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唐山
人拥有的是有限理性，我们只能认识阶段性真理，无法认识终极真理。我们今天所坚信的，正是明天要推倒的，我们今天梦想的，正是明天苦难的源头。人类的认识永远无法到达绝对正确，所谓“天经地义”“从来如此”，都是狂妄的误会。生而为人，没有人有义务为谬误而牺牲。
希特勒在1930 年代的崛起，是在数百万普通德国人投票支持下实现的，当时德国女性选民多于男性，她们的支持至关重要。1934 年，德国妇女们撰写了 30 多篇关于“我为什么成为纳粹”的主题文章，这些文章呈现了人性中的惊人事实：在不了解的前提下，人类竟会如此迷恋粗鲁、残酷、傲慢和嗜血，并认为这些“很有魅力”。
“我加入希特勒青年团，并不是受到了来自父亲或其他人的压力——我自己独立决定加入，只是因为我想要加入一个男孩子的俱乐部，在这里，我可以为了民族主义理想而努力奋斗……我认为大部分男孩子加入这个团体的理由和我是一样的。他们是在寻找一个能够和其他男孩子一起进行激动人心的活动的组织。这也是因为在大萧条时期，这些正派的男孩子们想要摆脱来自国外的不良影响。任何情况下，我都认为政治因素并不是男孩子们加入青年团的主要原因。”
1932年，一名加入“希特勒青年团”的诺特海姆高中生如是说。年底时，诺特海姆已有75名学生加入该组织，第二年，希特勒出任德国总理，纳粹德国走上历史舞台。
诺特海姆是个小镇，只有约1万人口，当时德国大概有1000个类似的小镇，每7个德国人中，就有一个生活在这样的小镇中。
1928年德国大选时，纳粹从诺特海姆只得到123张选票，占全部选票的2.33%，3年后，这个数字不可思议地增加到4200张，占总数的2/3，提升了近35倍！
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了这样的解释：“大萧条”让魏玛共和国的劳工阶层陷入赤贫，失业、饥饿、贫穷、破产……政府拿不出好办法，穷人们只好把希望寄托在纳粹身上，这是希特勒上台的关键原因。
可诺特海姆小镇的情况恰恰相反：这里大多数居民是中产阶级，1/3成年人就职于公共机构，每7人就有1人是高级公务员，全镇一半以上的人有固定收入。“大萧条”期间，诺特海姆的汽车数量增长了大约15%，银行账户数目增加了大约500个，存款总额差不多增加了50万马克。仅在国有银行中，就有3600个存款账户，平均每个账户有537马克。
换言之，诺特海姆人在“大萧条”期间承受的痛苦远少于工人阶级，作为“社会的稳定器”，他们本应保持稳定的价值观、理性精神和判断力，可结果却是：在诺特海姆，代表工人阶级的社会民主党始终捍卫着底线，他们中许多人失业、失去社会福利，却未曾动摇，倒是“社会中坚”们毫无坚持、随风摇摆，最终引发集体悲剧。
诺特海姆的悲剧是纳粹德国悲剧的一个缩影。
1928年到1931年，德国中产阶级全面倒向纳粹，以致“纳粹党的追随者主要来自中产阶级”，留下深刻的历史教训：在不健康的社会中，中产阶级也是病态、脆弱、不可信赖的，因为他们拥有错误的常识感，可他们却自以为天然正确、永远正确。
通往地狱的路，也可能是动辄以“人民”自称，看上去勤劳、温和、朴实、智慧的人们铺就的，只是苦难之后，少有人反省。于是，美国学者威廉·谢里登·阿伦的这本《纳粹掌权：一个德国小镇的经历》（格致出版社，2020年4月）便显得难能可贵。
《纳粹掌权：一个德国小镇的经历》，作者：（美）威廉·谢里登·阿伦，译者：张晶，格致出版社2020年4月出版。《美国历史评论》称赞本书：“感性的、充满想象力的……阿伦研究了一个纳粹统治下的真实德国社区……他对于这上百个片段（浓缩着人类的悲剧和反讽命运）的诠释是天才式的。”
首先，这种微观史研究突破了以往历史研究从概念到概念、有结果无过程、只定性不定量的弊端；
其次，揭示出人性的幽暗——只要条件允许，人人都可能为了私利而放弃普遍原则。纳粹并不神奇，它只是将人性恶汇聚起来，变成一次狂欢而已。在历史上，这样的故事已重复无数次，未来仍有可能卷土重来。
威廉·谢里登·阿伦先后就读于密歇根大学、康涅狄格大学和明尼苏达大学，并在德国柏林自由大学和哥廷根大学学习。《纳粹掌权：一个德国小镇的经历》是他的第一本书，揭示了“二战”前德国中产阶级如何被纳粹愚弄，成为拥趸的过程。他后来还撰写了《纳粹主义的婴儿期》。
▌不太可能走向纳粹的诺特海姆小镇
直到1928年，诺特海姆小镇看上去都不太可能纳粹化。原因有五；
其一，中产阶级占绝对统治地位，人们收入差距很小。
统计表明，当时诺特海姆镇下层占37%，中下阶层占32%，中上阶层占27%，上层占4%。中产阶级总占比达59%，将近2/3，具有高度的稳定性。
一般来说，中产更关注解决方案，而非口号。在诺特海姆，纳粹最大的对手不是异见，而是人们普遍对政治不感兴趣。
如今的德国诺斯海姆小镇中心，又回到了安静、平和中。
其二，社会自组织发达，意见高度分化。
1930年时，诺特海姆有17个行会，不少于161个俱乐部，平均每60人就有一个俱乐部。俱乐部的性质各异：21个运动俱乐部，47个具有经济或职业功能的俱乐部，23个宗教或慈善相关的团体，25个退伍军人或爱国主义的联盟，45个特别兴趣和爱好小组。
这些俱乐部运营良好，独立且多元，极端分子易“社死”，难形成号召力。
其三，有强大的政治竞争对手——社会民主党。
德国社会民主党创建于1863年，至今仍在，是世界上最古老、最庞大的政党之一，直到1929年，他们在诺特海姆的各项选举中拥有压倒性优势，此时小镇只有5名纳粹党员。
魏玛共和国政治暴力不断，1922年，至少有354名政府成员和政治家被谋杀，为大屠杀埋下了伏笔，图为1923 年，魏玛共和国时期的骚乱期间，自由军团部队走上柏林街头对民众开枪。
其四 ，媒体声音多元。
社会民主党掌控的《哥廷根人民报》平均销量是2000份，它的子报《诺特海姆回声》平均销量是3000份，民族主义媒体《哥廷根—格鲁本哈根报》平均销量是600份，商业媒体《诺特海姆最新消息》平均销量是4000分，而纳粹的《听！听！》出现晚，销量不稳定，因说谎多次被当局停刊。
其五 ，诺特海姆人不排犹。
像当时欧洲大多数地区一样，诺特海姆人虽然开种族主义玩笑，但小镇只有120名犹太人，少到无人关注。
诺特海姆是一个宁静、富足、稳定的小镇，镇上的歌唱俱乐部拥有400名以上的会员，这里几乎没有大富翁，贫富差距小，人们拒绝改变。
至于短板，就是诺特海姆人和当时大多数德国人一样，也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第一次世界大战中，253名诺特海姆人在战场上死去，这里曾是极右翼组织“德国年轻骑士团”的一个中心，民族主义狂欢此起彼伏。1930年，诺特海姆的民族主义者们向普鲁士教育部长请愿，要求学校图书馆禁止反战小说《西线无战事》。
德国著名小说家埃里希·玛利亚·雷马克，他18岁当兵，在战斗中多次负伤。他的代表作、反战小说《西线无战事》在国际上获得声誉。1933年，他的书被纳粹查禁。1939年流亡美国，1947年加入美国籍。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他定居在瑞士，直至去世。
德国近代化晚于英法，长期受遏制，德皇只好夸大民族身份认同，以缓解内部矛盾、汲取民间资源、塑造自身合法性。走近代化之路，初期必然进入快速发展期，致社会各阶层洗牌，有的阶层获益，有的阶层受害，且权力掌控民间能力持续增强，凡此种种，都会引起不满，英国、法国当年也曾用强化民族身份应对社会危机。
不同的是，德国本由多个小邦国集聚而成，整体认同感弱，且有“三十年战争”“拿破仑入侵”等惨痛经历，导致在建构民族身份时常有偏执——通过整理德国神话，德国文明被认为和古希腊文明一样悠久和伟大；通过历史书写，德国成了罗马文明的继承者；通过神秘主义想象，德国地处东西欧交汇的“四战之地”，也被视为天命所归……
通过教育、宣传、禁忌、狂欢等，这些虚构在德国人心中板结成一块非理性的“圣地”：
只要说德国好，说错了也没什么，至少出发点是好的；
把所有伟大的品质都算成是德国的，其他国家理应被德国征服；
除德国之外，人间再没有其他值得尊重的情感和价值，就算别人有好的东西，也是从德国那里偷走的，或者模仿的；
为了德国好，可以干点儿伤害别人的缺德事；
不说德国好的，肯定是间谍、坏人，不配享受人的待遇，人人可辱骂、殴打他；
即使善意批评德国，也绝不允许。
通过非理性地爱德国，普通德国人似乎找到了存在感，于是，他们把对生活的恐惧、不满，都寄托在吹毛求疵、揪住片言只语、证明其他人是德国敌人上。
德国著名文学家歌德曾说：“你所惧怕的邪恶，必定会体现在你所做的事情上。”
不过，歌德也只敢说到这个尺度，说得更明白，他自己养情人、潜规则女弟子、接受富婆豢养、和贵族往来密切等短板，难免被揭出来。在当时德国，一个人只有装扮成圣人，才能提出独立见解，否则必遭无数道德底线更低的人纠缠。
极端是这样一种怪物，一旦被封为不可动摇、不容质疑的真理，它就会吞噬人的理性，从而打开集体灾难的闸门。诺特海姆与当时德国其他地区相比，相对平和，但存在着走向极化的风险。
1922年，因严重通胀，魏玛共和国的孩子们把成堆的钱当成积木码放、玩耍。
▌“大萧条”埋下社会崩溃的种子
中文世界对魏玛共和国评价偏低。
魏玛共和国拥有当时“最完美的法律体系”，却在“大萧条”的冲击下碌碌无为，最终让纳粹以竞选的方式攫取了政权，国人常将这段经历比附到北宋亡国、明末党争上，以为是空谈误国的欧洲版。
事实上，魏玛共和国远比想象的强大。“一战”刚结束时，它背负着沉重的债务负担，国内经济几乎崩溃，内部纷争此起彼伏，通胀最严重时，2000亿马克才能买一个面包。可魏玛共和国很快便实现了内部稳定，经济快速增长，在“大萧条”前，德国再度成为欧陆经济的领头羊。
从《纳粹掌权：一个德国小镇的经历》可见，大萧条虽然让很多诺特海姆工人下岗，但到1930年10月时，2/3的城镇失业者拿到了固定的失业补助，1年后，仍有1/3的人有失业补助，剩下的人也能拿到社会救济金。
为安抚失业者，诺特海姆镇将当地空置的旧军营给他们免费居住，至少帮2000人解决了困难。
大约有15%的商家生意受损，1931年时，部分储户将存在银行中的钱取了出来，一家银行的前任主管回忆道：“只有几个人来银行挤兑，之后他们又以尴尬的借口把钱送回来了。”“大萧条”的3年期间，诺特海姆的城市储蓄银行实现了净增长，城镇人口中至少有1/4的人在城市储蓄银行有超过100马克的储蓄账户。诺特海姆的“大萧条"问题从本质上而言，与其说是经济方面的，倒不如说是心理上的。
魏玛共和国在“大萧条”初期保持了相当强的执行力，1929年，诺特海姆镇的大选中，纳粹得票率依然没超过10%，社会民主党占据压倒优势。
不否认，“大萧条”给德国经济带来很大冲击。1928年，德国占全球生产的比重是11.6%，1932年降至8.9%。从1929年到1932年，德国社会生产总值降低了35.7%。因当时德国经济有结构性缺陷——工会权力大，工人工资高，当工会与雇主产生纠纷，政府出面仲裁时，为了争取选票，政府总是倾向工会，这被称为“工资专断”。
“工资专断”使企业家不愿扩大投资规模，导致德国企业竞争力下降，企业不敢雇更多工人，更多依赖信贷。
著名经济学家米塞斯评论说：
许多生产部门没有盈利，很大一部分工人失业，这些都不能只归结于商业活动放缓。现在，无盈利和失业因为“大萧条”而变得更加严重了。然而，在战后这段时间，无盈利和失业已是一种“常态”，虽然经历了经济复苏，也没有完全消失。
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奥地利著名经济学家，20世纪最著名的哲学家之一，奥地利学派第三代掌门人。他认为，人类唯一可行的经济政策是“自由放任”。移居美国后，他对美国的自由主义运动产生重大影响。他的弟子中最著名的是弗里德里克·哈耶克和穆瑞·罗斯巴德。
魏玛政府此时已很像福利国家，在经济上承担的责任太多，政府支出已接近GDP的50%，想渡过危机，只能增发货币，以释稀企业债务，但这又会引起通胀。通胀是“穷人税”，收入越低的群体受害越大，德国的工人阶级承受了“大萧条”的最多痛苦。
魏玛共和国也想支持无产阶级和中产阶级，只是在“工资专断”的绑架下，政府不提高税收便无法解套，以致“德国税收将会成为当今世界最重的税收负担，而且可能也是历史上最重的税收负担”。
▌中产阶级根本就不是社会的“稳定器”
通胀有利于大企业，当时德国总统兴登堡就出身于大容克，他不可能接受紧缩财政，结果是工人受穷，中小企业主也变得艰难。可令人惊讶的是：工人们仍然坚定地支持现状，而中产阶级只是受到经济紧缩的轻微伤害，却转向了革命。
一方面，“大萧条”给德国制造了一个道德难题：无限完美的德国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大的困难呢？
在唯一真理观的蛊惑下，当时德国人信奉工程主义，不承认多元化。坚信只要方法对头、落实有力，一切问题都可迎刃而解。可经济活动必然有波峰波谷，通货膨胀、萧条等是客观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靠道德、靠逻辑、靠精神，都无法避免。
于是，只能诉诸“阴谋论”。“大萧条”被解释成美国金融资本家的阴谋，是华尔街大佬们剿杀德国经济的罪行。
“阴谋论”的优点在于：只要能自圆其说，不需证据，即可定罪。因论证过程脱离了基本事实，致被定罪者无法自辩，进一步强化了“阴谋论者”的自信——你看，他不是无辜的，否则他为什么不为自己辩解呢？
于是，“大萧条”提升了德国中产阶级的排外意识，使他们更主动地参与政治。
另一方面，现代社会变动剧烈，中产阶级自身地位不稳固，更易陷入焦虑中。
工人阶级在“大萧条”中承受生活痛苦，让中产阶级下层感到恐惧，生怕自己也滑入其中，可他们又没有提升自己的方法，只能通过撒娇、吵闹、任性等，攫取注意力资源，希望政策能更多偏向他们。
中产阶级下层发出愤怒之声，主要是为了自利，可他们却将这些声音包装成“为国为民为真理"，民族主义是他们最喜欢使用的面具，因为容易操作、死无对证。中产阶级受过一定教育，当时德国教育原本充斥着各种民族主义表演，中产阶级很熟悉相关语境、表演方式、舞台感、情绪带入等，知道怎样用它来感染观众。
民族主义不是爱国主义，爱国主义需要具体实践，国家危难时，爱国主义者必须站出来，甚至付出生命。在和平时期，爱国主义者不仅更包容，且更理性，也会对自己的国家提出批评。民族主义则不同，它是一种表演，多在和平时期出现，当个体不需付代价时，民族主义在形式上更煽情、更激烈、更夸张、更入戏。民族主义者会发明敌人，会使用诗意语言，会使用大量使用极端词汇，是一种便宜的自我推销技术。
于是，当时德国的中产阶级开始接纳纳粹。他们并不傻，甚至完全不赞同纳粹的主张，但支持纳粹有要挟作用，可以提醒权力：再不给我点甜头，那我就支持纳粹这样的极端势力了啊……
从1933年5月10日开始，纳粹主导的学生团体公开焚烧他们声称“非德国”的书籍。焚书活动在34个大学城和城市举行。在被烧毁的作品中，竟然还有19 世纪德国犹太诗人海涅的作品，他曾写下了著名的告诫：当他们开始烧书时，他们最终也会烧人。
对于中产阶级，长期以来有一个神话，即中产是“社会的稳定器”，据学者杨书胜钩沉，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即持此论，认为中产阶级拥有财富，最容易听从理性，可以做到安分守己，是最理想的中庸阶层。
然而，美国学者米尔斯在《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一书中指出，美国中产阶级的特征是：“依附于庞大机构，专事非直接生产型的行政管理工作与技术服务，无固定私产，不对服务机构拥有财产分配权，较难以资产论之，靠只是与技术谋生，领取较稳定且丰厚的年薪或月薪，思想保守，生活机械单调，缺乏革命热情，但为维持其体面与其地位相称的形象而拒绝流俗和粗鄙的大众趣味。”“在整个权利结构中，他们是依赖性变量，他们并不会自己展开强大的政治运动。”
中产阶级这种依附性决定了它的不稳定性。
有学者认为，法西斯主义基本上是中产阶级运动，他们根本就不是什么“稳定器”，只要心中有不满，他们随时可能背叛。“他们同资产阶级作斗争，都是为了维护他们这种中间等级的生存，以免于灭亡”。
▌纳粹是如何发动中产阶级的
遭遇烈火之前，德国中产阶级早已是干柴，但相比于社会民主党人，纳粹的点火技术确实更高明。即社会民主党人库尔特·舒马赫博士所说：“纳粹党的宣传对人性中的卑鄙，完全具有永久的吸引力。”
在基层宣传上，纳粹建立了一套有效的责任体系。加入纳粹要交钱，听纳粹的演说要买门票，“大萧条”下，普通德国民众哪有这闲钱呢？可纳粹通过分级管理，基层收入部分提留，其余按比例上缴，激励基层管理者创收。
一般来说，找到好的演讲者，门票收入就会增加。纳粹的演讲者多是兼职，演讲能带来一份额外收入，他们也愿积极参与。由此形成良性互馈：提成制激励演讲者提高技术，基层组织者积极寻找优秀演讲者，上级持续给予帮助。
靠门票收入形成的激励与测评体系，使纳粹初期演讲五花八门，主张不一，成功学、情感学、养生等也混在其中，在诺斯海姆，纳粹每年办上百场演讲，文案细致，谁负责推广、谁负责调试设备、谁负责接待、演讲时间安排等均有预案，在演讲的带动下，纳粹在基层的影响力迅速提升，而希特勒亲自下场演讲，更会让门票收入猛增。
纳粹演讲法简单有效：
首先，不提出任何具体方案，只是花样骂当局、骂竞争对手，不惜用各种粗话。这种方式也被社会民主党采用，结果听演讲成了脏话大赛，将政治污名化——“大萧条”期间，德国民众普遍认为政治是肮脏的，谁上都一样，通过把对手的品格拉低到和自己相同的层面，纳粹给自己创造了翻盘的机会。
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民主经常被煽动者的傲慢无礼所腐蚀。”败坏了政治的本质，破坏了信任的基础和相互尊重，政治将无法取得成功。
其次，只喊口号，不做逻辑分析。纳粹演讲充斥着大量真假难辨的数据，然后便直接给出答案，希特勒认为，人类不善于在公共场合逻辑思考，他们早已有判断，只需要别人说出来，谁说得更强硬、声音更大，谁就会得到大众认可。
其三，非黑即白。纳粹演讲中经常给对手贴标签，比如将社会民主党称为共产分子，其实社会民主党虽以工人阶级为基础，但与德国共产党不是一回事，但希特勒利用德国民众对革命的恐惧心理，成功地将社会民主党妖魔化。而对付自由主义者时，纳粹又给他们贴上“不信仰上帝”的标签，其实纳粹也不信仰上帝，但利用德国民众的保守心理，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
第四，出了问题，都归因于当局腐败。在近代化过程中，德国政府确实存在腐败问题，但魏玛共和国已有较大改善，但基于历史经验，德国民众对当局缺乏信任，只要把问题归到当局腐败上，总能赢得掌声。希特勒本人才是最大的腐败分子——他上位后，要求德国邮政局将自己的肖像印在邮票上，并每年付给他一笔巨额“使用费”。希特勒用这笔钱，每月给将军们发奖金，比他们的工资高得多，让原本看不起希特勒的将军们俯首听命。
第五，制造敌人。希特勒一直歧视犹太人，但初期演讲时，很少涉及这方面话题，一次偶尔提到，赢得较大反响，以后希特勒只要演讲，必然咒骂犹太人，措辞越来越激烈。在演讲中，纳粹总是会设置一个假想敌，通过海骂、嘲讽、恐吓等，表演“男子汉气概”，这些语言暴力最得德国中产阶级欢迎，他们在日常生活中常用这种方法发泄不满，他们把这个当为艺术。
没有“大萧条”，纳粹的演讲很难被重视，因通篇无营养，逻辑混乱，语言嘈杂，一听开头即知结尾，但“大萧条”让中产阶级们惴惴不安，他们需要用纳粹演讲来“打鸡血”。纳粹过于密集的演讲安排也有副作用——市场就那么大，盈利越来越难，只好借债经营。
希特勒的演讲内容混乱，表情夸张，缺乏说服力，但很有情绪感染力，且希特勒演讲的时间很长，有时达4个小时，很少有人能在他持续几个小时的大喊大叫中，保持头脑清醒。
1932年时，诺特海姆的纳粹组织因沉重的债务负担，随时可能垮台，可就在此时，德国大企业家们开始赞助希特勒，他们希望希特勒上台后保持通胀局面，使自己继续受益。
▌“经济奇迹”是骗局
常有人说，如果1939年前希特勒去世，他可能会以“伟人”的身份记入历史。纳粹上台后，迅速解决了失业问题，德国经济重回正轨，堪称“奇迹”。
这个“奇迹”是注水的“奇迹”。
希特勒的办法是加大政府对经济的管控，帝国银行行长兼经济部长的亚尔马·沙赫特提出：政府发行“创造就业汇票”，加大基础设施建设。
亚尔马·沙赫特博士（1877年1月22日—1970年6月3日）是德国经济学家、银行家，德国民主党的联合创始人。因1922年至1923年遏制了威胁魏玛共和国生存的通货膨胀而闻名于世。他曾任纳粹德国的经济部长、军事经济全权总办等，战后被宣判无罪。
“创造就业汇票”可到普通商业银行贴现，相当于增加了货币供给，这些新增“货币”绕过了银行监管，直接由政府注入市场。到1938年，“创造就业汇票”发行总额达120亿马克，占政府赤字的85%。其中一半用于创造就业，另一半用于军事扩张。
“创造就业汇票”的优点是有针对性地刺激了就业，1931年时，德国失业率高达25%，共有600多万人失业，到1938年底，德国失业率几乎降到零，失业人数不足4万，国民生产总值（GDP）达到1928年的1.8倍，可代价是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越来越大，已无人能替代，大大影响了GDP的质量，在纳粹德国的GDP增长中，包含了较多通胀因素，工人实际收入反而有所下降。
在本质上，纳粹与兴登堡的做法没什么不同，也满足了重工业者和容克们的希望，进行信用扩张，为公共工程和重整军备提供资金。希特勒将大量资本投入基础设施建设，这项公共项目多属人力密集型，生产效率低，其结果是，资金被配置到低效率的产业中，就业率上去了，创新能力、企业活力却遭破坏。随着德国经济脆性增加、债务负担沉重，希特勒再不走向战争，已无法解套。
1939年，希特勒在演讲中说：
1933年之前德国是怎么样的国家？那是一个被国外的政客和国内的政治制度搞得濒临崩溃的国家，但是我来了。我执政的短短六年期间，我让这个国家的公路运河得以修建，并且修建了大量的工厂，我让700万事业的德国人重新回到工作岗位，我让这个民族的教育和文化水平大幅度地提高，我让德国在政治上重新团结起来，我让它在军事上被重新武装起来，我把1919年被分割出去的那些土地把它们重回祖国的怀抱，我把几百万流散在欧洲各地，被外国政府欺凌的德意志民族的人领回到了祖国。
希特勒最“成功”之处，是让德国人丧失了常识感——只看到“奇迹”，忘掉了还有“代价”。在“奇迹”诱惑下，人们主动上缴了自己的判断力。据不完全统计，“二战”中德国死亡总人数约880万，“奇迹”的价格竟如此高昂。
在诺特海姆，纳粹上台不到半年，曾经的多元化社会便消失了。
社会民主党成了“非法组织”，被迫解散。
曾经的160多个俱乐部被简化归并，都成了纳粹的基层组织。
《哥廷根人民报》《诺特海姆回声》被解散，民族主义媒体《哥廷根—格鲁本哈根报》在纳粹势力还很弱小时，曾予以力挺，纳粹上台后，该报几乎所有内容都照抄纳粹报纸《听！听！》，没想到一个标题措辞略有不同，遭暴民冲击，总编又是写检查，又是主动停掉所有犹太企业广告，才勉强过关，后来还是被迫停刊。
“二战”前诺特海姆的最后一次选举，已完全被纳粹掌控，纳粹得到了98.5%的选票。
从没有人追问过，如果早知要丧失话语权，连俱乐部都不能参加，被迫参与屠杀犹太人的工作，把年轻人送上战场……德国的中产阶级们还会支持希特勒吗？可灾难到来时，谁还会想这些？只要不成为被告，只要不面对面遭逼问，群众就永远是对的。
诺特海姆的幸运是，在做出可怕的事之前，当地的犹太居民早就逃走了。诺斯海姆没有犹太人被杀，也很少有人被送入集中营，“在第三帝国的最后十年里，纳粹在诺斯海姆几乎没有任何明显的反犹行动”。
1944年，未遭抵抗，美军便占领了诺特海姆，曾经满街的纳粹分子一夜间又变回普通人，似乎什么都没发生过。谁也不知道，下一次他们会以怎样的形象再冒出来。
当时德国的中产阶级们之所以接受纳粹，因为纳粹虚假承诺了一个有纪律的社会，该社会将以军事精确的方式运作。在充满混乱的国家，希特勒出现了，他承诺了秩序和结构。这一承诺为臭名昭著的盖世太保带来了惊人的自愿支持，人们认为盖世太保是希特勒对德国承诺的化身，有助于恢复稳定。图为纳粹德国的青年人正在军训中。
▌这本书在今天仍没过时
《纳粹掌权：一个德国小镇的经历》讲述的是德国的一段历史，却在全球范围内有普遍意义。随着社会进步，公共治理日趋专业化，大大超出非专业人士的理解能力，这对普通人的常识感提出巨大挑战——在今天，靠感觉、义愤、传统等，很可能得出错误的观点，这些错误观点很可能被利用，造成恶果。
现代世界需要常识，但需要的是正确的常识，而非错误的常识。错误的常识包括：
只有一个真理，所有人都应听从它的安排，为之而牺牲：可问题在于，人拥有的是有限理性，我们只能认识阶段性真理，无法认识终极真理。我们今天所坚信的，正是明天要推倒的，我们今天梦想的，正是明天苦难的源头。人类的认识永远无法到达绝对正确，所谓“天经地义”“从来如此”，都是狂妄的误会。生而为人，没有人有义务为谬误而牺牲。
不这么做，还能怎么办：在具体问题上，有时确应决断，但这不意味着非此即彼、非黑即白，越容纳多元性，长期收益越多，“有用即一切”会落入“解决一个问题，又带来新的问题”的恶性循环中。
说再多，不如去做：多元化是现代人无法回避的现实，培养适应它的能力，而不是沉浸在“一刀切”的快感中，需要习得。
骂坏人有什么不对？以恶制恶天然正确：在诺特海姆，纳粹上台前多次与社会民主党人街斗，让普通人对公共事务产生厌恶情绪，给纳粹上台提供了机会，也为纳粹后来系统地使用暴力和恐怖铺平了道路。暴力让诺特海姆人习惯了恐惧，并产生了“以暴制暴”的幻想，在这种博弈规则下，底线最低的人会笑到最后。
你立场不对，所以你说的都是错的：纳粹在演讲中取得成功，正因它采取了这种方法——将一切不同声音都算成“别有用心”“立场错误”“挑战常识和底线”，不惜偷换概念、放大细节、混淆语境、改变范畴等，骗取公众的认同。
纳粹从没提出什么新的解决方案，只靠怼人生存，把所有不同意见都说成是原则错误，它就成了唯一的正确者。纳粹借口帮助工人阶级、中产阶级，可实际采取的政策“换汤不换药”，纳粹统治时期，工人阶级、中产阶级的社会地位更低，损失更惨重。纳粹批量制造着“坏人”“坏观点”，成功地让人们忘掉究竟在讨论什么、讨论的结果是什么，从而彻底没收了人们的智商。
那么，该如何避免“诺特海姆困局”？
本书作者未予回应。也许是这个话题太大、太复杂，只有一次次重温历史，才能有所感悟。所以本书值得反复阅读。
参考资料
《关于20世纪30年代德国大萧条的经济解释》，作者：菲利普·巴格斯，编译：金言，《金融市场销售研究》2016年第3期，第122页—第133页。
《关于纳粹党及其上台原因讨论的述评》，作者：高原，《西安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8月，第37页—第44页。
《罗斯福凯恩斯希特勒》，作者：张宇燕，《读书》2002年4月，第134页—第139页。
《中产阶级是“社会稳定器”吗》，作者：杨书胜，《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11月，第19页—第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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