向房地产这样的都要进行打压，而要扶持那些真正的、能使中国产业升级到高精尖技术生产的东西。第二要对企业进行大规模的整肃。其实我们过去在讲民企坍塌的时候，我们有一个概念，习近平是国进民退，他事实上是国进民退，但你可以看到，曹德旺的福耀，还有像宁德时代、任正非的华为，他们还继续得到扶持，甚至为了任正非的华为在美国解套，他不惜动用国家资源、最高层资源，你就知道他希望的企业其实就是要像日本和德国的企业，而不是像美国这种企业。你看实际上美国的制造业已经空了，而中国制造业，从汪洋“腾笼换鸟”开始，中国已经意识到产值到了一定程度时，中国产业要升级时，一些落后的要甩到东南亚去。比如中国在产业发展的时候，台湾和日本产业就升级了，升到了高精尖的制造，台湾的芯片产业就是这么起来的。习近平现在就是打的这个主意。这实际上是一大块了，整个有一个规划，在中央有一个大跃进式的计划。

这讲的是他要干什么，那他怎么干呢？我觉得他现在要建立独裁，他就是要想做这个事情。有些人可能会说，那不是很好吗听起来？问题就是这是个空头支票，20世纪的独裁者，无论是法西斯也罢共产主义也罢，这些强人登台的时候脑子里都有一个改变社会的规划，因为这种规划不接地气、不接地气反应在两条：一不通人性，二不符合社会经济发展规律，这样就会一败涂地，当他一败涂地时就会留下一地鸡毛、满目疮痍，这时就没有人关心他当初想做什么。大家都关心他的手段。这种手段就是极权的、专制的、暴力的手段。所以我自己在读二十大报告的时候，我要撇开他要干什么，说他的那个东西注定要失败，我们今天谈它也没有什么意义。那习近平的手段是让每个人都会见到，中国马上就会要血雨腥风。其实在胡锦涛退场的这个事情是一个挺大的隐喻，这个隐喻就象征着未来要把一个旧时代清除掉，要开始一个新时代，包括对企业也罢、对社会也罢、对这个社会各个方面的精英也罢，凡是不符合他的这种干干净净发展理念的，他都要进行大规模的整肃。

在对外呢？在外交上与他之前 的两任相比会有怎样的变化？

王军涛：我们看外交的话，一般看三条吧 。有两条他说出来了，有一条他没有说出来。第一条就是要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实际上是和他国内做好自身有关系，你可以看出军队他有一个27年 35年到49年的这个三步发展规划，在其它方面，中国的经济发展他给了两个阶段，一个是35年，一个是49年，最后一个49年要实现中国第二个百年，就是到20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一百周年，中国要打造出一个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是他说的。第二就是“一带一路“，他在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时的基础、经济基础实际上就是“一带一路”。其实共产党的领导人就是蛮相信这些经济发展先行，然后社会等各个方面建设随后。他要 打造“一带一路”其实就是形成了一个新的经济格局，这个格局上再打造出人类命运共同体。那当然这时我还有一个第三点，就是他没有说出来的，他如果说出来这个第三点，全世界都会不高兴，包括第三世界，这个第三点就是这时会形成一个新的全球地缘政治体系，这才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要义，就是说，当整个经济分工是以中国为中心，就是这个国家出港口、那个国家出资源等等，在这时你就会发现，中国就真的成了一个世界地缘政治的中心。这是他的一个想法，而且这时你就知道为什么他急于要升级中国的产业。你可以看出来，在深港澳大湾区有一个改革开放先行区，那里提了好多政策和方案，还有他扶植的一些企业，上万家创新型企业，瞄准世界最先进的行业和领域的产品进行开发，他想做这些。那如果这样的话，中国就成了名副其实的一个世界的中心 ，所以我觉得对外他有条不紊地做这些事情，当然了他现在在做包括军队地武器升级，他为什么要打造航母？有人总是做是为了解放台湾，其实解放台湾用不了航母，台湾离得很近，但是他肯定要打造像核动力航母，这样他实际是向全世界投放自己的兵力用的。

在对美关系、包括您谈到的台湾，即舆论关注的习近平是否会在第三任期解决台湾问题，您怎么看？

王军涛：我觉得不会，刚才我在对明镜（采访）讨论中国军委人事安排时，谈到一个72岁的和一个60多岁的，都是已经超龄的两个人在任军委副主席是 ，我就觉得他现在不是要打台湾，现在这两个人的安排都是为稳定军队结构，军队现在首要任务是转型和升级，军队的指挥体系和组织体系要转型，其技术装备要升级，台湾我估计他将来会采取逼和的方式，就是说，如果他现在打台湾的话，马上就会面临全世界的制裁，他的强军的在军事武器装备上升级就会面临很大的困难，他现在就有很多困难，比如像芯片等，现在如果他还在和美国周旋，他还可以做些事情，因为毕竟现在美国服役的武器都是里根时代的，那是的芯片肯定还不如中国现在的，中国现在生产能力还可以升级武器到美国现有武器。当然美国下一代武器最快在2030年部署，所以美国认为从现在开始到2030年是美国最危险的时候，他的旧的武器在退出服役，但新一代的针对中国的在新技术开发的武器最早在2030年才开始部署，所以这时候美国就很担心中国会去打台湾。可是我觉得习近平的相法是不会想（打），因为他的军队是要在全球打造一个体系，要和他的经济发展、包括“一带一路”的规划能够相称的话，其实是要有一个有条不紊的布局，如果他现在要打台湾的话，就像是、我忘了是戴旭还是谁，就是提“留岛不留人”的军队鹰派降临说过的话， 他原来是坚决主张打台湾的，但现在说，如果现在打，就会影响习主席的中国复兴的这样一个计划，所以我想他现在不会去动台湾，在目前情况下，他还是想争取在美国全面制裁落地之前，中国能够尽量更多地强占一些空间、强占出一些自己地发展空间，能绕过美国的军事技术制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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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二共識」三十週年：「一中各表」下的和平紅利和窄化後的「一國一制」之憂

1992年10月末，台灣海峽交流基金會與中國海峽兩岸關係協會在香港舉行歷史性會談，這次會談達成的我共識， 也就是後來廣為熟知的「九二共識」， 過去三十年一直是兩岸關係中最熱門的政治術語之一。

但如今，對於「九二共識」的內涵， 海峽兩岸卻是漸行漸遠，大陸視其為雙方溝通的基石，但台灣民進黨政府不承認「九二共識」，兩岸關係劍拔弩張。政治學者對BBC指出，即便「九二共識」過去給雙方帶來了一些和平紅利，但未來已經沒有發揮的空間。

分歧與紅利

實際上， 「九二共識」一詞並非出現在兩岸1992年香港會談後，而是由台灣前陸委會主委蘇起在2000年提出，他為重新包裝「一中各表」自創了這個新名詞，其內涵是「一個中國，各自表述」。

對於「九二共識」的內涵，大陸和台灣認知不同。

根據中國大陸的說法，台灣海基會在香港提出的第8種表述方案是雙方接受的共識內容，即「在海峽兩岸謀求國家統一的過程中，雙方雖均堅持一個中國之原則，但對一個中國的涵義，認知各有不同。惟鑒於兩岸民間交流日益頻繁，為保障兩岸人民權益，對於文書查證，應加以妥善解決。」 海基會代表還建議「以口頭聲明方式各自表述」。

但近年來，中國方面的表述越來越強調「一中」。中國稱，「九二共識」的核心意涵是，「海峽兩岸同屬一個中國，共同努力謀求國家統一」。

在台灣，國民黨和民進黨對「九二共識」也有分歧。

國民黨一直以來的說法是，九二共識即「一中各表」，「一個中國，各自表述」。不過今年6月，國民黨主席朱立倫在美國受訪又稱，「九二共識」是「沒有共識的共識」。

「九二共識」一直被大陸視作與兩岸關係發展的政治基礎。在共產黨和國民黨對「九二共識」的一致認同下，兩岸實現了更加緊密的經濟文化交流與合作。2008年，兩岸海、空運直航、直接通郵，實現「大三通」；2010年，雙方簽訂《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框架協議》；2015年，中國領導人習近平和時任台灣總統馬英九在新加坡舉行歷史性會晤，這是1949年來雙方最高領導人的首次會面。

台灣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助理教授黃兆年認為，作為2000年才提出的政治詞匯，「九二共識」是一種政治論述工具，它的意義在於提供了國共兩黨合作的基礎，帶來了一些和平紅利。

「雖然2000年後是民進黨執政，可是國民黨仍然跟共產黨跟之間保持交流跟合作； 2008年馬英九上台後一系列的經濟合作，如ECFA（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以及後來所謂的服貿協議、馬習會，其實某種程度上都是共產黨跟國民黨在所謂的『九二共識』的基礎上建構出來的，」黃兆年說。 「兩岸之間的和平紅利，或者說經濟的交流跟合作，可以說是『九二共識』的基礎之上發展而來的。」

不過兩岸服貿協議要求雙方互相開放特定服務業市場，引起島內很多人擔心。 他們認為， 與中國大陸建立密切的經濟聯繫，會損害台灣自身經濟，並且加深中國在台灣的影響力。2014年， 在台灣立法院中，主持會議的國民黨立法委員強行通過協議審查，質疑者認為是黑箱作業，引爆太陽花學運。

「這個和平紅利其實是很有問題的，我們可以說它其實變成了跨海峽政商集團的和平紅利了，它距離台灣的民意是遙遠的，甚至是背離的，這從太陽花學運就可以看出來，」黃兆年說。

2016年，民進黨領導人蔡英文當選台灣總統後始終不接受「九二共識」， 讓兩岸關係陷入僵局。

近年來，兩岸關係更加惡化。今年8月，在中國的警告聲中，美國眾議院議長佩洛西訪問台灣。中國人民解放軍隨即在環繞台灣島的六個海域進行實彈軍事演習。

「九二共識」與「一國兩制」

近年來，「九二共識」的內涵似乎也在演變。2019年初，中國領導人習近平在《告台灣同胞書》發表40週年紀念會上發表講話。他以「九二共識」基底，再提「一國兩制」。

習近平稱，70年來，推動兩岸雙方在一個中國原則基礎上達成「海峽兩岸同屬一個中國，共同努力謀求國家統一的「九二共識」，而「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是實現國家統一的最佳方式。

台灣師範大學政治學研究所教授范世平認為，習近平的提法幾乎將「九二共識」與「一國兩制」畫等號。

「凖確來說，『九二共識』就是一個中國，兩岸要共謀統一，統一的模式就是『一國兩制』，」范世平對BBC解讀習近平的說法，「過去從國民黨的角度來看，『九二共識』就是一個中國，然後各自表述，但習近平把『九二共識』詮釋為『一國兩制』，一國當然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沒有所謂的各自表述空間。」

黃兆年則指出，2018年台灣九合一選舉中國民黨韓國瑜大勝，民進黨整體處於一種比較低迷的狀態，而2019年習近平的講話「讓民進黨撿到槍」。

「習近平提了『一國兩制』台灣方案，然後蔡英文就很直白地去回應，讓台灣民眾恍然大悟，』九二共識『是沒有共識的，北京其實是沒有』一中各表『的空間的。」黃兆年說。

「九二共識」的未來

根據台灣近年的民調，反對「九二共識」的民意仍在上升。

台灣陸委會2021年民調顯示，多數台灣民意反對中共「一中原則」和「九二共識」、推進統一及粉碎台獨等立場（76.1%）；近9成不贊成其對台主張「一國兩制」（89.2%）、持續以武力威脅台灣（88.7%）。而2019年陸委會民調顯示，74.3%的民眾不接受中國大陸「一個中國原則」的「九二共識」。

范世平認為，「九二共識」在台灣的影響力每況愈下，是因為習近平將「九二共識」窄化為「一國兩制」。台灣接受「九二共識」的民調一直往下走，因為香港在「一國兩制」之後，因為香港國安法，香港已經變成了「一國一制」。

「過去中國大陸是拿香港跟澳門來做一個等於說告訴台灣人『一國兩制』是可行的，是有保障的。現在對於台灣人來說，『一國兩制』也沒有什麼賣點。」

黃兆年則認為，從台灣民意和地緣政治兩方面看，「九二共識」都已經沒有發揮的空間。

「現在美國跟中國之間在爭霸，不只是在安全上，也在經濟跟科技上。安全上，我們面對一個有武力威脅的這個敵對陣營，台灣必須要強大自己，然後跟美國在一起。經濟上，美中之間針鋒相對，台灣為了要確保自己的經濟自主性和政治自主性，也必須和美國合作，已經沒有不選邊站的空間，不能夠『安全靠美國，經濟靠中國』，」黃兆年分析。

from BBC中文 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chinese-news-63397718

首尔万圣节踩踏事故已致154人死亡 尹锡悦宣布韩国进入全国哀悼期

万圣节前夕，韩国首尔龙山区梨泰院当地时间29日晚发生大规模踩踏事故。据韩国首尔警察厅30日统计，截至当天下午5时30分，事故造成154人遇难，其中包括来自14个国家的26名外国人，計有5名伊朗人、4名中国人、4名俄罗斯人、2名美国人、2名日本人，法国、澳大利亚、乌兹别克斯坦、挪威等国各1人。据了解，周六晚发生的惨剧规模为韩国踩踏事故之最，这也是2014年造成304人遇难的“世越”号沉船事故之后，韩国丧生人数最多的一起事故。

据韩联社引述首尔警方的消息，踩踏事故发生在路宽4米的小巷里，遇难者中女性为98人，男性为56人。警方已确认153名遇难者身份，并已通报遗属，正在核实剩下的1名遇难者身份。据悉，截至当天下午3时，首尔市政府共接到3757起踩踏相关失踪报告。

韩国总统尹锡悦周日凌晨1时在龙山总统府召开紧急会议，讨论事故应急处置措施，并对全民发表讲话，宣布为踩踏事故进入全国哀悼期。日前赴欧洲出差的首尔市长吴世勋则停止一切行程，当天紧急回国，下午5时40分许前往事故现场并听取了有关事故善后工作的汇报。这一震惊全球的事件发生后，世界多国领导人相继向尹锡悦和韩国人民表示慰问。

美国白宫在事发当天发表了来自拜登总统的慰问声明。拜登表示：“（我的夫人）吉尔和我向在首尔失去亲人的家庭表示最深切的慰问。我们与大韩民国（以下简称韩国）人民一起感到悲痛，并向所有伤者送上我们最好的祝愿，祝他们早日康复。我们两国之间的联盟从未像现在这样具有活力或更为重要——我们人民之间的联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牢固。在这个悲惨的时刻，美国与韩国站在一起。”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周六在推特上发文称，“得知今天在首尔发生的致命踩踏事故，我们感到非常悲痛。我们向遇难者和伤者的家人和朋友，以及正在哀悼这场可怕悲剧的韩国人民致以我们的思念和最深切的慰问。”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亦指，“来自首尔的报道令人心碎。我们想到了所有失去亲人的人，并希望那些伤者能够迅速康复。美国随时准备向韩国提供其所需要的任何支持。”

欧洲方面，英国新任首相苏纳克发推文称，“今晚从首尔传来可怕的消息。在这个非常令人痛心的时刻，我们所有的思绪都与目前正在应对惨剧的人和所有韩国人同在。”法国总统马克龙相继用法语和韩语发推文，向韩国国民和首尔市民表示慰问，并写道“法国将与你们同在”。法国总理博尔内亦跟贴说：“我对首尔发生的可怕悲剧深受触动。我对遇难者、他们的家人和韩国人民表示同情。”

德国总理朔尔茨提出：“我们对在首尔发生的悲惨事故深感震惊。我们对众多遇难者和他们的家人表示同情。这对韩国来说是一个悲哀的日子。德国站在他们身边。”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指出：“对韩国可怕事故中的遇难者的家人和朋友表示最深切的同情。祝愿伤者迅速康复。欧盟与你们站在一起，以示声援。”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也发文说：“我就首尔发生的悲剧向韩国人民和韩国总统尹锡悦表示最深切的慰问。我们与你们一样感到痛苦，并真诚地祝愿所有伤者迅速康复”。乌克兰外长库列巴强调：“即使乌克兰在忍受自己的痛苦，我也对首尔的悲剧深感悲痛。我对那些失去亲人的人表示同情，并祝愿伤者迅速康复。亲爱的韩国朋友，请接受乌克兰最由衷的同情和声援。”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30日通过外务省发表声明，向事故遇难者表示哀悼。岸田文雄称，“在首尔梨泰院发生的惨剧中包括不少年轻人在内的许多人丧失宝贵生命，令人震惊和悲伤。我谨代表日本政府和国民，向事故遇难者致以由衷的哀悼，向遗属表示深切慰问，祝愿伤者早日康复。如此艰难时刻，日本愿与韩国政府和国民团结合作。”

据了解，尹锡悦30日上午在首尔龙山总统室就梨泰院踩踏事故对全民发表讲话，宣布为踩踏事故进入全国哀悼期。尹锡悦表示，此次事故令人惨痛，昨晚首尔中心地区发生了不该发生的惨剧。他为遇难者祈求冥福，祝愿伤者早日康复，还向失去亲人的遗属表达深切慰问。尹锡悦称，作为负责保护国民生命与财产安全的总统，他心情沉重，无比悲伤。

报导提及，尹锡悦指出，韩国政府将为遇难者葬礼提供补助，并启动一切可用的应急医疗体系，为伤员及时提供医疗救助，同时安排公务员提供一对一救济服务。尹锡悦对全民发表讲话后没有接受媒体提问，径直走访梨泰院事故现场。另据韩国总统发言人室消息，尹锡悦指示整个政府部门和公共机关立即降半旗致哀。韩国国务总理韩悳洙周日在参加相关应对会议后介绍称，政府指定30日起到11月5日为全国为期七天的哀悼期，并将首尔龙山区划为特别灾难地区。

报导指，若被划为特别灾难地区，韩国政府会向遇难者遗属提供抚恤金、葬礼费用，为伤者提供治疗费用等援助。据了解，韩国警方正在全面调查事故原因，已大量取得现场监控视频和社交媒体上传的事故现场相关视频，正在分析事故原委。

from RFI https://www.rfi.fr/cn/%E4%B8%93%E6%A0%8F%E6%A3%80%E7%B4%A2/%E8%A6%81%E9%97%BB%E8%A7%A3%E8%AF%B4/20221030-%E9%A6%96%E5%B0%94%E4%B8%87%E5%9C%A3%E8%8A%82%E8%B8%A9%E8%B8%8F%E4%BA%8B%E6%95%85%E9%80%A0%E6%88%90153%E4%BA%BA%E6%AD%BB%E4%BA%A1-%E5%B0%B9%E9%94%A1%E6%82%A6%E5%AE%A3%E5%B8%83%E9%9F%A9%E5%9B%BD%E8%BF%9B%E5%85%A5%E5%85%A8%E5%9B%BD%E5%93%80%E6%82%BC%E6%9C%9F

香港電影審查：三部台灣片被迫撤映，政治紅線是否「回到五十年代」

李澄欣

BBC中文

在香港《國安法》及兩岸緊張關係下，接連三部台灣電影未能通過香港政府審查，引起外界猜測與「台灣主權」問題有關。有學者形容，香港的電影審查機制走回頭路。

原定在香港三個電影節上映的台灣電影《逃跑的人》、《唬爛三小》和《隔離丁尼》，近日分別被港府電影、報刊及物品管理辦事處（電檢處）要求刪減情節，主辦方與導演商議後決定不予放映。

三部電影皆與政治無關，曾文珍執導的紀錄片《逃跑的人》講述越南移工在台灣的故事，《唬爛三小》是金馬獎導演黃信堯2005年關於友情的紀錄片，《隔離丁尼》則是新晉導演呂柏勳、莊翔安及林亞佑的作品，探討疫情下的生活巨變。

上述作品原定會在香港「獨立短片及影像媒體節」（ifva）主辦的「影像無國界電影節2022」、熊貓國際電影節及香港亞洲電影節上映，三個主辦方都未公布被要求刪剪的細節。

BBC中文聯絡三部電影的導演，曾文珍未有回覆，黃信堯的經理人稱不便評論，呂柏勳則說不清楚未過審的原因，「片中應該沒有任何敏感的內容，很可惜這部片沒辦法與香港的觀眾見面，希望未來一切都好」。

香港電檢處則回覆BBC中文的查詢表示，不會就個別影片的申請及內容作評論。

根據香港《電影檢查條例》，影片必須事先通過電影檢查，方可在公眾地方上映。在香港《國安法》實施後，港府2021年6月曾修訂電檢條例，規定檢查員評審時須考慮電影是否「不利國家安全」。

涉及「台灣主權」爭議？

上周，《逃跑的人》臉書專頁在一個現已刪除的貼文上透露，當局曾要求修改移工在台灣總統府前凱達格蘭大道的抗爭畫面。而據《香港01》翻查網上流傳的《唬爛三小》影片，當中有部分對白提及「中華民國」、「國軍」、「總統」等，也出現「青天白日滿地紅」旗、軍營等可能有「主權」意味的畫面。

專門研究電影審查的香港浸會大學電影學院副教授吳國坤對BBC中文表示，台灣議題越趨政治敏感，若審查確實與「兩個中國」問題有關，當局有需要清楚交代凖則。他反問：「梁朝偉的《色戒》也是掛中華民國國旗，如果這部戲現在要放映，還可以嗎？」

吳國坤形容，香港電影審查機制走回頭路，猶如「回到上世紀五十年代」。他說當時正值冷戰，國共鬥爭為香港政局帶來不穩，朝鮮戰爭（韓戰）後港英政府更擔心紅色中國影響香港，遂以黑箱作業的方式審查影視作品，禁止部分大陸和台灣電影放映。

他舉例指，1957年大陸導演謝晉執導的體育電影《女籃5號》曾希望在港上映，該片是無關政治的青春勵志片，卻遭到港府禁播，原因是片中出現五星紅旗及中國國歌。「現在是一樣，只不過是禁中華民國旗。」

七十年代香港電影審查機制逐漸開放，甚至可以放映《東方紅》等「文革樣板戲」，反而部分右派電影受審查，如1981年禁播批判「文革」的台灣電影《假如我是真的》和《皇天后土》。

八十年代末港英當局更新電影分級制，加強透明度，1995年正式取消電檢條例內的「破壞本港與其他地區間的友好關係」條文，停止政治審查。

「此後香港的獨立電影和紀錄片百花齊放，政治上無所禁忌，如果被審查都只是因為太暴力或太多粗口。這種自由空間到了2021年就沒有了，只有25年。」吳國坤說。

這次三部台灣片未能過審惹議，但並非香港《國安法》下的頭一遭。去年11月，台灣劇情短片《美豬肉圓》原定在香港平地學生電影節首映，但電檢處要求片方刪剪涉及台灣總統大選造勢晚會的畫面，導演則堅持一刀不剪，電影最終被取消放映。

吳國坤指出，儘管電檢處要求刪剪片段後片方有上訴權利，但有關流程會影響放映安排，加上若是紀錄片，刪減內容會破壞故事結構和完整性。他預料新的審查機制，將對獨立電影、紀錄片和短片造成較大打擊。「有別於商業戲，獨立電影導演是想以電影明志，通常題材比較嚴肅和有社會性，相信電檢處會『打醒精神』去審這些片。」

無所適從的電影人

香港電影工作者總會發言人田啟文接受BBC中文訪問時說，未能掌握這次審查風波的細節，但促請當局交代清晰凖則，以免業界無所適從。「這次是台灣電影，不是香港電影，但這是雙向的，牽涉使用的場景、道具和對白等，也會影響到我們。業界很需要有清晰指引，我們不想拍完才被『溫馨提示』說這些不能用，是浪費我們的時間、創作力和故事結構。」

但他也直言，如果是政治審查，可預料當局不會明確指出會被禁播的元素。「比如中華民國國旗、總統府，他不會跟你說絶對不行，因為如果日後有部主旋律片是講統一台灣，那裏面可能又可以有這些元素。」

兩岸關係緊張，波及香港電影業。香港影業協會9月向會員發信，指地緣政治日益緊張，呼籲欲參與金馬獎的會員「務須三思，以免殃及池魚」。香港特首李家超10月在《施政報告》提出，將資助香港及亞洲團隊合拍電影，據悉合資格申請只包括「中國以外的國家」，而台灣不含在內。

田啟文強調，業界不會為了創作而犯法，但同時不樂見有電影人為了政治正確而揣摩上意，把「注意台灣風險」的思維無限放大。「說要考慮是否與台灣業界合作，甚至延伸到是否去台灣取景，是否用台灣導演和演員，是否考慮台灣市場等等，這樣不斷延伸是不健康的。難道日後你吃台灣水果、去台灣旅行也是不忠誠？（這樣）只會窒礙兩地的交流、市場和經濟。」

from BBC中文 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chinese-news-63437377

维舟 他们经历的，我们也可能经历

如果不知道背景，你可能会以为这是哪个年月的逃荒，但这其实就是这两天，30万富士康工人逃离郑州，步行回乡的场景。

就在几天前，除了一些私下流传的小道消息，外界对郑州疫情仍所知极少，至于富士康工厂里发生了什么，就更不得而知了。

郑州这一波疫情起初只有零星爆出，10月13日起，富士康厂区开始封锁，虽然每天都有人感染，但不得旷工。

富士康对郑州有着非同寻常的重要意义，此前两年多，哪怕疫情最吃紧的时候，据说这家工厂都没有停工过。但这次，可能也正因为了不想停产，阳性就转运，剩下的继续干活，又没做好封闭式管理，终于爆了。

据《飞越梦工厂》记述，在恐慌蔓延之后，工友们开始口口相传，厂子围墙边有一处无人看管的“狗洞”可以钻出去。就这样，在得不到基本生存保障的情况下，人们为了活命而逃离。很多人说，再也不来郑州了。

这些本来就在郑州没有家的年轻人，唯一的退路就是回乡，此时，还是父母那句老话：“儿啊，钱没有挣到没有关系，先回来吧，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10月底的中原大地，已进入初冬，他们依靠着求生本能，朝着家的方向一直走。那是他们支撑他们活下去的希望。

考虑到他们原本每天要在一个狭小的地方遵守严格的生产纪律，这其实是一次骤然降临的瓦解，就好像原本支撑你生活的拱顶突然消失，每个人被迫以最原始的手段自谋生路——他们之所以要徒步回乡，是因为郑州通过各地的所有公共交通均已停运。

工资不要，行李不要，人们只带着最简单的生存装备，靠自己的两条腿离开。有人总结了“默认的逃亡规则”：“走高速、不进村、不进城，不见人，不连累任何人，到所属地界主动联系120报备。”

有个女孩子写道：“走了九个小时，第一次佩服自己的勇气，凌晨踏过河流，走过坟岗，穿过树林。”这恐怕是她出生以来都没有过的经历。只是靠着“老百姓帮老百姓”的底层互助，他们才得以走完了这段漫长的返乡路。

看到这些，很难不动容。这种旅途流利的苦楚，对现代人而言其实是相当陌生的，也因此很自然地唤起人们对1942年逃荒的记忆。尽管如此，这两者之间仍然有着本质差别：那时的逃荒是离弃家园，而这次是重返，当然，那时的饥民还不至于被视为一种外来的威胁，沿途受到各种码的监控。

并不是所有人都同情他们。微博上“沙漠里的经纬线”说：

年初吉林一大学的学生怕感染，哭天喊地，犹如惊恐的小鸡仔；现在富士康的人，害怕感染没人管，不惜徒步走几十上百公里回家，很多评论说累死也比在里面感染强。

两个群体都是二十岁上下的年轻人，谈病毒色变，无论知识的多寡，对病毒的认知出奇一致。

年轻人已经废了。

我想，在同一个行为背后，完全可能存在着相去甚远的各种动机。也许是有年轻人“谈病毒色变”，但更多的人怕的未必是病毒本身，而是出于对身处险境的本能感知。

代入他们的处境想一想，在里面不知道会不会被感染，就算不感染，一天天的连吃喝都不能得到保障，更不清楚接下来情况是否还会恶化，那么在还能走的时候赶紧走，是再正常不过的求生欲。就算你不害怕病毒本身，但一个明摆着的现实是：你留下来，很可能陷入更不利的处境。

批评者忽略了一点：当人们无法免于匮乏和恐惧时，仅仅要求个体“理性坚强”，还鞭挞做不到的人“废了”，这不仅冷酷，而且残忍，因为这根本无视了个体真实、具体的困境。

按理来说，“真实的生活”似乎是最直白无隐的，但实际上，由于种种原因，它却是经常被无视的。也是这几天，在谈到郑州疫情时，有人这样提醒：“抖音是记录美好生活的，不是记录真实生活的。”

正如T.S.艾略特所言：“人类无法承受太多真实。”真实的事物有时令人不快，因为它往往和我们既有的认知不符；但在看到他人的苦难时，重要的可能不是抨击他们，而是先去理解他们为何身陷其中，并设身处地想想他们是否还有更好的选择。

虽然远隔千里，但我很能体会那种滋味，因为河南当下发生的，很像是上海封城时各种场景的重演。郑州人也说，这是郑州最接近上海封城的一次。

我也清楚地知道，现实中人与人之间地域、经历、观念等种种差异，会将我们分离开。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今年春的封城，上海高校在河南滑档，录取分数线降了很多，我甚至还听说了这样的故事：有男生考了590分，本可进上海不错的大学，但被姐姐坚决阻止了，因为她厌恶上海在防疫中表现出来的“买办城市”底色。最终他去了郑州大学。

现实表明，上海人经历的，河南人也可能经历；反过来河南人正在经历的，我们也都有可能会经历。这是需要我们共同面对的时代。

张丰在《就这样沉默地走在中原大地上》中说得对，“几乎中国人要受的苦，河南人都要受一遍，而且河南人往往又是最苦的”，他说：“在这样的逃难场景中，我看到了父母和祖辈的命运，也看到了自己，我没有办法不身临其境。”

常有人说，没办法，等全国都轮一遍就知道了。确实，从某种意义上说，疫情是一次“无知之幕”的全民体验：无论贫富，每个人都清楚地知道，自己即便暂得安宁，但不要心存侥幸，同样的境况完全有可能轮到自己。

不过，说实话，就算这样，我也并不乐观——并不是体会过了，人们就能醒悟过来，产生同样的反思了，毕竟人的观念、性情、经历和处境千差万别，更有甚者，不少人即便在看到他人的苦难之后，也无所触动，只是庆幸没有落到自己头上。

要产生对他人处境的共情，首先要能“看见”：长久以来，我们都习惯了宏大叙事，那势必会遮蔽微弱的个体。德国诗人布莱希特曾说过：“我们只看到聚光灯下，却看不到黑暗中人。”很多人的生活，正是在得不到曝光机会的黑暗之中。

中国人很能忍，即便承受了这些，在时过境迁之后，往往也不愿提起，仿佛那是搅扰自己当下生活的幽灵——“都过去了，说这些还有什么用？”这是人们挂在嘴边的常用语。

但我想说，这些是有意义的。我们要活下来，保存这些记忆，直到我们亲口将它讲述。就像琼·迪迪翁那句名言，“我们为了活着而给自己讲故事”，这些记忆不仅会塑造每个人自己，也会借由这些共同的经历，塑造一群不一样的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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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中止参与黑海谷物出口协议 恐再引爆全球粮食危机

来源: 

法广

俄罗斯宣布将无限期暂停黑海谷物协议后，路透社援引分析师称，预计周一开市，小麦期货价格将会上涨；俄罗斯此举严重打击各方为缓解全球粮食危机所作努力，引起国际社会强烈反应。土耳其呼吁各方避免挑衅行为危及黑海粮食外运机制；联合国秘书长推迟出访行程，“着力应对黑海谷物倡议执行问题”。

俄罗斯周六宣称，“为回应乌克兰使用无人机攻击俄罗斯舰队，俄方中止参与黑海谷物协议。”据俄罗斯国防部的说法，乌克兰周六早上出动16架无人机袭击克里米亚半岛塞瓦堡（Sevastopol）附近的俄罗斯黑海舰队，而英国海军“专家”参与协调这次“恐怖”攻击。

俄罗斯致函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将“无限期”中止黑海谷物协议，因无法按协议“保证民用船只航行的安全”。俄罗斯驻联合国副大使纪柏梁（Dmitry Polyanskiy）在推特写道，俄罗斯要求联合国安理会就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事件召开会议。

俄罗斯中止参与联合国促成的黑海谷物协议，严重打击各方为缓解全球粮食危机所作努力，引起国际社会强烈反应。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表示，俄罗斯中止参与黑海谷物协议，是借加剧人道危机，将粮食武器化。布林肯发布声明称：“俄罗斯破坏这些重要粮食出口的行为，实质上就是昭告世界各地的人们和家庭应为食物支付更多费用，否则就会挨饿。”

欧盟呼吁俄罗斯改变中止参与黑海谷物协议的决定。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在推特上写道：“俄罗斯决定中止参与黑海协议，导致谷物和肥料的主要出口路径面临风险，而这些产品都是乌克兰战争所引发的全球粮食危机所急需要的。”欧盟敦促俄罗斯改变其决定。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也指责俄罗斯正试图在发展中国家制造人为饥荒，他呼吁联合国及二十国集团对莫斯科作出强有力的回应。乌克兰外长库列巴批评俄罗斯以虚假信息为借口，企图封锁粮食走廊。

土耳其国防部周日发表声明，表示已收到俄方关于暂停参与黑海粮食外运协议的信息。土耳其的声明说，根据协议设在伊斯坦布尔的联合协调中心，俄方人员仍在工作，但目前不会有运粮船只离开乌克兰的港口；至于已经抵达伊斯坦布尔的运粮船，联合协调中心将继续进行联合安全检查。

声明并表示，为解决目前问题，土耳其国防部长阿卡尔将继续与有关各方会谈，展开协调工作；土耳其方面认为，粮食外运协议当日得以达成，证明危机可以通过善意与对话解决，呼吁各方避免挑衅行为危及黑海粮食外运机制。

由联合国斡旋的黑海谷物协议允许乌克兰从黑海港口出口粮食作物，目的在避免饥荒以及抑制通货膨胀。

另外，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杜加里克周日发表声明称，古特雷斯对当前黑海谷物倡议的运行状况深表担忧，他决定推迟出访行程，着力应对这一问题。

据古特雷斯上周通过发言人发表的声明，自黑海谷物倡议执行以来，已有超过900万吨谷物和其他粮食产品从乌克兰的三个港口顺利运出。这些粮食的出口在很大程度上有助于小麦及其他大宗粮食商品的价格走低，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的食品价格指数已经连续7个月下降。根据基于世界银行的模型估算，主食价格的降低间接防止了约1亿人陷入极端贫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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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贬成“猫身上的蠕虫” 乌克兰怎么退？

来源: 

上报

俄罗斯对乌克兰八个月久攻不下，俄军便持续攻击乌克兰基础设施，试图利用即将而来的冬季，让出现能源危机的乌克兰人因受不了寒冷而削弱反抗意志，战争就是如此残酷，过去以来，俄军早已多次踩踏人道底线。7月，一段俄罗斯电视谈话节目，主持人直接形容俄罗斯的特别军事行动，就像“兽医从猫身上取出蠕虫”，这就是在把对方“非人化”，一旦不当你是人，杀戮也将肆无忌惮。于是，我们就看到了俄罗斯这样对待乌克兰。

7月19日，乌克兰裔的美国媒体分析师黛维斯（Julia Davis）在推特上贴出一段影片，内容取自俄罗斯黄金时段节目“Solovyov Live”。节目中，主持人和来宾热烈讨论著乌俄战争，并将乌克兰比做兽医在“特别行动中”，从猫身上取出的蠕虫。另一名来宾则称这是一场“圣战”，他把乌克兰国防部长列兹尼科夫描述为“仍然存在的最后一个漏洞”，然后主持人再次强调乌克兰是一个“不存在的国家”。

“Solovyov Live”节目播出后，俄军在占领区强制驱离乌克兰人的消息陆续传出，到了十月，俄军再以飞弹无差别袭击基辅及乌克兰各大城市的非军事区，举世哗然，不解俄罗斯的“不人道下限”何在。至此，普丁只为强占乌克兰土地的目的已再清楚不过。从乌克兰不是一个国家，到乌克兰人是一个漏洞，再到乌克兰人是蠕虫，这或者就是俄罗斯式的“留岛不留人”。

开战至今，许多国家媒体和智库持续关注乌俄关系的变化，各方民调结果可说相当一致，即乌克兰人讨厌俄罗斯人的比例已达到史上新高。例如在国际共和研究所（IRI）五月调查中，乌克兰人对俄罗斯反感的比例有92%，六月，芝加哥大学的民调，显示有97%的乌克兰人要求俄罗斯必须补偿他们的损失。

在这种极度恶感的状态下，试问普丁如何再奢谈“三位一体（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的俄罗斯人”，如何再奢论“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的历史统一”，合体不成，乌克兰人对俄罗斯的恨意恐怕还将代代相传下去。

事实上，今天之前，乌克兰人对俄罗斯人并不存在理所当然的敌视。回溯2004年乌克兰橘色革命，尽管背后指向俄罗斯屡屡介入乌克兰选举，但乌克兰却未曾出现任何反俄运动。到了2008年至2010年间，即便俄罗斯入侵乔治亚，为区域安全带来严重不安，乌克兰人对俄罗斯的看法也没有出现显著恶化，当时甚至仍有八成以上乌克兰人对俄罗斯抱持正面看法。又就算反对俄罗斯侵略乔治亚，乌克兰人也是将“俄罗斯政府”和“俄罗斯人民”区分对待。直到2014年俄罗斯进一步攻打克里米亚，步步进逼乌克兰，这才促成乌克兰人集体翻转，对俄罗斯彻底改观。

我们可以很清楚看到乌克兰人对俄罗斯的观感，走向是愈来愈恶劣，愈来愈糟糕，道理很简单，当然就是起于俄罗斯的军队愈来愈逼近，直到今年的武力入侵，情况不只没有像普丁当初宣称的，乌克兰人都在等着俄罗斯前来解放，而是从原本对俄罗斯人拥有高度好感，到对俄罗斯“政府”渐起嫌恶，再一路延及到对整体俄罗斯的愤恨。过去20多年来，俄罗斯官方对乌克兰人同步发动的舆论战、分化战、渗透战，全都白费工夫。

不过，话说回来，真正的问题在普丁、俄罗斯政府、人民，今天还在乎，或是曾经在乎过乌克兰人对自己的观感吗？以俄罗斯黄金时段的“Solovyov Live”节目内容来看，恐怕为数不少俄罗斯人根本无视乌克兰人有多讨厌他们，也无所谓乌俄关系之所以恶化，正是肇因于俄罗斯对周边国家的武力入侵。因而，他们不只不会质疑普丁对大俄罗斯民族的历史叙事，还会复诵“北约威胁论”，再跟着合理化俄军轰炸乌克兰的残酷手段，最后就是变本加厉，加码把乌克兰人视作“猫身上的蠕虫”。

侵略者将被侵略者“非人化”，到头来只会让人更加无法想象，若对侵略者投降或妥协，被侵略者之后将会遭到什么样的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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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l Mill開放日700人參觀 創辦人稱不會再爭取寛限：嘥時間

【獨媒報導】全港唯一紙包飲品盒回收廠喵坊Mil Mill不獲科技園續租，僅獲延長遷出寬限期至明年6月。喵坊今舉行「招材開放日」，以回收物為「入場費」，讓公眾進入廠房及教育中心參觀，獲逾700人報名。有家長帶孩子到場，望透過認識回收過程教育小朋友保護環境：「本地廢就要本地回收」；有市民發現廠房比想像中小，苦笑「冇諗過政府會因為一塊咁細嘅地，就令到香港唯一回收紙包飲品嘅產業冇咗」。

喵坊創辦人葉文琪表示，即使不能「無縫交接」再設廠，仍不會停止廢物收集，喵坊使命不會因約滿停止。至於會否繼續爭取多於6個月寬限期，他則嘆：「唔得閒同佢哋搞，嘥時間，根本都冇得講。」

創辦人主講「環保分享」 公眾可親手摸紙漿

喵坊今舉辦「招材開放日」，開放廠房及教育中心予公眾參觀，並舉行共4節「環保分享」，由兩位創辦人葉文琪及盧智聰講解如何製成紙漿、過程有何困難、回收業現況、大型機器如何運作等，市民可以回收物為「入場費」內進。《獨媒》記者在場觀察，首兩次分享分別有近百人參與，解說期間不時有人舉手發問，氣氛熱烈。

廠房內設有漂書站，並在打漿機前放有紙漿，讓公眾親手觸摸。現場亦有其他環保機構擺檔，例如負責中醫業回收的「Recyclink HK」及製造再生膠粒的「俊城環保有限公司」等，分別展示碎膠樽過程、塑膠分類方法及再生膠粒種類等。

廠房各處均放有「Mil Mill」紙牌供參觀者「打卡」，教育中心則設有貓咪印章讓公眾自由蓋章。開放日開始不久，有工作人員身穿「幪面超人」服裝現身，吸引不少人合照。

親子觀摩回收過程 盼保留Mil Mill：本地廢要本地回收

王小姐及王先生帶同5歲兒子首次到場參觀，他們指以往有留意喵坊舉辦的公眾參觀，但兒子礙於年齡限制未能入場。王先生表示，平日會教育兒子將廢物帶到「綠在區區」回收，望透過參觀喵坊，從小教育他明白保護環境「係地球上每個人嘅責任，只係大家為咗方便快捷先唔做」。

對於喵坊不獲續租，王小姐感到無奈，認為市民難以理解政府決定，盼政府「肯俾多啲力量，令到佢哋（喵坊）可以繼續營運落去」，「本地廢就要本地回收，唔好令佢哋變成垃圾」。但她亦坦言，相信無法令當局改變心意，不論喵坊結局如何，都會繼續教育小朋友關注環保。

市民每日掛「香港需要Mil Mill」紙牌外出

與朋友一同到場的劉小姐同樣是第一次參觀，她表示廠房比想像中小，苦笑「冇諗過政府會因為一塊咁細嘅地，就令到香港唯一回收紙包飲品嘅產業冇咗」。她續指，自己曾於環保團體工作，認為喵坊的存在證明「香港都有能力做到自己嘅回收板塊」，慨嘆「香港回收業就係要靠呢啲⋯⋯唔講求經濟回報嘅商家去做」。

對於喵坊不獲續租，她認為事件反映政府「對於環保嘅理想全部都係空談」，又指喵坊並非不願搬遷，只是需要更多時間，科技園卻只提供半年寬限期， 做法「不近人情」，質問「政府所謂嘅酌情權去咗邊度？」

劉小姐在背囊上掛上寫有「香港需要HK needs Mil Mill」的紙包飲品盒，她表示自得知喵坊不獲續租後，已將其掛在袋上，每日揹著外出。她嘆在政府的強硬態度下，「呢個係我唯一可以表達聲音嘅方法」，又提到在香港關注環保議題的人一直屬於少數，望略盡綿力引起注意。

開放日不設年齡下限 創辦人：反正做唔得幾多次

喵坊創辦人葉文琪表示，礙於防疫政策，公眾在入場前需網上登記，截至今日已逾700人登記，人數與疫情前舉辦開放日時差距不大。是次開放日不如以往設有最低年齡限制，葉苦笑指：「反正都做唔得幾多次，一家大細大家開心吓，希望大家一齊 keep 住做回收。」

喵坊至今仍進行廢物收集，被問及何時會停收，他表示即使不能「無縫交接」再設廠，仍不會停止收集，「就算冇得處理，我哋都會打包儲存一段時間」，喵坊的使命不會因約滿而停止。惟被問到會否繼續爭取多於6個月寬限期，他則嘆：「唔得閒同佢哋搞，嘥時間，根本都冇得講。」

全港唯一紙包飲品盒回收廠喵坊Mil Mill，今年9月遭科技園拒絕續租，須於年底前搬遷。事件經傳媒曝光後，科技園決定給予6個月的寬限期，形容為「最終方案」。環保署曾提供3幅短期租約土地供喵坊考慮，喵坊直指不合適，環保署並稱，已在屯門環保園成功招標一間大型紙漿廠，預料2025年投產。

from  https://www.inmediahk.net/node/%E4%BF%9D%E8%82%B2/mil-mill%E9%96%8B%E6%94%BE%E6%97%A5700%E4%BA%BA%E5%8F%83%E8%A7%80-%E5%89%B5%E8%BE%A6%E4%BA%BA%E7%A8%B1%E4%B8%8D%E6%9C%83%E5%86%8D%E7%88%AD%E5%8F%96%E5%AF%9B%E9%99%90%EF%BC%9A%E5%98%A5%E6%99%82%E9%96%93

郑州富士康大批工人出逃，为避“清零”在田野公路日夜跋涉

来源:
法广

郑州富士康工厂员工为躲避“清零”正在大批出逃，网上流传的视频显示成群结队的人们带着简单行囊，在公路或田野上暴走...也有视频显示一批“大白”正在阻挡工人的画面。

据路透社今天10月30日消息，中国郑州市匆忙制定一些计划，意图隔离正在逃离的大批富士康员工。当局担心这些农民工返乡后可能引发冠状病毒爆发。

据路透社说，富士康在郑州的大型装配厂位于一个冠状病毒（Covid19）疫情重灾区。富士康的员工们为躲避“清零”已开始大批出逃。

总部设在台湾的苹果手机制造商富士康在郑州有大约30万名工人，但富士康没有披露受感染工人的人数。

根据中国当局极严格的“清零”政策，地方政府被授权迅速采取行动，平息任何疫情，措施可能包括全面封锁。从10月19日开始，富士康禁止在食堂就餐，要求工人在宿舍就餐，但仍保证正常生产。

自10月29日以来，在中国社交媒体上广泛流传的照片和视频显示，富士康的工人们“白天在田野跋涉，晚上在公路上行走”。

路透社说，它无法立即核实这些帖子的真实性。富士康的一位官员在回答路透社的询问时没有立即发表评论。

据社交媒体一条“为富士康工人回家”的帖子显示，附近的居民在主要道路旁边留下了瓶装水和供应品，并贴上了诸如“为了富士康工人回家”的标语，以示支持。

一位微信用户在社交媒体图片的帖子中写道：“他们是逃出工厂的富士康员工，正在步行回家。”并说，“有些人带着行李、毯子和棉被在麦田中行走。我不禁感到悲伤”。

河南省郑州市在截至10月29日的七天内报告了167例本地病例，比之前七天内的97例有所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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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派飞行员为中国同行授课并让中国学生进入英军校学习

来源:
法广

天空新闻10月28日透露，英国国防部曾派遣皇家空军飞行员为中国同行授课，并允许中国学生进入英国军事学院学习。英国工党抨击保守党走出与中国的“黄金时代”过于缓慢，并一再对安全威胁表现淡然。

天空新闻（Sky News）的报道说，多达四名英国前线飞行员参加了2016年在北京举办的“航空英语课程”。据一位消息人士称，所谓的“航空英语课程”用词不当，“谈论的不仅仅是英语”。

至少三名中国公民在英国皇家空军位于林肯郡（Lincolnshire）的克兰威尔（Cranwell）学院接受了基础军官培训。

而“最后一名到英国学习的中国军官被认为是在2019年进入克兰威尔军事学院”。天空新闻说，“那时，英国及其最亲密的盟友、时任总统唐纳德·特朗普领导下的美国，已经对来自中国的安全威胁越来越关注了”。

一位前英国高级军官还告诉天空新闻，他过去知道有一些中国人在斯温顿（Swindon）施里文纳姆联合军种指挥和参谋学院（Staff College at Shrivenham）学习，该学院为来自陆军、海军和空军的高级军事人员提供服务。

这名“消息人士”说：当时的有一个“笑话是，他们（中国人）在那时一直总是在复印机上”。

英国国防部（MoD）一位发言人说，从未向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PLAAF）提供过“快速喷气式飞行训练，或任何其他敏感的训练”。

本月早些时候，英国政府透露，大约30名前英国军方飞行员目前正在中国教授中国空军如何击败西方战机，并称这种活动对“英国和西方的利益构成威胁”。

英国国防部发出了“威胁警报”，提醒现役和退役人员不要接受这种工作机会，官员们说，他们正在紧急计划修改法律，使这种活动成为非法。

但这些警告促使一些熟悉英中政府间关系的消息人士指出，之前，伦敦当局自己就曾向北京提供过国防培训。现在国防部不提更广泛的背景，突然攻击飞行员的私人行为的举措，有点奇怪，特别是，这些前飞行员多年来，甚至在今年9月之前，都一直向官员申报他们的工作，并未引起如此强烈的反对。

一位消息人士批评说，“所以，一方面，国防部很高兴在政治议程适合的时候，自己提供国际国防培训机会，现在又批评个人的类似行为”。

这名消息人士向天空新闻辩称：“我并不是为[前飞行员]的这种选择提供理由，但你可以看到，这些说法与英国国防部要求其人员做的事情不完全自洽”。

“我肯定谈论的不仅仅是英语”

天空新闻说，十年前，英国政府对中国的政策非常不同。当时的首相戴维——卡梅伦寻求加强与中国的关系，并在2015年说，英中双边关系处于“黄金时代”。

然而，即便在那个英国部长们优先考虑经济增长的时期，国防官员们充分意识到中国的安全风险，并在内部对安全与“繁荣议程”之间的平衡表达了担忧和关切。

尽管如此，据另一个消息来源称，中国和英国之间仍然一直有一些军事互动，包括航空英语课程。该消息来源说，这个课程包括“帮助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学习如何进行海外军事部署”。

这位消息人士说，在2016年9月5日至26日期间，大约两到四名现役英国皇家空军飞行员被派往北京教授课程。“非常特殊是，必须派当时的一线军事飞行员，所以我确信课程谈论的不仅仅是英语”。“为什么派军事飞行员而不是教师？所以‘航空英语课程’是一个错误的名称。”

英国军方与中国的另一项承诺是允许一些中国国民在林肯郡的克兰威尔皇家空军进行基本的初始军官培训。

两名中国公民（G-黄中尉和S-汤上尉）在2015年参加了该课程，那时英国政府对中国抱持更正面的看法。

据一位国防消息人士说，这两名中国人都应回到中国接受工程师培训，而没有接受任何英国皇家空军飞行员培训或工程培训。

第三名中国公民在最近的2019年接受了培训课程——那一年，英中关系因对间谍活动、移动电话技术、香港以及中国新疆的维吾尔族穆斯林和其他少数民族的待遇的担忧而处于下降趋势。

英国国防部消息人士说，这种基本训练是在所有三个部门进行的，包括陆军和海军，参与者来自一些不同的国家，包括友好国家和英国正在寻求建立关系的国家。

该消息还说，这种低层次、非专业的训练可以成为建立理解、打破文化障碍和改善军方之间关系的有效途径。

天空新闻说，英国国防部拒绝回答有关“航空英语课程”或有关中国公民在施里文纳姆联合军种指挥和参谋学院学习的问题。

此外，鉴于对中国越来越多的关注，人们还想知道为什么英国直到本月才对前英国快速喷气机和直升机飞行员培训中国军队的合同提出警告。

一家雇佣了一些相关人员的南非公司表示，自2003年该公司成立以来，其员工一直与英国国防部保持“定期”联系。

南非试飞学院（TFASA）的一位发言人说，英国“国防部没有就该公司或其雇员提供的培训的任何方面提出任何问题”。

英国在野党工党的影子防长约翰·希利抨击保守党政府有“严重的问题”需要回答。他在一份声明中说：“任何政府的首要职责是保护我们国家的安全。”他还说，“保守党走出与中国的‘黄金时代’过于迟缓，并对安全威胁一再表现的很淡然。这可能将英国的军事行动、技术和训练的细节泄露给一个外国势力，对我们的国家安全构成重大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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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道：日本计划组建新的联合司令部

来源:
美国之音

日本媒体报道说，日本将成立一个新的联合司令部来管理其陆海空三军部队的作战行动，这是日本面对中国对台湾日益咄咄逼人而进行重大国防调整的一部分。

《日本经济新闻》（Nikkei）星期六（10月29日）报道说，日本政府计划在2024年前成立这个联合司令部。这个联合司令部将负责战略协调，加强日本与美国军方的防务合作。

日本防卫省没有在正常上班时间以外对此发表评论。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领导的政府正在增加军事开支，对中国日益增长的力量以及围绕台湾和朝鲜导弹发展的地缘政治的不确定性做出反应。

《日本经济新闻》说，日本政府在年底前公布的防务调整将包括这个新安排。

报道并说，这个联合司令部将由一名联合司令官负责，这名司令官将直接向日本防卫大臣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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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窑洞红旗渠 习近平被指在倒退的路上狂奔

来源:
法广

习近平20大登峰造极，政治局几乎清一色的亲信。中国的经济前景黯淡，习近平最关心的却是政权安全，安全高于一切。大会闭幕不久，他就带领常委们去延安了。

他领着全体政治局常委，都是清一色的亲信，都穿着清一色的衣装，一路造访陕西延安、河南红旗渠，接下来不知还要去什么地方？

从照片上看，习近平志得意满，叉开双腿，偶尔比划，一般背着手说话，其余常委个个垂手洗耳恭听，场面有点像朝鲜领袖金正恩出面，左右恨不得把领袖的呼吸都闻了进去的感觉，倒是有一点小区别，中国的官员们并没有掏出小本本，把习总的话一个字一个字记下。

去延安，自然是拜毛为宗，同时也是为自己当年在延安梁家河插队那点历史增添一点神话色彩。为什么要去延安，作家苏晓康在脸书发出一段话说，延安对现代中国的意义，在政治层面极强烈，其中包括共产党躲在那里“等待摘桃”，“延安整风缔造了毛神话和毛文化”。

习近平去了，也大讲“延安整风”，有人分析，似乎暗示党内今后将有一场清洗运动？“延安整风”当年主要是整自己人，让一个个变得服服帖帖，为毛的统治地位奠基。历史学家高华名著‘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专门讲了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研究了中共整风运动和毛泽东如何利用这一运动，完全改造了中共党内文化，确立个人权威，并奠定了中国当代官方意识形态和历史解读的历程”。但这部书在中国大陆是禁书。

官媒报道称延安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政治指导中心和中国人民解放斗争的总后方。中国假如那时候有一个抗日战争的政治指导中心，那也绝对是在重庆国民政府那里，正面战场抵抗日军的，也绝对是国民政府的军队，共军在延安做什么，就是苏晓康说的“等待摘桃”，等到抗战胜利后去摘取胜利果实。

习近平补充了一句，说中共“靠小米加步枪打开了中国革命新局面”的。“小米加步枪”打败日本鬼子打败国民党反动派，学校从很早起，就给孩子们灌输。但有分析人士认为，习近平是真诚地讲这句话，他无意诳骗在场的其余六名常委。为什么真诚地讲假话呢，就因为他也是中共洗脑教育的牺牲品，从小听了小米加步枪的神话，当了总书记，还在讲小米加步枪，这是一种认知障碍。

习近平一行接下来去了河南林县红旗渠，红旗渠是另外一个神话，是一个“红色图腾”。60年代响应毛泽东“愚公移山”，“人定胜天”的典型，硬是让一群老百姓在太行山腰修建了引漳河水进入林县的水利工程。面对已经没有多少用处的红旗渠，习近平借题发挥：“社会主义是拼出来、干出来、拿命换来的，不仅过去如此，新时代也是如此。”

新时代显然是习近平时代，满打满算，应从2012年他升任总书记算起，之前邓江胡甚至毛泽东时代都是旧时代了，再往前，更旧一点的，按照中共传统说法，就是旧社会，指的是1949年中共建政以前。

习近平为什么说社会主义是“拿命换来的”呢？而且他说不仅过去是这样的，新时代也如此，共产党喜欢说“用鲜血和生命换来了今天的幸福生活”，一般指的是“打江山”的事，在旧社会，中共并没有真正跟日本作战，“打江山”说到底是一场中国人之间的内战，中共在延安养精蓄锐十余年，日本投降后，中共出山，最后在苏联帮助下，先攻下东北，最后“夺取政权”。国共打内战，双方死伤惨重，但习近平为什么说新时代也要准备拿命去换呢，颇为费解，他接下来又讲了几句，他要“年轻一代要继承和发扬吃苦耐劳、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也就是发扬红旗渠的精神，那么，“拿命换”就是准备好吃苦的意思了？

落实官方意志的红旗渠修建过程，老百姓倒是真正付出生命代价的，仅据官媒报道，“红旗渠修建过程中，共有81人死亡，其中年龄最小的17岁，最大的60岁，另有多人受伤”。文革后期披露的一些资料显示，修建红旗渠和当年修建大寨田一样，都是不要命，不计成本的“人定胜天”工程，修成后也没有多大效益，老百姓都是被逼上去的，工地上稍微“表现不好”的，就遭批斗，甚至挨打，真相说起来很残酷。

2016年，毛泽东前秘书李锐曾对媒体谈起红旗渠，他说：红旗渠“缺乏统一规划，盲目建设”，“林县红旗渠和其它引水，没有考虑上下游全河水量平衡”。充其量，红旗渠不过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时代的政治产物，也因此，其实际的效用注定是短命的。

习近平为什么带领新科常委去瞻仰这些呢，20大开过后，海外观察家分析，中国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代已成过去，习近平的新时代给人感觉在向旧时代狂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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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茂春：美国保卫台湾的战略清晰

——兼论战略模糊的危险错觉

来源:
自由时报

美国对台政策的相关对话，经常提及所谓的“战略模糊”（strategic ambiguity）。可是，鼓吹这种概念实在是一厢情愿、无事生非，且颇具危险。战略模糊从来不是美国的官方立场。过去七十年来，维系台湾海峡和平与稳定的凭借，并非战略模糊，而是正好相反。在动用武力保卫台湾的问题上，美国的立场是一贯且明确的：就是战略清晰。

战略模糊 对中政策怠惰借口

“战略模糊”的概念指的是美国所谓的预设立场，即不明确表明一旦中国入侵台湾时，美国是否会动用武力保卫这个民主国家。据称这项政策的目的是遏止这种中共对台的侵略行动，并且阻绝中国发动侵略的任何借口，亦即台湾片面宣布独立。

早在一九九〇年代中期，这个近乎迷思的“战略模糊”的说法，就已经像传染病一样蔓延开来，影响了政策制定者的思维。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战略模糊可以作为安抚中国的一种手段，也是华盛顿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交往的一种方式，不会激怒北京进而破坏“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可是，战略模糊往往成为美国对中政策怠惰的便宜借口。

战略模糊在概念上是自相矛盾的。它混淆了战略意图和战术行动之间的关键区别。在战略意图上，美国始终维持战略清晰的政策和作为。自杜鲁门（Harry Truman）以来，历任美国总统一贯含蓄或明确地宣示在中国侵略台湾时加以干预的意图。就像所有的军事计划一样，唯一而且应该暧昧不明的是战术和具体行动计划，也就是如何军事卷入的问题，而不是要不要军事卷入的问题。

战略模糊也是一厢情愿的，因为北京从来不相信美国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入侵台湾时会坐视不管，听之任之。仅凭中国的如此认定便足以清楚表明，在华盛顿或其他地方谈论战略模糊只是一种一厢情愿的自我斟酌。

实际上，很难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中找得到有影响力的人士相信美国有所谓的战略模糊。从毛泽东到邓小平的所有中共领袖都坚信，美国会在人民解放军侵略台湾时出兵干预，他们都抱持中共所谓“杜勒斯主义”（John Foster Dulles Doctrine）的坚定信念，即美国全球霸权的大战略需要台湾成为美国的“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unsinkable aircraft carrier），美国永远不会让中国这种共产主义国家夺占台湾，如果解放军试图入侵台湾，美国将毫不含糊地动用武力进行干预。

击败美军 中共视为夺台要件

正是在认定美国有战略清晰的信念引导下，中共展开大规模的扩军计划，在入侵台湾的所有战情想定中，锁定美军是侵台军事行动的最大威胁。人民解放军的致胜理论，做为其行动和战术的依据，将击败美军做为夺取台湾的先决条件。在这一点上，中共也是毫不含糊的。

虽然战略模糊并未编入美国的战略原则，然而它经常被华府地区的政策制定者和权威人士津津乐道，谈得煞有介事。迄今为止，战略模糊在民主国家里被反复重提，以至于某些政府领袖竟然相信，在如何抵御解放军入侵台湾的问题上，美国可能确实优柔寡断、犹豫不决，甚至模棱两可。

然而，不真实的东西说得再多也不会变成真的。美国对于保卫台湾的战略清晰，已经延续了七十年之久。

美国的对台战略清晰始于一九五〇年六月廿五日，共产中国支持的北韩人民军在当天发动韩战。就在同一天，杜鲁门总统派遣美国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保护这个岛国免于中国可能的入侵，并将该地区中立化。一九五五年，美利坚合众国和中华民国（台湾）签署了《中美共同防御条约》（Sino-American Mutual Defense Treaty）。美国对台防务战略清晰的成文化持续了近卅年之久。

然后，在一九八〇年一月一日，卡特（Jimmy Carter）总统片面终止了《中美共同防御条约》。不过，即使发生这种变化，美国也没有扬弃保卫台湾的战略意图。美国官方的战略模糊政策并未因此而诞生。

自一九八〇年以来，从卡特—雷根（Carter-Reagan）时代开始，随之而来的是一段可以被称为“战略准透明”（strategic translucency）的短暂的逐步演变时期，在此期间，旧的战略清晰政策找到了新的形式。

这些新的形式始于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九七九年《台湾关系法》，和雷根总统的“六项保证”（Six Assurances）。接着，老布希（George H. W. Bush）总统为美国长期以来的对台战略清晰赋予了新生命，批准向台北出售数量空前的精锐F-16战斗机。

美国的战略清晰贯穿每一次中国针对台湾发动的危机和挑衅。最为人所知的是，在一九九五年和九六年的第三次台海危机期间，柯林顿（Bill Clinton）总统派遣两支美国航空母舰战斗群，进驻台湾海峡附近水域，应对解放军在那里发射飞弹恫吓台湾选民的挑衅行为。

过去六年 华府强化战略清晰

历任美国总统不断透过声明和其他行动，重申对台战略清晰政策。二〇〇一年，布希（George W. Bush）总统明确宣示，他将“不惜一切保卫台湾”（do whatever it takes to defend Taiwan）。后来，在川普政府时期，美国在美中关系的框架之外，与台湾发展出极为强健的关系。这种更密切的关系，包括大幅增加对台出售关键性武器，更频繁地派遣高层级官员访问这个民主岛国。

今天，我们置身于美国强化对台战略清晰的时期。在过去的六年里，不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主政，美国一直不断强化对台战略清晰。

我们看到，美国战舰一再无视中国所谓的“红线”（red line），在台湾海峡展开航行自由行动。这些行动的频率大幅增加十倍以上，使这条对台湾防御至关重要的水道实质国际化。

美国国会还就保卫台湾的重要性，达成历史性的跨党派共识。我们已经在好几项具有指标性意义的法案中看到这一点，这些法案获得一致或近乎一致的支持，进一步将美国保卫台湾的战略清晰成文化。

美国的军事领袖也重申美国对台战略清晰的立场。海军上将帕帕罗（Samuel J Paparo）是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负责在中国一旦攻击台湾时执行美国的军事任务。二〇二二年十月十九日，帕帕罗上将表明，美国将“阻止任何对台湾的入侵，以及任何以武力解决问题的尝试，在这一点上，没有任何模糊空间。”

白宫的态度也同样明确。自二〇二一年十月以来，拜登（Joe Biden）总统先后在四个不同场合直率且明确地表示，如果中华人民共和国入侵台湾，美国将进行军事干预。

尽管如此，华盛顿仍然有人拒绝放弃对战略模糊的痴情。他们援引白宫对总统军事干预共军侵台声明的澄清，称其为“后推”（pushback）或“收回”（backtracking）。然而，白宫重申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不变，与美国总统在保卫台湾问题上的战略清晰并不矛盾。

正好相反，这些声明进一步肯定了战略清晰。重申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巩固了美国的战略清晰立场，因为“一个中国政策”的基本要件之一，就是美国长久以来一贯反对台海两岸任何一方使用武力解决台湾议题的立场。正如自尼克森时代以来历届美国政府的多次声明，这个立场一点也不模糊。

中共霸权扩张 台湾首当其冲

在保卫台湾问题上维持战略清晰，应有助于对中国的全球性挑战提供战略清晰。中共是一个修正主义政权，与为数众多的周边国家有剧烈的领土领海冲突，准备在印度—太平洋地区发动一连串侵略，而台湾是这一连串侵略行动的第一个环节。我们对这种侵略并不陌生，纳粹德国的侵略系列行动起始于并吞捷克斯洛伐克的苏台德地区（Sudetenland），日本帝国旷日持久的扩张始于侵占满洲（九一八事变），历史的殷鉴其实并不遥远。

台湾就是中国的苏台德区。中共对此毫不含糊。而我们也不应该首鼠两端。让我们避免一九三八年慕尼黑式那种危险而灾难性的“战略模糊”得以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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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调查有关法兰克福中国非法警察局的报告

来源:
法广

在德国总理朔尔茨（Olaf Scholz）对中国进行有争议的访问前一周，一位德国发言人说，当局正在调查中国是否在法兰克福设有非法域外警察局。

路透社10月28日说，中国大使馆没有立即回应置评请求。

德国黑森州内政部的一位发言人说，警方和内部安全部门正在检视位于西班牙的活动团体“保护卫士”的报告，该报告称，中国在包括德国在内的30个国家设立了未申报的警察局。

这名发言人证实了《法兰克福汇报》早些时候的报道称，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表明法兰克福存在此类设施的迹象。

路透社说，德国依靠中国对德国机械工具永不满足的需求繁荣了20年，但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促使德国人对与独裁国家建立经济关系的长期成本进行反思。

朔尔茨因决定将汉堡一个码头的少数股权出售给一家中国国有公司而面临着来自其外国盟友和他自己政府内部的批评。汉堡港是德国最大港口。

朔尔茨下周五将由德国最大公司的老板代表团陪同的中国之行，也受到政治反对派的批评，他们说，柏林必须从过去与俄罗斯接触的政策失败中吸取教训。

本周三，荷兰当局表示，他们正在调查在荷兰的中国非法警察派出机构，这些机构执行的任务据称包括“更新驾驶执照”。

此前，中国驻海牙大使馆否认了这一指控，即该办事处还骚扰了一名居住在荷兰的中国异见人士。

海牙当局的调查决定，起因于荷兰的非法中国警察机构被指控骚扰一名旅居荷兰的中国异见人士。中国驻海牙大使馆否认了这些指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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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告中国商船恐作军用 中吁比利时外长收回言论遭拒

来源:
自由亚洲

在中国投资欧洲港口等基础设施引起疑虑的情况下，比利时外长拉碧警告中国商船可能会改装成军舰的谈话，引起双方外交纠纷，而中方要求拉碧收回此一言论遭到拒绝。

据美国政治新闻网站Politico报导，布鲁塞尔自由大学（Free University of Brussels）教授霍尔斯拉格（Jonathan Holslag）近来对中国海运业者在比利时港口扮演的角色发出警告。

拉碧（Hadja Lahbib）本月稍早在接受比利时媒体访问时提到霍尔斯拉格的警告，她说，“你们也看到了，中国商船可以改装成载运军备的军舰”。

记者询问，比利时是否应处理中国远洋运输（集团）公司对比国港口的投资，拉碧答称，比国应考虑采取这种作法，而且“我们与欧盟其他国家必须减少对中国的战略依赖”。

据Politico报导，根据一份外泄的外交电文，在拉碧接受访问数天后，中国驻比利时大使馆一名官员会见比国外交部官员，批评拉碧有关中国军舰恐伪装成民用船舶的指控，并要求比利时方面收回这种言论，但遭比国外交部拒绝。

这名中国外交官婉转地威胁称，中、比2国港口之间的贸易对比国有利可图，比国若希望继续获利，就应尊重这种经济活动。

Politico指出，这份外交电文令外界得以罕见地一窥欧洲和中国目前不断激化的紧张关系，而在习惯三缄其口的外交关系领域，此种紧张通常会秘而不宣。

目前欧洲各国对于中国投资当地港口等基础设施，日益感到不安。

随着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取得第3个任期，欧洲各国已针对中国发出警讯，担心中国与俄罗斯结盟会构成严重的长期战略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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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推“红旗渠精神” 历史真相如何？

来源:
大纪元

在延安膜拜毛之后，习近平率新常委又来到了河南安阳林州市（原名林县），参观了另一个“红色教育基地”红旗渠纪念馆。对于红旗渠这个名字，很多中国人并不陌生。善于创造各种“精神”而被讥讽为精神病的中共，早在1971年就拍摄了一部纪录片《红旗渠》，大肆炫耀所谓的“红旗渠精神”。去年在中共推出的百集洗脑微纪录片《百炼成钢：中国共产党的100年》第三十六集中，亦重复着中共的谎言。

按照中共洗脑片的说辞，红旗渠是上世纪60年代，当地人民为解决靠天等雨的恶劣生存环境，在中共政府支持下，在太行山腰修建了引漳入林的水利工程。在耗时10年，削平了1250座山头，斩断了264座山崖，凿通了211个隧洞，架设了152座渡槽后，总长度达1500公里的红旗渠终于修建成功。洗脑片称，这座“人工天河”红旗渠解决了林县60多万人口、54万亩耕地和40万头大牲畜的用水问题，因此被称为“生命渠”、“幸福渠”。

无疑，从红旗渠修建的规模，所花费的人工看，的确令世界震惊。美联社就曾给予这样的评论：“红旗渠的人工修建，是毛泽东意志在红色中国的典范，看后令世界震惊。”注意，是毛的意志，而非人民的意志。

2016年，大陆媒体曾刊登文章，谈及毛的前秘书李锐对红旗渠的看法。文章称，李锐在撰写的《论三峡工程》一书中，曾谈到了红旗渠。李锐说：红旗渠“缺乏统一规划，盲目建设”，“林县红旗渠和其它引水，没有考虑上下游全河水量平衡”。充其量，红旗渠不过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时代的政治产物，也因此，其实际的效用注定是短命的。

的确，红旗渠建成20年后，工程就遭到破坏，而且出现了极为严重的老化现象。一方面，周边其他缺水地区也纷纷效仿修建水渠，如位于漳河上游的山西，远比下游的林县地理位置优越，于是一口气修建了上百个水库，这导致流到下游的水越来越少，林县再度出现严重缺水现象，1990年至1992年间，漳河上下游百姓出现数次械斗，影响极其恶劣。还有一些人，跑来将渠壁生生砸烂、炸毁，导致盘阳村被淹。后来红旗渠虽然进行过抢修、维护，但红旗渠的断水危机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最长的一次断流超过70天。

另一方面，修缮工程成了豆腐渣工程。2008年，当地投资修缮红旗渠，但没想到的是，在技术远超修建时的今天，质量却没有丝毫保证。原本计划排水、清淤、凿毛、清洗渠墙、渠底，结果无良承包方一样都没干，直接用渠底混浊的污水将沙石、水泥和淤泥一起搅拌成混凝土，用于施工，这直接导致日后红旗渠出现漏水坍塌。

更为重要的是，红旗渠当下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无水可引。按照专家们的说法，“如果现在无水可引，还修它干什么？”潜台词大概是红旗渠废掉就废掉了。可以说，红旗渠的短命不过是中共修建的众多水利工程的缩影。

不无讽刺的是，大陆媒体2011年曾报导，目前红旗街的水费早已不是主要的收入来源。因为红色旅游收入年平均在1200万左右，而水费最多也不过300多万。

显然，没有中共的洗脑教育，红旗渠的收入注定一落千丈。而面对这样一个短命的工程，习近平却在参观完后指出，红旗渠“记载了林县人不认命、不服输、敢于战天斗地的英雄气概”，“要用红旗渠精神教育人民特别是广大青少年，社会主义是拼出来、干出来、拿命换来的，不仅过去如此，新时代也是如此”。

刚刚在延安暗示要走毛的路、透出不祥之兆的习近平，说出“敢于战天斗地”这样的话也并不奇怪，因为毛就是“与天斗，与地斗”且乐在其中，只是习要弘扬的红旗渠精神的实体红旗渠早已作废，这无疑说明其精神并不可学，而习一意孤行，要继续弘扬，是否又一次预示着其结局与红旗渠相同呢？实在是不祥之举。

此外，习称要用红旗渠精神教育老百姓，尤其是青少年，言辞中透露出的冷漠让人不寒而栗。习真的不知道，这个好大喜功的工程背后，隐藏着多少林县人的血和泪吗？

此前中共官方资料显示，修红旗渠参与者有10多万人，直接死亡为60多人，砸伤300多人。而在洗脑片中，中共承认共有81名干部和民工死亡，年龄最大的60岁，最小的只有17岁。至于如何死去的，中共是绝没有胆量公布的。

真实的情况是，时任林县县委书记、后任安阳地委副书记的杨贵，为了赶进度，强逼老百姓不论男女老少皆如牛马般劳动，导致伤亡者众多，而且还出现了羞辱女性的场面。

按照县委指示，无论男女老少，不分大闺女小媳妇，一到现场，一律脱光上下里外衣服，只准穿一条小裤衩。如果有女子不脱者，干部一发话，几个青年就立即围住她，把其按到地上强行将里外衣服扒光，再去抬大筐运石头。很多女人不得不忍受这样的屈辱。而且，即便寒冬腊月也是如此，谁不跑着干就只好冻死。

对于那些身体赢弱、劳动效率不高的人则罚跪罚站罚饿。罚饿就是连自己的口粮都不让吃，还跪在天寒地冻或酷暑的阳光下，故此有很多民工或死于低血糖、心力衰竭和多种营养不良，或冻死或中暑。

1976年，在毛死后不久，林县老百姓曾自发组织起来集会高呼：“打倒法西斯独夫害民贼——杨鬼！血债要用血来还！千刀万剐杨鬼以平民愤！”

如果习推广红旗渠精神是继续以牺牲老百姓为前提的，这样的精神有什么值得学的呢？不过是中共继续洗脑国人的手段罢了。而有意或者同样被欺骗的习，弘扬本应随着红旗渠寿终正寝的红旗渠精神，暗示要走毛的路，无疑是在逆历史潮流而行，是在逆天而行，其结局堪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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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村繪本案判詞解讀 法官判詞釐清了甚麼界線？留下了甚麼疑問？

《立場新聞》被指串謀發布煽動刊物案，周一將在區域法院開審，是數十年來首宗開審的傳媒被控煽動罪案件。所涉的「煽動刊物」罪，被政府先後引用，控告「羊村繪本案」的 5 名前言總理事、黎智英及《蘋果日報》多名高層等人。

「羊村案」今年 9 月審結，區院《國安法》指定法官郭偉健裁定 5 人罪成，判囚 19 個月。辯方力陳控罪模糊、過份限制言論自由，以及繪本不涉煽動暴力等，郭一一反駁。郭亦不同意控方所指，毋須證明被告具有煽動意圖就能入罪的說法；亦在判詞闡述對香港形勢的判斷。

「立場案」開審前，《法庭線》與法律評論員黃啟暘對談，了解法官在「羊村案」判詞對煽動罪所作的裁斷、釐清的界線，以及留下的疑問。

「羊村繪本案」是港府 2020 年重新引用「煽動刊物」罪起訴後，被告不認罪，並經審訊被裁定罪成的案件。《法庭線》整合該案由起訴至罪成逾一年的重點（見另稿）。該案被告、5 名前言語治療師總工會理事，10 月 10 月已刑滿獲釋。

第一範疇：控罪元素（判詞第 73 至 80 段整合）

就控罪元素，控方主張只需證明涉案刊物具煽動意圖，而被告明知而作出發布等行為便可入罪，毋須證明被告亦具煽動意圖。法官郭偉健不認同，並裁斷控方必須同時證明被告具有犯罪意圖才可入罪。

郭指出，普通法下「犯罪意圖」（mens rea）是刑事罪行的重要假定，而控方並未闡述該項假定如何被否定。郭亦裁斷，控方的舉證責任，亦包括須證明被告的涉案行為、言論及刊物，不屬於煽動罪條文所列明的 4 個（免責）情況。

註：煽動罪條文列明的 4 個「免責」情況，分別為：指出政府被誤導或犯錯；指出政府或司法的錯誤或缺點，目的在於矯正；慫恿嘗試循合法途徑改變依法制定事項；以及指出不同階層產生惡感及敵意的事項，目的在於消除。

法：控方認為只需證明被告明知刊物有煽動意圖並且發布，但法官認為亦須證明被告具煽動意圖。法官定出的入罪門檻似乎較高，對嗎？

黃：某程度上的確如此，但必須指出，在被告沒出庭作供的情況下，控方如能證明被告明知涉案刊物具煽動意圖，同時蓄意作出發布等行為（即並非無心之失），可以想像一般來說已足以作為環境證據，證明被告本人亦具煽動意圖。

例如在本案，法官指 5 名被告能使用工會的社交媒體帳戶、被捕時管有實體繪本，據此推論各人了解涉案繪本的內容並同意發布，因此各人均具煽動意圖（第 148 段）。所以，除非裁判官及法官從嚴理解煽動意圖的定義，否則即使要求控方額外證明被告本人亦具煽動意圖，實際意義都不大。

法：法官裁定控方的舉證責任，包括須證明涉案行為不屬條文中的 4 個「免責」情況。法官考慮及審視本案證據時，如何處理這點？

黃：關於控方的舉證責任，法官在判詞討論煽動罪合憲性的部分（第 106 段），亦提及控方須證明被告不屬條文列明的「免責」情況，認為已有助釐清控罪覆蓋的範圍。

然而，法官在本案處理「免責」情況時，指辯方不曾明確依賴作為辯護基礎，案中亦無相關證據，裁定控方毋需反證（disprove）被告不屬「免責」情況。若按此邏輯，辯方要提出證據方可獲益於「免責」條款，定義上正正等於將舉證責任歸被告一方，與法官所裁斷控方有責任證明被告不屬「免責」情況有矛盾。 

第二範疇：普通法的煽動暴力元素（判詞第 81 至 87 段整合）

辯方指出，除煽動罪條文下的指定意圖之外，多個普通法司法管轄區的判例，亦確立煽動意圖必須包括「為干擾政權而煽動暴力或社會動亂」（an intention to incite persons to violence or to create public disturbance or disorder for the purpose of disturbing constituted authority），不過法官郭偉健認為沒有法律依據，將普通法下煽動意圖，融入香港煽動罪條文指定的意圖。

郭列舉 5 個理據。第一，香港《刑事罪行條例》已定義煽動意圖，因此應以法律條文為重。第二，港英政府 1997 年推動修訂煽動罪，提出加入「具意圖引致暴力或製造社會動亂」（修訂最終沒生效）。郭認為，反映煽動罪條文本身不含普通法煽動罪意圖，否則當年明顯毋須提出修訂。

第三，郭指「《大公報》煽動案」上訴時，法院裁定控方毋須證明具「煽動暴力」意圖，法庭因此必須遵循先例。第四，郭指今時今日，暴力已非唯一方法令政府倒台或癱瘓其運作，舉例指散播謠言、憎恨與假消息甚至可能是更為有效的武器。由於普通法一直在發展，現在沒有理由緊隨數十年前確立的普通法煽動意圖，即將煽動暴力視為煽動意圖的先決條件。

第五，郭引用《港區國安法》第 20 條，認為明確指出「分裂國家」罪可透過或不透過暴力或威脅使用暴力達成。郭指由於煽動罪通常是「分裂國家」罪的「前奏」（prelude），因此將普通法下煽動意圖融入煽動罪條文下的意圖，並不符合《國安法》及香港法律應整體發揮維護國家安全作用的用意。

法：辯方力陳普通法下煽動罪，須含煽動暴力或製造動亂的意圖。普通法在這方面，有何具體原則？有沒有案例可援？

黃：英國上議院在 R(Rusbridger) v Attorney General [2004] 1 AC 357 一案中指出，政治言論自由是法治的基石，如果政府以刑事法禁止人民主張和平地改變現存的政治制度，屬明顯違反人權法。

紐西蘭更近期的案例清楚地說明了此點。紐西蘭 Crimes Act 1961 第 81(1) 及 (2) 條直至在 2008 年 1 月 1 日被廢除之前，亦曾使用與香港煽動罪條文極相似的字眼，定義何謂「煽動意圖。紐西蘭上訴法院在 R v Timothy Selwyn[5] 一案中考慮到有關法定罪行承襲英國普通法，而後者一直視暴力為煽動罪的元素之一，所以裁定鼓勵暴力的意圖是不可或缺的元素。法院尤其指出，和平示威只有在構成鼓勵暴力時，才會被轉化成罪行。

事實上，英國、紐西蘭及愛爾蘭分別於 2007 至 2009 年廢除煽動罪。

法官提及的香港 1952 年「《大公報》煽動案」，當時香港最高法院大法官 Caldecote 伯爵裁定，單純引起憎恨或藐視已可視作干犯煽動罪。然而，當時國際人權法尚未發展。

1970 年代，香港律政司羅弼時動議二讀《1970 年煽動(修訂)條例草案》時曾表明，法例就「煽動意圖」的定義是「基於普通法（based on the common law）」。

1996 年，香港保安司黎慶寧在立法局動議二讀《1996 年刑事罪行(修訂)(第 2 號)條例草案》時亦曾解釋，《刑事罪行條例》下的煽動罪本來就應該依照普通法理解，即「必須有意圖造成暴力，或擾亂公共秩序或製造騷亂」。

所以，其實曾負責就煽動罪提出條例草案的港府官員，不止一次在立法局會議上明言，法例應反映普通法定義，惟判詞未有提及。至於法官提出的其他理據，與他裁斷煽動罪的合憲性時理據相似及相關。我在稍後的問題一併回答。

第三範疇：煽動罪的合憲性（判詞第 88 至 110 段整合）

法官指，本案就被告所涉的言行提出檢控，引起控罪是否侵犯言論、出版以及文學和藝術創作等自由的關注。該些權利由《基本法》、《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透過《基本法》和《香港人權法案條例》實施）所保障。

不過，郭指有關權利並非絕對、可受限制，惟限制必須「依法規定」（prescribed by law），以及符合《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的條文。就「依法規定」，辯方認為不符合，並提出煽動罪條文中的「憎恨」（hatred）、「藐視」（contempt）、「離叛」（disaffection）及「不滿」（discontent）過於模糊、欠精準及主觀，令一般人難以遵守，亦造成寒蟬效應，損害言論自由。

郭不同意辯方所言，舉例指縱使感覺和情緒是主觀，但仍是由客觀事實引致，認為法庭可根據事實，判斷有否導致主觀感覺和情緒，以及被告是否有意圖引致該些感覺和情緒。

郭又指，煽動罪條文的語境（context）限制了貶低政府、疏離居民、損害政府合法性及其與居民關係，從而危害政治及社會穩定的行為和言論，認為條文有充份清晰的核心（a sufficiently clearly formulated core），讓人遵守，而煽動罪條文亦列出「免責」情況，認為如屬該些情況，根本毋須憂慮引致上述主觀感覺和情緒。

就煽動罪條文對公民權利的限制是否相稱。郭採用 2016 年終審法院提出的「四步驟分析」（4-step analysis）。郭引用 1868 年英國案例，指將煽動行為刑事化具有合法目的（legitimate aim），又指煽動罪條文與該目的合理相關（rationally connected）。

至於法官在第三步驟（第 101 段），考慮條文對公民權利的限制是否超出所需時，提及辯方引用「錫拉庫扎原則」（Siracusa Principles），不過法官指該原則在香港沒有法定地位，其於 38 年前發出，似乎已經過時（likely to be outdated）。

郭續指，今時今日國家的存在、領土完整及政治獨立不僅受武力威脅，還受謠言散播、假消息等影響，令人不再信任、甚至憎恨政府，導致嚴重社會動盪，在這角度煽動罪更應作為維護國家安全的重要工具，而非指它違憲（making sedition an offence should be even a more inportant tool for protection of national security rather than holding it unconstitutional.），更不應受過度限制，否則將無效保護國家安全。

郭又指，海外法例、判例沒甚幫助（of little assistance），強調應着眼於香港獨特的情況。他指，自從 2019 年中反修例運動開始，香港經歷長久的社會動亂，部分出現武器及汽油彈、極度暴力，並有超過數以萬計的人參與，他們不承認中國對香港的主權、不支持「一國兩制」，亦有人呼籲香港獨立及自決。

他又指，雖然《國安法》公布後，社會或多或少已平靜下來，但反政府者明顯態度沒大轉變，只是潛藏、種子仍在（just go underground and the seeds of unrest are still there），形容政治形勢表面平靜，實際是非常不穩，認為有非常逼切需要（a strong pressing need）維護國安，防範動亂再現。

他據上述因素認為，煽動罪對言論及出版自由的限制實屬必要，條文對權利和自由的限制並無超出所需。他又指，並無證據指出該等限制與社會利益之間未達合理平衡（reasonable balance）。

法： 辯方指出，煽動罪條文中的「憎恨」、「藐視」、「離叛」和「不滿」是主觀情緒，令一般人難以遵守法例。但法官認為仍有充份清晰的核心（a sufficiently clearly formulated core），

法官的裁斷是否有助釐清煽動罪的界線？

黃：郭官認為，法庭可根據一些「客觀事實」，判斷涉案文字、行為或刊物有否導致「憎恨」等主觀情緒，例如遭同學長期欺凌會引致憎恨等。郭續指，只要表達行為或文字，在公眾眼中有詆毀中央或香港政府等「效果（effect）」，即屬條文禁止，認為已足夠清晰讓人管束言行，避免誤墮法網（第 94 段）。

不過法官所舉例子都取自特定情境，並非由文字或刊物而導致或產生的情緒反應。更重要的是，即使某一行為或文字引起藐視、不滿等客觀效果，是否等同被告有意圖煽動他人？

例如有市民公開發言，指出政府防疫措施有無理之處，他可能只為發泄，無意煽動他人。但按郭官的思路，法庭會憑「客觀事實」（即市民的公開發言）裁斷市民的發言是否會導致不滿政府等主觀情緒，以及他是否具煽動意圖。

在該位市民的角度，他如何確保公開發言不會導致他人產生對政府不滿和藐視的情緒？法例條文及郭官的裁斷，是否真的如他所言，有充份清晰的核心，令市民明確知道煽動罪的界線？

一個人自己對政府有負面情緒、他「有意圖煽動他人」產生對政府的負面情緒、與他的公開表達（但可能無意）「導致他人產生」對政府的負面情緒，三者本質上有別，舉證各自所需的證據亦必然有所不同，但判詞將三者一概而論，實無助釐清煽動罪的界線。

法：辯方指煽動罪侵犯《基本法》第 27 及 34 條、《香港人權法案條例》第 16 條所保障的權利，法官反駁時引用「四步驟分析」（第 97 段）。甚麼是「四步驟分析」？

黃：《人權法》中檢視政府為了公眾利益限制人權是否相稱的法律測試，包含四個步驟：

1.     限制人權的法例是否在追求一個合法、正當的目的？
2.     該法例是否與該正當目的邏輯上有關連？
3.     該法例是否達成該正當目的必須的手段，沒有其他較不侵害人權的選擇？及；
4.     整體而言，該法例對個人權利的損害，與為公眾帶來的利益相比，在尊重民主價值的社會中孰輕孰重？

雖然上述「相稱性測試」概念上分拆開 4 個步驟，但應用上（尤其是後面 3 個步驟）所涉及的分析往往有重疊之處。若法庭裁定法例通過 4 個步驟的測試，即代表滿足相稱性，屬於合憲。

在本案中，政府一方稱須保障國家安全，其正當性即使在民主社會之中，大概亦難有爭議。然而，大幅管制言論，邏輯上是否有助促進國家安全？以及是否保護國家安全的唯一可行手段？以至此舉是否可視作一個個人權利和公眾利益之間公平合理的平衡？

歸根究底問的是同一個問題：民主社會之中，政權應否以國家安全之名，禁止不涉暴力的和平言論發表？

法：辯方引用「錫拉庫扎原則」（Siracusa Principles）。該原則出處為何？有何內容？法官又如何反駁？

黃：「錫拉庫扎原則」是 1984 年由 31 名國際法專家，在意大利舉行的一個學術會議上經討論後同意的原則，旨在就《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中有關限制人權的條文如何解讀，提供詳細指引。

根據《國際法院規約》第 38 條，此等反映當代公法學者共識的權威著作，本來就是確定國際法原則的補助資料。終審法院事實上曾不只一次引用「錫拉庫扎原則」，解釋《香港人權法案條例》，尤其是何謂「為民主社會維護國家安全或公共安寧、公共秩序、維持公共衞生或風化、或保障他人權利自由所必要」的重要依據。

毫無疑問，「錫拉庫扎原則」等人權標準，嚴格來說並不約束香港，但法庭考慮人權案例時，並非要求其與香港情況一模一樣才能適用，而是案例背後的價值，以及如何限制政府權力。

不少國外案例訂立基本原則，除非內容涉及煽動暴力，否則不應該將煽動刑事化。然而，郭偉健在判詞中，僅表示香港情況特別、2019 年曾發生動亂，就視「錫拉庫扎原則」過時及不適用，亦沒有討論國際人權法相關案例。

法：法官處理煽動罪是否合憲時，花了一些篇幅形容香港的現況，法官看法有何根據？他就局勢的看法又如何影響他進行「四步驟分析」？以及他對煽動罪是否合憲的判斷？

黃：一般而言，法庭判案時不會作出太多政治論述，然而本案牽涉的「煽動罪」屬國安罪行，其原意或多或少就是要禁止及懲罰，若干政權視之為離經叛道的政見。既然罪行本身即涉及政治成分，法官裁決時有政治論述，某程度上可說是制度設計使然，甚至不由法官本身的個人取態決定。

本案中，郭官論證煽動罪在香港的相稱及必要性，其中牽涉大量事實問題，原則上理應由政府檢控一方逐一舉證。單從判詞內容來看，法官似乎憑一名警員的作供，以及其「司法認知」（judicial notice）（第 12 至 14 段），將法官本人對香港目前國家安全風險的判斷，視為不證自明的事實。

一般而言，「司法認知」的門檻十分高，一般只涉如「一個人藏有大量毒品，可認定其意圖是販毒」等廣為接受、難以爭拗的常識。但如以此方式處理對香港形勢的觀察和判斷，尤其是推論政治現況，會令判詞中這一部分證據薄弱。

法官的「司法認知」，亦構成他分析思路的核心，憑着他認為現時反政府者「只是潛藏、種子仍在」、「政治形勢表面平靜，實際是非常不穩」等，得出有「非常逼切需要」維護國家安全、防範動亂再現的結論，並據此裁定在這情況下，煽動罪對自由、權利的限制並沒超出所需，控罪合憲。

法：《法庭線》記者
黃：法律評論員黃啟暘

from 法庭線 The Witness https://thewitnesshk.com/%e7%be%8a%e6%9d%91%e7%b9%aa%e6%9c%ac%e6%a1%88%e5%88%a4%e8%a9%9e%e8%a7%a3%e8%ae%80%e3%80%80%e6%b3%95%e5%ae%98%e5%88%a4%e8%a9%9e%e9%87%90%e6%b8%85%e4%ba%86%e7%94%9a%e9%ba%bc%e7%95%8c%e7%b7%9a%ef%bc%9f/

練舞地不再 繼續狂舞的人——霹靂舞港隊代表施嘉鑫

「當世界各地選手由跑變到識飛的時候，我們的實力就好像停頓了三年，對上一次到外地比賽已經是三年前了。」這是霹靂舞港隊代表施嘉鑫，上周出戰南韓首爾世錦賽前吐露的心聲。此戰為爭取奧運入場券，最終64強止步，但他目前世界排名50，也是香港最好的成績。

這幾年，對一班街舞者來說，到底發生過甚麼事？

霹靂舞（Breakdance）入選為2024年巴黎奧運的賽事之一，在賽制下，香港霹靂舞者（B-boys）要經過香港體育舞蹈總會舉辦的選拔賽，晉身為六男六女的香港代表隊。港隊代表要在奧運前，參加世界各地不同的計分賽，累計成績，從而爭取奧運資格。南韓首爾世錦賽就是他們爭取奧運入場券的第一站。

施嘉鑫坦言：「對上一次出去比賽，已經是2019年12月，之後爆發COVID-19，我們很難出境。當其他國家繼續進行時，他們跑得很快，但我們只是行住去進行，我們的實力有點停頓了三年。」

在本地，最大型的比賽最多只有一百人左右，互相競技，但走出香港，好像這次南韓的比賽，卻有近一千人參賽。「其實好hungry，好渴望那種感覺。太耐沒有接觸世界賽，三年無接觸外面的世界了。」

雞先定蛋先

疫情下，香港有一段時間都是採取21日入境隔離政策，「很難畀得起呢個成本參加外地的活動和比賽。成本太大了，倒頭來限制了香港霹靂舞者的進步。除非有外國的霹靂舞者來港，才有機會交流，但都很少，無咩事都不會來香港隔離21日吧！」

尤其即使代表香港出賽，爭取打入奧運，但未有成績之前，很多時酒店、機票等都要自資。就好似今次南韓比賽，12名港隊代表都不是每一個人有機票資助。「大家都同樣努力，但不是個個都得到資源。香港社會都是看成績，人家才會給你支持，都是雞先定蛋先的問題。」

入大學練舞不再

以前，香港有不同地方可以跳舞，理大、城大、奧運站外，都有地方可以聚集，不止霹靂舞，其他舞蹈都可以一齊跳，但因為疫情等種種因素，場地不再開放，不可再跳舞。「理大『7仔』出面和下面那兩層、城大又有幢大樓有冷氣有空位……」疫情對霹靂舞者最大的影響是場地。

街舞失去場地，很多舞蹈員轉戰工廠區，租工廈、租工作室繼續跳。施嘉鑫覺得，雖然大家最終找到場地，但對大家來說，能否一起進步？對一個文化，又是否一件好事呢？每枝隊伍彷彿躲起來訓練，其實少了很多交流，進步的空間很大程度上少了。

昔日在社區中心籃球場，一晚三、四十人圍著跳，「你會感受到一班人一齊去玩、去融入這個文化，現在大家租工作室各自跳，來來去去都是那十幾個人，整件事變得很孤獨，不再是一班人很溫暖地投入。」

喜歡的　才會做下去和留在這裡

他今年29歲，跳了霹靂舞13年，舞者來說年資不淺，也不算年輕。他認為一般25至30歲是霹靂舞者的黃金時期。所以對他來說，這幾年算是破釜沉舟，看看能否打入奧運，再過幾年或者時機已經不對。但如果霹靂舞沒有納入巴黎奧運，這兩年的選擇會否不同？他說：「可能都會㗎。」

他大約2009年開始學霹靂舞，那時候接觸的線上遊戲、綜藝節目，如「勁舞團」、「棒棒堂」等都是圍繞街舞，風靡一時。但他覺得五年前開始，這個圈子趨向走下坡，愈來愈少人玩，有時都會問自己，一個文化可能剩下百餘人，那還是一個文化嗎？人數少自然力量少，甚至人們也不知道如何在香港接觸和入行。

同期一齊跳的同伴，今天剩下十分之一左右，「可能那一人就是我。」仍想繼續跳，是因為喜歡霹靂舞，「你是喜歡的、吸引到你、適合自己的，才能繼續做下去和留在這裡。」

因為喜歡，所以堅持，縱然風光有時，落幕有時。

from 大城誌 https://hkcitycreation.com/2022/10/30/%e7%b7%b4%e8%88%9e%e5%9c%b0%e4%b8%8d%e5%86%8d%e3%80%80%e7%b9%bc%e7%ba%8c%e7%8b%82%e8%88%9e%e7%9a%84%e4%ba%ba-%e9%9c%b9%e9%9d%82%e8%88%9e%e6%b8%af%e9%9a%8a%e4%bb%a3%e8%a1%a8%e6%96%bd/

蔡霞：我为什么对中共绝望？

不明白播客 EP-020

时间轴：
01:30 蔡霞进入中央党校的缘由
04:55 近年来到中央党校进修的干部有什么变化
08:14 来党校进修的干部最关心的问题是什么
15:56 中央党校内会讨论政治改革吗
23:35 十年前蔡霞在做什么，她怎么描述十年前的政治氛围
29:47 蔡霞对习近平看法转变的经历
38:55 为什么蔡霞把中国社会定义为"极权体制"
45:28 是什么时候开始中共开始把蔡霞当作异己
47:15 蔡霞到中南海给官员讲课的经历
54:20 蔡霞在2016年替任志强发声之后的经历
1:00:39 中央党校领导找蔡霞谈话的经历
1:04:29 蔡霞2020年批评习近平讲话的背景
1:12:26 蔡霞对共产党是什么样的感情
1:16:18 蔡霞的3次"退党"经历
1:17:43 蔡霞如何反思自己几十年在中央党校工作的经历

文字版全文：

袁莉：大家好，欢迎来到不明白播客。我是主持人袁莉。

蔡霞出生于红色军人家庭，17岁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她自称曾是"狂热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名副其实"生在红旗下、长在新中国"的社会主义新人。蔡霞于1992年进入中央党校学习，获得硕士、博士学位后留校任教直至退休。她的主要研究领域是中共党建。她曾致力于推动中国共产党改革，希望中共能够从党内民主开始，经过长期努力，最终走向宪政民主。

她说，2012年习近平上台时，她"对中国充满了希望"，以为中共会走上改革之路。很快，她发现这个党和这个国家都在朝相反的方向走。她从私下怀疑，逐渐发展到公开异议；从在中央党校教授党的中高级干部、受中宣部邀请参与撰写理论学习纲要、受邀到中南海讲课，到被训诫、被审查，直至2020年因批评习近平被开除党籍。

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请蔡霞老师在20大召开之前给我们讲一下她所认识的中共，中央党校是否曾是党内自由派的堡垒，以及为什么她认为习近平治下的中国是精致的极权体制。这是我们的20大系列专题之一。

蔡老师，您好！您是何时在中央党校教书的？您当时教共产党的中高级干部，大家在课上什么问题都可以提吗？您和他们的互动是怎样的？

蔡霞：我是1992年进入中央党校学习的。1989年"六四"之后，全国党内惶恐一片。大家知道开枪肯定不对，那么党校的老师，你怎么去讲课？像我这样（当时在地方党校）讲党建的人，你怎么面对民众讲，共产党的领导是正确的？你怎么对基层的党员干部解释，"六四"开枪是对的？所以党里面是惶恐一片，不知道这个课该怎么讲。1989年10月7日，中央党校提前发了一个通知，地方党校的老师可以到中央党校去听课。我当时在地方党校嘛，我们校长收到通知，说赶紧到中央党校去听听，听听他们怎么讲课。我就到中央党校去了。到了中央党校，听了他们讲课，我碰巧知道可以考硕士研究生，还可以读博士研究生，因为那里就有学位了，我就有了这个念头。所以1992年，我就进了中央党校学习。

中央党校的教学是两大部分。第一个部分是在国家教委系统内的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招生标准和毕业分配全部是纳入国家教委的，教学质量也由国家教委把关，要来审的。第二个部份呢，就是干部教育，副厅级以上，副厅、正厅、副部、正部。其中，副部和正部级的干部里可能有一些中央候补委员、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不会来，但是他们之前都是从厅局级、省部级过来的。胡锦涛就是80年代后期的中央党校的学生。

我们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一边读书，一边和领导干部学院打交道，因为我们都是这个学校的学生，这样我基本上能知道当时那个学校的领导干部是什么样的情况。后来我进入教学的时候，我就可以把它做一个对比。1998年我在中央党校博士毕业，此前已经在地方党校做了六年的教学，再加上六年的硕士博士的学习研究，实际上我已经进入党建这个专业有12年了。毕业后，中央党校让我作为一个讲课的老师去独立开课，大概两年后我就成了中央党校的优秀教师，讲课讲得不错，哈哈哈。

那么90年代的干部学员是什么样的呢？他们的文化水平，大学毕业的很少，大专毕业的很多，还有中学毕业的、高中毕业的也很多。那时候出国的机会还不是很多，所以他们对老师提供的新信息很感兴趣，大家都希望学习，但是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干。总体来讲，南方的领导干部的精神面貌、思维方式，和北方的领导干部是不一样的。

90年代的干部年龄偏老，干部的"四化"是80年代中期提出来的，到厅局级、省部级，基本上还是老人，"四化"的青年干部还没有能走到厅局级和省部级。2000年后就不一样了，"三个代表"思想提出后，相当一些人经过十多年的锤炼，在厅局级冒尖儿，就上了省部级。那时候学历状况就变了，大学本科是普遍，大专就很少，偶尔能冒出一两个硕士研究生来。再到2005年左右，我看到的干部学员的文化水平，大专就几乎看不到了，大学本科也不是很多，很多干部写的是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大约有三分之一，甚至一半，偶尔有海外留学的人回来。袁莉，你还记得高西庆吗？

袁莉：当然记得了，我见过他呀。

蔡霞：他当时在省部班，是证监会的副主席。

袁莉：他是美国杜克大学法学院毕业的。

蔡霞：他的学历和人家的完全不一样。我们开始教哪个班的学员的时候，第一关注的就是年龄、文化程度，哪个地区来的官员，哪个部门或者系统的官员，所以高西庆这样的，很入我的眼，我那时候就比较注意，就是很突出的学员。后来他们在学习讨论的时候，我们和他讨论一些问题，你就能感到他的素质就是不一样，在外面训练过的和在国内的人，知识水平、知识面、思维方式，他就有很多不一样。

那么干部的教学讨论呢？2000年后，我作为一个正常排课的老师，每个学期都有课，要去接触不同的班次，跟他们讨论问题。当时，"三个代表"思想，给了党内一个思想空间。坦率地讲，官员其实是很动脑筋的，他们思想不保守。为什么他们思想不保守，很动脑筋？因为中国社会发展变化那么快，所有社会变化中的新的问题、新的难题、新的情况，是他们首先面对，不是中央高层面对的。地方干部要面对，不解决这些问题，他怎么办？所以他们就会把这些问题带到中央党校来。过去，这些问题找不到合适的办法解决，就得逼着他，想新的办法来解决。有些当地的突出难题，是过去欠账欠下来的情况，是那些官员的前任的前任的前任的工作当中的失误和偏差，遗留下来的问题，到他们接手的时候，变成一个突出难题。

袁莉：当时官员比较头疼、比较有共鸣的难题，你能举几个例子吗？

蔡霞：干部的提拔当中，要用经济、GDP来衡量。最开始的那些干部，只要你敢干，就有GDP，但是GDP是不是真的给当地产生了经济效益？那不见得，可能就会留下一堆问题来。GDP有了，但是捅了窟窿。他升官上去了，但是后来的干部就去填这些的窟窿，比方做个花架子，这块地开了、工业园区开了，你说你引进了项目，但其实项目没有进来，厂房和土地空在哪儿，后面的干部就要去填这个窟窿。你就发现表面上GDP很好看，但实际上里面是一个烂摊子的窟窿，把它填完后，经济资源基本上就用完了，那你怎么给自己创造GDP呢？所以后来的干部他就不填窟窿了，这就叫"新官不理前账"。前任捅的窟窿扔在那儿不管，我另外找个地方开起来，这样他就提起来快嘛。所以在某种意义上讲，如果干部流动太快，他对这个地方没有感情，也没有责任感，只是把这个地方当跳板。

这就涉及到地方干部怎么用人，怎么考核干部的实际的政绩。还有些干部捅完窟窿走了，这边民怨载道。民众评价不好的，提上去了；民众评价好的，辛辛苦苦干活儿，好不容易把窟窿填完了，但是上面对他们不满意，因为几年下来没看到突出的政绩。

还有就是群体纠纷、民众信访。有些民众的冤假错案，不是在现任干部手里出来的，是在前任的前任的前任的手上出来的冤假错案，但是一直就拖着没给人家解决，后来就变成了上访户，甚至是上访专业户，那维稳的压力越来越大嘛，成了后任的干部背的包袱，替前任去擦屁股，而且还两头不讨好。

袁莉：那中央党校的干部学院，会不会提一些制度上的问题？比如上访，因为我们的法律系统没有办法给他们一个真正的裁决，这其实是法律的事情，但最后变成了政府的事情。干部学员会从这样的角度提问吗？

蔡霞：有啊。从这些问题开始，你就可以看到共产党的政治和法治是有根本性冲突的，而这种根本的冲突在领导的嘴里，只不过是你偏向哪里。到了民众，就是他们的切身利益，这个官司公平不公平、合理不合理。个人的愿望得不到处理，最后就变成一种社会性和政治性的危机。因此，法治和党的领导，究竟是按照党的领导的意志去判案，还是按照法律去判案？马上就出现这些问题。而这些问题又不是一个单个的事情，它变成一个普遍现象，马上就问你共产党怎么执政。

袁莉：这些干部会对这些有困惑，但其实他们也没有办法。

蔡霞：官方的系统之间，也是有利益矛盾和冲突的。我举个例子，我在《外交事务》杂志写习近平在厦门参选副市长，连等额选举都没过得去。他一个人参选，他都没上得去。参选者落选，在民主政治里很正常，但是在党的组织系统里，有一句行话叫"选举出了问题"：组织看好的人，代表不看好；代表看好的人，组织系统又不喜欢。这其实涉及到一个系统性问题，人大选举产生地方政府的领导人，和党管干部的根本原则，二者之间的冲突。

最后变成了市委书记去兼任市人大主任，但原来不是这样的，原来是市委书记归市委书记，人大主任归人大主任。后来兼任了，就可以控制。此外，人大要监督政府工作，但人大的主任往往是前任老书记老市长退下来的，当他对现任政府不满意，就拿人民的名义来监督，说我来制衡你。这样一来，现任的官就不好当，才变成书记去兼人大主任。

中国共产党执政中一系列的矛盾，很多是通过不同部门、不同利益的冲突而表现出来的。另一方面是和民众的关系，这就涉及到究竟是人民当家作主还是共产党统治，人大的民主是真的民主还是橡皮图章？这些问题他们都要讨论。

袁莉：到了2010年左右，那会儿大家觉得中国的经济发展不错，但是政治上有很多问题，腐败很严重啊，是否要政治改革。当时在中央党校内，政治改革是大家讨论的话题吗？

蔡霞："三个代表"思想提出后，中国经济是往前走的，成了世界工厂，加入WTO，要保护知识产权，这些都迫使经济领域改革，会触动到权力结构，会触动到权力。因此这样的话呢，政治改革是不可能不谈的。

当时我在讲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方式，其实都在谈这些问题。你刚才问我官员会不会提出尖锐的问题，答案是会。中央党校内部是个什么状况呢？讲课有纪律，讨论无禁区。官员的问题，都会在小组讨论中问出来。讲课的时候，大口径要按照党的文件和党的会议去讲，可以举自己的经历，也可以提比较深的一些想法，但总体上不能出大问题。讨论无禁区，什么样的问题，都可以提。这个时候就看一个老师的能力和水平了。如果你有水平，有自己的思考，而不是仅仅拿官样文章的话去回答别人，你会给大家不同的思考，会在学院建立大家对你的认可。

我自己就有这种感觉。学员刚开始见到我都是客客气气，觉得你女老师嘛，多礼貌一点，但我觉得他们是审视的眼光，绝对不是大学生对老师憧憬的眼光。他们从来都是训别人，哪有听别人来讲。所以一开始讲他们拿审视的眼光来看你，然后你一堂课讲下来，有些学生觉得这个老师讲得还好，也可能你提的问题他们有思考，他们在路上还会议论哪个老师的课怎么样，哪个老师有什么观点。到了小组讨论的时候，他们提的一些问题和想法，我该批评的批评、该谈我自己观点的谈观点。他们不同意我的观点，他们拿大帽子来扣我，我直接了当就把他们怼回去。

袁莉：什么大帽子呢？

蔡霞：我讲中国共产党的民主和国家的政治民主时，就讲现代民主的概念，我一定会跟他们"多数人的暴政"。民主绝对不能是变成多数人的暴政，民主不是一个简单的多数决定一切，不能以多数来剥夺少数人的权利，甚至对少数人施以政治迫害和歧视。我当时举了两个例子，一个就是希特勒，他也是多数投票被选上去的，另一个就是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无产阶级专政、群众专政，就可以把人家给弄死。我讲了后，当时课堂上没有人提，小组讨论也没有人提，但你知道，有些干部是很坏很坏的，政治上投机。有些干部班里有组织系统的人跟着学习和考察他们的，三个月跟你们一起学习，考察每个人的能力、水平、政治表现。有天组织部的人考察小组讨论，他就开始表现了。有个学生就跟我讲，蔡老师，你的课是讲得不错，但是呢，你居然在提多数人暴政的时候，提到了希特勒，又提了文化大革命的群众专政，你不就说共产党是希特勒吗？

袁莉：哈哈哈哈！

蔡霞：我说，你的联想能力真的很强。我当时的确举了这两个例子，因为一个是世界上人人都懂的，另一个是中国人人都知道的，我不需要对这些例子再花时间解释。接着我就讲，你们在座的人，年龄都比我小，可能你们对于多数人暴政在文革的时候的情况是不了解的。我说，我是经历过文革的，那时候初中生嘛，半大不小，不懂事，也当过红卫兵，也斗过老师，后来都成为一个很惨痛的教训，我对我的老师是一辈子有愧疚的。但是中国共产党从来都要隐瞒它的错误历史，历史就会以新的方式再来犯这个错误。一个执政党对国家对民族还经得起犯几次这样的错误？我说我当然要提这些事情了。

他当时扣了我一个帽子，说我是党校老师，要知道"党校姓党"。我说，党校是姓党，正是因为党校姓党，所以这个党的历史教训我更应该给大家讲清楚，因为你们是共产党干部，你们是要执政的，所以我们要把历史上的经验教训都拿出来总结，而不是仅仅讲正面的情况。我说，"党校姓党，和反省历史错误、检讨我们自己的问题，完全不存在矛盾。"

我讲完这些话后，整个这个班里的学生啊，掌声响得出乎我的意料，那是2009年。

袁莉：那会儿思想还是很活跃的。后来习近平上台时，您退休了吗？

蔡霞：我是2012年11月退休的。

袁莉：退休前您教什么课？当时中国的政治和社会的氛围是怎样的？

蔡霞：中国在2006年前后，思想还算是解放的，江泽民给了一个宽松的时代。2003年胡锦涛的科学发展观提出后，他就把江泽民的"三个代表"给扔了，把共产党整个理论探索的高度一下降下来了，变成技术性的处理问题，发展的哪里出了问题、哪里不科学，我就解决那个不科学的问题，而这个国家未来向什么方向走就没有了。胡锦涛在那十年是技术型治国的基本思路，但整个国家向什么方向走，是不是要进入现代文明？他这个方向感是模糊的，所以那十年就原地拉磨，拉圈圈。

袁莉：对，他没有一个大的理论的框架。

蔡霞：对，然后其实到2008年、2009年，中国政治就开始趋向保守。因为"三个代表"并没有真正完全变成一个国家的方针政策，包括体制改革的内容和立法的内容，社会利益差距拉大的，群众的矛盾没有解决，所以就有了大规模群体事件，比如湖北石首事件、贵州瓮安事件等等。群体性事件大量出现，其实就是因为政治改革不跟进，人民权利得不到保障，政治和经济发展得不到匹配，就会反映在社会矛盾的激化和多发当中。

这时中国共产党没有想往前改革来解决问题，而是想怎么维稳。那时候维稳就有新思路，所有事情第一条就是要平息事态，不许出现苗头性的东西。2008年奥运的时候，周永康当政法委书记，把整个监控系统开始建立起来了。那时思想上也开始趋于保守，胡锦涛并没有真的想要往前改革，而中国社会的矛盾一直在积累。清华大学的郭于华老师和孙立平老师，每年写的《社会观察白皮书》，写到2011年前后，就被政府封掉了。当时我们的印象是，中国这块土地，每天有250起群体事件，一年加起来是十多万到20万左右。这时候社会的矛盾是很尖锐的。中国如果不改革，就会进入二次革命。

2010年，我写过一篇文章叫《执政党何以避免二次革命》。2008年我去西班牙，研究了西班牙的政治改革，胡安卡洛斯的民主转型。中国在2008年市场经济还未健全的情况下，政治矛盾已经很突出了，所以我到西班牙的时候，我是带着这个问题去的，就是中国能从西班牙的政治转型、和平转型中学到点什么？我就写了中共何以避免二次革命，还有就是中国何以和平政治转型。2011年，辛亥革命100周年，北京的学术界和思想界进行了很热烈的讨论，大家看到满清迟迟不改革，等到最后想改的时候，不给机会了，直接一个辛亥革命把它推翻了。那么对共产党来讲，那时候我们提出问题：改革与革命赛跑，如果你不主动去通过改革来化解社会矛盾，那你就等着社会底层革命。

我从西班牙回来后的半年心情特别不好。我把西班牙的和平政治转型和中国共产党做了四个方面比较，发现中国共产党一条都做不到，这意味着共产党自己是不可能去搞和平政治转型的，非要逼到人们去闹革命，这个国家才可能转过来，当时我就绝望，我就心情特别不好，一旦不和平，中国这个暴力啊，不得了。所以，2009年新疆"七五"事件，新闻联播播报以后，我一个晚上没睡觉，我坐在那个地方呆掉了。乌鲁木齐的事情可能会在全国范围再演，所以那时我就积极地在想，怎么推进中国的民主转型，怎么努力避免二次革命。我那个文章其实就是在那时候出来的，大家都在讨论改革和革命赛跑，其实是在呼吁改革，避免革命。

但是事实上，胡锦涛的后期是趋向于保守的。他知道他解决不了这些问题，他就想一条，只要自己手上不翻船就行，当时就变成一个僵局。在这种情况下，他交班交给了习近平，那习近平怎么办？其实当时我们都对他寄以希望的。

袁莉：您当时也是对他寄予期望的吗？

蔡霞：对！尽管我不满意他那个"不要吃共产党的饭，砸共产党的锅"，我说"天天在那砸老百姓的锅"。其实我当时说砸老百姓的锅，并不是指习近平砸，是指官员们在砸老百姓的锅，闹了那么多社会矛盾和冲突。但是你要说党校老师不许吃共产党的饭砸共产党的锅，那其实你共产党吃的谁的饭？吃的是人民的饭嘛。那你共产党的官员，天天在（当）那个贪官污吏、坑害老百姓，那你共产党不是砸那个锅嘛。所以我不满意他的话。当时我并不是说习近平真的要砸人民的锅，但是这个十年就看到，习近平就是在砸人民的锅。

袁莉：为什么说他这十年砸人民的锅？

蔡霞：2013年的5月吧，"七不讲"出台，就意味着习近平的意识形态是往后倒转的。一个政党，如果要往前走，一定是思想理论、思想开放走在前面。当领导人思想意识往后转，你就意识到党一定是要往后调整的。所以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习近平搞那个"全面改革"的方案，你还记得吧？

袁莉：我记得，那会儿大家都说全面改革，我说怎么改呢？不可能改啊哈哈哈。

蔡霞：我印象太深了。全面改革的整个方案全部出来以后，我跟别人的情绪完全相反。那些金融界的企业家们看到方案讲到市场经济，讲到私有经济和公有经济平等竞争、平等进入市场，大家都很高兴。所以企业家问我，是不是共产党给了我们又一个发财的机会了？我就跟他们讲，你们把口袋捂紧吧，别把钱掏出来。他们说，啊？你怎么这么看问题啊？我说，你们都看到它是混合经济，鼓励大家投资，对吧？他那个话说得很好听，但是拿什么来保证你投给它的钱还能拿回来，而且，你在企业经营中会有你发表意见的余地？我说，你们不要光看经济改革，你们往后挪挪，你们看看，如果经济上要往前走，必须在政治上要有权利保障，但这个方案在法治、民主、社会治理那块儿，有没有给你们提供这些条件？我说，你们是看的第三部分，我是看完第三部分，接着就去找第五第六第七部分，一个字都没有谈给你们的许诺，拿什么来保障你们？恰恰习近平把周永康时期的全面监控写到了里边，作为政治和社会改革的一部分。网络的思想管理、舆情监控，都是在以全面改革的名义写到了方案里的。所以我就告诉他们：中国后面没有改革，只有倒退。

我真正的失望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前面我是对他很有期待的，从他说"七不讲"，我就意识到出问题了，但是我不知道这个问题能出多大。等到他把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议拿出来，我就告诉企业家，不要再有期望了，我（在）2013年、2014年，不断鼓动企业家赶紧走人、人走钱走。

袁莉：有几个人听您的呢？

蔡霞：没有。我说你们再要创业、投资，投到外面去，在这儿是没得你们保障的。他们当时听到就笑笑，谁也没有反驳我，谁也没有响应我。结果2018年的时候，一个朋友到北京来看我说，哎呀，蔡老师，我们那儿的人全后悔了，后悔没听你的话。

2016年以后，外汇就紧张了，企业家不像我们几万美金，人家是几百万几千万的东西，出不去了。2016年、2017年的时候，"民营企业家退场论"就出来了，嗯，那时候就是全砸你的锅，弄得企业家都很害怕了嘛。2019年、2020年，从互联网企业到金融，先砸大富豪们的锅，这些人的锅不能做大，锅里的饭由我决定你怎么吃；新冠清零是砸了所有人的锅，打工的人没有地方打工，生活支撑不下去、贫困。所以我说，习近平最开始砸的是最顶尖的富豪的锅，然后现在砸到最普通的民众的锅，全都给他砸光了。

所以2013年以后，从意识形态的倒退开始，就开始回到毛时代的那个极权主义。习近平这十年来，他没有任何往前走，当然也没有完全回到毛时代，因为社会有几十年的进步，党内和社会也是有阻力的。但经过这十年的恐怖，包括党内的清洗，包括709律师大抓捕、把深度调查记者弄掉、把公民组织和NGO全部弄掉，像我们这样的异见人士那就不用说了。清零后，变成无差别地控制和监控全社会，借助高科技的力量，不是拿来造福社会推动文明，恰恰是拿来巩固极权统治。

我一直认为，中国在演变成一个现代高科技技术条件下的极权专制统治（国家）。西方的政治学家们，一直认为中国是个威权国家，一旦习近平推动市场经济开放一点，或者参加了哪个国际组织，他们就想当然认为中国会走向民主，因为市场经济可以推动民主生长。但他们不知道，中国不是一个威权国家，他是一个新形态的极权国家。所以我们讲，法西斯、希特勒、前苏联，那些叫粗糙的原始的极权政权，而现在（的中国）才是一个精致的极权政权。中国政府的高科技可以定到每一个人的脸部识别、声音识别、步态识别、背影识别、精致监控和控制每一个人。所以我们讲，中国社会笼罩着恐惧。为什么恐怖？因为它不仅有暴力，还有这样的监控。这种新的专制形态，西方政治学家没有研究，我自己没这个能力和水平去研究，但是我在这个环境里边生活，感受到了。尽管我没有被他们暴打，没有被暴力侵犯，但是监控我、不让我说话，把我的声音完全封杀，污言秽语的攻击，这些都有了。实行不是硬暴力，而是软暴力。

袁莉：蔡老师，我看了您给胡佛研究所写的文章，里面很大篇幅写为什么中国一直是一个极权体制。我的困惑是，我们所谓的改革年代，也有过经济社会这些方面的松动，那段时间不足以被称为威权体制吗？

蔡霞：我觉得还不足以说是威权体制，只能说是从极权向威权体制方向的松动。威权体制有很突出的一条，政治上是控制的，但在意识形态是有相当的自由度的，对新闻的管制也是有相当的自由度的。尽管新闻管制是和政治控制连在一起的，不可能完全放开，但是新闻自由是有相当尺度的。此外，民间的意识形态，没有说只允许马克思主义、只允许共产党的话，别人的话不可以讲。中国社会的思想开放，始终通过学术交流引进，（但所谓改革年代也）并没有真正形成政治思潮上还有一个东西可以跟共产主义并列起来，共同讨论，甚至争论，没有的，始终没有这一点。所以我们讲，它是极权向威权的松动，而不是一个相对能够定型的威权体制，所以后来要收紧政治思想控制，要消灭这个社会上的不同意见——这些不同意见还不能叫政治反对派，只是异见人士——是相对容易的。所以我觉得西方国家用这个威权体制这个词讲中国，其实他们对中国看得太好了，他们以为80年代的松动，自然而然就走向威权体制，但是不是的，这个过程经过"六四"就中断了。

"六四"之后，客观上经济放开了，但政治上始终没有放开。1992年的十四大报告，几乎没谈政治体制改革，但谈建立市场经济；1997年的十五大报告，开始谈政治体制改革，有些话开始放出来，那其实是江泽民他们在的时候，邓小平已经去世了，江泽民有一些想要协调社会关系的想法。当他要承认市场经济，要面对社会利益分化的时候，他需要从理论上解释，为什么我采取新的路线和政策，他拿什么东西来说我这个新的路线是对的。党内那个时候老左派还没死呢，好多极左派、老左派，总觉得他们在搞修正主义；他得找个理论来论证他，所以就自己编了"三个代表"。问题是编了"三个代表"后，共产党还是没有突破"主义思维"，就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主义思维的根子就是阶级斗争，不突破主义思维，就不能真正去政治体制改革。

2004年前后，十六大党章修改，我去给北大的学生党支部书记和老师在大礼堂讲新党章的修改，我当时就讲，用人类文明的思维突破主义思维，用人类文明的眼光看我们中国应该如何从农业文明走向工业文明，去追赶当今世界先进国家的信息技术文明。后来当时北大的组织部长（他是搞哲学的）说，啊？你们党校是这么讲课的？我说，你不用人类文明进步和发展的眼光看中国，你怎么可能解决中国今天的问题？我们就是因为被堵在主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根本对立——的思维框架里，不承认人类文明的发展进步，所以只能把外国技术性的东西拿回来，无法真正做到思维方式的改变，乃至整个政治路线、政治方向、国家民族前进方向的前进。

袁莉：十几年前有传言说，中央党校实际上是中共内部相对自由化的一个分支，您觉得当时是这么回事儿吗？

蔡霞：中央党校吧，知识分子啊，可以讲是中国共产党内相对来讲有文化的人聚在那个地方，至于这个文化有多高，跟外面（的大学）比，中央党校文化就不算高。但是从共产党本身是没文化的角度说，中央党校就算有文化的。有文化的人呢，他会吸收各种新的东西。

中央党校在1949年进入北京以后，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条件下呀，几次大的思想理论上的争论，都在中央党校出现过，然后中央党校其实始终处在中国共产党党内思想理论争论的矛盾漩涡点。我不敢说它就是中心吧，它其实就卷在里边。所以我们看到周扬、陆定一、杨献珍的理论内容，在中央党校都可以激起老师们思想上的震荡。文革当中，中央党校是个重灾区，然后党内各种派别的斗争也很多。1978年，破"两个凡是"，起步就是在中央党校。

袁莉：什么时候开始，官方把您当作一个"有贰心"的人，开始对您有控制？我记得是2016年的（时候），任志强反对习近平的"党媒姓党"，说媒体应该为人民说话的，不应该为党说话，然后他所有的社交媒体都被噤声了。当时，您特别勇敢地出来为他说话，您也一下子被冲到舆论的风口浪尖，好像站在了党的对立面。

蔡霞：其实在党内，我的思想开始被外界引起注意的时候，是在2000年的"三个代表"。当时我对"三个代表"存有很多想法。我希望中国共产党在这次提出来（新主张）的时候，能够有个思想的转弯。我是朝着把中国融进人类文明的主潮流（这句话其实是中央党校的郑必坚提的），朝着这个方向推。因此我讲课、写文章，都在写这些东西，这就使得我慢慢被党里的人注意到。我在讲课的时候，也会讲这些。学员的思想是有分歧的，比较解放思想的人当然就愿意听我的啦，他们回到地方工作还会邀请我到地方去讲课。我就在党内逐渐被大家认可为一个有思想解放、有改革意识的人。我不敢说我自己有创新意识，因为我自己的能力和水平功底没那么深，

2006年，我被"海里"请过去当咨询专家。"海里"就是中南海，其实我不应该用这个词，我记得推特上有人批评我说既然已经脱离了中国，怎么还要说官方内部的黑话。但反正我从2006年开始作为咨询专家进入中南海，一直持续到2015年。但实际上在2015年之前，已经开始对我"控制性使用"了。因为我一直希望能够改革，写的文章越来越被外界关注，那党内是有不同的思想分歧的，保守的人认为你这样是不行的；思想开放的人认为党要改革，需要听听像你们这样的人的意见。因此，我属于在有些地方很受欢迎，而有些地方就下了封闭我的令，禁止我到他们那里讲课，限制讲课，限制我进入哪个地方和大学开会。我被限制，是一个地方的大学来告诉我的，说本来很想请我讲课，但是上面有文件不让，那是2013年。

袁莉：但是您一直到2015年中南海还叫您进去讲课？

蔡霞：对，共产党是有多面的。下面的人怕沾上你，怕上面追查你，那他们就倒霉了。中南海的最高顶层，他不会这样。你只要是真有想法，他觉得需要听你意见的时候，他还是会把你叫去的。

袁莉：您最后一两次去中南海讲课，讲了什么话题？

蔡霞：给你讲，最后两次是这样的。一次是王岐山的中纪委，应该是王岐山那边。因为那次还是很戏剧性的。什么意思，就是说，其实是红二代和太子党当中一些人提出来，这个党必须要民主，要发挥党代表的作用。然后呢，就把这个件儿啊，又算是公件，又算是私人的渠道，直接就放到王岐山那儿去了。

然后呢，王岐山呢，就让他们那个就是中南海那里面，王岐山当时是常委嘛，他的那个就是秘书班子的人就是要征求意见开会。就是给我发了一个明码的短信发在我的手机上。按照中国共产党的工作的规则是不可以这样做的。因为我们每次要是进到中南海去参加会议，他们要问我们问题，他们会通过中共的那个保密系统，发一个信函发到我们中央党校，中央党校再把这个信函再发到我们部里来。然后部里通知我说这儿有你的信。他们谁都不能打开这个信，只有我自己能看。然后我看完了以后他们也不会问。因为这就是党里的规矩，你不能问，我们也没有告诉你的必要。但是他会问一句话说：要不要给你派车？什么时候派车？然后那时候我其实已经会开车了。我就说，哦，不用派车了。就是这样。那么那次是个明码，为什么呢？

他在我的手机上发了这么一个东西，直接告诉我通知我说你到中南海的哪个哪个门吧。周三上午的9点钟的会议，周一的下午给我发的短信。过去工作一般的规则是一个星期之前他就可以把信函发给你，他需要你做点准备。我一看这个，我说这是骗人呢还是真的？因为从来没有明码发在我手机上的。

然后后来呢，到了星期二的晚上了，我终于忍不住了。9点多，我就照着那个电话号码——他发短信都有电话号码——我就打过去。我还没开口呢，那边就知道我是谁了，说蔡老师，您有什么事儿？然后我问您是谁，叫什么名字，是您给我发过一个短信吗？昨天下午说有个会。他说是的，我说你为什么这次用明码？他说那个，因为这个件，王要得急，就是要他们回音要得急。所以呢，他说我们赶紧就定星期三，等不到下一个星期再开。

袁莉：来不及等程序了？

蔡霞：我们就直接就那个什么了，你知道吧。然后我就当时还跟他们说一句，我说你们提的这个问题啊太小。我说，如果就这个问题我就不来了。

袁莉：是什么问题？

蔡霞：是"党代表如何在党内发挥作用"。然后我告诉他什么叫党代表如何在党内发挥作用。你首先讲党代表大会是个党内的什么机构，如果党代表大会像人民代表大会一样也是个橡皮图章，那个党代表就是党委书记的工具嘛，对不对嘛。我说，如果说你先要说党内的权力结构调整，党代表大会就是党内最终决定重大问题的、监督党的领导机关的真正的权力机构，是党员行使权利的机构的话，那么我们再来谈党代表怎么发挥作用。撇开党的代表大会在整个党的权力结构当中是个什么作用，你来谈党代表有什么用？我就不来了。他说，蔡老师，这样吧，你可以不按照我们给你提的问题，你把你的想法全讲出来。然后（我就说）如果这样的话，我明天可以来。

袁莉：我问一下，就比如说这个会，您去参加这个会一般都是什么人参加？

蔡霞：一般每次这个会议他请那么四五个人，不多，四五个人呢，一般比方就是说，比方啊，讲到党内民主的，他会请到北大的一些个搞民主政治的、国家行政学院（中央党校）的我，就是像这类的吧，还有就是党建研究会（的人）。

袁莉：比如说中南海里面一般是什么样的人来参加会呢？

蔡霞：哪个常委的（人）通知你的，就是那个我们讲的中办的——他们的秘书局还是调研局我搞不清楚啊——他们通知你的，然后他就告诉你，我们是四组的，我们是五组的。你一听到四组、五组就知道他跟哪个常委。

袁莉：那一般是这个常委下面的人（来参会），还是说是中办很多人呢？

蔡霞：是这个常委的秘书，常委本人是不会出来的，然后他的秘书，一般就是打头的那个秘书是他的大秘，局级的这些人。然后呢，他下面还有一些年轻的小秘书，等于是秘书组里的人。我们进去开会的人大概就是那么四五个人。然后他那边要开会，就是大秘书听。他不管做记录，小秘书他们可以做记录，然后大秘书觉得重要的他自己也会记吧，但他不会从头记到尾。但大秘书主要就是听你的，然后他再提出一些问题。是这样的。

袁莉：然后就到了2016年2月份，习近平去了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新华社去视察，然后说党管媒体，对吧？

蔡霞：对啊，那是央媒嘛。那个检查中央电视台，写了个央媒姓党，绝对忠诚，请您检查。这个拍得呀，真的太肉麻了。所以那个任志强时就不满意了。他就发了几条微博。

袁莉：您为什么当时觉得您需要站出来说话呢？

蔡霞：其实当时是这样的，中国的媒体究竟是党媒，还是有一部分是党媒？有一部分是国家的媒体，它控制舆论，把那个媒体不叫作媒体，是叫宣传工具。所有的报纸都是党的喉舌。所以它的那些媒体，它首先看的是，你是说党的话。所以呢，传统的观念就认为所有的媒体都是党的。那么中央电视台究竟是国家的还是党的？

所以，任志强才讲，中央电视台是国家的。你拿着国库里的钱办的国家级电视台，你现在说要党媒姓党，还要让它检查。那你说你党库、国库要不要分开？就从这儿开始的。但是这个问题始终存在，它不光是一个国库和党库的怎么用的问题。党是没有自己的党库，它把国库就当成党库，你知道吧。所以它要用钱全在里边。然后这样的话呢，就有一个，党用人民的财政、用人民的钱来养这个党合适不合适？其实（刚才）这个问题的背后还有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就是这个党作为执政党，你要不要让媒体保持一定的独立性，它可以客观地反映社会的各种情况，包括来监督，是吧。（这）就是媒体的作用，要不要？所以任志强本身说的是没错的。但是呢，本来都没事了，过了两天人家自己都把这个微博就是撤掉了。隔了两天以后，北京市委的党网叫千龙网，这个网不是民间网络——要是他是放在搜狐啊，什么新浪网我就不说话啦，因为这些都是民间企业（办的）民间的网，这个网上你骂谁都可以——但是你是北京市委的网，任志强就是提了一些不同意见，你就给他扣那个反党的帽子。

你知道，像我们这样的人是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我们知道反党这两个字一旦扣上去以后，意味着这个人毫无权利保护自己。他就没有任何权利了，他就比那个刑事犯罪还要严重。你知道吧，因为在中国从来政治罪是最严重的罪，刑事犯罪是放到第二位去的。所以这样的话呢，我就觉得把一个提出一些批评意见，何况是有道理的话（的人），你们把他扣成一个反党（分子）。反党这两个字就意味着任志强就是要被那个什么。所以我当时就想着要反驳这个事情，但是我当时还搞了一个宏伟的计划。我要写党库、国库的财政分开，党媒和国际媒体（的区别），民间要不要媒体、媒体怎么发挥作用，我想写四篇文章的哈，但是手里还在写别的东西。我想一篇一篇地写。结果后来因为任志强的这个处境（改变了原计划）。那两天就是铺天盖地的东西出来骂任志强，那我觉得这个气势太厉害了，什么谁给了他反党的底气什么之类的。

袁莉：对对，我记得。

蔡霞：大家都知道这个形势很严酷了，都很为任志强担心啊。有一天我们那个红二代的群里面，我就不说谁了，忍不住就在议论这个事情。然后其中有一个人说了句话，我们就看着任志强一个人站在那，被他们攻吗？怎么你们都不说话呢？我一听这个话我就坐不住了，你知道因为什么呢？别人可以不说话，我不能不说话。因为我是搞党的建设的。你这是党里边不公平地对待一个党员。（我是）党的建设的这个专业教学的老师，我这个时候不说话——别人是觉得不对他可以不说话，因为这不是他的专业，不是他的工作，不是他的职责——而我就是这个专业的老师，我就是这个专业的，这就是我应该说话的时候。如果这个时候我怕不说话，我觉得不是一个可以糊（弄）得过去的（问题），我觉得就是失责。

然后我那天为了写这篇文章，我一个下午都在翻，把所有的党内有关的党章到条例到纪律处分，所有的这些都看过了，然后晚上坐下来想怎么写。其实那篇文章五分之四是抄党章抄条例的原话，五分之一才是我自己的话。你知道，我觉得党章和条例上规定的很清楚，不需要说什么的。你就把这个原文拿出来看，就知道不应该这么对待任志强。但结果这篇文章就变成了他们后来就说我是反党（的依据），也说我反党，说我政治立场有严重问题。我说，你们不要说我政治立场有严重问题，你们要觉得我严重，我（文章中）五分之四全都是党章，你们（应该）先批党章是有问题的。

袁莉：您那会儿其实和老任也不太认识，还是怎么样，我记得。

蔡霞：压根不认识他。

袁莉：对吧？你们都没见过面我记得当时好像是，对吧？

蔡霞：是的，是这样的。我见过他，他不认识我。

袁莉：哈哈，对对，他一般都不认识人。

蔡霞：任志强是全国的著名的人物。我们在深圳大梅沙开会，他在那个大会上作为嘉宾发言，所有人都认识他。我在大会底下看着，我当时认识他是任志强，但是人家不认识我。我们就根本谈不上有任何私人交往。没有。

袁莉：对，我知道您只是觉得这个事情，如果您不出来反驳的话，作为一个党建的专家，您跟自己交代不过去，其实是这样子。

蔡霞：这是我的工作。我当时还有一个什么想法呢，就是说，这个党里面有很多人啊，忙于经济，忙于什么，他们其实是不看党章也不看党的制度的。他们对党的制度、规定、条例，有很多东西是很陌生的。那这个时候你们本来这样做就是不对的，但是我要告诉你们，这个党章和制度条例上是怎么写的。

所以我就把那些东西全都翻了一遍，然后把那些东西抄出来给他们。我觉得这个时候我应该出来呀。

袁莉：您是去给他们讲道理去了，然后也被扣了个大帽子对吧？

蔡霞：从那以后监控就更加严了。2016年的1月份，我还在清华大学开会。开会那个李稻葵把左中右都叫去开会了，然后把我也请过去开会去。然后2016年的2月就是任志强的事情，学校找我谈话，是很严厉的。告诉我当时是中央常委当中有3个人为这件事情做了批示。

袁莉：是学校告诉您的？学校跟您怎么说呢，就说让你以后就不要说话还是什么呢？

蔡霞：他们要我，首先就要你承认错误嘛。我说我没错，因为我是照党章和党的制度来写的，我没有任何错。他说你不可以这样发言。我说党章上讲是大政方针，由中央决定。任志强这个微博又不是大政方针，对不对嘛？我说你千龙网还够不到中央的大政方针这个级别呢，我只是说你们这样做不对，不妥当。而且我是拿党章出来说我有什么错。所以我就一直顶着不认错，然后不认错。然后他们就不断地找你谈话呗。

我跟你讲，这里面笑话多着呢。最开始就给我扣那个就是政治立场问题，思想倾向问题。如果你态度不好的话，那你就会影响你的生活。我说我有什么影响我的生活，无非你们影响我生活。就是开始给你威胁，就是你的退休金啊，你的什么就要有影响。

袁莉：那会儿就已经威胁这些了？

蔡霞：有了。然后讲说如果你态度不好，可能党里要开个会啊什么，给个处分啊之类的啊。我当时一听到我内心就想，我高兴啊。我说，诶要开会啊？我说要开会我可以发言吗？党员大会我有发言的机会嘛。

袁莉：哈哈哈，你还想跟他们辩论。

蔡霞：我问他们，我说啊，要开会呀。要开会那我是可以发言的。我说党员大会，你们要批评我，我作为一个被批评的对象是有发言权利的。我就这么说话，他们就不吭声了。然后呢，他说，那你这样吧，你这个情况，究竟你为什么要写这个东西啊？我就说，可以啊，那我把这个情况告诉你们，为什么我要写这个东西。

我就写了一个我为什么要写，因为这件事情千龙网做得怎么不对，然后因为怎么怎么，我觉得党章那些东西需要跟大家讲讲，所以我才这样。好，我晚上回去以后呢，我就自己想想，给他写了这么一个东西。交过去了以后，结果他们呢，找我第二次谈话。

那第二次谈话是什么？不认这个东西，接着就说，你交代你写这篇文章的动机和背景。你知道当时啊，我因为要写任志强这篇文章，我把那个党章的有关条文条例，包括党内政治生活条例的一些东西，全部都把它摘录下来，放在我的手机上面。那些第二次谈话的手机呢，还开在那儿一开始。然后呢，我说，你们等一等，要问我这个问题吗？先给你们读一段东西。接着跟你们说啊，你知道在党章（制定）80年的那个（时候），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党内政治生活若干条例，那上面写了一句，就是党员如果有不同意见，哪怕他是错误的，你可以实事求是地指出他的错误所在，但是任何情况下都不得以追查动机和背景来给党员怎么怎么着啊。不得追查的，因为文革就是拿动机和背景来给人家加政治帽子、加政治迫害的。

袁莉：党章里面还有这么一条啊？这还挺先进的。

蔡霞：对，政治生活若干条例上就有这一条，你知道。所以我说，我说你们等等啊，我就把手机打开，就在那个备忘录里把这一条，我先给他念上党内政治生活若干准则那个第几条第几款。念完以后，我说你们说吧，我说你们追查动机和背景，你们本身就是违反党纪。（他们）一下就傻眼了，不知道该这个问题怎么问下去了，这就是。

袁莉：理论水平不够！那然后呢？后来就是我记得您的微信好像也被删过好多次。然后又到了20年，最后怎么一步一步您就走到了，在美国待着回不来了？

蔡霞：跟你说是这样的。本来呢，到美国来呢是旅游来了的。我就没想到回不去，你知道吗？

袁莉：您是19年去美国的，对不对？

蔡霞：对。当时我是带着孩子来，后来他们急着要回去。我说，那你们就先走吧，因为一个要上班一个要上学的。然后我就想着既然来了吧，抓点时间在几个大学查资料。就是国会山啊什么。我还去办了那个国会山的图书馆的阅读证。它是可以给你办的，你知道。我又办了那个查资料，看什么东西。我就觉得能够看到的东西基本上都查了。本来要想走了的，紧接着就是那个疫情就爆发了，就一下子疫情就爆发了。疫情一爆发呢，速度就快到你无法去反应的那个地步。一下就是中国断航美国断航，然后两边就断掉了。从那以后你就走不掉了。走不掉呢，当时我觉得就是走不掉，无非就多呆几个月嘛。

但是你可以看到那个疫情从中国的武汉开始一直蔓延到全世界。然后大家心里都明白这个疫情是怎么出来的，对不对？就说在武汉那个地方是一定是有问题的。但是呢，中国政府在瞒，习近平不是2月27号开会嘛？任志强不是又说了一段那个东西嘛，然后3月份就被他们给弄进去了嘛，李文亮又是在那个时候去世的。所有这些事情都积在人们的心里，其实它是一种恶性的刺激。它并不是一个好的东西，然后整个世界你就看到陷入一片疫情那种大规模蔓延的那个状态。而那个状态呢，当时还夹杂着就是香港的事情，就香港的那个"反送中"，然后就变成了港版《国安法》的高压的镇压，是吧？都在那个时候同时出现。

所以这样的话呢，我其实心情就是很不好。你一下就觉得这个国家被这样的一个人在领导，它会出大问题，而这个大问题出来以后，不是他一个人的事情，是所有人都要跟着付代价。就是对这个国家、对这个民族、对所有人都是一场灾难。那如果说还要让这样的一个领导继续下去，那你说这个民族和这个国家未来有什么样的前景？所以我就觉得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必须要考虑就是要换人。所以当时后来就在一个我们空中讨论会——反正现在信息发达，大家不见面了，但是大家都可以参加模拟的那个会议——当中有讨论。然后我就提了习近平的一些做法，必须得把他换下去。而且他的做法已经不是政党的做法，他上来了以后很多事情是一种江湖黑帮的做法。

我这个话，并不是当时义愤去骂他。不是这个意思。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因为他上来了以后啊，这么讲吧，2004年其实我就意识到，就从那个"三个代表"提出以后，我突出地感觉到这个党的没有文化，当它没有思想理论资源的时候，它的思想就陷于一种枯竭的状态。

那时候你就深深地意识到，一个政党，它的理论积累和思想积累对自身在一个社会大变动的当中，如何去寻找自己进一步前进的方向，如何去寻找一个比较好的制定路线政策的思想支撑，是极为重要的。而我自己的那个博士论文、硕士论文全部都是在研究这个党的意识形态。所以我当时就意识到这一点。

那么好，等到习近平上来以后呢？你就发现他这个没有文化的人，他可以把整个党的文化彻底拖到一个完全返祖的状态。你想他在中央党校可以讲那个吃饭砸锅的事情，是从那儿开始讲起的。09年他到墨西哥去，又讲"一不输出革命，二不输出（饥饿和）贫困，三不输出什么（注：原话为三不去折腾你们），还有什么好说的。"哎，这个话哪里是一个外交上的，礼节都没有了。

就是那种粗言，一下就能暴露出来。我看着这个党的文件的用语——因为我们做的就是这个工作——看着党的文件用语，当时用他的话就要接地气，说人民爱听的话。跟那个王沪宁写给江泽民的"三个代表"（比较起来），全部都是书生气足的排比句呀，什么上下对仗啊这类的文章。然后大家都觉得语言别扭不行啊。然后习上来说接地气，结果这个接地气接成了一个粗俗的语言，出现在党的这个文件里面。然后再到外交上的这种语言。我看着这个党的这个语言，文件的风格改变。

然后你看着他在2013年的（所作所为），从反腐败开始，其实是在用反腐败在清除党内的异己，把自己的人排上去。这些做法就相当于我们讲，就是黑帮组织里边的一种，就是内部的那个清门户，和门户之间血拼，到相当于这样的一个做法。你就看着他一步一步把这个政党变成那个（帮派）。

他的语言你看，"定于一尊，不得妄议"。什么时候——连毛泽东那个时候都没有讲过"不得妄议"四个字，他就能讲出来。

还有最早出来的是什么词啊？我们从来都是讲党的纪律，讲党的制度。他弄了一个党的"规矩"。"规矩"这个词是他2013年左右就提出来的。"规矩"这个词完全是潜规则的明面化，不是一个正式的一个制度性的东西，我们讲制度、条例、纪律、规则，都可以讲，但是你不可以讲"规矩"。规矩就是一个江湖做派的讲法。你就可以看到，这个党整个就给他变成了一个江湖啊。

我因为2014年，我在香港中文大学查资料，我就想做共产党的早期（历史研究）。这个国家还没有达到产生一个先进政党，一个现代政党，现代文明意义上的一个政党（的条件），就只能产生带有浓厚政治色彩的江湖帮会组织。幸好共产党早期还有一批大知识分子，什么陈独秀啊，什么李大钊啊，什么瞿秋白之类的人物吧。但是后来共产党一批一批地把党内的文化人基本上就铲光。到习的这个时候，然后用他的语言风格，就把整个这个党的文化，仅有的一点文化的影子全都弄光了。而他那些做法就是按照过去（来的），就是本能地回到那个时候。

所以实际上我在2019年写过一篇文章的，《中国共产党的返祖现象》。我的意思就是说，从2012年到2019年，明显地看到它不是朝着现代政党的方向前进，是向后倒退到原本的那个原始、最初始的面目，就是一个江湖社会组织，就是一个帮。所以呢，到了2020年的5月份，我讲的他就像一个黑帮老大，那个话不是我当时义愤地去骂他，而是因为他确实这几年，就是这样把一个能够向着这现代政党往前发展的一个党，退回到、拉回到江湖社会帮派的组织的那个（状态）里边去。这一讲就完蛋了……

袁莉：对，就回不去了。就被开除。

蔡霞：对。因为他开除我的时候，那个党的开除决定上就说发表的言论严重损害党和国家的形象。

袁莉：然后也把您的，是真的就是把您的这个退休金也给您停了是吧？虽然您工作了一辈子，从十几岁开始，就工作了一辈子。把您的养老金给停了，然后您是不是银行帐户也被冻结了？

蔡霞：对，银行账户也被停掉了。

袁莉：但是我听您说您觉得他是把这个党给毁了？我不知道您现在对共产党是一个什么样的感情。就是您很高兴现在不是党员了呢？还是说，我刚才听您说好像里面有一些惋惜之情。我不知道听得对不对，我不知道你现在对这个党是一个什么样的感情。

蔡霞：可以这么讲。就说咱们客观地讲，因为从我的外公开始，到我的父母到我的这个家族——所以说这个，对这个党比别人，就是天然的这种情感，你是要比别人要厚一点的。

因为你这是有家族和祖辈的影响下来的，对不对，何况父母还天天都在教育你。因此啊，就是当你参加工作了，尤其做的这个党的建设的这个理论研究和教学以后，你出于过去的那种情感，你会希望这个党好。然后你就会希望努力推着这个党去改革。你看到它有很多问题，但是你总觉得这个党还有可能改，你会把它往前推。

那么到了江泽民那个时候呢，我就老说江泽民把这个机会丢了。他缺乏理论勇气和政治勇气。江泽民那个2000年提出（"三个代表"）以后——当他提出这个东西，如果真的有勇气，这个党是有可能往前走的。就是我们看英美国家政党，早期的政党和现代的政党也不是一回事情。它已经有了很多（改变），就是好多次的蜕变自己，就一步一步地让自己进步了。所以江泽民当时我是有这个想法的，我觉得可以往前推。所以到了胡锦涛那个十年，就原地转圈，但是其实就相当于勃列日涅夫时代的停滞状态。

袁莉：是一个僵化的时代。

蔡霞：对，停滞状态了。那好。然后其实2011年胡德平开会征求大家的意见的时候，我就提的这条，就是胡锦涛他们那个什么，后来胡锦涛很不高兴。我们中央党校找我谈话，然后就说你怎么可以这样说中央？你把你自己摆在什么位置？把我们党校摆在什么位置？我说他就是这样，他就没往前走，我为什么就不能批评他？我就说他十年没有动，他该改的没有改，他啥也没改成。

所以呢，那个时候你就知道这个党有可能就改不动。但是你对党的这个本质的认识，以及它的历史局限性，当时是不会认识得像现在这么清楚。当时你还是有满腔热情希望他改。

到了2012年以后，你就意识到上来的这个人，他对这个党的改革是没有帮助的。他不可能往前改。因为他上来（以后，）从他说的这些话你就知道了。

因此这就促使我反过头来讲，为什么这个党30年的改革没有让自己往前走。因为我们一直讲中国的改革，如果中国共产党自己不改革，中国的改革是不可能完成的。所以我们一直在推，就是党的改革走在前面，国家才能继续改革。所以我到香港中大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去寻找资料。

2018年修宪的时候我讲，这个党成为了政治僵尸。就是因为我看到了这个党已经完全没有用。它不可能去做那个什么（改革）。那个时候开始对这个党我觉得绝望了。它不可能。所以我在2020年5月份我要讲他（习）是个黑帮老大。这个党成了政治僵尸。这个制度必须抛弃。他的思想理论必须刨根，彻底否定。

我说这些东西。从现在来看，这个党其实它是没有能力完成自己的变革的。这个党它就没有出路了，你知道吧。它就是死路。哎，你知道吗，我其实啊，我退了三回党都没退成。

袁莉：您从什么时候开始要退党的？

蔡霞：我跟你讲哈，2016年的时候任志强那个事情。

袁莉：那第二次呢？

蔡霞：第二次是在18年修宪。我觉得这个党，我觉得他们已经是政治僵尸了。不可能。然后到了这次，就是（20年）7月份任志强审判。我给《自由亚洲电台》写了篇文章，就是他们株连九族，有这么一篇文章，然后这篇文章其实在当中的倒数第二段，我公开声明我退出中国共产党，我什么什么的。结果这边美国的朋友说，你怎么能写这段话。写了这段话你还有退休金吗？你还能回得去吗？

我回答的是，回不去了，但是退休金总还要吧，没有生活来源嘛，对吧？他说你要这么一写的话，你真的就退休金一分钱都拿不到了。他们当时就想说，你千万不要写。我已经把这个写了定稿了。发过去以后，他们帮我给转交呢，有人告诉我说：要拿掉它。就把这个倒数第二段（改掉了）。结果就等着人家来（动手），你不退党，人家把你开了。

他们以为把我开除出党，而且全国公开一下，我会特别沮丧或者特别受打击，他没想到的是，其实后来他们大家马上来采访问我，我说我很高兴啊，我终于归队了，我归到人民这头来了。

袁莉：我再问您一个问题吧。因为您以前是个党员还是（在）党校（工作），那您上次在《外交事务》发的那个关于习近平的那个文章反响挺大的，在那之后社交媒体上也有对您的一些批评的言论，我相信你也看到了。就是有一些人觉得您一直以来都是在替共产党说话，维护共产党的统治，现在又来批评共产党。那您觉得，您怎么看待这样的批评呢？您怎么看待自己以前在中央党校几十年的工作？

蔡霞：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当一个人啊，他要进入一个工作职业的时候，人是处在特定的社会环境和制度条件下的。这个东西并不是你个人可以选择的，是不是？而当时呢，这是一个大的环境决定了。第二个呢，就是我想讲的，当年进入那个中央党校的时候，我最开始是去学习，因为我原来就是一个老师，后来留在那工作也是我希望的。因为你觉得你可以把你所学到的东西可以去研究这个党。其实呢，就是最开始89年"六四"之前啊，我已经写过两篇文章了。就是讲这个党的农民党的性质，就是农民党这个特点，然后还写了一些中国共产党的党内贪腐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在关系。那么这样的话呢，89年"六四"开枪让我又很震惊。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党究竟出了什么问题，我觉得有必要去研究它。

所以呢，我后来去考试，有机会我当然要去上学呀，我就去了。然后那个时候我还是带着一个（愿望），我觉得这是我自己的一个可以为党和为这个国家（做贡献的机会）。我当时是把党和国家看成是一个，同一个方向往前走，同一个利益的（共同体）。你要想为这个国家好，那么你具体的岗位、具体的工作是什么？就是把你现有的工作做好。这就是你为这个国家、为这个社会尽力的一个东西。

但是我当时确实没有认识到，这个党和人民是根本对立的。这个制度对人民是极为不公的。我当时是完全没认识到这些东西的。当你去了以后，你就会很努力地去工作嘛。而且努力工作的同时，我对我自己是有要求的。就是说当你进入到一个工作当中，而且你是一个老师，那你就会想的问题比一般的党员干部要多。而中央党校本身又是个研究性的教学，它不是大学生知识型的教学，我们是研究型的教学。研究型的教学，你就会触及到很多问题。问题本身就会引发你的思考。而我觉得我自己是有一点责任感的人，我不是完全没有责任感，而这种责任感就在我们如何去解决这些问题，然后让这个党能够往前走。所以我觉得我自己在那个时候做了所有的努力，都是朝着这个我自己所希望的良好愿望的方向去做的。也正是在这种研究、思考、做的过程当中，我越来越发觉问题的复杂性。这就需要我更多地去思考和学习。

第二个就是说，你认识到党内的黑暗性（有一个过程）。你如果不动脑筋，你不接触那些东西，你是压根就不会认识到它有黑暗。因为我们从小到大都在这个体制里长大，家里的人全都给你正面教育，然后他们把所有那些个阴暗面，我爸妈全部把它给包起来，根本就不跟你说，你哪里知道它有那么多黑暗面。他们知道，你不知道。所以我们讲，不自觉的老人们，他们会替党隐瞒很多东西。那你根本就不知道。你的眼前一片光明。当你自己进入到工作，进入到社会当中以后，你才意识到有很多问题。然后这个时候你会对这个党失望。

所以我就说我的整个思考的过程就是经历过程。我经历了几十年，我才有后来这个思想，一点一点走到今天。我不是说读了一本书，一下子明白了好多道理，然后我一下子就跟它就断绝了。我没那么聪明，我也没那么多智慧。所以我就觉得真的是生活和事情教育了我，让我知道这个党的根本的内在真相和它的根本性质是什么样的，然后才走到现在。如果没有那么多，我没有经历过那么多事情，没有经历过那么多工作，我也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了。

袁莉：对，谢谢您。

这次跟蔡老师的采访是临时约的，我们一口气谈了3个小时，采访结束时已经是美东时间半夜了。我也忘了让她推荐书。我就自作主张，把她去年以来在美国发表的三篇比较重要的文章放在这里。对她的经历、思想好奇的听众可以看一看。

一篇是《外交事务》杂志2020年12月发表的《失败的党，一个体制内人士与北京决裂》。第二篇也是在《外交事务杂》志2022年9月上个月刚发表的，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我们在谈话中也提到过，题目叫《习近平的弱点：狂妄与偏执如何威胁中国的未来》。还有一篇是，2021年6月，她在胡佛研究所发表的《中共眼中的中美关系，一个局内人的观点》。

谢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 end ——

from 新世纪 NewCenturyNet https://2newcenturynet.blogspot.com/2022/10/blog-post_441.html

知青主政 股市暴跌

今天，我们用网易新闻客户端发布的一个旧帖开篇：长夜才开始，黑暗中请记得太阳的模样，沉默中不要为魔鬼歌唱。要知道，这个帖文的发布日期是2013年9月26号。

中共二十大闭幕式上，前总书记胡锦涛被架离会场事件引爆网民热议，网友@叶兵发帖说：胡锦涛在他领导过的中共的二十大上最后一天公开亮相的最后时刻是他个人的悲剧，也是他代表的团派人马的悲剧，可能会是他曾经主政过的中国的悲剧。胡锦涛黯然被离场的结局震惊了世界，向世人展示了他的继任者的心狠手辣。从这一点来讲，胡锦涛的个人悲剧或许应该说是极其有意义的。大家的关注可以证明。

网友@郑存柱发帖说：胡锦涛退场并不寻常。如果习近平依然认为他当年裸退是高风亮节，对自己的前领导因病离席，也应礼貌起身送行，甚至可能全体鼓掌欢送。但现场似乎人人噤若寒蝉，共产党高层已经人人自危，国人也道路以目。胡锦涛先生以自己特殊的离场方式，投了唯一的一张反对票！你的十年都是浮云，而这短暂的片刻却载入史册！

网友@FCY发帖说：带胡离会，或因名单真假，或因有病没病，任何原因都是枝节，事件看点仅仅在于，胡是二十大主席团常委，胡本人没有离会意愿，但却被另一位主席团常委指使他人强制带离，此举严重违反中共选举规则，二十大中央委员会为非法当选，毫无正当性可言，由此产生的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亦毫无正当性。隋杨广、唐李世民、宋赵光义、明朱棣、清雍正皆因正当性诟病古今。有视频影像作证的习近平，更难逃正当性谴责，即便习执政三年五载， 继任者亦将饱受正当性质疑。无论何年何月，无论封建共和，正当性就是执政的合法性。

人们都说，中国的民意不在人民大会堂而在股市，二十大闭幕，新常委名单一经公布，当人们发现治理中国的领导核心成员是一个不懂经济的知情团队后，立刻在股市作出反应，A股，港股暴跌，港股跌回到1997年水平，人民币兑美元暴跌，尽管第二天国家队紧急护盘，但周五A股仍以5000支股票4298支下跌报收。股民对中国经济预期已经丧失信心，无可挽回。

网友@流氓战机发帖说：資本市場最能反映民意，昨天一天蒸發4.6萬億，25日上午國家隊進場護盤，收盤仍然是以暴跌報收，市場對未來政局完全陷入絕望，國家護盤，機構出逃。网友@荣剑发帖说： 二十大闭幕后的第一个开市，股市不是大国经济晴雨表，而是政治晴雨表，今天国内三大股指跌2%以上，香港更惨，恒生指数暴跌6%，恒生科技指数更是暴跌9%以上，国家队为什么不救？据说下达指示了，不许做空，但政治堤坝挡不住资金往外润的洪流，信心一泻千里，这叫以脚投票吧！网友@亚洲金融发帖说：任何与中国有关资产，都在外逃和剥离。外资银行，在无差别地卖出A股！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国际投资者图谋做空港股大发一笔，恒生指数从8600多点被干到6500点，才跌25%。后港府暴力买入，恒指很快就站上了10000点，国际炒家哭着走了。现在真没国际炒家做空了，大家都把资金运出香港，港币也快崩了。网友@如松发帖说：当一个国家的权力彻底不受制衡时，资本就会踩踏出逃，不足5000亿美元的净外储很快就会耗尽，一旦耗尽净外储之后，对外融资就越来越难，就会快速丧失进口能力。一个石油粮食的对外依存度超高的国家，失去了进口能力之后会发生什么？绝大多数人都认为自己已经远离了饥荒，真不知道其自信来自何处。网友@蔡慎坤发帖说：习近平在二十大闭幕后的中外记者见面会强调，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但A股、港股、中概股以暴跌做出了最明确的回应，三十年的改革开放没了，享受红利的国际市场没了，促进繁荣的市场经济没了，限制权力的任期制也没了，谁还会认为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

网友@韩连潮发帖说：习近平新班子亮相后，陆港股市和中概股遭受重挫，人民币汇率大幅下跌。恒生指数创下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最大跌幅，在岸人民币汇率本周也跌至近15年来最低点，表明资本市场对习政权投了不信任票，因当今股市已民主化，这个投票相当于人民投出了不信任票。

网友@谷溪发帖说：若干年后，当很多中国人回首往事时才发现，自己严重低估了二十大的历史意义。正如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一个时代，二十大则宣告该时代的全面结束。任何经济上稍微向好的趋势，最后都会被证明是回光返照。

from RFI https://www.rfi.fr/cn/%E4%B8%93%E6%A0%8F%E6%A3%80%E7%B4%A2/%E5%BE%AE%E8%A8%80%E5%BE%AE%E8%AF%AD/20221030-%E7%9F%A5%E9%9D%92%E4%B8%BB%E6%94%BF-%E8%82%A1%E5%B8%82%E6%9A%B4%E8%B7%8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