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媒報導】前年7.28中上環暴動案罪脫的湯偉雄，以及2016年旺角騷亂罪成的盧建民，就暴動及非法集結罪定義的上訴，今（5日）於終審法院審理，以釐清「共同犯罪原則」是否適用於該兩罪，關乎不在暴動現場但提供協助的人士，如負責把風的「哨兵」、駕「家長車」接送示威者等人會否同被控暴動罪，影響深遠。
上訴方今強調，即使現場有人聚集作破壞公安行為，仍須有「共同目的」才能入罪，一人的隨機暴力行為應以其他控罪處理；而暴動罪的基礎為身處現場集結犯案，不在現場的人不應憑「共同犯罪」原則入罪。
律政司則表示，要辨認出每名參與者的動機近乎荒謬，法庭應單憑他們共同作出暴力行為，而非有共同目的便可入罪。律政司又重申，「共同犯罪」原則應用來填補法律漏洞，保障公眾利益，惟當一眾法官指出，現時法例如串謀罪、從犯責任等均已足夠涵蓋律政司所述情況時，署理副刑事檢控專員周天行卻多次表示同意，遭法官一度質疑：「那你希望從這次上訴得到什麼？」案件押後裁決。
囚7年盧建民明年出獄仍作定罪上訴
兩案上訴人分別為盧建民及湯偉雄。盧建民被控於2016年在旺角參與暴動，最後暴動罪成囚7年，預計明年出獄。他去年上訴至終審法院，最終刑期上訴被駁回，定罪上訴獲批出許可，爭議非法集結及暴動罪中「共同目的」之元素。
而湯偉雄與妻子杜依蘭，以及16歲少女，去年7月經審訊後暴動罪不成立，事後律政司提上訴，要求釐清「共同犯罪」原則是否適用於暴動罪，今年3月勝訴，裁定不在現場但提供協助的人士亦可入罪，湯偉雄兩個月後提上訴。
由於兩案均涉非法集結及暴動罪的重大法律爭議，故安排於終審法院合併處理，由首席法官張舉能、常任法官李義、霍兆剛、林文瀚及非常任法官岑耀信勳爵審理。代表盧建民的包括李志喜資深大律師及劉偉聰大律師等，代表湯偉雄的則有戴啟思資深大律師及潘熙資深大律師等。
盧建民：旺角騷亂現場群眾懷不同目的 無證據顯示被告與本民前一伙
代表盧建民的資深大律師李志喜先表示，根據法例，必須有3人或多於3人集結在一起，有「共同目的」作出擾亂秩序、或帶威嚇性、侮辱性或挑撥性的行為，才構成「非法集結」，而其後有人破壞社會安寧，才會構成「暴動」。
她續指，旺角騷亂當晚為大年初一，案發現場聚集的群眾懷有不同目的，有必要作出區分。當晚有參與者身穿本土民主前線的上衣，也有人持盾到場，惟沒有證據顯示盧建民是該組織的成員，及與他們享有共同目的。
盧建民：多人聚集不必帶共同目的、隨機暴力行為應控告他罪
李志喜強調，即使現場有多於3人的人群聚集，並不足以證明他們是有「共同目的」地「集結在一起」，例如有人排隊等巴士並不必然意味他們「集結」。李指，必須有方法辨認出集結者，以及他們集結的目的，才能避免無辜者受波及。
她續指，如有人於暴動現場作出隨機的暴力行為，例如獨自因酒醉踢倒垃圾桶，並非暴動罪針對的對象。她引案例指，旺角騷亂中，正正有人只是在現場個別作出隨意的暴力行為，故終只就各自的行為被控襲警等罪，而沒有被控暴動罪 —— 因他們沒有與其他人共享某一「共同目的」。李總結，即使聚集人士共同作出違反公安的行為，但沒有特定共同目的，亦不足以入罪。
上訴方：暴動須於現場集結 不在現場者不應入罪
盧建民及湯偉雄亦爭議，「共同犯罪計劃原則」是否適用於非法集結及暴動兩罪，即不在現場但以其他方式提供協助的人，如於附近任「哨兵」、駕「家長車」接載示威者、幕後主腦等，能否入罪。
就此，李志喜重申法例指，須有3人或以上集結在一起，有共同目的才能干犯非法集結或暴動罪。她質疑，政府一方指不在現場的「哨兵」等均屬犯罪，是與法例所指犯案者必須身處現場不符，亦排除了旁觀者的可能性。
代表湯偉雄的資深大律師戴啟思亦重申，暴動罪是參與者須於特定的地方，集結在一起，懷着共同目的行事，故不在現場的人不應以「共同犯罪原則」入罪。
律政司：法例不包括「共同目的」 只需證共同作暴力行為便可入罪
律政司代表為署理副刑事檢控專員周天行。就「共同目的」元素，他先表示，經1967年《公安條例》修訂後，現時法例並沒有包含「共同目的」之元素，故只需證明3人或以上集結一起，作出擾亂秩序行為便可入罪。他又指，即使非法集結或暴動開始後才加入的人，亦同樣可入罪。
周天行補充，示威運動高度流動與分工，要辨認出各人的動機有實際困難，亦是近乎「荒謬（absurd）」的，故不需考慮他們的共同目的，只需考慮共同的暴力行為便可入罪。
律政司：「共同犯罪原則」堵塞法律漏洞、保障公眾利益
至於「共同犯罪原則」，周天行指，此乃普通法下的重要原則，沒有任何材料顯示不適用於《公安條例》下的非法集結和暴動控罪。他並指，現時示威運動高度流動，示威者可以不同角色合作，故以「共同犯罪原則」入罪能堵塞法律漏洞，保障公眾利益。他續解釋，有些案件有大量參與者，難以認出主犯誰屬，有些案件則可能事先透過網絡軟件如 Telegram 組織。如沒有「共同犯罪原則」，則難以將這些證據不足、或不在現場的人繩之於法。
律政司認現行法例已足夠 官：那你希望從這次上訴得到什麼？
惟張舉能隨即問：「串謀罪是否能處理（上述情況）？如能處理，豈不是能填補法律漏洞，不存在保障公眾利益的因素？」周天行同意，但補充若有示威者於現場被捕，則不能使用串謀罪控告。惟林文瀚即指出，這種情況可直接以暴動罪控告，而非使用共同犯罪原則。周天行回應，如有足夠證據顯示他參與，固然可直接控告，但如其角色並不清楚，則須倚賴環境證供。
惟林文瀚即質疑：「如連證明該人有份參與都不能夠，你又如何能證明他們事先與其他人有共識，即『共同犯罪』？」張舉能亦補充，應用「共同犯罪原則」並不會減輕控方搜證的難度。
在多名法官連番追問下，周天行終承認，暴動罪的幕後主腦亦可用現行的「從犯責任（accessory liability）」入罪。張舉能再次問：「所以並不會有法律漏洞？現時有其他的控罪能涵蓋你提到的情況？」周天行說：「是的，我同意。」
全日未有開腔的岑耀信勳爵亦忍不住指出，現時律政司的做法似是希望擴大暴動罪的刑責範圍，對他來說有點奇怪。周天行否認，岑耀信隨即問：「如果你不是要擴大（刑責範圍），你希望從這次上訴得到什麼？」周天行最終面露窘態，僅重覆稱，「共同犯罪原則」不應被排除在非法集結和暴動兩罪之外。
上訴方：原審法官未有提醒陪審團一人不能干犯暴動
就律政司對共同犯罪原則的陳詞，李志喜回應指，梁天琦和黃台仰當年被控煽惑暴動罪，可見現時法律已足以處理非法集結或暴動中的不同角色，沒有需要應用「共同犯罪計劃原則」。戴啟思則舉例指，若於上環的暴動發生時，有人遠在沙田上網作出鼓勵，要以「共同犯罪計劃」原則控告其暴動，是概念上錯誤（conceptually wrong）。
另外，盧建民被裁定罪成的砵蘭街暴動罪，同案還有梁天琦及另外兩名被告，三人最終均脫罪。李志喜指出，盧建民的控罪詳情除四名被告外並沒列明其他參與暴動人士，原審法官對陪審團引導明顯不足，沒有提醒他們應有至少3人干犯暴動，才可將盧建民定罪；並指即使只有盧建民一人定罪，法庭亦應指出有其他不知名人士參與其中，惟庭上從沒有如此做。周天行引審訊記錄，指辯方亦知道案情牽涉控罪以外的暴動者，不存在陪審團的誤導。
法官押後裁決。
案件編號：FACC6、7/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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