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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亚洲
英女皇走了，香港民间与其说一片哀愁，不如说是抚今追昔，借此机会表达心声，向女皇道别，也向留下香港美好时光的英治年代深深致意。
由大陆逃难到港的一辈又一辈人，怎能不心怀感激？由一九四九年中共建政前后开始，到揪斗地富反坏右的五十年代，再到号称超英赶美却搞到民不聊生的大跃进，以至颠覆社会秩序、摧毁人性、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文革十年浩劫，能够由大陆来到香港，纵使人在异乡为异客，但比起留在大陆的亲友，已属绝处逢生，在这里不怕辛劳，总能养家糊口，免受政治侵凌，保住每人头顶的一片小天空。
不错，五六十年代的香港，政府得过且过，经济无为而治，社会民生乏善可陈，警队更贪污腐败，但重要是这片英属殖民地恍似一幅防火墙，阻隔国共冲突在港燃烧，也挡住大陆共产主义政治运动祸延香港。在这里，不愁白色恐怖有形无形的威胁，大家大可卷起衫袖专心搵食，只按自己的能力和机遇过活。这份自由，是那辈人得来不易的基本尊严，实有赖香港的英治政府——一个北京无法颐指气使的政治实体所赐。
土生土长的香港第一代，同样不得不感恩。他们见证划时代的香港社会转变，由一穷二白走向繁荣璀璨，也是当中的受惠者。这一代人，生于忧患年代，长于贫困环境，物质匮乏，但有的是基础教育、谋生机会、天生天养的信念和倚靠港英政府维护的社会秩序。
特别经历六七暴动，港英政府更显其身价。左派当年知难而退，既由于北京临崖勒马，回归“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香港政策，也因为港英政府统治意志坚定，深信压平暴动以恢复社会秩序，是得到强烈的民意支持，因此寸步不让，力挽狂澜，最后赢尽民心，更换来往后30年的稳定发展局面，也迎来连接推出的社会改革。由七十年代开始，香港第二三代的本地人，一直在最先进的现代化华人社会成长，以至安身立命。至于往后再向国际金融中心进发，也全都是历史，不用多说了。
这个现代化社会的基本特征，发源于港英从六七暴动之中吸取历史教训。他们看到政权的安全稳妥和社会的长治久安，繋于施政是否遵从民望，民怨能否及时宣泄、民情如何上达等等。因此，六七以后，特别是港督麦理浩上任以来，伴随经济持续增长，除了连串改善民生的社会措施，包括十年建屋计划、劳工法例改革、增加福利措施、扩展普及教育等等，更有迎合民意的行政改革。其中如成立廉政公署肃贪倡廉、以政府谘询组织及法定机构吸纳社会人才、加强民政主任制度探测民情、推广居民基层组织作为民意谘询渠道等等，正是所谓“行政（措施）吸纳政治（不同意见）”的统治策略，官方甚至标榜是“谘询式民主”，自夸香港没有民主制度，但却可通过谘询系统，建立官民共识。
转进八十年代，中英谈判香港前途，香港人不能参与，却成为双方争取的共同目标。港英一方推出代议政制改革，由区议会到立法会，逐步开放权力，加上教育水平提高，公民社会日趋成熟，香港人意识抬头，要求推行直选的民间诉求高唱入云。港英起初不愿从众，否决八八年推行直选，但随着八九六四北京血腥镇压民主运动，港人信心崩溃，港英为了安抚民心，一面通过人权法，同时推出居英权计划，另一面于九一年立法会增加直选成分至三成。
到了末代港督彭定康的最后五年英治，推出变相全民直选的立法会，加上原有的法治体系和其他改革措施（如设立平等机会委员会、政府部门服务承诺），尽力消除殖民地统治的色彩，为九七后的港人治港树立典范。尽管一切来得太迟，在香港人眼中，彭定康明知不可为以为之，已为英国争回不少民心。
也许如一些论者所言，香港的殖民地统治者推行开明的措施，并非心甘情愿，只是形势所逼或收买人心，甚至是专门针对中国的策略。又如伦敦当局近年容许持有“英国海外公民护照”的香港人及其子女到英国定居，有人认为是功利计算多于道义考虑。但对于务实的香港人，结果就是目标，公道自在人心。在天时暑热下，亲往英国领事馆悼念女皇者依然络绎不绝，万人空巷，正好反映民心所向，香港人是存心对殖民统治致意，至于上述说法不论真假，根本可以不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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