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97香港主權轉移的前一年，我在台灣出版了《香港1997》這本書。書中就香港九七後種種可能，分30個問題作預測性分析。二十多年後，香港一位大學的助理教授給我寫信說，他將此書給學生作為閱讀資料，讀過的都表示，我的預測「難以置信的準確」。
在台灣舉行新書發表會的情景仍然清楚記得。我講到自1980年以來，對香港走向九七的每一步、每一領域都極度關注。我的預測不是占卜星相，而是從政治現實中見到的趨向。但我仍然懷抱著迷茫的幻想，希望自己的估計錯，希望我所有的分析和預期都完全落空，希望香港仍然保有原來的活力。當時也想到最壞的情況，比我書中預期更壞、更不堪。
講到最後，我聲音哽咽了：「願上帝祝福香港——我成長及給予我不少機會的地方。」
會後，生命中的過去紛紛湧上心頭。我作為一個缺乏學歷的中學畢業生，又置身在邊緣化的左派圈子裡，從事看不到有向上流動機會的文字工作。但就是在這樣的社會環境下，憑個人努力和對編輯寫作理念的堅持，而成就了得到社會認可的事業。我時年六十，想到在過去的四十年裡，若不是生活在香港，而是在中國大陸，我的遭遇會怎樣？那些與我同期而去中國升學的同學，每一個都是負面的殷鑑。
香港，不僅給過我不少機會，而且也是許多地方來的人最感適意的地方。從上世紀七十年代後期開始，香港經濟和流行文化蓬勃發展，那二、三十年，我接觸過各地來港或工作或讀書或居留的人，幾乎人人都喜歡香港。一位被派駐到香港新華社（即中聯辦前身）的大陸幹部，數十年後在網頁上說，從他踏入香港境內那一刻，他就感覺呼吸的空氣都不一樣了。九七前幾年我訪問台灣歌手羅大佑，他說香港是他生活得最自由、最能夠激發創意的地方，他希望繼續留在香港，至少以香港為基地向其他華人社會發展。
那二十年，幾乎所有的外國重要媒體和通訊社，都把亞洲總部設在香港，即使他們更多時候要到中國大陸、台灣、日本、韓國採訪。特派員們把家庭設在香港，子女在香港讀國際學校，他們自己在各地採訪後都要回香港住幾天。許多外國的知名學者，寧可在學術地位稍低的香港學府任教，其中一位教授對我說，香港是世界上最文明、最自由、效率最好，而且稅制和辦各種手續最明確簡單的地方，沒有之一。
那時香港是英國的殖民地，但許多人都說，在香港的生活比英國本土更好，機會也比英國更多。至少在經濟發展上，香港更出色。為什麼會這樣？我想了很久，得出的結論是：香港沒有付出民主制度的代價，卻享有了英國民主制度所保障的自由和法治。
英國前首相邱吉爾說過：「民主是最糟的政治制度，除了其他已經嘗試過，比之更壞的以外。」
民主制度總是不停爭吵，要付出效率的代價。民主選舉往往看哪個候選人承諾給的福利最多，選票就會投給他，使人民仰賴福利而失去自我奮鬥的動力。民主制度的最大好處就是可以保障自由和法治，以及順利轉移最高權力。人類在產生民主制度之前，所有的流血、宮廷惡鬥、甚至戰爭的歷史，都是起因於轉移最高權力。
老子《道德經》說：「太上，下知有之。其次，親而譽之。其次，畏之。其下，侮之。」
這是講一個國家、一個社會的管治狀態。最好的是「太上」 ，「下知有之」 ，就是民眾知道有政府的存在，但不當一回事，像空氣的存在一樣。「其次，親而譽之」 ，就是對政府愛戴而讚美，這只是次好，因為這意味政權掌握所有資源，它將資源讓渡給人民而博得讚譽，但它也可以不給。「其次，畏之。其下，侮之。」 意思是再次，就是害怕政權；最糟，是侮罵政權。
我想，英治下的香港，就是處於這種「太上」的狀態。在英國民主制度保障下的香港人享有自由，有獨立司法保障的法律權利。政府存在，但沒有人當它是高高在上的權力，它只是按規則為人民辦事，而規則也清楚並且人人平等。
這種管治狀態是歷史上少見的。若失去了英國民主制度的保障，宗主國換了一個專制國家，一個掌握所有資源而從來沒有過言論自由的國家，香港人的自由和法律權利還有保障嗎？
「太上」的狀態一去不復返矣。最好也只是「親而譽之」，發展下去幾乎肯定是「畏之」「侮之」，但我還沒有想到比「其下」更壞的「下下」，連「侮之」都有罪。
無論如何，就像生老病死和災難一樣，要來的總會來。我奮鬥了近二十年想保留下來人們的自由和權利，卻越來越感勢孤力弱，強權之下無疑螳臂擋車。
《香港1997》像是一首輓歌，意味著我在九七前為香港奮戰失敗的終結。1997在一年後到來了。
（原文發佈於2022年4月27日）
《失敗者回憶錄》連載目錄（持續更新）
題記
闖關
圈內圈外
殺氣騰騰
煎熬
傷痛
動盪時代
抉擇
那個時代
扭曲的歷史
先知
自由派最後一擊
我的家世
淪陷區生活
汪政權下的樂土
淪陷區藝文
父親與淪陷區話劇
李伯伯的悲劇
逃難
愚者師經驗，智者師歷史
戰後，從上海到北平
古國風情
燕子來時
在左翼思潮下
1948樹倒猢猻散
豬公狗公烏龜公
《蘋果》的成功與失敗
怎能向一種精神道別？
自由時代的終章
清早走進城，看見狗咬人
確立左傾價值觀
「多災的信仰」
最可愛的人即最可笑的人
中學的青蔥歲月
被理想拋棄的日子
談談我的父親
父親一生的輾轉掙扎
父親的挫傷
近親繁殖的政治傳承
畢生受用的禮物
文化搖籃時期
情書——最早的寫作
那些年我讀的書
復活
不可缺的篇章
不可缺的篇章 之二
不可缺的篇章 之三
不可缺的篇章 之四
不可缺的篇章 最終篇
沒有最悲慘，只有更悲慘
歸處何方
劉賓雁的啟示
徐鑄成的半篇文章
五六十年代的香港人
通俗文化的記憶
左派的「社會化」時期
伴侶的時代
那些年的太平日子
香港歷史的轉捩點
福兮禍所伏
香港輝煌時代的開始
我們是甚麼人？我們往何處去？
二重生活的悲哀
《七十年代》創刊背景
脫穎而出
覺醒，誤知，連結
非常有用的白痴
有用則取，無用則棄（非常有用的白痴之二）
中調部與潘靜安
非蠢人合做蠢事
接近絕對權力的亢奮
無聊的極左干預
從釣運到統運
那年代的台灣朋友
統一是否一定好？
台灣問題的啟蒙
推動台灣民主的特殊角色
中共體制內的台籍人士
踩不死的野花
文革精神
文革締造中國的今天
極不平凡的一年
批判極左思潮
民主假期
裂口的開始
太歲頭上動土
愛荷華的「中國週末」
1979年與中共關係觸礁
那幾年，文藝的沉思
愛荷華的平和交鋒
從認同到重新認識中國
九七覺醒
美麗島大審對我的啟示
從事媒體一生的座右銘
念茲在茲要記下的輝煌
香港前途問題帶來的恐慌
從來沒有「民主回歸」
和許家屯的一次交鋒
牢記至今的一段話
從創辦到離開天地圖書
《七十年代》和天地分道揚鑣
「庚申改革」的流產
中共幫我們洗脫左派色彩
與徐復觀先生的兩年交往
徐先生的臨終呼喚
「愛國是無賴的最後防線」
守護我們的心智
江南案的考驗
專權政治逆轉的里程碑
「李匪怡」和《香港1997》
一國兩制的根本問題
港人治港只是誘餌
「京人治港」是否較好？
「基本煩」和霎眼族
與勞思光的交往
不受術數擺佈的勞思光
在德國的訪問的感觸與認知
在新加坡初識黃春明
首次踏上台灣土地
第一道晨光
無意中成了「動亂的醞釀」
獄中老人成就一名奇才
六四的記憶與感受
中國，一口活的「官財」
我曾愛過這四十歲的女人
中共高層第二代揭露的內幕
內幕之外
《九十年代》台灣版創刊
江澤民施計過關保位
我的愧疚
我所認識的黎智英
我所認識的黎智英（中）
我所認識的黎智英（之三）
我所認識的黎智英（終章）
與黃永玉的交往
真有「九二共識」嗎？
俄羅斯歷險記
一個預言，一首輓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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