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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亚洲
受本土新冠疫情影响，上海、深圳等地近期执行的封控措施让全球供应链危机雪上加霜。《纽约时报》周一发表专栏文章说，中国的“动态清零”防疫政策严重干预了经济活动，唤起了人们对于计划经济时代的记忆。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家傲邀请了中国金融学者贺江兵，以及暂住湖南株洲的深圳自由职业者任铭，对国内的经济形势进行了分析。
记者：贺先生，《纽约时报》专栏作家袁莉日前发文说，中国政府正以疫情防控的名义，用几十年未曾见到的手段干预经济，严重破坏了商业活动。商界人士担心，中国正在回到计划经济时代。您如何看待这样的分析？
贺江兵：我不这么看。中国没有纯粹的市场经济，但也早已不是计划经济了，而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所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至于目前在疫情管控下的部分城市，比如上海和西安，这还不算计划经济，而是管制经济，就是针对特殊情况采取的阶段性措施，通常就是“封城”一到两个月。正如袁女士所说，这就会让公众产生一种误解，都以为要回到计划经济了，这是可以理解的。
记者：任先生，您对袁女士和贺先生的观点怎么看？
任铭：简单来说，中国的计划经济体制在毛泽东时代困得很紧，到了邓小平时代，特别是改革开放、九二南巡以来，只是把它松绑了，并没有完全改过来。
因此，当遇到重大社会灾难的时候，比如疫情、地震，这个国家的体制就会依靠“肌肉记忆”，当局就很容易用计划经济和行政手段把市场经济的一套做法扒到一边去。过去两年来，我们从各地“封城”就看得很清楚。
记者：投资银行野村证券估计，目前中国约有四分之一的人处在某种封控状态中。有舆论认为，严厉的封控措施已经对经济带来了巨大冲击。贺先生，据您观察，这些冲击如何体现在了您的日常生活当中？
贺江兵：这一点的确体现得非常明显。首先，快递比以前送的要慢一些，就是对物流产生了影响。
其次，我老家在湖北的一个小地方，这里有一家我经常去的代工企业，它是个给外资平台代工生产服装的小作坊。上海港一封，这家企业的货出不去，而最致命的问题是来自浙江、广东的原材料也进不来。我们这里是个四线开外的小县城，这样的企业被迫在三月底就关门了，复工遥遥无期。
我也看了野村证券的报告，其中提到的行动受限的三亿多中国人恰恰集中在长三角和珠三角，它们是中国经济的两大引擎。在这种情况下，这些封控措施会影响每个企业，尽管这些地区的人口占比不是很高，但这两大引擎（熄火）不仅影响到了长三角、珠三角各自的经济发展，也让全国的经济发展顿时丧失了动力。
记者：任先生，这样的冲击又是怎样体现在了您的日常生活中的呢？
任铭：过去四个多月，我一直在株洲。株洲是个有一百多万城区人口的工业城市，也是湖南省的第二大城市。虽然我目前没有开展非常具体的商业活动，但我能够感受到地方经济出于疫情压力的萧条。
从春节到现在，株洲从来没有宣布要“封城”，但当地很多的茶馆、麻将馆等娱乐场所接到了有关部门的电话通知，不准他们营业。这就是中国体制的特点，能让所有的居委会、街道办起到这个作用，让一些人群可能较为聚集的商业场所关门。
记者：任先生，当局近期出台了“保经济”的一系列措施，包括通过降准向市场释放资金、要求金融机构灵活采取延迟还款时间、对灵活就业人员加大贷款支持、做好基本消费品保供稳价等等。您对于政府所谓“一手抓疫情防控，一手抓经济发展”怎么看？
任铭：中国经常喊的一些口号实际上都是自相矛盾的。一旦出现问题，就要靠这些政策的执行者自己去把握。而我们的体制有个习惯，叫做“宁左勿右”。
就拿“一手抓疫情防控，一手抓经济发展”来说，碰到一名普通的执行人员，他会怎么做？他肯定会以疫情防控为主，因为这是他的责任，而发展经济实际上跟这些基层的执法人员无关。
因此，每当有些阅历的人看到政府出台这样的政策，或者喊出这样的口号，难免会想到中国又开始走回头路了，要利用疫情重回计划经济。
记者：贺先生，有舆论认为，中国在新冠疫情暴发前就已经在走计划经济的回头路了。您对此怎么看？
贺江兵：这本来就是市场成分多或少、对民企的态度紧或松的问题，不存在一个纯市场经济或纯计划经济，只是两者的比重多与少的问题，所以我对这样的说法并不以为然。
记者：任先生，您对此有什么看法？
任铭：中国政府一旦要权衡政治体制和经济发展的时候，或者说在两者互相拉扯的时候，一定是政治优先，这是一条当局已经走了几十年的路。只是在全国发生如此大规模的疫情的情况下，反弹得更加明显、具体而已，因为人人都感受得到。
记者：谢谢二位参与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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