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歪脑
“小时候曾经想做护士，后来学鲁迅弃医从文做了记者。当时很傻很天真，觉得做医生一次只能帮一个人；写一篇文哪怕十多个人收到你的讯息，都是好事。”香港《苹果日报》被迫结业之后，前记者Luna报读了医护人员助理的课程。“到如今又反过来了，还不如做医护，一个一个地帮别人。”
《港区国安法》2020年通过之后，香港新闻行业的生存空间不断收缩，报业关闭、从业者被捕、媒体撤离，在这一年迅速发生。当中以《苹果日报》的关闭最具标志性。在这样的背景下，大量有数年经验、正值当打之年的中生代记者，彻底转行离开了新闻行业。
《苹果日报》6月结业之时，Luna三个月的试用期还没有结束。黎智英被捕后，整个2021年，苹果大树将倾的消息就一直甚嚣尘上。主管面试见Luna时，问题很简单：“公司应该很快就要关门了，你觉得还可以来吗？”
她就这样加入了《苹果日报》中国组，直到6月23日。
不要信我，我想请你思考
从去年至今，《苹果日报》的创办人黎智英和5名高层因涉嫌违反《国安法》被捕，工资资产随后被冻结。压力之下有26年历史的报社宣告停刊，网站亦终止运营，从采编部门的编辑和记者到印刷工人，甚至保安、餐厅职员的上千名员工一夜之间全部失业。
算上这三个月，Luna总共五年的记者生涯随着苹果结束了，她不想再做记者了。对于她来讲，《苹果日报》是香港新闻自由、言论自由的重要指标。“苹果还在，（说明）至少香港政府的表面功夫做得好，苹果关门就是政府告诉你，一国两制下言论自由的没有了。”既然如此，Luna问自己，还要强行留在这一行吗？“每一个字都可能触发它（政府）G点的时候，从《文汇》《大公》到《东方日报》，以后去哪间报馆对我来讲没什么分别了。”
而在苹果的工作经历，则同样成为了记者们的“原罪”。实际上，原苹果记者之间证实，目前已经有多家本地的亲建制媒体拒绝聘请前苹果员工，而甚至有记者转行应聘司机的时候被拒绝。虽然时间短，Luna不想让这段苹果记者的经历从自己的简历上被“技术性抹去”。“为什么做过苹果就成了上不了CV的不光彩的事情？为什么做苹果就成了有问题，甚至好像严重过有案底的罪犯？”
也有朋友介绍Luna进入建制类的媒体，并告诉她可以做少碰政治的专题类，但她婉拒了。“虽然天真，但是有底线仍然应该守住，虽然这条线可能已经很低了。”
她自己曾经在亲建制媒体中工作。“那时我们都不是‘reporter’，我们不过是‘recorder’，同录音机没有分别。”她当时也经手处理过好友被捕的新闻，她感觉报导和真实可能仍然差很远，就告诉主管，新闻主角是自己的朋友，为了中立些，她想避嫌。怎料主管反过来有些兴奋：原来你认识他本人，有什么内幕可以爆料吗？
那时她明白了，自己手上的笔很可能就成为帮凶的武器。
苹果结业的震荡让她害怕再书写，或者说害怕在不自由的氛围内报导。更何况她认为当下的新闻界越来越紧张，写越来越多违背自我意愿的报道，做记者可能会变得更痛苦：“我接受不了自己每天都要on and off，上班一副面孔下班又是一副面孔。那就不如索性跳出来，好过做扯线娃娃。”
苹果之后，对新闻失望的还有即将进入大学的年轻人。根据香港大学联招（JUPAS）己公布2021 年各大学科系的报读及录取人数，新闻系报读志愿的人数，从19年的飙升到20、21年分别下跌了15%和13%。学生们的取态，不言自明。
Luna这些日子一直在做婚礼设计和布置，她所在的婚庆公司属于香港“黄色经济圈”的一份子，通过他们举办婚礼结婚的客人络绎不绝，每个周六日都忙得四脚朝天。
最坏的时代，人们在不断失去，还能紧紧抓住的大概就是爱情。她有客人在婚礼上不放结婚进行曲，而改播“禁歌”《愿荣光归香港》，在自己的大日子还会记挂香港社会。也有新人说，香港虽然没有未来，但是以后有任何事情都可以合法照顾对方。她一下子钻回了同温层，自嘲，做一只“港猪”（香港网络流行语，2010年代开始流行，是有政治理念的人批评对政治不热衷的香港人，指他们只顾糊口养家、但求生活安稳，像猪一样只要可以吃、可以睡就足够）的日子来了。
我问Luna如今还会看什么新闻媒体，Luna说有立场新闻、香港独立媒体媒体网和自由亚洲。不过不做新闻之后，少看了很多新闻。“主要是不想看，因为我知道如今的新闻里面有多少水分。”
“什么时候开始，新闻变得廉价了？”她自问。
“大概是从肥佬（黎智英）自己做免费新闻开始的。”我笑着提醒她。
但当时所谓的新闻“廉价”，是自由主义之下的经济问题，如今Luna所指的廉价，则是新闻价值的崩坏。
如果说，作为记者，还有什么想跟读者说的？Luna不再坚持过去书写能改变人心的信条：
“不要信我，我想请你思考。”
不做记者之后，新闻行业变得好慢
29岁的摄影师家朗同样处在震荡的空白期中，他想思考。他机械而快速地历数自己失业这几个月来做过的零散工作：在海滩捡垃圾、做空调师傅的工作助理、在餐厅做侍应。但这些不是以前那种需要思考后按快门拍摄的工作。
“餐厅做侍应，帮客人落单，之后把菜递过去就行了。”他心不在焉地说。
他还是喜欢摄影：“拍照最好玩，拍照用脑的啊。其他工作都不需要思考的。”
也有新闻媒体在聘请摄影师，但是薪金并不比做餐厅侍应高多少。“既然同样是低价钱，那我就就宁愿去做无脑的。同样薪水，米线餐厅的阿姐还可以对客人呼来喝去，我还要在公司受主管的气。”是转行还是继续摄影专业？他还没有想好怎么向前走。
家朗毕业后，先从事的是商业广告摄影，但这工作要把他长时间困在一个空间内，思考一个作品。他曾经为了拍一只手表，把自己困在摄影棚内三天三夜。他觉得自己更喜欢外向的工作，后来便在传媒摄影界摸爬滚打了近十年时间，其中有七年都在苹果。
家朗出差总是穿着一双厚重的登山鞋，他皮肤黝黑，肌肉也相当结实，乍一看像是那种冲劲十足的摄影师。其实相比冲突现场类的拍摄，他更喜欢的是做故事类的影像，最好是找到合适距离、有时间慢慢思考构图再定格。我有缘曾经和他合作出差，他总会在旁边静静听访问内容，然后再根据受访者的性格和回答，在昏暗的房间内寻找到合适的光线，做出能和文字搭配的、相得益彰的图片。
虽然出差跑过美国、越南、菲利宾，他此刻回想起的也都不是风风火火的政治、冲突事件，反而会津津乐道同事曾跟拍过一年间不同时节在香港种植稻米的故事；也会讲起自己最得意的作品，是拍摄一个海外归港的“傻佬”重建古村落的故事。为了拍摄这个荒废的村落他要数次舟车劳顿、深入山林，“苹果是难得，能够给到记者空间的公司”，而苹果大量的调查报道也有赖于公司将充沛资源给予同事去做值得追查的事件。
家朗说，不做记者之后，感觉时间过得好慢，整个新闻行业也都变得好慢。离开了快节奏的日常拍摄，抽离出来的他才发现，“香港新闻变得好静，风平浪静。”他记得，无论是政治民生爆料还是娱乐八卦，以前苹果的独家报道总能在香港掀起波澜。比如2018年曾报道香港红磡地铁站豆腐渣工程，令港府不得不就事件作出调查；而知名歌手许志安婚外情事件也曾成为民间街头巷尾的热话。
“如今好像大家都小心了，每天那么多事情发生，却好像没有再积极地去跟进那些需要关心的事件。”
家朗24岁的时候，曾有4、5个月没有工作，那时候和家人同住，每月三四千港币就可以解决自己生活，打打零工就够。如今30岁的失业却令他觉得不甘心，不甘心之余还有些茫然：“我能够继续拍照，也有信心拍的好，也有读者愿意看，（苹果）最后一晚还有这么多人去你门口来支持，但是苹果却还是不得不在压力下被迫关门。你容不下我之余，还让我死得好不值得，我宁愿你直接取缔我来的痛快。”
他以为苹果的最后一天，大家都会很灰心，但为了最后一期《苹果日报》的出版，各部门仍通力合作，坚守到了最后一刻。当天晚上零星小雨，守在苹果总部外面的告别的市民络绎不绝，他和摄影部的同事拿出公司所有的射灯，照亮《苹果日报》的LOGO，更邀请大家去天台挥手点灯。外面的人给里面加油，里面的人向外面致谢，最后一版《苹果日报》的头条图片就这样成了。
家朗说起，当天定好版面之后仍被摄影部负责人叫去拍照，去拍派发最后一份报纸给读者的情况。他一边笑一边说：“我心想我还拍来做什么？也没办法出街，明天就没有报纸了。”但他仍不断将这些告别的瞬间一幅一幅地保存了下来。
散是满天星
秦奋自2000年便已经入行，做过几家政治光谱各异的新闻媒体，也在出版社做过编辑，20多年的工作经历全部都和文字有关。这是他第二次就职苹果，本以为至少可以在这里做到五年以上，怎知不得不在此时遗憾离去。
秦奋今年45岁，他虽然并不介意进入相对亲建制的媒体，但却遭遇到了应聘机构对前苹果员工的限制。另外由于年资较深，也导致很多媒体难以满足他作为资深记者的薪资水平。目前，他一方面在出版社做零散的文字编辑工作，同时在一间二手书店做兼职店员，闲暇时间也会帮朋友公司做快递的零工。
虽然官方不断声称，《国安法》“惩治的是严重危害国家安全的一小撮港独分子和暴力分子”，但是为人严谨稳重的秦奋，似乎却总被《国安法》的阴影似有似无的影响着。苹果停刊自然不必说，就连为本地著名出版社做图书编辑也愈发艰难。“我刚刚就六月底开始负责一本书的编辑，期望九月之后还会有另一本书可以做，但是暂时都没有。”盖因这间出版社每年都会出版大量人文社科类书籍，而如今在《国安法》的压力之下，出版业动辄得咎，尤其是涉及中国历史、社会、政治类书籍，哪怕是学术书籍，也不知会在何时踩到红线，不得已只好暂时搁置了不少书籍的编辑和出版工作。
长远来讲，酷爱文字的秦奋更想开一间二手书店：“我去台湾看到茉莉那样的二手书店感觉很特别，里面的二手书被打理的都像新书一样，如果能把店铺也装饰的干干净净，想必在香港也能有市场。”
于是他开始在香港一家二手书店打工、观摩。虽然每小时的薪资只有45港币，但也是个难得的取经机会。书店店员的工作主要是收钱、搬书、整理书。秦奋似乎也很乐在其中，他愿意把零散堆一地的二手书仔仔细细整理分类，再清清楚楚摆在书架上。“这样把书整理好就会让客人觉得你懂书，空间松动了，书自然也就能卖的多了。”
社会遇到困境，人们往往要在书里面寻找答案，近年来香港独立书店也随之逐渐兴起。而目前二手书店的主流顾客仍然是中老年，学生和年轻人虽然也有，但仍然是少数。然而当下的香港，记忆和遗忘的战争已经逐渐开始，早前香港公共图书馆已经先后下架了数本政治类书籍，包括港大学生会学苑编著的《香港民族论》、前立法会议员何俊仁的《我向霸权宣战》、时事评论员林匡正的《香港公民抗争运动史－挫败的三十年剖析》，以及流亡德国的华裔作家廖亦武的《这个帝国必须分裂》等。而有关2019反送中运动的书籍，也逐渐被一些书店默默收起。
对香港独立出版和书店的批斗，很可能近在咫尺。
“如果有一日，很多书变成了禁书，我还是会把这批书小心地收藏起来，有人问才会小心地拿出来。”到那个时候，也许二手书店将成为保护记忆的一块避难所。
26年的苹果树，乃至多年被社会和专业人士维护的新闻自由，就这样在时代的风雨飘摇下被拦腰折断。然而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受众捡起苹果尝过了自由的滋味，也许很难再回去乞讨残羹剩饭。人们宁可静静地等待，等待散落在泥土中的苹果发芽。
（为保护采访对象隐私，本文受访者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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