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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亚洲
北京若执迷不悟，坚持“清零”到底，2022年将成历史转捩点，不仅大陆经济发展无法达标，中共高举的“中国模式”也失去号召力。
四月份经济数字显示，中国经济倒退，比两年前疫情爆发时更差。由消费品零售额、工业生产到固定资产投资，都出现不同程度的下滑。总理李克强随即举行十万人会议，表明事态紧急，必须立即行动，以保住第二季增长是正数，否则难望达到全年5.5%的增长目标。
更大危机是，政府的措施收效甚微而威信受损。国务院近日推出三十三项扶助措施，从六个方面着力，可谓洋洋大观。不过，封城“清零”政策下，疫情瘫痪各行各业，刺激方案如何天衣无缝也好，最紧要是松动银根，救急扶危，但今次北京供“放水”的金额有限，也难望可以立竿见影，一下子扭转形势。
根据《金融时报》的报道，退税计划加上政策贷款总额共计八千亿人民币，比起十多年前环球金融危机后，中央“放水”四万亿的量化宽松计划，只及五分一。若以经济体积比算则更少，因为救援金额只占国民生产总值不到1%（0.7%），而十三年前则是13%，两者相差近二十倍，因此能够发挥的刺激作用也必定大减。
北京没有重复上次救巿的霹雳手段，未必是财力不足所致，而是国际经济环境及大陆特殊发展情况，令北京缚手缚脚。面对高通胀的侵袭，全球多数中央银行都会加息，并同时压缩刺激经济措施，以冷却经济，北京若反其道而行，降息加上“放水”的话，大陆经济将未见其利，先见其害。量化宽松首先已会拖低人民币的币值，人民币计算的资产价格亦下降，减少外资的投资意欲，再加上中外之间利息差距日渐扩大，人民币转投外币的诱因提高，有可能导致资金外流。
更关键是，上次四万亿量化宽松大计，引发大规模的不负责任借贷，海量资本投入楼市及基建，形成楼市泡沫和债务危机，至今挥之不去，更成为经济发展的障碍。若再重施故技的话，或会出现短暂的升平日子，但小阳春过后，问题只会更水深火热，若不幸重蹈日本上世纪的覆辙，以信贷膨胀推动经济，最后造成长期的经济衰退，相信是北京最不敢想象的后果。
北京看来进退两难，小规模放水成效轻微，大规模又怕闯出大祸，但其实只须放弃“动态清零”政策，尽快回复生活秩序，让经济如常运作，便可逐步追回失地。无疑，“动态清零”的严厉措施有其特殊因素，但政府都难辞其咎。例如国产疫苗效力不足，但又不愿倚赖外国供应mRNA疫苗，加上长者注射率远远未达群体免疫水平，而医院处理重症的能力又嫌不足，也就不得不以坚壁清野的方式，牺牲社会正常生活，也要倾全力剔出患者，严加隔离，以免疫症蔓延，再拖垮医疗系统。
因此，与其花费大量时间金钱，全力宣传“动态清零”的优越性，并以无限量资源投入全城围封、强检、隔离、追踪，将预防当作治疗，倒不如参考国外经验，防疫与治病并重，再以独裁政权的独特效率，加速为六十岁以上人士注射疫苗，并将兴建方舱医院的经费，用来大幅增加重症病房的应付能力。
按科学和常理，社会可与病毒共存，全面复工复产也不成问题，疫情再爆发的话，也可尽快测定，再按病情轻重分流处理，无须全民恐慌，害怕噩梦重临。经济打击也可减至最低，不至于如眼下的全面停顿，或作不人道的闭环式生产，而三十三项措施过半无须推行的话，政府更能集中精神，在其他方面伸出援手。
不过，当常识偏废，甚至变成异端，结果不仅是经济运行难保行稳致远，社会也在正常与反常之间跌跌宕宕，同时更代表“清零”政策成了领导人的图腾，当遵守就是忠诚，放弃就是叛逆，政策抉择不是实事求是，以人民利益为依归，反而是宣誓效忠，一切政治先行。
好一段日子，中共宣扬其经济崛起的成功之道在于“中国模式”，其中一大特色，是代表所谓注重政策质素、不重视民主决策的崇优制度（meritocracy）：既没有民主制度的牵制，不用争取选票而诉诸民粹，同时又可以择善而固执，为求目的而不择手段。
但今次“清零”政策导致经济危机临近，若依然固步自封的话，便正好说明“中国模式”的真面目：它可以得出成本远超效益、牺牲个人自由的政策，可见绝非崇优之作，而决策以领导人马首是瞻，政治挂帅成风，若说有制度可言，也不外是人治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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