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住在上海的人終於可以走出家門活動了，可我並不開心。這並不僅僅因為我是死宅，而是我們的有效期限只有72小時。
從3月7號到5月31號，我被封控了85天。這期間核酸做了35次，不記得從4月幾號開始做抗原檢測，4月29號開始每天兩次，一直持續到5月30號。
3月6號，我還在徐家匯逛街看電影，那天看了兩部在中國電影院不常有的外國片，《花束般的戀愛》和《紐約的一個雨天》。
3月7號上午去上班，收到上海疾控發來的短信，說我可能與確診病例有過接觸，要我配合防疫，上報居委會。我回憶了一下，可能是我去過與員工確診的某家飯館共享地址的一家超市。我詢問公司同事，同事讓我先去做核酸，再通知所在小區居委會。給居委會打電話，他們讓我回家待著，別出門。
我覺得挺好，終於不用早起上班了。
3月10號，八點多，鬧鐘響，關掉鬧鐘看到手機上有未接電話，接著看到微信消息，同事發來的，說小區封了。前一晚跟朋友聊過後，考慮到我要居家14天，我還在淘寶下單了好多食物，雲南的枇杷、湖北的蓮藕、江蘇的藜蒿、山東的芹菜、湖南的辣椒以及安徽的香干，還用航空公司積分換了大米。上午出門觀望了一陣，我擔心物流到不了就全部取消了，緊急在叮咚買了一袋5斤的大米，以及一些零食蔬菜。下午加了好多小區和樓棟的微信群，居委解釋快遞會由志願者運送到每棟樓下。我又重新下單了我取消的食品。
3月12號，江蘇的藜蒿到了上海又被送回江蘇了，3月13號，山東的芹菜到了上海，之後一直未配送，直到5月初，順豐的快遞員打電話說要給我配送，我才意識到當時如果他們被封控在倉庫，我應該3月份就讓他們吃掉，何必等到壞掉，但當時不知道我的快遞在哪裡，完全沒有想到。其他產品都在3月15號前到達了我手中。
忘記中央督察組來上海是3月27號還是26號，當時朋友圈流傳說中央來人了，馬上買不到菜了，果然，中國人很懂中國政府。在這之前我們可以通過叮咚、或是大型超商的App購買食物，之後只剩叮咚了，而且要在早上6點起來搶。我只在3月29號搶到過一次，之後一直沒有。
3月30號社區第一次發物資，一箱菜，裡面是上海青、土豆、白蘿蔔、黃瓜、洋蔥、包菜這些，如果家庭人口在3人及以下，這些菜能吃3天。一直過了12天，居委第二次發物資，發了15斤大米，4斤掛麵，沒有菜。
4月加了好多團購群，蔬菜一度漲價到每斤10塊以上，很多都是盲盒，賣的時候寫了十幾種，說是隨機三種，運氣不好隨機到的就是蘿蔔、土豆和包菜，正常時期一塊五一斤的蔬菜，這時候身價翻了6倍以上。整個四月，都在跟蘿蔔包菜土豆黃瓜打交道，我很喜歡吃土豆，但包菜蘿蔔是真的不知道如何料理了。4月24號，第一次收到來自湖北的援助物資，裡面的蔬菜讓我有了過年的感覺，裡面有荷蘭豆、苦瓜、南瓜、薄皮青椒，甚至很貼心的放了蒜頭和生薑。
從4月份開始，內心的恐懼逐漸在上升，第一次讓我感到恐懼的就是那個夫妻倆被檢測出核酸異常但是未覆核就要被拉走的視頻，據說最後的結果是警察威脅如果他們不去，影響他們後代的前途，他們妥協去了方艙。
4月份是陽性病例去方艙隔離，到了5月，變成了只要同樓層或同戶有陽性，大家都要去隔離。5月11日有段視頻在互聯網引發強烈反響，其中誕生了中國年輕人最有力量的一句話。一對年輕情侶，不願意去集中隔離，警察威脅如果不去，他們就違反了什麼傳染病防治法，會被寫入檔案，之後會影響他們家三代人，其中男性說“這是我們最後一代，謝謝”。
以前跟朋友們討論說當下我們沒有辦法上街反抗，所以不買房、不結婚、不生子也算是一種反抗。在看到困在婚姻中的女性被家暴或被殺害，我們總說“不婚不育保平安”。沒想到在關鍵時刻就真的應驗了，如果我們沒有小孩，公權力就威脅不到我們。
5月1號國際勞動節，微博上兩個視頻傳播較廣。一個是兩位女生核酸異常，覆核結果還沒出來，警察就上門帶她們去方艙，起初她們沒開門，警察撞破了門。她們說要報警，警察說“你報警也是我來”。當然，最後她們也被帶去了方艙，在方艙的核酸結果是陰性。另一事件發生在一家養老院，養老院讓殯儀館拉走還活著的老人，幸好殯儀館工作人員有確認一下，不然那位老人就要被活活燒死了。相較於第一個，第二個引發的批評或討論都更多，但第一個帶給我的恐懼更強烈。第一個是公權力的殘暴，第二個是無權者的冷漠，第二種現象政府後來介入了。第一個只是看到說是警察派人去給他們把門修好了，然後就沒下文了。公權力的失衡比個人的冷漠可怕多了。
5月前幾天，有鄰居跟居委反饋自己家打開陽台門，每天都會聞到臭味，家裡也出現很大隻的蒼蠅，我的樓層只有兩次聞到很明顯的臭味，蒼蠅在這之前也出現了。之後居委反饋派人查過，當日沒有無故不做核酸的人，也有在無人居住的房間看過，沒有大家擔心的事情（有人餓死在家裡）發生。過了幾天看到網路上有一些家裡被消殺後的照片，我有點懷疑之前大家聞到的臭味和蒼蠅，是不是就來自某個被消殺後的鄰居家。
如果問我這幾個月學會了什麼，大概就是與公權力對話時要錄影或錄音吧。
起初一段浦東某個居民與衛健委醫生的通話紀錄被公開，我以為之後政府想要尊重科學，沒想到這卻是結束。然後孫春蘭就到上海指揮抗疫了，接著看到一些未經證實的小道消息，說是政府開會討論防疫措施，上海的專家和醫生不允許進入會場。再後來一段生病的老人與居委會工作人員的對話被大家聽到，但我們除了流淚沒有別的辦法；一段德國人大罵衛健委的電話錄音使我們壓抑的隔離生活感到短暫的快樂，德國友人說出了我們平時想說但不敢說的話；一段美國人與居委據理力爭的錄音裡，兩位美國女性表示她們不去集中隔離，他們的鄰居也都不該去。很多網友表示自己學了十幾年的英語，第一次不需要字幕。
在壓抑的上海，我們也看到一些講科學、講法律的人在努力。一個年老的化學教授（有人說是化學武器專家）在向消殺隊普及大規模噴灑消毒液的危害；一位律師在向消殺隊普法，表示如果沒有授權，他們就不可以侵入居民的家裡。對於公權力，法不授權不可為，對於私人，法不禁止皆可為。
對於自己吃飽全家不餓的我來說，這三個月倒沒有體會到餓肚子，頂多是生活品質下降，但很多人，真的太難了。外地的朋友問我網上那些是不是真的，我說沒人願意冒著風險造假，所以我們看到的都是很多人真實經歷過的，之所以發布到網上，是真的沒辦法了。
如果說4月我們都在擔心自己被拉去方艙，那麼到了5月，我們都開始擔心自己家被上門消殺，這就是公權力失衡對我們最直接最迅速的影響。被拉去方艙或家被消殺都是防疫政策對個人造成的可怕後果，但是好像真的沒人擔心自己被感染後會有什麼身體上的影響。
很多國家都已經開放遊客入境，並且不再需要核酸或隔離。法國大選前看到微博上有人發的馬克龍到自己選區與選民交流的視頻，人擠人，沒人戴口罩。後來看到戛納電影節的照片、香港的朋友發的逛街、吃飯的照片，甚至張敬軒在紅館開了一個月演唱會。我們只能用前陣子最火的電影名來表達自己的情緒“媽的多重宇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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