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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之音
12月12日，在英国利物浦举行的七国集团（G7）外交和发展部长会议闭幕。在同天发表的一份声明中，G7谈及了中国利用经济实力对他国政治施压的行为。
“我们已在本周末的会议上明确表示，我们对中国的胁迫性经济政策感到担忧，”此次峰会主席、英国外交大臣伊丽莎白·特拉斯（Elizabeth Truss）在G7于利物浦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次日，中国驻英国大使馆做出回应，称对G7声明“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
“…指责中国实施‘胁迫性经济政策’，更是毫无道理，”大使馆在12月13日发表的一份声明中写道。
中国官方的这种说法是错误的。
事实上，在过去十年中，中国越来越多地将胁迫性的经济措施作为外交政策工具。国际关系学者罗伯特·布莱克威尔（Robert Blackwill）和詹妮弗·哈里斯（Jennifer Harris）在两人合著的《其他手段的战争：地缘经济学和治国方略》（War by Other Means：Geoeconomics and Statcraft）中写道，中国已成为“领先世界的地缘经济学实践者”。
美国智库德国马歇尔基金会亚洲项目主任葛来仪（Bonnie Glaser）12月7日在美国国会一场主题为“中国如何利用经济胁迫压制批评者并在全球范围内实现其政治目标”的听证会上作证时指出，所谓胁迫性经济措施即“一个国家威胁或实际向某个目标国家强加经济损失，以获取政策上的让步。”
随着中国经济崛起，成为全球三分之二国家的最大贸易国、世界最大发展融资国和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市场，其经济重要性为北京对他国强加其政治意愿提供了强大的杠杆力。
据保障民主联盟（Alliance For Secure Democratic）运营的“威权干预追踪仪”提供的数据，中国在过去十年中实施经济胁迫的案例共有68起。该追综仪收录中国和俄罗斯试图通过经济及其他手段破坏民主的案例。
据华盛顿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CNAS）的一份报告，中国自2010年起惯常性地对一些被其认为对其领土主张、国家主权、国内政治制度或其他“核心利益”构成挑战的国家进行经济惩罚。
以下是由“威权干预追踪仪”和其他有关研究统计的部分中国经济胁迫案例——
贸易限制
贸易限制的具体手段包括实施进出口限制、提高关税、针对性的海关检查、拒绝发放许可证、非正式禁运令和选择性使用国际商务法规。
例如，中国12月3日在其海关系统中取消了立陶宛的原产国身份，也就是暂停了与立陶宛之间的所有进口和出口。此决定下达前不久，立陶宛决定允许台湾在该国首都维尔纽斯开设办事处。
在中国官方的“一个中国”原则下，北京将自治和实行民主体制的台湾视为其领土。12月9日，中国升级施压力度，敦促跨国公司与立陶宛断绝关系，否则将面临失去中国的巨额市场。
自2020年以来，因澳大利亚呼吁调查COVID-19疫情的源头，中国已对澳大利亚多种出口中国的商品实施限制。
2010年，在一艘中国渔船与一艘日本海上保安厅船只在有领土争议的尖阁诸岛（中国称钓鱼岛）附近相撞后，中国限制了对日本的稀土出口。
2011年，在挪威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授予中国民主活动人士刘晓波诺贝尔和平奖后，中国限制了挪威三文鱼的进口。
2012年，中国因南中国海领土争端减少了从菲律宾进口香蕉及其他水果。
2016年，在首尔和华盛顿达成部署美国导弹防御系统的协议后，中国限制了与韩国之间的贸易。同年，中国对其北方邻国蒙古国的跨境贸易实施了临时限制，原因是蒙古国接待了达赖喇嘛尊者。达赖喇嘛是西藏的精神领袖，北京视其为分裂分子。
旅游限制
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ASPI）的一份报告显示，中国利用其数量庞大的出境游客，通过暂停由国营旅行社组织的旅行团，发布官方旅行警告，或禁止向独立旅行者发放旅行许可等措施给相应的外国政府造成经济损失。
2016年，在蔡英文当选台湾总统、民进党执政台湾之后，北京减少了赴台旅游的人数。据CNAS的报告显示，次年赴台中国游客数量下降了22%。
2017年，中国以贸易限制报复首尔部署萨德导弹防御系统的同时，也禁止了赴韩团队旅游。根据韩国现代研究院（Hyundai Research Institute）的数据，韩国因此损失了156亿美元的收入。据CNAS报告的数据，前往韩国的中国游客数量从每月13万人下降到不到3000人。
2012年，中国因与菲律宾就南中国海斯卡伯勒浅滩（中国称黄岩岛）发生领土争端，中国冻结了赴菲旅游。在马尼拉发生针对中国的抗议活动后，中国以菲律宾“强烈的反华情绪”对中国公民安危构成威胁为借口，无限期暂停所有赴菲旅游。
“鉴于中国游客现在是世界上海外消费最多的游客，旅游业在未来几年中似乎很可能成为中国会更多使用的胁迫性经济工具，”2018年CNAS报告称。“旅游业限制很可能被更常使用的另一层原因是，这类措施能给目标国家带来造成实际影响的经济成本，而几乎不会给中国造成附带损失。”
针对性施压境外企业
中国国台办（TAO）11月22日称，台湾远东集团因在上海、江苏、江西、湖北、四川等地的化纤纺织、水泥企业存在一系列违法违规行为而被罚款。此次罚款金额高达约4.74亿人民币。远东集团曾向明确反对北京“一中原则”的台湾民进党捐款。
尽管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声称对远东集团的处罚是“依据国家法律法规”，但她也在回应中同时表示，“绝不允许支持‘台独’、破坏两岸关系的人在大陆赚钱，干‘吃饭砸锅’的事。”
11月30日，台湾远东集团董事长徐旭东在台湾媒体刊文表示，他长期以来反对“台独”并支持“一中原则”。
2019年，休斯顿火箭队总经理莫雷（Daryl Morey）在推特上表达对香港民主运动的支持后，中国取消了对美国职业篮球联盟（NBA）赛事的数字转播。NBA随后在表示支持莫雷言论自由的同时也向中国致歉，莫雷最终离职。
2018年，中国民航局要求国际航空公司和酒店停止在其网站上将台湾列为一个国家，否则将面临“处分性措施”的风险。涉事航空公司均满足北京的要求，部分公司还为此公开道歉。
据葛来仪12月7日在美国国会作证时的证词，2017年萨德反导系统引发的韩中紧张局势中，北京还拒绝认证韩国制造的混合动力汽车电池，这等于是在中国禁售配备了LG化学公司和三星SDI公司所制电池的汽车。
同年，在韩国乐天集团将其一处高尔夫球场用于萨德反导系统的部署后，北京以涉嫌违反消防法规为由查封了韩国乐天集团旗下的近90家中国门店。
当然，中国并不是唯一一个利用经济压力推进外交政策目标和保护自身“核心利益”的国家。
中国驻英大使馆的这份声明也将矛头指向美国，称中国是美国经济胁迫的受害者：
“说到‘胁迫性经济政策’，有关国家应该问问自己：是谁在上世纪50、60年代对中国进行经济禁运和封锁？最近几年又是谁在对中国搞贸易战、打压限制中国企业？他们这是贼喊捉贼、倒打一耙！”
中国称美国是“手段多种多样的老谋深算的经济霸凌者”，列举了美国对中国三分之二的出口商品征收关税以及对华为等中国科技公司实施制裁等例子。
中国还批评美国“激怒盟国，挑起全球贸易和供应链的紧张和中断”。
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英文网站10月份发表的一篇评论文章称，“除了中国，美国还通过一系列胁迫手段，将一系列合作伙伴拖入贸易争端和技术压制之中。”
不过，美国及其他西方政府通过公开发表的、依照相关法律的制裁、投资限制或贸易控制举措进行经济施压，而北京的施压方式主要依赖于非正式的、法外的惩罚举措。
CNAS的报告中称，中国“不在法律层面上将外交政策争端与强制性措施联系起来，这为其公开否认（报复）以及升级或和缓（报复性措施）创造了更大的选择余地”。
报告还称：“中国通常通过选择性实施国内法规——其中包括升级海关检查或卫生检查强度——等非正式措施制造经济成本，并使用法外手段，比如利用官媒鼓励民众抵制，以及派政府官员直接对特定企业施加非正式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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