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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esday, 31 May 2022

【六四33.消失的地標】1997年,護送到港大的國殤之柱

【獨媒報導】主權移交前的最後一個六四晚會,氣氛異常凝重。「過咗 97 年 7 月 1 日之後係咪唔可以公開講呢樣嘢呢?」與會者心中,或多或少冒出過這個疑問。

晚會尾聲,時任港大學生會會長王振星走到台前,籲市民協助護送國殤之柱進入港大。那年六四前夕,紀念天安門事件的國殤之柱首度抵港,創作者高志活說,希望在中國的土地擺放,亦視之為測試香港言論自由的「試金石」。

午夜時分,500 多名學生和市民在港大旭龢道入口守候。保安拒絕開閘,警察也來了,人們手挽手組成人鏈、徒手頂住車閘,歷經三小時對峙,終於成功護送國殤之柱入港大。人群邊拍手邊唱起《We shall overcome》。

24 年過去,支聯會解散、港大學生會不被承認,經過重重波折才得以豎起,歷經遷移、維修的國殤之柱,終再也留不住,原址變成木地板和休憩座位。

「唔講又冇人講,就越來越少人講囉」,當 97 年的憂慮今日終於發生,王振星心痛之餘,仍希望盡所能「講得幾多得幾多」,讓六四的聲音不至那麼快消失。「越唔講咪越容易忘記㗎啫,唯有希望 keep 住講,直至將來有一日可以重新公開去悼念,公開去講呢樣嘢⋯⋯希望有咁嘅一日。」

* * * 

陰霾
六四發生的時候,王振星只是一個初中生。「當然係好震撼」,那年只是中二的他,個半月來在傳媒鋪天蓋地的報導和學校師長帶領討論下,看着北京年青人為了民主訴求而集會、絕食,「對一個成長緊嘅人來講係好大嘅啟發同震撼」。

可惜和平的訴求沒有換來好結果。六四那天,他難忘母親看着電視流淚,周遭大人情緒為之牽動。他心裏傷心又不解:「點解對於社會一啲好嘅訴求唔會去聽從,反而用一個武力鎮壓嘅方式去解決?」

對六四的記憶就此埋在心中。1994 年,當天的少年考入香港大學,遇上回歸前的過渡期,希望推廣民主、保持社會開明的制度,便在 97 年出任學生會會長,「希望有啲嘢係學生會層面實踐到」。

王振星形容,那時校內氣氛凝重,加上時任港督彭定康的政改方案令「直通車」被推倒、臨時立法會成立等,同學間都有憂慮:「97 之後社會會變成點呢?」

這種憂慮也反映在六四悼念之上。89 年後數年,隨時日過去,到維園悼念的人數漸漸下降,但到了 96、97 年卻重新上升。王振星不諱言,那時不少人心中都蒙上一層陰霾——眼見中國大陸禁止公開悼念,「大家都會驚過咗 97 年 7 月 1 日之後係咪唔可以公開講呢樣嘢呢?」

「照上」

1989 年後,港大學生會每年六四都會舉辦記念活動,像是辦討論會、播記錄片、籲同學參與維園燭光集會,和重髹 1989 年譴責六四的太古橋標語。但 97 這年,在沉重的主權移交氛圍下,還加上了一項王振星形容為當時最大壓力的任務——護送國殤之柱。

國殤之柱由丹麥藝術家高志活(Jens Galschiøt)創作,屬五座紀念全球各地反人類罪行的「恥辱之柱」(Pillar of Shame)其中之一,高 8 米、由銅製成,於 97 年 5月尾抵港,在六四集會展出。柱上刻有 64 張表情扭曲、面容痛苦的人臉,象徵六四事件的死難者,基座上並寫有「六四屠殺」和「老人豈能夠殺光年輕人」。

高志活曾表示,將國殤之柱於主權移交前運到香港,是把雕塑豎立在中國土地上,指控北京政權、紀念六四死難者的方法。而國殤之柱的豎立本身,正正是測試政權會否如承諾般尊重香港言論自由和人權的「試金石」。

國殤之柱抵港前,支聯會曾數次向當時管理市區康體設施的市政局申請借用公園等場地進行展覽,但通通被拒絕。六四集會結束,雕塑該如何安置?那時相對較自由公開的大學校園,便走入眾人視線。

王振星說,當時港大學生會擁有黃克競平台的管轄權,又常籌辦學生活動,認為可以協助展覽,遂積極向校方爭取。不過洽談的過程並不順利,校方一直以雕塑重量會影響平台結構為由拒絕擺放,即使學生會提議先運入校園再商討安排,校方直至六四當晚仍未有確實答覆。王振星坦言,相信校方是出於政治考慮。

六四集會當天,是王振星還有許多香港人第一次看到國殤之柱。自言當時滿腦子都是爭取運入港大的安排,他未及細看,只感到雕塑比想像中要高得多,「好 impressive」。

在這主權移交前最後一次的六四集會,王振星感覺氣氛比以往都要凝重,「出年會唔會再有同樣嘅事可以發生呢?」不少人憂慮也疑惑。直至晚會尾聲,王振星與其他幹事走到台前,宣佈國殤之柱將會運往港大,籲市民協助護送。

尚未獲校方同意仍「照上」,王振星坦言有擔心,但想到學生會一向辦活動、運貨物亦不需校方批准,當時也沒有其他更可行的位置,於是堅持先把雕塑運入校園——若校方不開門,他和幹事已準備好靜坐抗議。

護送

集會結束後,國殤之柱拆成兩段運載返港大,部分幹事跟車護送,王振星則先返回大學。那夜,不少市民響應呼籲從維園趕來港大,住附近宿舍的學生也都來了,約有 500 人在港大旭龢道入口的斜路守候。

午夜時分,貨車終於抵達,但保安一直拒絕開閘。學生會嘗試與校方和保安交涉,僵持之下,群眾席地而坐,也唱起了《國際歌》。過了不久,校方報警,數十名警察到場。現場氣氛緊張起來,市民和學生自發築起了人鏈保護貨車,又喊起口號:「警察保護市民!」、「警察維護民主!」、「保衛國殤之柱!」

原本,這樣的對峙會持續,但到了凌晨約 1 時,突然有學校職員的私家車要駛出校園。多年後回想,王振星說大概是歷史的巧合——擾攘一輪後,保安同意開閘讓車駛出,也就在那時,人們群起頂住車閘,讓貨車駛入。

那段期間,警察和市民一度發生肢體衝突,有警察突破人鏈,搶走貨車鎖匙,被學生聲討。「我想澄清,我哋唔係話幫校方,亦都唔係幫學生」,最終有警察拿起大聲公,表示在場目的只是維護公眾安寧,而由於他們仍未收到校方答覆,為了安全會讓學生入內。

凌晨約 3 時,國殤之柱終於進入港大校園。在夏日的晚風中,學生簇擁着貨車,邊拍手邊唱着:「We shall overcome, we shall overcome⋯⋯」貨車直奔黃克競平台,車上的人舉起勝利手勢,空氣中瀰漫着興奮。

「如釋重負啦真係⋯⋯」看着國殤之柱在民眾護送下成功進入校園,亦沒有釀成更大的衝突,緊張了整天的王振星難掩感動,放下了心頭大石。


常態

對王振星來說,將國殤之柱護送入港大意義重大:「係可以公開喺香港呢個地方,自由表達對六四屠城嘅譴責同埋對死傷者嘅悼念。」他亦希望趕在 97 的限期前將之豎立,「擺得幾耐得幾耐」:「真係驚之後唔畀講。」

運入港大後,國殤之柱起初在黃克競平台旁橫放,直至校方兩日後作出讓步,終在 6 月 16 日在平台豎立。其後的一年,國殤之柱在六間大學巡迴展覽,並在翌年六四再在維園集會展出。支聯會曾向市政局申請在九龍公園雕塑廊永久擺放國殤之柱,但遭到拒絕,雕塑一度因無處安置而藏在貨櫃多月。

98 年 9 月,港大學生會舉行全民投票,近 2,200 名投票學生中,約 7 成半贊成國殤之柱永久豎立在校園,「確認擺放係學生嘅意願」。同年 12 月,國殤之柱重見天日,再次橫放在黃克競平台旁,至翌年六四晚會後,再在學生和市民護送下在黃克競平台豎立。

雖然波折重重,但國殤之柱終於還是在港大安然矗立,並在 2008 年響應高志活的「橙色運動」漆成橙色,抗議中國違反人權。王振星記得,多年來不時看見父母帶小朋友來參觀,講解背後歷史,亦會有國內或海外學生駐足細看,「我諗係幾好嘅教育,有啲承傳」。

自此,支聯會和港大學生會每年洗刷國殤之柱成為傳統,雕塑的豎立亦漸成常態。

拆除

在港大的第 24 個年頭,國殤之柱終於再也留不住。

自 1989 年成立的支聯會去年 9 月尾解散,10 月 8 日,港大便發律師信予支聯會要求在 13 日前移走國殤之柱。

「要嚟啦⋯⋯」這兩年看着社會和大學環境的變化,王振星早感覺隨時會失去國殤之柱,一切只是時間的問題。

港大發律師信後,創作國殤之柱的高志活一直發公開信,重申對雕塑的擁有權,表明希望將雕塑運返丹麥,但一直未有回覆。

12 月 22 日,港大校委會通過拆除國殤之柱,當天晚上以高身水馬圍封雕塑所在樓層。整夜,水馬內不斷傳出切割和敲鑿的噪音,至翌日凌晨,工人把以白布和透明膠布包裹的柱狀物搬出。國殤之柱再次被分成兩段,收入貨櫃。

當初 97 年的憂慮,在 2021 年終於發生。

羞恥

事後港大發聲明,表示繼續容許國殤之柱於校園展示,會有觸犯法律的風險,又宣稱從未批准任何人或團體在校園放置該雕像,有權隨時採取適當行動處理。

在王振星眼中,雖然校方或從沒有「白紙黑字」地批准擺放國殤之柱,但觀乎多年以來的行為,「根本反映學校係同意佢嘅存在,亦都係做一啲嘢配合佢嘅展示」。

說的是 2010 年,港大要在黃克競平台興建連接百周年校園的天橋,其時校方主動聯繫支聯會和學生會,獲得同意後將國殤之柱移到現址繼續展示;2013 年,國殤之柱出現裂痕,校方亦在雕塑四周加建鋪滿石春的花園,以分隔行人,又用數根鋼索將之固定。

「大家一路都知道佢存在,只係佢唔敢,作為一個學者或者一個校長,張翔(港大校長)佢唔敢承認呢樣嘢啫」,王振星說來有氣,「講得清楚啲,係佢而家唔想同意(擺放)囉,唔係佢冇同意過囉。」

最終國殤之柱被水馬圍封、通宵拆卸,「佢唔想畀人睇佢做啲唔見得光嘅嘢嘛,唔想畀人睇到佢做劊子手個畫面」。

以往國殤之柱入港大遭拒,尚有學生會與校方交涉、搞公投、號召市民和學生護送,但自去年港大學生會在評議會通過對七一刺警人士的致謝議案後遭多方狠擊,全體成員請辭、包括會長等 4 名學生被控「宣揚恐怖主義」,擁有近 110 年歷史的港大學生會也不再被校方承認。

訪問前不久,學生會綜合大樓的「團結一致 獨立自主」牌匾被發現突遭圍板遮蓋,或要被移除。「都拆埋我哋招牌啦」,王振星無奈。作為曾經的學生會會長,他始終無法接受的是,「學生已經承擔緊某啲法律責任啦,但成個團體係咪要咁嘅形式去打壓、用唔同嘅方法踢走佢?」

望着理應是言論和學術自由的堡壘崩塌,「我覺得好羞恥囉。」

王振星想起,96 年太古橋六四標語突然被校方抹去,時任校長鄭耀宗事後出席公開集會向同學交代,學生亦不理校方警告重髹標語。「大學生對社會梗係有好多 passion 㗎啦,如果一個社會嘅大學生對社會冇 passion 嘅話其實好慘,個社會好難進步」,他笑道。

當年學校尚算尊重學生表達的意願,不過現在,已再無公開討論和表達的空間。

希望
97 年國殤之柱正式在港大豎立後,王振星終於有機會仔細地端詳這尊雕塑。看着這些面容扭曲的臉孔,置身在人來人往的黃克競平台,他當時最大的感受,是香港仍是一個開放社會,市民有表達的自由,「仲可以喺香港公開展示(國殤之柱),至少大家可以好自由出入校園,上嚟做悼念」。

如今國殤之柱的消失,「個訊息話畀大家聽係好強烈,就係唔想再有悼念呢樣嘢發生」。

當年排除萬難才成功豎立國殤之柱,卻在二十多年後一夜被移走,教他心痛的不僅是國殤之柱的消失,而是背後失卻的自由。

當公開悼念不再被允許,或者只能低調地透過家庭等途徑傳承。但王振星不相信會那麼輕易遺忘:「你要我哋呢代人冇晒記憶或者死晒先得囉。」

可以做的不多,但至少仍可作為過來人,說一下當年歷史、說一下個人感受。「唔講又冇人講咁,就越來越少人講囉」,王振星笑說。

「雖然空間壓縮得好緊要,但越唔講咪越容易忘記㗎啫。唯有希望 keep 住講,直至將來有一日可以重新公開去悼念,公開去講呢樣嘢⋯⋯希望有咁嘅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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