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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turday, 24 September 2022

美中競爭的利害關係。全球政治秩序的形態

原文標題:At stake in the U.S.-China rivalry: The shape of the global political order
原文作者:Dexter Roberts (羅谷)
發表日期:2022年9月22日


***本譯文版權歸作者/刊登機構所有。***

在短短40多年的時間裡,中華人民共和國已經從毛澤東時代的政治混亂和貧困中崛起,成為世界舞台上的一個強國。其無可置疑的影響力正在加劇與美國的競爭,即哪個國家將主導全球秩序,關鍵是哪個系統將作為世界政治和經濟模式:是中國的威權主義和國家資本主義,還是美國的自由民主和市場導向經濟。

中國領導人習近平預計將在下個月獲得前所未有的第三個中國共產黨總書記任期,他認為,“東昇西降”,“時與勢都在我們這邊”。拜登總統則在去年的一次演講中指出了與中國的競爭,宣稱 “美國不會背棄 [其] 對人權和基本自由的承諾。”

這兩個超級大國之間的競爭也許構成了當今外交事務中最重要的挑戰。美中對抗的跡象以驚人的頻率出現。 8月,在眾議院議長南希-佩洛西訪問中國聲稱屬於自己的自治島嶼後,中國在台灣周圍舉行了有史以來最大的軍事演習。近年來,習近平和俄羅斯總統弗拉基米爾-普京在相互反對美國的基礎上加強了他們的關係。而在經濟方面,拜登在8月簽署了新法案--《2022年芯片和科技法案》--旨在建立一個永遠不會落後於中國的美國半導體產業。

從理論上講,中國的共產主義政權現在應該已經崩潰了。大約 20 年前,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家黎安友 (Andrew J. Nathan) 在一篇評估中國令人驚訝的持久性的有影響力的文章中指出,根據一篇名為“政權理論”的國際關係論文,威權國家“本質上是脆弱的,因為合法性薄弱,過度依賴脅迫,決策過度集中,個人權力高於製度規範。”

那麼,為什麼中國共產黨仍然存在?這是哈佛大學的史蒂芬-列維茨基 (Steven Levitsky) 和多倫多大學的盧坎-韋 (Lucan Way) 在《革命與獨裁:持久專制主義的暴力起源》(Revolution and Dictatorship: The Violent Origins of Durable Authoritarianism) 中努力解決的問題。在一項全面的歷史分析中,他們研究了13個革命政權,包括蘇聯、伊朗、越南、阿爾及利亞和古巴,以了解每個國家的持久性。

根據列維茨基和韋的說法,中國共產黨去年慶祝了成立 100 週年,是“持久威權主義”的一個重要例子。與直覺相反,作者認為中國的一些最嚴重的錯誤——從 1958 年到 1960 年的大躍進,毛澤東利用人類意志推動鋼鐵生產的救世主嘗試導致了歷史上最嚴重的飢荒,造成數千萬人死亡;以及 1966-1976 年的文化大革命,使該國的教育、法律和經濟體系的發展多年倒退——有助於解釋黨的長壽。他們爭辯說:“中國成為全球大國是有可能的,”他們認為,這不僅是由於鄧小平的經濟改革,還因為中國共產黨人“幾乎摧毀了[黨]但最終產生了一個強大的和有凝聚力的黨國。如果革命政權沒有首先建立一個中央集權國家並在 1950 年代和 1960 年代的危機中倖存下來,那麼 20 世紀後期的適應和改革是不可能的。”作者描述了暴力革命政權如何採取行動,使本國內外的人們反對他們;倖存下來的政權如何變得更強大,而反對派則如何被進一步削弱。舉個例子:天安門大屠殺。許多中國人現在感到無力反對該黨,並甘願聽天由命的忍受其最嚴重的濫權行為。

正如所有能長期生存的革命政權一樣,長期的革命 “戰爭促成了一個緊密的核心領導人的出現”,並 “產生了一支強大而忠誠的軍隊”,列維茨基和韋寫道。 “暴力鬥爭培養了一種強烈的雙線圍攻心態,其根源在於對國內外敵人的恐懼。” 雖然黨和軍隊的力量和團結在整個中國的現代歷史中是顯而易見的(與許多其他政權不同,它從未發生過政變),但偏執的文化也是如此,今天在 “外國敵對勢力”在香港和新疆省進行干涉的恆常指責中可以聽出來他們的偏執。

“摧毀其他社會權力中心 ”是作者提出的持久專制主義的第三個支柱,它仍然是中國共產黨工具箱的一部分。最近幾年,當該黨在2014年粉碎了一場勞工權利運動,後來又逮捕了#MeToo運動的女權主義者時,就可以看到這一點。北京將公民社會--中國人在黨的主導地位之外的生活--視為對其統治的威脅,並採取行動壓制它。作者認為,該黨的暴力起源使其在感到受到威脅時,幾乎不會手下留情,就像它在1989年命令人民解放軍向學生抗議者開火時那樣。中國的元老 “被一種根植於革命鬥爭經驗的政治反對派的兩極化零和概念所統一,將學生行動視為對政權的生存威脅。”

德國記者史特凡·奧斯特 (Stefan Aust) 和佳傑思 (Adrian Geiges) 在《習近平:世界上最有權力的人(Xi Jinping: The Most Powerful Man in the World)》中解釋說,今天,習近平正在推行一種非常不同的敘事,它承諾建立一個仁慈的政權,其首要目標是通過 “共同富裕” 等活動滿足所有中國人的需求。“共同富裕” 的口號源於毛澤東,並在很大程度上消失了,直到習近平恢復了它,承諾在整個中國提供經濟平等。“習近平認為,共同富裕是馬克思主義和儒家思想的目標” ,作者寫道,並指出,習近平頌揚了中國由最早的哲學家起一直傳承至今的悠久文明歷史,並呼籲 “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中國強調其人性化和有效的領導,將其與美國無情和混亂的政府進行對比,並將美國的缺點表述為整個西方民主的缺陷。中國的國家媒體廣泛報導了引發 “黑人的命也是命 ”運動的系統性種族主義,以及2021年1月6日的國會山事件所證明的美國政治制度的不穩定性。中國共產黨的宣傳部門也廣泛報導,中國在大流行期間保持了絕大多數公民的健康,而美國的死亡人數超過100萬。人民日報》出版的英文報紙《環球時報》援引一位中國學者的話說。 “在看到中國的清零政策如何拯救了許多人的生命之後,美國最大的挑戰是如何將其巨大的死亡人數合理化”。

奧斯特和佳傑思認為,父親習仲勳在毛澤東多次清洗對手期間遭到迫害,不但沒有讓習近平遠離強硬政治,反而可能使他成為更忠誠的共產主義者和中國體制的信徒。習仲勳作為改革者,在深圳監督了中國第一個經濟特區的成立,是中國改革開放的關鍵一步。許多觀察家預測習近平將成為像他父親一樣的改革者,事實證明他們的預測是錯誤的。相反,習近平是幾代人中最保守的領導人,監督著黨在教育、媒體和經濟領域的作用的重新確立。奧斯特和佳傑思認為,習近平把他父親的苦難當作對自己的警告。正如作家余杰所解釋的那樣。 “因為他的父親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受到了真正的殘酷對待,他的兒子決定永遠不要像他一樣。. . 他不想遭受與他父親相同的命運”。希望成為一名優秀的共產黨員,習近平在另一個方向上進行了努力。 ”中國記者李大同說:“當他的父親作為反革命分子被判刑時,如果他想生存下去,他必須把自己表現得比其他人更加共產主義,甚至更加革命。他用心學習毛澤東的講話,直到毛澤東的遺產在他身上深深紮根。”

為了確保他永遠不會被清洗,也不會被推翻,習近平大力宣傳民族主義。中國 "百年屈辱”的教訓,即歐洲列強殖民中國的大片土地,在課堂上被灌輸給越來越多的愛國青年。從來沒有人建議放鬆強硬路線。國家媒體大肆宣揚中國成功打擊了香港民主運動背後的 “黑手”,並詳細報導了中國威脅台灣的導彈試驗。習近平希望被視為 “讓中國再次自豪,向世界展示中國真正偉大的堅強領導人。在這方面,習近平的做法與[唐納德]特朗普、普京、[土耳其的雷傑普-塔伊普]埃爾多安或[巴西的賈伊爾]博爾索納羅的做法很相似,”奧斯特和佳傑思寫道。

幾十年來,在共產黨的領導下,中國一直密切注視其公民。在早期,鄰居甚至家庭成員會告發他人的可疑行為。現在,中國已經開發了可能是世界上最複雜的監控系統,以跟踪其人民,並且,領導人承諾,為改善所有人的生活而管理社會。華爾街日報記者Josh Chin和Liza Lin 在《監控國度:中國尋求開啟社會控制新時代的內幕》 (Surveillance State: Inside China’s Quest to Launch a New Era of Social Control )一書中,揭示了習近平和共產黨在部署監控技術以控制人口方面走了多遠。該技術已在新疆廣泛使用,新疆是一個遙遠的西部自治區,共產黨稱那裡的維吾爾族人和其他主要的穆斯林民族中從事恐怖活動,中國政府在那裡的拘留營中關押了多達100萬人進行 "再教育"。多年來,中國領導層已將漢族(該國的多數民族)大規模遷入該地區,以稀釋少數民族的人數。許多外部觀察家指責中國對其少數民族人口實施了駭人聽聞的人權侵犯。美國稱中國的行為是種族滅絕

對北京來說,新疆問題很大程度上是它自己造成的。通過惡毒和不分青紅皂白地鎮壓最多只是少數人爭取獨立的微不足道的行動,北京說服了大多數維吾爾人,他們最好與中國分離。現在,為了監視這些人,北京已經實施了一個龐大的監視系統,使用面部識別相機與聲音識別和DNA樣本相匹配,建立一個龐大的數據庫,用於基於種族的數字分析。 Chin和Lin寫道,這一精心策劃的努力的目的是控制和消除維吾爾人的文化認同。

北京對其正在建立的監控國家還有另一個雄心勃勃的計劃。通過使用技術,用國家規劃者的話說,它旨在創建 "新模式的智能城市"。北京承諾,攝像頭、智能手機和人工智能將緩解交通流量,幫助預防犯罪,協助支付水電費,甚至尋找走失的孩子。 作者寫道:“黨用來恐嚇和改造反抗其權威的人的同樣技術,也可以用來呵護和安撫他人。”
 
中國依靠普遍使用監視作為打擊和擊敗西方民主誘惑的關鍵武器。 “在習近平的領導下,黨認為它擁有了長期以來夢寐以求的競爭體系的藍圖,”Chin 和 Lin 解釋說。 “通過從監控數據中挖掘洞見,黨相信它可以預測人們想要什麼,而無需給他們選票或發言權。通過在社會問題發生之前解決它們並在異議蔓延到街頭之前將其平息,它相信它可以扼殺襁褓中的反對意見。”

通過出口這些已經有80多個國家在使用的技術,北京希望讓世界相信其監控國家的有效性,並最終打破美國民主模式的主導地位。

中國的威權領導人正在打持久戰——到目前為止,他們是成功的。但他們會繼續掌權嗎,中國會在 2049 年建國 100 週年之前成為習近平所說的那個“富強”的國家嗎?中國面臨著巨大的挑戰:人口老化、不平等加劇、經濟改革停滯導致生產力下降,以及習近平這人—一個權力過度集中、越來越不願意聽取他人意見的統治者。 “藉由減少選擇和加強控制,國家正在消除對創造力至關重要的摩擦、不確定性和自由,”Chin 和 Lin 警告說。

如果說與蘇聯的冷戰的緊張局勢是一種預演的話,那麼未來幾年,中國和美國將面臨一系列地緣政治的坑洞,因為這兩個超級大國的政治和經濟體系大相徑庭,爭奪統治權。 “習近平是否渴望統治世界?” 奧斯特和佳傑思在書的結尾問道。他們的結論是。 “習近平對追隨他人的榜樣不再感興趣。他想在中國--以及世界上--打上自己的烙印。” 他最終是否會成功,以及這個標誌可能是什麼樣子,這些問題將在未來幾年內響徹白宮、國會和世界各國政府首都的走廊。


羅谷 (Dexter Roberts),大西洋理事會亞洲安全倡議的高級研究員,著有《低端中國:黨、土地、農民工,與中國即將到來的經濟危機》(The Myth of Chinese Capitalism: The Worker, the Factory, and the Future of the World)


原文網址: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books/2022/09/22/stake-us-china-rivalry-shape-global-political-ord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