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子晴
BBC News中文 特約記者 發自倫敦
2022年6月29日
「如果有天，我發挖到一件重大新聞，但遭公司禁止出版，我會瀟灑地站起來，辭職不幹，」 香港資深記者梁仲森說他初出茅廬時曾這樣對自己說過， 「作為一名年輕記者時，你會很痛恨有人審查自己的故事」。
在香港新聞界滾打十多年， 三十多歲梁的很多報道得過新聞獎，有的在城內轟動一時。 想當年，他很鄙視新聞審查，深信從事新聞時，考慮的應是新聞價值，不應摻雜政治因素。但《國安法》下，已為傳媒中層的他，卻有感難以保持那股年少輕狂的氣焰。
「現在我成了批改稿件的中層，變成了負責審查的機器的一部分，」他感嘆道，「《國安法》後，（審查）經常發生，根本不用別人提醒，你自己就自我審查了」。
兩年前， 北京在香港實施《國安法》，把「危害國家安全」的言論刑事化，惟罪名的定義過於寬泛和模糊，受到詬病，公民組織、新聞和教育界風聲鶴唳，黯然退場。
寒蟬效應
談起行內的自我審查狀況時，梁仲森解釋說，實情不是國安法通過後的那一刻，人人皆草木皆兵，審查變得習以為常。 他真正感受到噤聲的氣氛，是網媒《立場新聞》去年年底被凍結資產，多名高層被捕而停運之後。
由於立場新聞案中，被指控違反國安法的不只有評論文章，還有新聞報道。 他說： 「自那段時間開始，公司會緊張」。 例如， 舉辦一些講座，研究國安法下採訪和寫新聞的注意事項。
他提到，如非在解釋政府立場或控罪案情等必要情況時，敏感字句如「警暴」、「手足」和被法庭裁定具「港獨」含意的「光復香港，時代革命」會被編輯從導言中刪除，或改用其他詞語取替，又或移到後段。
而專訪選題時，他會避免訪問流亡海外的社運人士，因為擔憂大半採訪得來的內容，與呼籲制裁香港官員有關，會牽扯到勾結外國勢力罪名，無法刊登。
梁仲森解釋，不是說任何六四或反修例的新聞一概不能寫，而是要選擇較溫和角度，例如派記者專訪社運人物，呼籲民眾於6月4日當天外出點燃燭光，那就過界了。
梁仲森言談間，事事講求原則。 他坦言，每當要親自刪去內容，成為他口中的「劊子手」，內心都「不太舒服」，寧願會把敏感內容留待上司處理。
有次，他先斬後奏，發佈了一篇含敏感字眼的報道; 後來他還是被上司要求把那段從文章刪去。
要親自審查內容，他有忿忿不平嗎？ 梁仲森說，沒有生氣了，多半是無奈。 他說，編輯室裏的記者下屬，看到敏感內容被刪，也不會據理力爭了。
「大家見到立場（新聞）案後都明白。 你若寫得太盡，就會牽連這家傳媒機構的生死存亡。 你這篇故事去得太盡，可能就沒有下次了」，他說。
這些「沒有下次」的場景，更常常纏繞他的睡夢。 他說，」有時會發惡夢，夢到凌晨五六時有國安拍門拘捕你。 那種恐懼不是來自你寫了什麼，而是看到很多人或記者被國安上門拘捕"。
即使無論編輯室些下何以認真揣摩這條界線，梁仲森說，不代表萬無一失，紅線不再只是（光復香港、時代革命）那八個字，而是變化萬千。 你不知道什麼時候寫錯什麼，會出問題。
而當新聞工作者在取材、遣詞上步步退讓，自我審查，他說，未來只會有更多東西不能寫了。
而梁仲森則看著身邊的記者同事有的轉行，有的移民，也猶豫過是否是時候要離開新聞事業。但最後，他仍然決定要留在崗位，他說，我想繼續記錄，這個香港是多麼的荒謬。
國安紅線
在《國安法》下，有感要在惶恐之中，猜揣紅線還有國際特赦組織香港分會前中層職員——陳榮基。
陳榮基指，2020年6月底，香港《國安法》生效後， 國際特赦組織並非全然無計。 他們起初設立一套風險管理機制，就政局事態發展，如當香港有類似公民團體受攻擊，甚至國際特赦組織受攻擊，就會啟動相應措施。
「組織已經相對低調地討論香港議題，如只有個人私隱權的角度，討論電話卡實名制。 我們也愈來愈少談警暴，使用的用詞也愈來愈溫和」。
《國安法》實施踏入第二年後，即2021年的秋夏，多個大型工會和公民組織紛紛倒下或被迫宣佈解散。
8月10日，擁有48年歷史、香港最大單一行業工會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教協）被《人民日報》和新華社指控為必須鏟除的「毒瘤」後，宣佈解散。
一個多月後， 「八九」民運後成立的香港市民支持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支聯會），也在會員投票下通過解散，標誌著這個連續舉辦了「六四」維園燭光集會30年的組織也步向終結。
然後，10月3日，高峰期曾有90多個屬會的泛民工會組織香港職工會聯盟（聯工盟），被建制派政黨批評涉嫌進行大量「反中亂港」活動後， 也經過投票通過解散。
陳榮基說，之後公司反覆審視局勢，不斷提高風險級別，工作忌諱日增， 但他坦言，他們其實不知道紅線在哪裏，即使有機制也根本無法做有效風險評估。
陳榮基形容，那二、三個月的日子寢食難安，經常夜半驚醒後，瀏覽香港親北京報章，查看他們機構有否成其報道的攻擊對象，「未必是發惡夢，但每晚都會驚醒，大半夜凌晨三時起來看新聞」。
鑒於不少關閉的民主派團體受官媒猛烈批評過，他說，那時自己留意到頻率已到」歇斯底里「程度，思緒總是離不開周遭的政治壓力。
壓在國際特赦組織香港分會的最後一根蹈草是一篇親北京的《大公報》批評支聯會的報道。 當中提到支聯會前副主席鄒幸彤，曾任與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關係密切的國際特赦組織香港分會執委及公司董事。
雖然報道非直接攻擊國際特赦組織，但組織經過反反覆覆的討論後，認為再難估算風險，遂於去年十月下旬，宣佈將關閉兩家香港辦公室。
陳榮基頓時失業，深感前路茫茫，但仍覺得決定合理。
「內部曾有人質問，根本沒有人對我們做什麼（攻擊），為何要自行退縮呢？」 ，已經通過英國BNO簽證計劃移民的他說。 「對方根本不按牌理出牌...... 我們是很危險的，至少已經無法確保下屬的安危」。
自我審查
香港學校的通識課旨在訓練學生多角度批判思考，課程涵蓋民主法治、選舉制度、政治參與等概念，曾被建制派和中國官媒評擊重重，為學生積極參與社會運動的因由。
去年，教育局大刀闊斧改革通識，改名為公民與社會發展科，改以重點培育學生「正面價值觀」和「國民身份認同」。
對此， 高中通識課教師張志文處之淡然，《國安法》實施兩年來，他早就已經為通識課作出「調節」，對課程中出現的政治概念只略作定義解說，不再深入討論。
他舉例說，從前談立法會選舉制度，會詳細分式選舉辦法的優劣，要求學生表達意見，闡述立場。 但現在的他，簡介制度後，便跳過討論。
但現在， 即使講解社會議題時，張志文說，也絶少使用非教科書或非香港政府官方的資料，而且「與政府立場不相乎的新聞報道，也會很小心用了」。
「一來你知道它（政治題）不會在考試出現，二來是要免得那麼多誤踩陷阱的機會。 寧願不特別去詳細討論，（說到底）就是自我審查」，他說。
審查氣氛也彌漫整個校園，昔日學校會舉辦的時事論壇、紀念「八九」民運的「六四」週年活動也不見蹤影了。
通識科沒有了，課外涉及時事的討論也沒有了，可惜嗎？ 張老師說，會，會覺得可惜的，因為很難再培養批判思想的人了。
張志文說，其實從沒有人明確禁止他說什麼。 他說，即使教育局為老師舉辦的國安講座，也僅指示老師使用的資料要持平、凖確，學校沒有確定指引說什麼不能提，「都是自我審查」。
張志文即將轉教其他科目。他說，自己也不再如過往般在社交媒體上不諱言地論政。
「是無奈的，但要留在香港，你早就料到，要有些妥協，」他說。
「吊燈裏的巨蟒」
中國研究學者兼邁阿密大學政治系教授金德芳（June Teufel Dreyer）指，北京是故意不劃明紅線的，但她會清清楚楚讓世界知道中國是有紅線的，留予眾人自行猜想紅線在哪，「這樣，大多數人會選擇謹慎為上，作自我審查」。
她引述漢學家林培瑞曾打的比喻，說明自我審查的情況，就如「吊燈裏的巨蟒」，「吊燈下的人會時刻留意著巨蟒的一舉一動，生怕惹怒它，被它蠕下扼死」，所以一舉一行皆小心翼翼。
當紅線愈模糊，巨蟒移動產生的效應就愈大。 她說，有時，當權者還未動怒，人們就已經預設它的憤怒，「先行畏縮」。
金德芳說，如果香港每人都在生活上盡力確保不觸怒當權者，「那麼北京便得到她想要的」。
（注：為保護受訪者身份與安全，陳榮基、張志文和梁仲森均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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