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看他起高楼 眼看他宴宾客 眼看他楼塌了
法国记者让-克里斯多弗·布希萨在俄罗斯联邦军事档案库中找到一份从未曝光的二战历史文件：希特勒的外交宴宾客簿。其中记录着自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五年，参与希特勒生日宴会及其他重要外事活动的外交官的签名。在希特勒自杀身亡之后，大量秘密档案被焚毁，这份登记簿却奇迹般地幸存下来，并成为苏联克格勃“按图索骥”抓捕与纳粹合作过的外交官的证据。斯大林将其据为己有，当做满足其虚荣心的战利品。斯大林死后，这份文件被封存于克格勃档案库，数十年不见天日。苏联解体后，这批档案开放，布希萨根据这本精美的签名簿，研究若干签名者与第三帝国千丝万缕的关系。在这本文笔精湛、情节紧凑刺激堪比谍报小说的着作中，布希萨聚焦于柏林总理府酒池肉林、杯觥交错的盛宴，让人宛如置身当时情势诡谲、勾心斗角的外交场合。
签名簿第一页，时间是一九三九年四月二十日，希特勒五十岁寿宴。六年前，德国人透过民主选举将希特勒送入总理府，相信这个男子会带领德国一洗一战失败的耻辱，开创千年帝国。此刻，五十岁的希特勒活力充沛、精神焕发，在第三帝国宏伟的新总理府中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希特勒说：“当这些外交官踏进马赛克大厅，我要他们立即被德意志第三帝国的强大所震慑。这些长长的走廊，会让我的宾客马上被敬畏之情所淹没。”大厅中只有大理石，别无长物，占地近一千平方公尺；冰冷如墓穴的大厅里，没有半个家具，没有地毯，没有任何座位，连半张椅子都没有。如此光滑的地面，受邀前来的各国外交官个个如履薄冰。美国大使馆参事派特逊感到自己彷佛踏入一座壮观的埃及法老陵墓：“小国代表恐怕感到大限已近，担忧无法活着离开。”
一九三九年，有多达五十三国在柏林设立大使馆，此数目超过当时世上四分之三的主权国家。从宾客簿中可发现，前来参加盛宴的有来自四十四国的四十八名宾客，阵容庞大。希特勒的朋友真是遍天下——三年前冠盖云集的柏林奥运会亦可证实这个事实。
此后，随着战争的爆发，宾客愈来愈少，很多国家成了第三帝国的敌国，外交人员纷纷撤离；很多国家被第三帝国占领，外交人员沦为阶下囚。签名簿最后一页，时间是六年后的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日，希特勒五十六岁寿宴。此时离希特勒自杀身亡仅十天，昔日繁华柏林在盟军的轰炸中千疮百孔，总理府只剩下断壁残垣。在这一页上签名的只有三国的五名宾客：日本大使馆参事河原骏一郎、海军武官阿部胜雄及其助理，阿富汗大使纳华兹，及泰国大使朱辛。跟开战前高朋满座、人声鼎沸相比，希特勒已然是众叛亲离、穷途末路，其宴会何等冷清凄凉。这就是战争狂人必尝的苦果，如今轻率对乌克兰开战的俄国独裁者普京，以及企图武力攻打台湾的中国独裁者习近平，应当引以为戒。但他们有这样的智慧吗？
日本是德国的盟友，却承认欧洲已无希望，日本外交官建议德国将残存的潜艇编队移交给日本，以支撑日本在太平洋上继续抵抗美国；阿富汗从德国得到过大笔援助，却没有如约发动对印度的攻击；这些客人中唯一仍然对希特勒忠心耿耿的是朱辛，这位来自泰国的将军比戈林、希姆莱等人还要爱戴希特勒，但他弱小的祖国远在东南亚，根本帮不上忙，他来向希特勒致以最后的敬意。
或心怀鬼胎，或火中取栗
外交界是一个没有硝烟的战场。出席希特勒生日宴会的嘉宾，不一定全是第三帝国的支持者。他们各有目的，各取所需，有的只是将其当做一项工作，行礼如仪而已。
好几年都出席宴会的中华民国大使陈介，希望维系摇摇欲坠的中德关系——蒋介石的国民政府从德国获得军备和军事顾问，打造了一支让其他军阀眼红的现代化军队。陈介反对其下属、驻维也纳总领事何凤山向数以千计的犹太人发放“生命签证”。他竭力讨好纳粹，企图阻止其与满洲国及后来的汪精卫政权建交，但其努力都失败了。弱国的外交不是靠精明能干的外交官就能拯救的。
二十八岁的王替夫是满洲国驻柏林大使馆的一名秘书，因精通德语，被邀请与希特勒共进早餐。他在回忆录中写道：“这是我第一次如此靠近希特勒……，他的双眼流露着他人没有的一些特质，他好像光凭眼神就足以操控我们。”这是很多跟希特勒近距离接触的人共同的回忆，希特勒决不是卓别林扮演的小丑——这种将希特勒喜剧化和妖魔化的方式，无助于理解真实的希特勒。希特勒召见满洲国外交官，是希望大量进口满洲国的黄豆，黄豆是重要的战略物资。王替夫在出使期间，为逃离德国的犹太人签发了一万两千份签证，但这一善举并未改变他战后的悲惨命运：他被苏联俘虏，在集中营关押了十二年，遣返回中国后，又被判刑二十二年。
爱尔兰是个新兴国家，一九二一年脱离英国统治而独立。爱尔兰驻德大使布利从不掩饰对英国人的深恶痛绝和对德国人的欣赏，他甚至公开支持纳粹对犹太人的迫害。其继任者克雷朋更是隐瞒其观察到的犹太屠杀，他只关心过一名被盖世太保逮捕的白俄犹太人雷昂。这种关心跟雷昂本人无关，而是因为雷昂曾是爱尔兰文豪乔伊斯的好友和秘书，藏有一份无价之宝——乔伊斯的手稿。但克雷朋胆小如鼠，不敢出手拯救雷昂，后者死于奥斯维辛集中营，乔伊斯的手稿也下落不明。战后，爱尔兰外长通电嘉奖克雷朋说：“您与夫人经历了一场伟大的冒险。”对比希特勒自杀身亡后，爱尔兰首相公开表达悼念，这样的嘉奖似乎合情合理。
很多拉丁美洲国家的独裁者都将希特勒视为效彷的榜样。在签名簿中，拉美国家使团的签名占据了最大篇幅。这些国家多半是到了战争中后期，才在美国压力之下与德国断交并向德国宣战。但他们始终与纳粹政权保持着藕断丝连的关系，很多纳粹分子在战后将拉美国家当做逃亡目的地。比如，组织和执行“犹太人问题最终解决方案”的纳粹军官艾希曼，逃亡到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隐姓埋名，在当地的奔驰公司找到一份新工作。拉美国家对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多米尼加共和国独裁者特鲁希略对希特勒亦步亦趋，他效彷希特勒的“元首”称号，自我加冕为“恩主”。他派遣其亲信、前记者戴斯帕瑞多出任驻德大使，此人的哥哥是该国外长。这对兄弟得到指示，多明米尼加愿意为犹太人提供十万份签证。特鲁希略打的算盘很简单：他能藉此拯救因屠杀海地黑人而受重创的国际名声，还能为本国引进白人移民开垦原始森林。然而，多米尼加很快就发现无力接纳那么多移民，随即将数字降为五千。一九三九年，开放犹太移民第一年，只有五十名犹太难民抵达这个岛国。总计下来，只有不到一千名犹太人来此碰运气，大部分人后来都逃往美国。
并不中立的中立国
本书最尖锐的批判，指向那些至今仍保持着欧洲先进国和文明国声誉的中立国——瑞士、瑞典、梵蒂冈。这些国家避开了战争，经济富庶、政治稳定，还表现得特别关心人权、自由、正义等普世价值议题。他们的外交官即便在战火中朝不保夕的柏林，个个都泰山崩而不变色。这些外交官都来自“纯洁无瑕”的国家，那身高雅笔挺的西装上没有沾任何一点血迹，对身边的灾难不必负任何责任——至少他们本人这么相信。真的如此吗？作者像侦探福尔摩斯一样，从草蛇灰线中揭露出这些外交官及其背后的母国，虽号称中立，其实一点不中立。
瑞士大使弗利榭是一位养尊处优的苏黎世人，面对欧洲的独裁政权可说怡然自得。他理解独裁者，也接纳他们时而狂暴的行为。他引用席勒的诗句为自己的态度辩解：“为了不吵醒沉睡的母狮，在骇人的道路上无声前行。”他在回忆录中说，纳粹德国“每个人都安分守己，就像瑞士漂亮牛棚里的乳牛”。自一九三八年五月三十一日上任起，他就倾尽全力讨德国欢心，迎合他们的各种欲望。他做了一件当时没有任何大使敢做的事：建议向德国犹太人施以不平等待遇，唯有德国犹太人必须申请签证才能进入瑞士，其他德国公民可自由进出。他提醒主管部门，必须出手干预瑞士媒体，叫他们别再发表反对希特勒和同情犹太人的文章，“这不仅为了我国的经济利益（德国是瑞士最重要的出口国，也是最大的物资供应国），也是为了瑞士的国土安全着想，因为我国三分之二的国土都与德国为邻”。瑞士在一九四○年至一九四四年间出口的武器和火药，百分之八十五都送往轴心阵营。德国工程师特别着迷瑞士的钟表工艺，这对德国火炮计划的雷管安置很实用。瑞士的银行为纳粹提供周到的金融服务，帮助纳粹将从占领国掠夺的黄金、古董和艺术品变现，转化成支持战争的经济资源，这种做法才叫“杀人不见血”。
与瑞士一样标榜中立的瑞典，其驻德大使费雪对纳粹百依百顺，丝毫不具备拯救成千上万犹太人的瑞典驻匈牙利特使华伦伯格那样的良知和勇气。德国对苏联开战前夕，像上级命令下属那样对瑞典提出要求：部分德国部队必须取道瑞典领土，前去攻击苏联；德国有权在任何时刻进入瑞典领空，也能在瑞典领海通行无阻，并取得瑞典国家电信网路的使用权。费雪报告外交部，瑞典政府应当满足纳粹的要求，以免重蹈丹麦、挪威被纳粹直接占领的厄运。瑞典政府犹豫不决，瑞典国王以退位要挟，迫使政府接受德国的要求。为了节省时间，德国军队决定经由瑞典铁路运输，瑞典足足动用了一百零五班列车。瑞典军方高层还发布了一份秘密命令，让自愿参加德军的瑞典官兵更容易实现愿望：“再次呼吁瑞典军士加入东线战场，与德国人协力作战。”费雪在战后因亲纳粹立场被冷冻三年，然后出任北方艾尔夫斯堡省的省长。
梵蒂冈与纳粹政权的隐秘关系，战后受到多方质疑。反共的教宗本笃十二世，经常肯定近在咫尺的意大利法西斯领袖墨索里尼，更将希特勒视为抵抗斯大林的中流砥柱。历史学家康沃尔写了一部名为《希特勒的教宗》的专著，谴责教宗放纵希特勒的暴行，对犹太大屠杀保持沉默，导致悲剧规模不断扩大。美国研究大屠杀问题的学者祖罗夫也指出：“本笃十二世在当时所有迫害犹太人的地区都驻有外交使节，透过这群外交官，他必然取得最精确的资讯，甚至比盟军更早取得。”梵蒂冈驻德国大使奥萨戈尼是这批使节中最重要的一位，他坐视犹太人被屠戮也不愿对被纳粹迫害的德国天主教徒施以援手。德高望重的利希腾格神父一直直言不讳地批评纳粹，被捕后在集中营中备受折磨，两年后死去，教廷对其遭遇不闻不问。德军军官格施坦本对亲卫军屠杀犹太人的暴行忍无可忍，亲身到梵蒂冈驻柏林的使馆诉说真相。但使馆不让他进入，更拒绝听他的证词。他后来控诉说：“耶稣教诲世人，‘你当爱人如己’，如今发生了彻底违背教理的可怕暴行，但连身在德国的教廷大使也不愿了解发生了什么事。我非常沮丧地离开大使馆，绝望透顶，我没有得到任何帮助或建议。”
绥靖主义还能再来一次吗？
一九三三年，美国总统罗斯福任命历史学者多德出任驻德大使。多德在柏林亲眼目睹了希特勒的崛起。在德国的第一年，他一再注意到，整个国家的人民众对暴行不以为意，人们对每一个新的压迫性法令和暴力行径都不抗议。多德觉得自己好似走进童话中的黑森林，在那里，所有的是非对错规则完全颠倒。他竭力避免参加纳粹的庆典，包括纽伦堡的纳粹党代会。他公开说：“与自承杀人的凶手握手，让我觉得很丢脸。”他多次警告，“德国团结的程度前所未见，一百五十万兵员拼命在装备武器和操练战技，而且每天受到灌输，去相信欧陆该臣服于他们脚下”。他写信给陆军参谋长麦克阿瑟说：“我判断德国当局正为一场欧陆大规模的战争作准备，证据很充足，那只是时间问题。”然而，在美国国务院和德国外交部的双重压力之下，一九三七年圣诞节前夕，罗斯福提前免去多德的大使职务，换上一名温和派人物。人们总是不愿倾听先知的忠告，因为这些预言都让人扎心。实行绥靖主义政策的国家，后来都付出沉重代价。
有趣的是，昔日对纳粹实行绥靖主义的主要国家，今天继续对正在成为新纳粹的中国实行相似的绥靖主义。人类最大的悲剧，就是从来不汲取历史的教训。
在瑞士保存着欧洲贵族传统的名牌大学里，不仅有过金正恩那样的留学生，更多是中国官二代、富二代留学生。瑞士银行和金融系统，为中国贪官提供如沐春风式的服务。二零一九年八月三日，中国全国政协委员、财政部财科所前所长贾康转发一则讯息，称瑞士银行公布的资料显示，有上百位中国人在瑞银的存款高达七点八兆人民币，平均每人存款七百八十亿人民币。瑞士银行拒不公布持有帐户的人名。但维基解密披露，近七成都是中共中央委员乃至层级更高的官员。
瑞典也是对中国最友好的欧洲国家之一。二零零五年二月，斯德哥尔摩大学开办欧洲第一所孔子学院，更是世界上第一所开课的孔子学院。二零零三年，欧盟将中国定位为“策略伙伴”，随即瑞典等北欧四国与北京签署“合作备忘录”、欢迎由中国主导创立的亚投行，并乐见其在北极地区的布局。中国驻瑞典大使桂从友，宛如纳粹一样嚣张，接受瑞典媒体访问时大方承认其“战狼外交”行径，更直言：“面对敌人，我们就开枪反击！”以“人权大国”自居的瑞典，对中国的种种人权灾难熟视无睹。
梵蒂冈为了讨好中国，不惜卑躬屈膝。教宗方济各力主与中国签订放弃大部分主教任命权的协议。他声称：“外交是一种可能性的艺术，是一种使可能成为现实的事情。”他宁可将中国当做朋友，也不愿与美国亲近。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访问罗马时，他因为其反中立场而拒绝与之会面。他称赞亲中的国务卿帕罗林枢机“是最好的圣座外交官，他是一个会对话的人，他与中国当局对话，我相信他主持的委员会已经尽了一切努力向前迈进并寻找出路”。当美国总统特朗普、史上在圣座担任过最高职务的华人韩大辉总主教、香港教区前枢机主教陈日君等试图说服方济各放弃必然损及教廷道德权威的中梵协议时，他仍坚信“我们不应该放弃对谈，封闭的心态并非解决问题之道”。陈日君罕有地批评说：“糟糕的协议真比没有协议来得更好吗？”他认为，方济各似乎正让政治凌驾于宗教之上：“这一切大错特错。地下教会持续遭受打压，更觉得自己遭到背叛。各区主教现在都由中国官方指派，对北京唯命是从。”此后，陈日君被香港国安处逮捕，教廷充耳不闻，就像当年漠视被纳粹逮捕的利希腾格神父一样。
邱吉尔说过：“在战争和屈辱面前，你选择了屈辱。可是，屈辱过后，你还是要面对战争。”这是对绥靖主义最直截了当的反击。希特勒那本红色封面的宾客簿，是那些曾跪倒在其脚下的各国外交官的耻辱柱。或许，若干年后，会有一本其姊妹篇、名为《习近平的宾客簿》的新书出版，这张名单必定更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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