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屆特首董建華上任，也信心滿滿，表示要開創歷史。上任三個月，就提出種種發展經濟大計。中共在這段時期，對香港內部施政表面完全沒有干預。香港社會能夠保持「不變」，是建立在港英百多年司法獨立傳統，和英國文官制度確立的公務員中立的基石上。而政務司司長和財政司司長就是公務員的總管。
大半年後，我將創辦28年多的政論雜誌結束。個人轉換跑道，在《蘋果日報》寫較短和更通俗的政治評論。另外也在其他報紙寫副刊專欄。我同妻子辦了移民去加拿大與女兒一家團聚，遠距為香港報紙寫稿。離開香港沒有不捨。
沒想到不到兩年，香港經濟竟從神話般的發展而一落千丈。經濟負增長，連年通縮，財赤嚴重，失業攀高。董建華繼八萬五建屋大計之後，又提出數碼港、矽港、中藥港、紐倫港（即與紐約、倫敦齊名的港口）等等「雄圖偉略」。但沒有一項經過港英時代那樣自下而上的決策程序，結果不是無疾而終，就是變了味，例如數碼港變成了地產項目。
除了董建華要表現他的「大志」，而不是港英時代的無為而治之外，中共的干預也慢慢浮現了。
記得《信報》林行止在1984年初曾經寫過一篇「烏龜背蠍子過河的教訓」，引一寓言，說蠍子要過河，苦於不通水性，於是找了一隻烏龜背它過河。烏龜起先害怕蠍子有毒螫。蠍子說，如果我螫了你，我不通水性，不是同歸於盡嗎？我怎麼會做這種蠢事？烏龜想想也對。於是背了蠍子過河。開始時相安無事，誰料途中蠍子還是螫了烏龜。烏龜死不瞑目，問蠍子為什麼做這樣害人害己的事。蠍子說，我也不想呀，只是這是我們蠍子的習慣，要改也改不來呀！因此，林行止說：「中共的干預、領導已成習慣，要它對香港破例，我們需要更具體的保證！」
當時也有人說，習慣用左手的人，你要他用右手，即使能勉強用一時，但最終還是會用回左手。
早年在洛杉磯經營書報社的朋友邵善波，在《七十年代》1981年脫離左派陣營自組公司後，他陪同我在美國各城市演講並與支持者座談。接著他回香港在《七十年代》協助業務發展。1984年中英簽署聯合聲明後，他對我說，你要北京不收回香港還容易些，你要它收回後不管香港事務，就根本不可能。中共有權不可能不用，能管不可能不管。大概基於這種對現實政治的了解，他離開《七十年代》，向中共靠攏，並且備受重用，成為在香港為中共解釋政策的紅人。
從對中共政權特點的了解來說，不能不說他當時講的話是對的。除了蠍子過河的習慣之外，有權不可能不用更牽涉到中共特權階層的利益。這我也知道。只是我與邵選擇了相反的路。
在主權轉移開頭兩年，特區政府的管理也出現過一些問題，如新機場啟用的混亂、亞洲金融風暴使港元受國際炒家狙擊之類，但基本上，港英時代留下的班子都能夠挺得住。非公務員系統引起的風暴，就是董建華的指令經濟大計，和終審法院關於居港權案引來的人大釋法。即不是由公務員隊伍處理、而是公務員之上的特首和中共插手的事件。
中共表面上對香港「不干預」，但實際上在九七前已經通過人大、政協之類的政治榮譽，通過在大陸投資的優惠、讓利，向從政從商者甚至新聞界統戰了。九七後，更以宗主國身份在香港請宴、送禮等手段拉攏各界，以致新聞界絕大部分對大陸和台灣的新聞都自我審查。除了極少數媒體之外，能夠堅持公正、獨立報導和評論時事的，反而是政府官營的香港電台。
香港左派一直攻擊香港電台拿政府的錢，卻醜詆政府，絕不能容許。直到1999年中，香港電台邀約了台灣駐港代表鄭安國在節目中解釋李登輝總統提出的「兩國論」，即台海兩岸處於互不隸屬的「特殊國與國關係」，終於引發左派輿論及名人鋪天蓋地的批罵，指此舉形同鼓吹分裂國家。曾多次狠批港台的政協常委徐四民指港台是「刻意與特區政府作對」，特首董建華也指責李登輝的言論不智，港台不應邀請鄭安國上節目。
時任廣播處長的張敏儀則表示，港台堅守新聞自由、言論自由的原則，任何居住在香港的人都不應限制他發表言論。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也說，新聞自由可以幫助政府看到自己看不到的缺失，是自由社會的重要第四權。
中共以統戰、收買伎倆插手香港事務，發現在兩個地方無從下手，一是香港法院，另一就是香港電台。都是官方機構。
港府於同年十月宣布張敏儀將外派日本，升任香港駐東京經貿首席代表，外界普遍認為這是明升暗降，與「兩國論」風波有關。
接著，在2000年發生了香港大學的民調風波。於是，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的地位開始動搖了。下文再談。
（原文發佈於2022年6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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