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媒報導）2010年六四晚會後的一夜，逾二千人見證著民主女神像落戶中文大學。當時同由藝術家陳維明製作的天安門大屠殺浮雕，其實也在同一個晚上被送到中大。後來在學聯和支聯會安排下，民女留了在中大，浮雕則被送到各大院校巡迴展出，最後抵達嶺南大學。
在巡迴期間，時任嶺大學生會代表會主席鄧建華已經知道，大家都在心想要找間大學，把浮雕安置下來：「唔通運返美國咩。」既然嶺大是最後一站，他便順水推舟，向校方申請永久擺放浮雕，最終順利把它安置在永安廣場後一棟教學樓旁的牆壁上，還和支聯會一同舉辦了「揭幕禮」。
這一放，就放了11年。直到2021年12月24日清晨，嶺大校方以「可能構成法律或安全風險」為由，圍封並移除浮雕。同一時間，中大亦移走了民女像。
明明是畢業了十年的「死老鬼」，浮雕被移除那一天，鄧建華還是和同屆的學生會莊員陳嘉琳帶了白花回來。他們說回來除了是憑弔，也是一種見證，見證校園進入另一個時代。
見證是為了留下紀錄，陳嘉琳說：「我哋成長於大人都同我哋講發生過呢件事嘅時代，但再下一個generation，係成長於連大人都唔敢講呢件事嘅generation。咁所以，我哋會唔會成為呢啲唔敢講嘅大人，或者下一個generation可以點樣搵返呢堆嘢呢？我呢一刻去講返呢一堆歷史，就係呢一刻要做嘅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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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女壁畫與那個時代
生於1989年，鄧建華對八九民運的第一印象，是讀小學時看到支聯會開街站，呼叫「拯救王丹」的口號。讀中學時遇上沙士，停課期間他看多了新聞，於是像突然開竅了般，03年起每年都出席六四晚會。但真正較深入地了解這段歷史，是在大學一年級上莊，擔任學生會編委會副總編的時候。那年剛好是六四20週年，為了出版刊物，他看了很多資料，還在翻看以前的《嶺南人》（學生報刊物）時，得悉了校內民主女神壁畫的由來。
在學生會會室外的牆上，有一幅高12呎、用紅色線條塗畫而成的民主女神壁畫。鄧建華入讀嶺大時，那幅畫已經存在，但鄧建華從沒在上莊或老鬼口中聽說過它的由來，「我自己搵返嚟，NSO（大學迎新日）都冇人同你講。」
據舊刊物記載，民女壁畫是由1997年的嶺大學生會噴上的。那年主權移交，港大學生會想把「國殤之柱」送進校園，一度被港大校方拒絕，其他大學學生會於是各自在校園內發起「挑戰」，嘗試爭奪空間，而其中一種做法便是噴上民女壁畫。那時除了嶺大，幾間教育學院、樹仁大學等的學生會都在校內不同位置噴上了民女畫像，但後來教育學院合併成為大學，壁畫無法保留，樹仁的壁畫則被校方抹去，最終只有嶺大的民女壁畫保留了下來，直到去年才被塗去。
讀大學期間，鄧建華除了擔任過編委會成員，還先後成為學生會幹事會副會長和學生會代表會主席。陳嘉琳和是他同一屆幹事會成員，八九民運發生時尚未出生的她，對六四的認知，是來自中學的中史老師和教科書。但到上了大學，她才第一次參加六四晚會，加上上莊時是六四活動的主要搞手，於是迅速地對這段歷史理解更多。
在那個年代，學生組織舉辦六四悼念活動是很正常、必然的事，「呢樣嘢係大家都有意識要去做嘅，每年都會搞。」但陳嘉琳和莊員不想只循例辦街站和展覽，「有意識做啲特別啲嘅嘢」，於是籌辦了「六四與中國民運」週，活動包括記錄片《天安門》的放映會、行為藝術工作坊和音樂會。他們還從楊牧的詩抄了一句「有人問我公理和正義的問題」，用毛筆寫在橫額上，在校方幫忙下掛在大學正門的位置。
巡迴、復修、留下
不過浮雕進入校園是陳嘉琳落莊後、鄧建華成為代表會主席時才發生的事。2010年六四晚會後，浮雕和民主女神像進入了中大，之後在學聯和支聯會安排下，浮雕於同年9月起先後被送到浸大、城大、理大和港大巡迴展出，而嶺大是最後一站。
為期三個月的巡迴展出很順利，各大專院校校方都沒有反對浮雕進入校園。如今回想，鄧建華已說不出浮雕進入嶺大的確實日子，只記得浮雕最初是放置在正門入口處的有蓋通道，人們出出入入都會經過：「唔係豎起，斜斜哋平舖喺地下。」浮雕後面的學生會壁佈版，當時還用了來作維權人士展覽。
由嶺大編委出版的第93期《嶺暉》 ，記載了當時展出浮雕的情況。當中提到浮雕於巡迴展出期間，在浸大遇上颱風吹襲，因此浮雕與鑲嵌木框分離，無法再矗立；而抵達嶺大後，浮雕因日復日暴露於室外，變脆弱而開始磨損及出現裂痕。文章又引述學生說法，指曾經看到貓隻於浮雕上奔跑，並批評嶺大學生會幹事會當時僅以簡單圍欄隔離浮雕，令很多同學誤以為浮雕只是臨時擺放，不知道這是一件展品。
話雖如此，鄧建華早在巡迴的時候已經知道，大家都在心想要找一間大學，把浮雕安置下來：「講真嗰句，唔通運返美國咩。」既然嶺大是最後一站，學聯和支聯會討論過後，決定交由嶺大學生會順水推舟，與校方商討永久擺放。」
2011年4月左右，支聯會邀請了藝術家王振榮去到嶺大，為浮雕進行復修工作。另一邊廂，鄧建華以代表會主席的身份與校方溝通。他聯絡學生服務處和總務處後，校方著他交計劃書——像平時學生會舉辦活動前，寫下活動時間、地點、目的、內容等那種計劃書。這樣就可以了？鄧建華有點不可思義地點頭，對，他甚至不用和校方開會。
之後，鄧建華開始尋找校園內適合擺放浮雕的位置。他想放在露天位置，但礙於浮雕面積不細，可以選擇的牆壁不多。最終，他看中了永安廣場後一棟教學樓旁的石磚牆，得到校方同意後，由社運人士古思堯幫忙把浮雕安置上去。鄧建華承認，那個位置不算顯眼：「都冇辦法，始終最多人經過嘅位，我哋搵唔到一幅好好嘅牆。」
在鄧建華忙著安放浮雕的時候，已落莊的陳嘉琳正在台灣交流。她回港後剛好趕上浮雕的揭幕禮，便幫忙訂製了一塊金屬介紹展版，打算放在浮雕傍邊。但那塊展版來不及在揭幕禮前製成，後來更不見了，他們只好以臨時製作的白色膠展版代替，貼在浮雕旁，多年後膠版上的字亦全部褪色。
揭幕禮在2011年10月9日舉行，時任支聯會主席李卓人、副主席蔡耀昌、常委徐漢光、立法會議員何秀蘭等人都有出席。鄧建華是學生代表，揭幕禮結束後，他主動提出帶參加者到學生會會室，去看民女壁畫。
「搞咗好耐，終於搞掂啦。」對於校方在整個過程中竟如此「順攤」，鄧建華覺得有兩方面因素。一來是因為當時的大學風氣較自由，校方亦習慣了同學會「搞事」，「呢個係校園一部分嚟」；另一方面，中大民女一事令嶺大「前車可鑑」，不敢拒絕或阻止學生把浮雕送進校園：「中大都抗拒過擺民女，但都失敗嘅，咁嶺南可以點？」
所以，當時嶺大願意讓浮雕安放在校園內，「既係一種默許，亦係佢無你符」。
開拓空間
已褪色的介紹板上，描述了浮雕上呈現的六四畫面：右方是軍隊強制清場，青年王維林以血肉之軀阻擋坦克前進，表示抗議；左方是眾多軍人虐打無辜民眾，痛失子女的老人以淚水控訴當權者的殘暴；浮雕中央的民主女神像，即使被專制政權壓逼，仍然屹立在中國的土地上，象徵著「不自由，毋寧死」的堅定信念。
或者與大小和顏色有關，相比港大的國殤之柱和中大的民女像，浮雕在嶺大校園內一直顯得低調。不過，鄧建華覺得它呈現的東西最為複雜：「民女係將以前嘅民女演繹一次，國殤之柱嘅概念比較普世價值，浮雕⋯⋯我覺得係現場感。」
鄧建華承認，當時一般嶺大學生對於浮雕進入校園沒太大反應，後來不少學生甚至不知道它的存在。對他和部分人而言，這是很有意義的一件事，但不會立即令大家都雀躍起來：「你冇嘢要防守，啲人就好似慣咗啦，嗰樣嘢就會喺度㗎啦。但如果你被攻擊，就會有防守嘅意識醒咗。」
但鄧亦指，之後的每一屆學生會都很清楚這件事發生過，且不多不少會嘗試活用浮雕前的空間，例如借用那片空地舉辦校政論壇，讓多些人留意背後的浮雕，又會舉辦六四活動，在校園四處掛上橫額，並在迎新活動上，向新生播放浮雕的介紹影片。
「開拓咗個空間出嚟，後來嘅人係識得去用。」對他而言，雕塑背後不只是歷史事件，也是當時大學和學生之間、大學和社會之間互動的映照，映照了那個時代的大學空間可如何運用，可以承載甚麼。就如當時其他院校，各自有外來或自己製作的民主雕塑：「係咁啱香港嗰個時空可以做到。」
對陳嘉琳而言，浮雕和民女壁畫除了標誌了她讀書時的年代，也是她校園生活的一部分：「出出入入、搞好多嘢時都會望住佢，佢又會望住。」雖然已經找不回舊照片，但她記得畢業時有在浮雕前拍照：「如果喺嶺南要搵啲打卡位，對我嚟講就係呢啲位。」
憑弔和見證
或許因為過程太順利，鄧建華把浮雕送入校園後沒思考得太遠，也沒有危機感——他壓根兒沒想過，浮雕會有在某年某日被移除這個可能性。「冇得擺啦」的概念，是在近幾年才開始浮現的，較具體的觸發點是2019年的修復計劃。
那時是六四30週年，也是反送中爆發的一年。嶺大學生張倩盈某次途經浮雕時，發現浮雕被校方用鐵馬圍封。她上前細看，始發現浮雕的狀態已變得惡劣，石膏剝落、佈滿裂痕、木頭蛀蝕嚴重，更有白蟻在內築巢。
為免校方找藉口移除浮雕，她找來鄧建華等人一同發起浮雕修復計劃。他們由2019年年頭開始籌款，2020年開始討論復修工程。當時願意幫忙的藝術家指，最好的做法是拆下浮雕，帶出校園復修，但大家都擔心如果把浮雕拿走，難以把它再次進入嶺大：「死硬啦！」
鄧建華記得，自己當時心態上已有點著急，覺得再不復修的話，以後可能再沒機會復修。在「原地復修」和「不復修」兩個選項之間，大家都僵住了，最終還是沒有復修。
不過，他們當時只想著如果帶走浮雕，校方會阻止它回到校園，卻沒想到校方會主動把浮雕拆下。直到去年10月，已解散的支聯會收到香港大學的信件，要求移走校園內的國殤之柱，鄧建華才預見得到，遲早也要和浮雕講再見了。陳嘉琳的想法，則更接近香港人這兩年來每次遇到大事發生時的感想：「都預咗，但冇諗到咁快。」
12月23日凌晨，國殤之柱被港大圍封拆除。12月24日清晨，中大把民主女神像移走，嶺大亦把屠殺浮雕拆下，同時塗去學生會會室外的民女壁畫。嶺大發言人回覆傳媒時表示，大學重新檢視和評估校園內可能構成法律或安全風險的物品後，為保障大學社群的整體利益，已清除相關物品，或移除並妥為儲存。
那天早上，鄧建華和陳嘉琳去了法院聽審，之後一起回到嶺大。他們買了白花，在兩埲空白的牆前拍照、接受記者訪問，然後點起了蠟燭。
明明是已經是畢業了十年的「死老鬼」，但之所以要回來，他們說除了是要憑弔，也是為了見證和紀錄：「冇人紀錄講唔得，所以咪返嚟行吓、講吓呢啲嘢、接觸吓啲人。」
新的秩序
如果像港大學生會那樣，留下每年六四都洗刷國殤之柱和重漆太古橋的傳統，或許浮雕可以被更多人認識和記住。但陳嘉琳認為，每代學生都有他們理解六四的方式，而她不想創造一個儀式，並要求世世代代都要跟隨：「就好似大家都話，點解年年都要去六四晚會？」
當年和今日的時代氣氛早已不同，她覺得難以批評當時的自己或鄧建華做得不夠多：「當時咁樣紀錄嘅意義冇咁大。因為當時仲係覺得，喂六四唔止行維園，你仲做咗啲咩呢？當時嘅時代氣氛係百花齊放，宜家（嘅時代氣氛）就可能係唔好俾佢抹得咁快。個時代意義唔同咗。」
陳嘉琳始終相信，每一代人都要尋找「六四」或「悼念六四」屬於自己的意義。就像她上莊時不甘於只舉辦六四街站和展覽，是因為她想用自己的方式延續這件事，那對自己而言才是有意義：「就好似我哋覺得浮雕係我們呢一代嘅嘢。」
所以如今，當大家失去了浮雕、失去了晚會、失去了很多人和事物，她仍未喪志：「我唔係話有希望，我會覺得大家都進入咗一個新嘅秩序。既然每個generetion都有諗過如何處理六四呢件事，咁未來應該都會繼續發生。」
「人總會搵到啲窿窿罅罅。」
from 獨立媒體 https://www.inmediahk.net/node/%E7%A4%BE%E9%81%8B/%E3%80%90%E5%85%AD%E5%9B%9B33%EF%BC%8E%E6%B6%88%E5%A4%B1%E7%9A%84%E5%9C%B0%E6%A8%99%E3%80%912011%E5%B9%B4%EF%BC%8C%E5%AE%89%E6%94%BE%E5%9C%A8%E5%B6%BA%E5%A4%A7%E7%9A%84%E5%A4%A9%E5%AE%89%E9%96%80%E5%A4%A7%E5%B1%A0%E6%AE%BA%E6%B5%AE%E9%9B%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