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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舟
因为过两天要出行，留心了一下各地的防疫政策。各地健康码虽属必备，但好像也大抵只是例行公事了，因而“48小时核酸检测报告”也已是常规操作，最新的做法则是所谓“时空伴随”，据说仅成都就已有8.2万人被判定为“时空伴随”后出行受限。
“时空伴随”听起来很有科幻感，但说白了其实就是把时空网格化管理：根据确诊患者的行为轨迹，跟踪到他所出现的时间、空间，根据附近移动电话基站的信号判定800米*800米的方格范围内所曾出现过的任何人，都会定为可能受感染的嫌疑对象，除非隔离、检测后排除嫌疑。
这样一个人，你可能完全不认识，甚至根本没看见他/她，只是因为你碰巧和他/她出现在那个时空点附近，就成了“时空伴随者”。
前些天看到网上一个故事：成都47路公交在成温立交桥站上来一女乘客，一亮健康码是红的，什么时候变红的，她也不知道。车上所有人既不能换车也不能下车，原地等待处理——所有人都成了“时空伴随者”。
在中国这个“关系社会”中，“时空伴随”倒似是在传统的“五伦”之外创造了一种新的关系，堪称“第六伦”：由于你和他人无意中产生的关联，就得受这种关联的牵连。
成都还算是本轮疫情中做得较好的一个城市了，但“时空伴随”的推行也表明它至少在有一点上和别处并无二致：近些年来，尤其是在疫情防控中，国内常有一种“滥用高科技”的迹象，这有点像一百年前的德国，激进而缺乏节制。
像“时空伴随”这样看似“科幻”，其实都是非常不成熟的新技术手段，既不精准，还带来很多问题，但为了达成清零目标，所有手段都可以一试，只能在遇到问题后再不断改进。在这一意义上，其实是我们所有人都成了小白鼠。
虽然据说武汉出现过“擦肩而过3秒内感染”的传闻，但那好歹也是近距离接触，没有科学证据表明病毒能凭空感染800米内的所有人，为何不能缩小、如果确诊病例当时没带手机又如何追踪，这大概都是当下技术上无法做到的。
更有甚者，健康码在各地的技术支持看来也不一样。听朋友说，一个月前，他和几个浙江人一起去过莆田，几天后当地爆出疫情，然而他和同事的福建健康码没变色，浙江人的码却都变红，被隔离了。
这不是孤例。另一位湖南衡阳的朋友也说，今夏张家界爆发疫情，刚好有公司在那里团建，回家后所有人的码都变色了，但却有两人仍是绿码。当时所有人都是集体行动的，轨迹完全一样，为何会有这样的差别待遇？琢磨下来只有一个合理解释：这两人是联通卡，而其他所有人都是移动和电信卡。当时有一位在长沙的，同一人的两张手机卡，居然就是一张绿码一张黄码。
这是完全有可能的。因为健康码的技术原理并不神秘：我们的行程数据就是通过运营商的基站信息来推算的，各个运营商的基站分布、网络覆盖都不一致，难免产生差异。如果基于5G基站推算，基站分布更广、信号更强，或许也会更精准一些。
问题是，这看起来只是技术上的一点模糊、差异，但对个体生活而言却影响巨大，你可能原本有什么急事，瞬间就没辙了。这不是你自己努力就能避免的，而将个人置于一种完全不可控的随机风险之下。
尤其是“时空伴随”，对个人而言更是防不胜防，因为你根本不知道身周800见方的范围内，某个陌生人会不会被确诊，这就算自己竭尽全力保命，也没有办法，因为你根本控制不了那个环境——除非你出行时，有权能禁止任何人进入你身周800米以内。
就此而言，各地健康码算法各行其是，也可以理解，毕竟认自家的最省事，倒是像上海这样，“各地健康码都认”的规矩比较少见——这对你我而言是便利的，但确实也潜藏着风险。
从这一意义上说，上海这样的做法，是防疫部门更多承担了一定的风险，更重视便利人员流动、商业活动这些方面，而有些地方的硬核防疫，则是普通百姓承担风险，对民生出行、经济活动的损害也只能暂时不管。
毕竟，出事就丢官，利弊非常清楚，“怎么严格怎么来”最安全不会出错，严格才是正常的，不严格才是少见的。说实话，大家都很清楚：如果真要“严格”上去，你我除了抱怨一下，大概也别无他法。
关于这些问题，已经被太多人讨论过无数遍了。很多人也都不服气地跟我说：“你们上海只是没遇到，等遇到了也一样。”但这么说就忽视了一点：“严格”的程度其实有赖于对风险的一种预判，因为你要负责的是“不出事”这样一个结果，谁能不能保证，严格到什么程度才能“不出事”。冒着“可能出事”的风险，尽力保障百姓的出行便利和流动性，这是需要决断的。
很多地方会说，我也这样，但做不到。现在试想下，技术上的精准只能到这个程度，疫情扩散时间紧迫、资源和人手不够，又必须清零，那怎么办？从防控的管理者思路来说，确实就只能大家都别动。真正的问题不是技术应用的粗暴，而是我们为何追求那样的目的、为何防控机制直到不可控不可追的情况下才“快刀斩乱麻”。
如果竭力管控的是那个“环境”而不是个体自主自觉，那就势必造成当下的情形：一方面天天恐惧，另一面个人又很散漫，只要感觉那个“环境”安全，人群就随处密集聚会，似乎人们隐隐寄望于某个超个体的存在把控整个局面，而“我”却不需要主动付出什么额外的精力代价。
在这方面，许多国人的心态非常奇怪：不惜一切代价时，毫不心疼，但对常态化机制，却舍不得花钱，好像那些都是冗余的、浪费的。事实上，他们不愿意主动改变生活方式，只是期望在一次性解决那个问题后，自己的生活就迅速回归原样。
现在有一点已经很清楚：就算疫情过去，我们的生活也回不去了，永远不可能回到疫情之前那样。现在的问题，只是期望技术上更精准、更少牵连无辜者，风险让谁来承担、承担多少，以及最终，我们要让渡多少自己的权利来获得安全感。
在这中间，像你我这样的普通人很容易产生一种无力感，因为似乎我们主动能做的事并不多，但我想至少有一点是我们首先可以做到的：我们可以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会有什么降临到我们头上，最终，如果可能的话，去那些不那么需要我们承担风险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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