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香港地方志中心承担编纂的方志书籍《香港志》首册英文版发行，并于7月27日在香港礼宾府举行了出版典礼。香港特首李家超、中国外交部驻香港特派员公署特派员刘光源在活动中发表了讲话，四十多国驻港领事出席了这次活动。而两年以来，《香港志》中文版已经出版两册，并被许多人视为是带有明显倾向的“官修历史”。
现居美国的香港知名时事评论人程翔，7月28日接受了本台记者孙诚的采访，讲述了他眼中《香港志》存在的问题，以及人们需要做什么才能保存真实的香港历史。以下是本次访谈的内容。
程翔眼中的《香港志》：“这其实是中共改写历史的重要过程”
记者：程翔先生您好。我们注意到，《香港志》这本书在两年前开始出中文版，最近又出了第一册的英文版，而且出版典礼是在香港礼宾府进行的，李家超和中国外交部的官员也在仪式上发表了讲话。您觉得，他们这样高调地支持这本书，有什么目的呢？
程翔：这其实是中共改写历史的重要过程。怎样看出他改写历史呢？因为他把对中共比较尴尬的事情轻松抹掉，这是一个改写历史的企图。很不幸，香港现在也陷入这种改写历史的陷阱里面，我觉得这个是很遗憾的事情。
记者：您能不能举例子谈一谈，在这本书里面，他们具体是怎么样改写历史的呢？
程翔：很多事情，比如说对于回归以来，香港一国两制的评价，他在官方的论述里面，就是说“‘一国两制’以宪法和《基本法》共同作为宪制基础并构成宪制秩序，这是一项重要的政治法律原则。香港社会各界能否在这原则上达成共识，是‘一国两制’在香港落实和香港走出近年政治困局的关键。”这完全是单方面反映北京的看法，把香港近年来出现的抗争看作是违背了《基本法》的重要法律原则，所以责任在香港。但是他无视为什么会有这种抗争，因为中共自从回归以来，屡屡违背基本法对香港的承诺，一而再再而三推迟普选，甚至在2014年人大“八三一决议”里面根本改变了普选定义，这才导致香港人奋起抗争，这个事实他完全回避不讲，而且把抗争原因归结为香港老百姓，这是非常不道德的，我觉得，作为一个政权不应该这样做。
《香港志》如何叙述历史：“经历这段历史的人死光之后，他们的论述就变成正确的论述”
记者：除了上面的那个例子之外，您还有没有什么类似的印象深刻的例子呢？
程翔：比如对六四的看法，回避了很多跟六四直接有关的事情。他对六四的陈述，只是有几则，有胡耀邦逝世、戒严，然后就是六月四号，这些都是直接跟六四有关的事情，但是由于发生六四而产生的重大历史事件，都回避了。比如说六四后，英国人为了稳住香港当时人心惶惶的状态，推出玫瑰园计划，动用大规模基建建设，建造新机场，用这些计划来稳住香港经济、民心，而且又提出居民权给部分香港人。这些对香港当时稳定非常重要的事情，在官方的论述里面都完全抹掉。
记者：在英治时代的香港，和中共关系很深的一件事就是1967年的六七暴动。在当时中共文革的环境下，香港也受到了很大的冲击。对于这样的事情，这本书的论述是怎样的呢？
程翔：对1949年中共建政以来，在香港发生的暴动，他都避重就轻。比如说，在说香港的几次暴动，举的第一宗暴动是1956年的双十暴动。他说这是第一宗。但是更早的还有一宗，是1952年的三一事件，为什么他略去三一事件不谈，直接跳到双十暴动，因为双十暴动是亲国民党的人掀起的，三一暴动是共产党煽动起来的。共产党煽动的暴动他就不提，国民党煽动的暴动他就大书特书，而且成为1949年以后的头一次暴动。到六七暴动，影响太大他不可能去回避。他不回避1967年的暴动，但是对1967年共产党煽动的暴动，跟1956年国民党煽动的暴动提法完全不一样。
记者：这些提法的不一样，具体的表现是怎样呢？
程翔：比如说他对国民党煽动的暴动是讲，“九龙及荃湾暴动的导火线带有明显的政治色彩，亲国民党工会和与其有关的黑社会组织挑动及参与显而易见……战后逃难至香港的平民百姓大都谋生困难，对现实社会极为不满，他们与在政治和经济上遭受挫败的亲国民党人士构成这次社会动乱的基础。”这句话有没有错，没有错，但是对1967年共产党暴动的论述就完全不一样了。
记者：那他们是怎么讲六七暴动的呢？
程翔：我们都知道，香港1967年的暴动，其实是国内文化大革命往香港延伸的结果，所以国内研究文革的人，在编地方文革时的时候，都会把香港1967年暴动纳入地方文革史的一部分来说，所有文革错误都出现在香港1967年暴动。但是他描述1967年的暴动时说，“当年不少左派群众抱着反抗殖民压迫的心态投入斗争，对抗全副武装的军警。然而，期间有些做法引起市民对很多左派的不满，致使香港左派在其后一段时间里都被贴上负面标签。港府则籍机加强宣传，争取市民认同。”你就看出他对双十暴动，跟对文革的六七暴动，完全有不同的政治倾向。
记者：那么想请您总结一下，这两种论述的区别在什么地方？
程翔：如果他说1956年国民党发动的暴动带有明显政治色彩，难道1967年共产党煽动的暴动没有政治色彩吗？色彩不是更明显嘛。所以他的论述，对国民党的谴责很明显，对共产党同情有余，对这两场不同暴动的表述，充分表现了官修地方志、官修历史的严重偏颇的做法。
还有很多地方都体现出这种官修历史的弊病，而且最关键的弊病就是掩盖历史，把官方对历史问题的不恰当的论述放进来。我们经历这段历史的人死光之后，他们的论述就变成正确的论述，正统的论述，我觉得这个地方志的出台非常有问题。
人们应该怎样保存香港历史：“一定要跟这种企图毁灭历史真相的行为作斗争”
记者：我们来谈一谈另外一方面的问题吧。您觉得，在目前的政治环境下，人们需要怎样研究和书写香港历史，才能反映真实的历史呢？
程翔：我觉得这需要学者敢于突破他的信息封锁，敢于去挑战他的论述。有这个求真、求实的精神，不向强权的论述屈服，这是非常重要的。我觉得有三个层次的事情可以做，第一个是专业的历史专家需要去尽量发掘一些已经被毁掉，或者准备毁掉的史料，进行保存。这个是特别重要的，等一下回来再说这一点。
记者：不那么专业的普通人，又应该怎么做呢？
程翔：第二个层次就是一般的历史教学者，要想办法制定一套比较能够反映历史事实的教科书。教科书在香港的情况下，也是需要当局去审批的。在这种情况下，那些有益于当局的教科书，未必能够（反映历史事实）。每个历史教师都需要有一套这样的东西，以便来对照中共自己的说法。然后就向学生指出，不同版本、不同论述的差异在哪里。第三个层次就是，历史爱好者应该尽量去从原材料里找回历史的真相。因为最近几年来，随着本土运动的兴起，有很多朋友都是很努力地、自费地去购买英国的一些解密档案，从里面尽量还原一些历史真相。所以我觉得，做法有不同层次，有专家的层次、有历史爱好者的层次、有教师的层次，要多管齐下才能避免中共的论述错误地误导学生。
记者：您能否展开谈一谈，学者保存史料这一点为什么很重要呢？
程翔：回过头来讲，很重要的是学者应该尽量去发掘原材料，因为在过去香港有一个非常出名的中国研究中心，在中文大学里面，被世界上所有汉学家或者是专门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视为“中国研究的麦加”。很多国际上有名的学者，其实都来到香港中文大学，到了中国研究服务中心（USC）。那里有五十多年的积累，把中国大陆的很多各地的资料，都搜集起来，很多更是属于禁书。从这些书里面，能看到大陆几十年来的政治运动情况，比如说三反五反，都能在里面找到。可惜的是，最近“国安法”颁布，当中共明显要收紧香港意识形态的时候，这个图书馆平白无故地被解散了。
记者：您觉得，这带来了怎样的后果呢？历史学者又应该做些什么呢？
程翔：（中国研究服务中心）这些书出路怎么样呢？这些书被打散，辛辛苦苦积累几十年的一些丰富的资料、历史材料被化整为零，散布于图书馆不同的角落，形不成一种聚集的效应。这样，“麦加”的地位从此就没有了，“麦加”已经给摧毁了。所以，我觉得历史工作者需要去好好想怎么做，一定要跟这种企图毁灭历史真相的行为作斗争。
记者：那么，在现在的政治局势之下，您觉得人们进行与官方口径不一样的历史研究，是不是会承受风险呢？
程翔：我觉得只要默默地做，没有人能说你违法。至于以后能不能发表，这是另外一码事。秘密地做，我觉得应该是可以的。
记者: 孙诚 责编：梒青 网编：景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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