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話：
「35+初選」案47名民主派被控串謀顛覆國家政權罪，罪名之重和被告人數之多也是史無前例。觸目的47人案尚未交付高等法院，正審一再延期，多名被告保釋被遭拒絕，法庭記者們均表示：根本預計不到審訊期。高院法官杜麗冰最近在范國威第二次申請被拒時就開庭審訊「限期」作出建議，不獲保釋的被告已還柙逾一年，下級法院需設立「最後限期」。倘若法院再不「設限」，意味著民主派初選案的被告只能夠無了期的等待，最終不論有罪或無罪，不能保釋的被告也須在獄中渡過至少兩年的光陰。
過去一年，《蘋果日報》、《立場新聞》先後被取締，《眾新聞》於今年停運，重視法庭新聞的傳媒紛紛倒下之後，法庭新聞內容難以曝光，加上《刑事訴訟程序條例》第9P條及《裁判官條例》第87A條的報道限制，法庭的記錄範圍一再縮窄，公眾的記錄漸漸遠離大眾的視線，而且亦難以平衡公眾知情權。
昔日坐無虛席的記者席，今天總有空座，在種種規範下，觸不到的紅線為記者添恐懼，無了期押後聆訊亦同時在慢性消磨被告和記者的意志。「無止境」的消耗，司法程序蓋過了公眾知情權，記者該如何報道下去？
一年前的3月4日，西九龍裁判法院記者室，擠滿近50人。地板可以坐的位置都坐滿了，眾人全神貫注在前方的電視螢幕，等待四日四夜聆訊的最終結果。15個密密麻麻、手指頭般大的人站起來，裁判官宣布他們獲准保釋。
但不到十分鐘，裁判官又宣布他們須還柙，引來一陣鬨動。被告的神情無法在螢幕辨認，很多記者奪門而出，門一開，傳來樓下聲援人士的打氣聲，過去四日只能透過螢幕一睹至親的家屬，哭泣聲響徹法院大樓。
一年後，法庭擴建了，被告欄內設了可容納50人的三排灰色長櫈，律師、記者和公眾席亦增加了，仿似專為這案件而設。但已失去記者身分的T（化名）苦笑，記者席已再也坐不滿。
過去一年，初選47人案被告相繼在高等法院申請保釋，案件多次押後，亦多次開庭處理被告申請和法律爭議。但基於《刑事訴訟程序條例》第9P條及《裁判官條例》第87A條的報導限制，公眾對這宗轟動全城的案件，幾乎一無所知。
本文訪問三名曾跟進47人案的記者，這年以來，他們觀察到什麼？又如何思考和面對報導的限制？《蘋果》等媒體相繼消失後，對他們有什麼影響？記者又可以怎樣報道下去？
新高度
「《國安法》執法嘅新高度。」在延伸庭看着螢幕上豆大的47個人頭，跟進過不少《國安法》案件的記者Alice（化名）這樣想。
去年3月1日，47人涉組織及參與民主派初選，被控「串謀顛覆國家政權」罪，於西九龍法院提堂。那時《國安法》實施8個月，四大罪行中的「煽動他人分裂國家」、「勾結外國勢力」和「恐怖活動」均已被用作檢控，但動用「顛覆國家政權」的罪名，而且一次過同時提控47名政治人物，則是首次。
一條罪名，令47個不同光譜、不同世代的民主派人士頓成了被告。「大家係真係見到個法律嘅威力係好powerful，係好前所未有咁勁嘅工具。」Alice苦笑。
「前所未有」，大概是許多人對這宗案件的感覺。
先是人數之多。47名被告，再加上各人的律師團隊，早把正庭內95席都坐滿，記者、家屬和旁聽人士只能在延伸庭觀看直播，還有更多未能入庭的人在外面守候。
記者室的電視、延伸庭的大屏幕和供記者使用的電腦螢幕，畫面被切割成好幾塊，分別顯示裁判官、被告和控辯雙方律師的樣子。所屬媒體現已停運的T（化名）記得，當時被告欄坐滿了，有人要坐在欄外，被告的樣子依稀還能辨認，但有時一句半句喊出來，聽聲音也未必認得。
有時甚至連聲音都聽不到。提訊首日，被告開庭前的聊天意外「入咪」，何桂藍唱歌，岑敖暉說「切忌懷憂喪志」，林卓廷亦高呼「老婆我愛你！」。不過翌日，開庭前的直播聲音被關上了，有記者投訴也只被告知，延伸庭一向都不會轉播開庭前的內容。
「呢方面一定係唔理想，有啲觀察記錄唔到，有局限。」T語帶無奈說，庭上氣氛、被告神情和反應都是法庭記錄的一部分，奈何因人太多未能安排。
史無前例的，還有整個聆訊的長度。因為律政司反對所有被告保釋，辯方律師需逐一為被告作保釋陳詞，中途還因控方未準備好而休庭。「馬拉松式」聆訊歷時四日四夜，首晚裁判官更一度打算通宵進行，直至有人凌晨1時44分暈倒才決定休庭。
對上一次這樣誇張的情況，已數到2019年11月20日，242人因「營救理大」被控暴動。當日法庭破天荒將被告分成多宗案件，分別帶到六個裁判法院處理，最遲凌晨1時多才完成。
「嗰陣覺得開到半夜已經好誇張，原來可以再突破啲嘅⋯⋯」，Alice苦笑。初選案那數天，法庭來來去去都是那些面孔，草草啃下外賣飯盒，聽到深夜，翌日又早早回法庭排隊拿籌。雖然Alice直認，聽到後來人已經有點麻木了，身體的精力及專注根本無法維持，也有記者累到趴在桌上休息。
Alice形容，那四天「對所有Parties都係好大嘅折磨」— 不僅被告、律師、記者、旁聽人士身心俱疲，就連主控第一晚亦忍不住站起來說想吃晚飯。對她來說，「個痛苦係無差別，只不過你企嘅位置唔同，可能要承受嘅後果就有好大差異。」
聆訊時間之長，令他們陷入尷尬的局面— 未正式還柙，又未獲准保釋，結果第二晚提堂，自辯的大律師劉偉聰終於忍不住說起，這幾天大家都沒能洗澡更衣。
建制媒體法庭記者的阿君（化名），仍記得自己那天寫下的報道。以往的法庭新聞大多僵固重覆，不外乎提堂、審訊、裁決、求情及判刑等程序化的內容，但那天他筆下，竟是被告在法庭的福祉待遇問題— 平時只容納到10個人的被告欄，有差不多30人擠身其中；有人暈倒，也有人累得倚在牆邊睡覺，衣服都沒換。一年後說起，一切都還歷歷在目：「隔住個螢幕都見到好辛苦。」
兵不血刃
與其他案件不同的，還有申請保釋的門檻。初選案提堂不久前，終審法院頒下黎智英案保釋上訴的判詞，確立了必須有理由相信被告「不會作出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才可批准保釋，意味不再如普通法案般，有「保釋假定」。
面對全新的保釋門檻，誰都沒有把握能成功。那數日，阿君望着辯方律師各出其謀，窮盡所有理由嘗試說服法庭。到了最後兩日，更有許多被告索性解聘律師，再親自陳詞一遍。
看過許多案件的求情，阿君坦言，那次「比以往每一次都要悽厲、悽楚」。看着平時在公眾面前精明幹練的被告，在庭上豁了出去，完全沒有形象、老淚縱橫地「乜都講哂出嚟」，只為成功申請保釋，阿君嘆：「你係完全感受到佢哋好絕望。」
阿君和不少記者都忍不住聽到哭了，但邊抹過眼淚鼻涕，還是邊繼續抄筆記：「心情還心情，工作還工作。」
這次馬拉松式聆訊的結果，我們後來都知道。國安法指定法官、總裁判官蘇惠德批准15人保釋，但律政司隨即行使《刑事訴訟程序條例》第9H條的權力提出覆核，蘇惠德須將15人扣押，48小時內帶到高等法院處理覆核申請。
從來未聽過案件援引這條例，阿君當下呆了，有一刻未能弄清是什麼事。T也很意外：「好似過山車，前一秒話可以保釋，後一秒即刻話要還柙。」Alice亦有點震動：「其實佢哋啲保釋條件都嚴苛到難以想像，雖然咁都唔滿足，一定要全部人入哂去坐⋯⋯，嗰四日大家捱到靈魂出竅，但原來搞到最後，律政司有個咁大嘅權力係可以將人即刻掟返入去。」
「我諗嗰一下大家先好實在地感受到，嗰種制度上所謂好斯文、按程序辦事，其實係對人一個好直接嘅傷害同巨大嘅壓力。」Alice緩緩地吐出一字一句。「所有嘢都係兵不血刃，冇任何Physical嘅暴力，但係咪個制度就真係咁講道理、咁斯文、咁人性化？我諗唔係囉。」
宣布結果一刻，有原本獲准保釋的被告家屬，衝出法院外跪地痛哭，多人相擁而泣。T承認，當刻也很難受，但只能跟自己說，「唔好而家湧啲情緒出嚟」，要觀察現場情況、拍片、抄筆記、報料，作為記者要抽離一點，「要做嘢先」。而情緒總是滯後，要直到工作完回家，洗完澡或臨睡，才冷不防來襲。
不准報道
不過，那四日聆訊的具體內容，其實沒有多少能傳達至不在場的公眾。原因是《刑事訴訟程序條例》第 9P 條「對報導保釋法律程序的限制」規定，「除非法庭覺得為了社會公正而有所需要」，任何人都不得報導除被告姓名、罪行、裁判官和律師姓名、保釋結果等基本資料以外的內容。
9P限制對記者而言並非新鮮事。保釋聆訊往往會提及控罪的嚴重性、被告的背景和案底等，若案件由陪審團審訊，提前公開該些資料或會對被告不利，造成不公。記者亦會嚴格遵守報導限制。
不過也有例外。T說，以往遇到一些多人關注、涉公眾利益的案件，例如涉及高官，記者都會嘗試申請放寬限制。像是前政務司司長許仕仁收受新鴻基地產高層利益案，被判囚6年的新地前執行董事陳鉅源申請保釋候上訴遭拒，法庭亦曾試過批准報道 [1]。事實上，司法機構本來就有表格，供傳媒申請報道與公眾利益相關的事宜。
所以，當47名民主派人士同時被帶上法庭，控以一條全新的罪名、庭上討論全新的保釋門檻、而案件涉及有60萬香港市民投票的初選，「喺記者角度，係覺得有個公眾利益喺度，大家都好想了解多少少條例係點樣執法」，T說。
阿君補充，《國安法》來自一個完全不同的法律制度，此前沒有案例， 「大眾係唔知點跟，直到有人犯法，先知原來嗰樣嘢係犯法」。公開聆訊其實是讓大眾了解：「有咩我做咗係犯法？」
對Alice來說，放寬限制最重要的理據，就是「司法公開」（open justice）。法律界常謂「公義不只要彰顯，而且必須在人前彰顯」（justice must not only be done, but must also be seen to be done），Alice覺得，法庭有責任保障司法過程的公開，維護公眾對法治的信心：「如果大家都唔知你喺度做緊乜嘢，其實會慢慢消耗公眾對司法嘅信心同關注⋯⋯，全部掩住哂係會產生更多陰謀論、更多猜忌。」
那次聆訊，許多記者聯合申請放寬9P限制，辯方律師亦於聆訊第三日反映記者的意見，要求法庭為了「社會公正」容許報道部分內容。庭上，有律師提出公開審訊的重要性，政府亦有責任加強市民對《國安法》的認識；有律師說，被告申請保釋，希望法庭了解他「作為一個人」的背景，「而不是一個被告的號碼」；也有律師提及，坊間已流出很多不實的內容，容許專業傳媒報道能糾正錯誤。
但最終，蘇惠德仍以「保障被告人利益及日後審訊的公正性」為由，拒絕放寛限制。
庭上，不少被告表明願意放棄9P對他們的保障；後來何桂藍去高院申請保釋，亦因撤銷報道限制被拒而直接撤回保釋申請，直言容許報道才能保障被告利益。
關於審訊公正，Alice說從唐英傑案看來，初選案也似乎未必會有陪審團，相信專業的法官會懂得如何排除訊息干擾，不會造成不公；至於被告利益，她覺得如被告自己也希望獲得報道，「其實到最後法庭已經好難講係為咗被告嘅利益」。何況，若法庭擔心對被告不利，也可施加報道限制。
T強調，不欲評論個別案件，亦明白法庭要保障公平審訊，但她始終有個迷思：「如果被告自己唔覺得利益受損、如果佢覺得呢種方式對佢較為有利，咁究竟邊個決定披露呢啲資料對佢係咪公平，或者能唔能夠令佢有公平審訊呢？」
「社會有冇空間，大家真係討論吓呢條條例有冇問題，或者係咪要與時並進？」
公共記錄的真空
法例當前，記者可以做的，就是仔細研究條例限制的範圍，然後在有限的情況下，報導盡量多的內容。
T承認，不能報道保釋申請內容是不理想，但「嗰幾日其實都好多嘢可以報」，像是庭上的膳食安排、被告福祉問題、旁聽人士反應等，甚至簡單如告訴讀者9P是什麼、解釋為何聆訊內容不能報道，「記者都可以發揮到功用」。
加上自國安法案件開始，公眾「每個步驟都睇得好細」，關注度不斷更新。T說，不能報申請內容，就報道現正處理第幾個被告、有多少人在庭外守候、早午晚分別做了什麼，「公眾都想知」。
阿君也說，若在庭上得悉涉重大公益的資訊，會嘗試以較迂迴而合法的方式報道出來。
不過當然，很多事情其實沒有辦法從其他渠道得悉。
「馬拉松式」聆訊結束後，初選案押後至5月31日提堂，並押後至7月8日進行提訊日，即交付至高等法院審訊的程序。由於裁判法院最高刑罰僅兩年，故嚴重的案件均會交付至區域法院或高等法院審訊，前者刑期上限7年，後者為終身監禁。
由去年至今，初選案的「提訊日」進行了五次，交付程序現時仍未完成。不過，讀者不難發覺，這段期間的報道除了押後的日子，還有被告開庭前後的互動，幾乎毫無內容可言。
這是因為根據《裁判官條例》第87A條〈對報導交付審判程序的限制〉，除非裁判官下令，任何人不得報道除被告姓名、裁判官和雙方律師姓名、被控罪行或摘要，及裁判官將被控人交付或沒有交付審訊的任何決定以外的內容。相關內容只有在審訊完結後才能公開。
唯一例外，是當有被告提出申請，根據法例，裁判官便「須」解除相關限制。
47人案的報道一直受87A所規限。這年來，庭上爭辯的諸多細節，甚至有被告的申請提堂四次處理，有次聆訊更逾12小時均未完成，種種一切，除了庭上數十名旁聽人士，均無人知曉。
Alice說，限制的結果，是「令到公眾唔知道發生咩事」。當這年來庭上已進行了無數遍可能在正審同樣會出現的爭論，「而家好明顯見到喺Public Record或資訊上面已經出現好大嘅真空同Delay。」她嘆，「人係唔會知自己唔知啲咩」，當公眾很長一段時間都不知道發生何事，亦不知案件的進度，關注自然會減少。
有人會說，這些內容到正審時也能公開。「咁幾時先trial？」Alice笑着反問，「By the time trial嘅時候仲有幾多記者？到trial嘅時候仲有幾多公眾關心呢件事？」
司法機構年報顯示，2021年的案件由交付至排期至高等法院審訊，平均需輪候383日[2]。47人案人數眾多，受訪記者都說，完全無法預料何時才能排期開審。
阿君坦言，事實就是，時間一長，「所有嘢都凋淡哂」。 像是梁國雄2016年在立法會搶時任發展局副局長的文件被控，去年被裁定終極敗訴，終院指《立法會（權力及特權）條例》 適用於檢控議員，有份跟進的阿君無奈道：「但公眾同被告都知而家處理已經冇乜意義，因為議會內已經無同類型嘅泛民議員會做同樣嘅嘢。同樣嘅事情唔會再發生，已經事過境遷。」或者說，法庭程序的長周期再加上報道限制，本來就很容易令公眾的關注流失。
47人案的聆訊內容若到正審才公開，會不會也為時已晚？阿君說，由落案起訴到正式開審的這段時間，是公眾對《國安法》認知的空白期，「而呢樣野係無法彌補」。
再也坐不滿的記者席
來旁聽的公眾和記者越來越少。這固然是因為，案件尚在交付程序、又未開審，客觀上會關注和報導的人都少了。但同時也因為，有些媒體已經消失了。
自去年3月47人首次提堂，一年之間，《蘋果日報》和《立場新聞》高層被捕被控，《蘋果日報》、《立場新聞》和《眾新聞》亦相繼停運。
一年前，記者還在為未能進入正庭而煩惱，一年後，「好明顯見到加長咗記者席，但而家永遠都唔會坐滿⋯⋯」，所屬媒體已停運的T無奈說。
T解釋，這三間媒體一向都較注重法庭新聞，投放在法庭新聞的資源比例上較多。以往像是47人案這些受高度關注的案件，作為注重社交平台的媒體，不斷更新的文字直播、重點鮮明的製圖必不可少。但現在，社交平台的法庭新聞曝光率明顯少了，「呢個變化好顯著，少咗三間就係三間(傳媒)」。
消失的，還有建制媒體不會做到的專題報道、數據分析、家屬或被告的訪問，甚至是建制媒體的編採人手，也不及《蘋果》多。阿君仍記得，47人案馬拉松式聆訊，《蘋果》庭內派了至少三個記者，一人專注留意螢幕上各被告的神情反應，一人打字很快專門做即時報道，一個資深記者確保報道內容不會出錯，分工仔細到近乎奢侈的地步。
「係蘋果有嘅資源同作風先做到，但我哋公司根本唔會有空間做呢樣嘢。」
守法與公眾利益之間
社會環境改變，以及媒體消失的結果，是記者變得更保守了。「因為喺前線嘅人越來越少，其他人都會小心啲。」T說。
阿君說，以往報道上，可能會有一些存疑、可以「踩界」的空間，但當審查越來越嚴重，無論是他、行家或者公司，都明顯「收斂咗、保守咗去跟實啲規矩，避免啲有風險嘅事」。
與此同時，傳媒機構被檢控、第四權被削弱，「大家好憂慮以往正常做報道嘅方法而家可能畀人話唔合法」；而法例的界線並不清晰，例如與交付程序無關的內容可否報？被告聆訊期間的對話可否報？法庭不會作明確指示，一切都是交由記者和機構自行決定：「佢就係會make it very vague，然後make you very afraid。(這種不清晰會令報道限制很模糊，然後會令你很害怕)」
Alice說，可以預想，也正在發生的，是傳媒進一步自我約束、自我審查，而那個可以報道的「中間地帶」、「存疑空間」亦因而越來越細。她當然不希望媒體主動退，但也明白這個時勢，擔心報道引來法律後果、甚至觸發「閉門審訊」實屬正常。作為記者，她始終想繼續做報道，「唔好咁快去到一個最差嘅情況」，而為了做下去，就不得不小心摸索可以報道的空間。
說到最尾，都是每個記者和每間機構的抉擇。對T來說，重要是心中那把尺：「如果我思考完，過到自己嗰關，覺得冇違反到法例、覺得係可以報道，咁就報道。」
新常態
一年過去，再回想當日馬拉松式聆訊的情景，Alice說，「我諗所有人嗰四日都經歷緊一啲人生中未經歷過嘅嘢⋯⋯，而呢啲你當刻未必可以真係理解到發生緊咩事嘅嘢，後來就變成咗你生活嘅常態。」
這年來，更多人被國安帶上法庭，被控的人年齡屢創新低，保釋接連遭拒，尚在排期的案件多不勝數。就像那四日四夜在法院內的身心俱疲，Alice說，「成件事係好slow burn，係一個消耗」，而這個消耗是數以年計。
庭上，有些被告精神如昔、有講有笑，也有人消瘦、憔悴了，「每個人經歷牢獄轉化嘅方向都唔同」。但當在獄中發聲也被指發揮影響力、保釋條件極度嚴苛，不少人都低調下來，除了庭上那些零散稀薄的印象，旁人再難以知曉他們的確實狀況。
對於沒能報道庭上內容，Alice始終感到頗挫敗。她想起小時候看過的童話故事，國王的理髮師知道國王有雙驢耳朵，但不准向其他人說，終於忍不住挖了個地洞將秘密說出來。
她覺得自己就像那個理髮師。「你好想搵個窿嗌出嚟：其實條法例係咁用㗎、庭上有過咁嘅交鋒、咁嘅論點，呢條法例可能係香港而家最重要嘅法律，apply to(適用於)每個香港人⋯⋯」，她說得肉緊：「個社會係deserve(值得)知道呢啲討論，佢哋係應該知道先至可以守法啊嘛，如果唔係大家點樣去遵守一條法律呢？」
阿君覺得有點茫然。有好幾次，他甚至把聆訊內容都寫好了，隨時可以「出街」，但最終報道限制維持，「所有嘢石沉大海」。
他也想像過審訊完結後才公開紀錄，但「到時我仲係咪在職緊？有冇人再跟進件事、有冇人再知道當時發生咩事？」甚至很具體的，「可能到時我編輯覺得啲嘢舊哂，咩結果都出哂、呢班人過哂氣離開政壇，做乜要寫佢哋啫？」
況且，就算他現在翻查一年前的筆記和報道，亦未必想得起當時確實情況：「好多嘢隔咗一段時間凋淡咗就係凋淡咗。」
留下種子
47人案是阿君最上心的案件。雖然腦海不時冒出離開公司的念頭，但他覺得，既然有經驗和能力，也適應了這間公司，不如暫且留下，在可行的空間爭取，較熟識這案的他相對上也會報道得較好。
暫時沒打算離開的Alice，至今每次國安法案保釋聆訊，仍會入紙申請報道。 [3]
即使機會渺茫，「我覺得有條路就應該要行，盡量試囉，個effort (努力) 本身係好直接咁比法庭知道，係有一個訴求響度，公眾想知、傳媒想報。」
她始終覺得，記者的視野可以看得到歷史。雖然現在很多東西不能報，但記者仍然可以盡量做記錄，整理和保存好自己的筆記，「呢刻可能唔知可以點用，但你都要留返粒種子將來先可以種」。記錄留下了，「可能喺啱嘅時間、啱嘅地方、啱嘅方法就會公佈到？」
47人案在今年3月4日第五次提訊，押後到4月28日再提堂，尚處於交付程序。T說來還是有點好笑，「我諗第一日提堂嘅時候，你點都冇諗過其實未答辯你已經唔係記者。」
無法再以記者身分採訪下去，固然有遺憾，但T同時看到許多獨立記者甚至普通市民，努力嘗試填補這片空白——即使影響力未必及一間媒體，但「多一個人寫就多一個人留意到」。她也相信，當案件進入「直路」，到了下一個關鍵程序，「公眾係會關注的」。
那天何時來臨，我們當然無法知道。或者就像Alice所說，在這段漫長的消耗過程，大家要學習的課題，是如何不失去自己、不被burn out、意志不會因而消磨掉。很簡單，「如果你自己都堅持唔落去，可能三年後佢開審，你都去唔到聽，咁咪咩都冇。」
資料來源
↑1 註一：據《明報》報道，上訴庭副庭長楊振權聽取保釋陳詞前，主動提及傳媒不得報道申請理據的限制不合理，且案件已審結，不會有陪審團受影響。控方認為案件涉重大公眾利益，基於司法公開原則應批准報道，辯方亦不反對，傳媒終獲准報導聆訊內容。
↑2 註二：平均輪候時間「由入稟公訴書至聆訊」計算，控方會在案件成功交付至高等法院後入稟公訴書，繼而排期並進行案件管理聆訊，之後才開審。惟47人案超過一年仍未成功交付。2020年、2019年、2018年的平均輪候時間分別為349、167及167日。
↑3 註三：就《國安法》案件，法院至今曾兩度全面放寬9P限制，均為支聯會拒交資料案被告申請保釋，其中去年9月國安法官羅德泉稱收到傳媒申請，考慮司法利益、《國安法》仍是新法例，被告亦不反對，終批准放寬。另外，《蘋果日報》高層涉串謀勾結外國勢力一案，國安法官蘇惠德亦曾批准放寬辯方提出的保釋條件—— https://www.inmediahk.net/node/%E7%A4%BE%E9%81%8B/%E6%94%AF%E8%81%AF%E6%9C%83%E6%8B%92%E4%BA%A4%E8%B3%87%E6%96%99%E6%A1%88-5%E5%B8%B8%E5%A7%94%E7%8D%B2%E6%89%B9%E4%BF%9D%E9%87%8B-%E9%84%92%E5%B9%B8%E5%BD%A4%E6%A2%81%E9%8C%A6%E5%A8%81%E6%8B%92%E3%80%8C%E7%A6%81%E8%A8%80%E3%80%8D%E6%A2%9D%E4%BB%B6-%E7%94%B3%E6%92%A4%E5%9B%9E%E4%BF%9D%E9%87%8B">資料 1資料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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