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自由亚洲
中国报纸《环球时报》曾写过一篇评论《十四世达赖的时代过去了》，笔者阅罢文章一笑而过，因为“叼盘主编”胡锡进并不知道的事实是，中共统战流亡藏人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了。
中国为挽救文革结束后崩溃的经济局面，被迫实施“改革开放”后，邓小平提出“爱国一家，爱国不分先后”政策，依据邓小平指示，五省藏区各地开设了“国外藏胞工作办公室”（藏胞办），开启了“新时期”以来“争取流落国外藏胞回归工作”的高潮。那时，从尊者达赖喇嘛的亲属，西藏人民议会（中共称“人代会”，开展斗争时称“伪议会”）的议员，流亡政府公务员，到一些流亡海外的藏传佛教高僧，乃至前“四水六岗”的部分高层成员，都回乡访问过。在短暂的春天中，境内外藏人之间离别许久，得以重逢。“詹却博弥”（流亡藏人）和“博囊给博弥”（境内藏人）亲友间擦干了1959年以来相互思念20年的泪水，期盼着藏人能够获得自治，云后的太阳能够重现雪域故土。
那时，尽管境内局势尚不确定，藏区境内也并不富裕，但一些流亡藏人选择踏上回乡之路，为境内藏人的福祉做出贡献。在文革之后，境内大部分藏传佛教寺庙被摧毁，佛经文献被焚烧。境内一些寺庙的僧人，回到寺庙后，已无经书可读，当时是流亡藏人捐赠了1959及以后带到海外的尼泊尔藏传佛教寺庙收藏的藏文经书，境内僧人才能在文革结束后恢复起每日课诵经文的条件。
1989年，北京爆发了天安门学潮和六四镇压，拉萨也爆发了抗议，随后拉萨被戒严一年。在结束戒严前的1989年下半年，胡锦涛赴北京向江泽民汇报西藏戒严情况，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了没有对外公开的西藏政策研究会议，制订了后戒严时代北京对西藏的新政策。由于达赖喇嘛尊者支持天安门学生，邓小平与达赖喇嘛的关系宣告彻底破裂。事实上，中共对西藏政策的调整早于1989年拉萨抗议，是八零年代末胡耀邦失势就形成雏形了，而尊者达赖喇嘛支持六四死难学生的态度，则加速了邓小平和尊者达赖喇嘛关系的彻底破裂。会议总结说“十四世达赖在国外反华势力和分裂势力的包围下，不会轻易改变其主张，我们决不能把希望寄托在十四世达赖身上”。
至于对流亡藏人的政策，中共在当时却没有否定邓小平的政策。指出“无论是在国内的还是在国外的，信教的和不信教的，信这个教派的还是信那个教派的，我们都要团结”。继续开展“争取流落国外藏胞回归工作”。
中共藏胞办是统战部下属的一个统战，情报，渗透，思想管控四位一体的神秘机构。按照中共统战部门的工作指导资料，藏胞办的职能是“为归国藏胞提供就业安置服务，收集分析达赖集团和国外藏胞情况，对达赖集团开展分化，瓦解工作，做好国外藏胞家属，归国藏胞及其家属的思想教育工作”。
中共统战流亡藏人的效果，至1995年之后发生了转折，1995年以后，归国藏胞增长率骤减，很显然，中共操纵班禅喇嘛转世一事，使得流亡藏人绝大多数燃起对中共的怒火。
讽刺的是，统战部不是“两手对两手”，“把朋友搞的多多的，把敌人搞得少少的”吗？看看统战部干的蠢事，难怪比利时一位同胞议论说“统战部只战不统”。我认为这是一句最精辟的总结。
据统战部数据，至1992年，约1200名藏人选择返乡，至1995年“汉班禅”坐床，约1500名藏人返乡。此后，随着藏区局势恶化，以及后来中国民主化前景化作泡影，返乡藏人增长率下降，最新公布的数字，也不过2000余名，可见，所谓的“西藏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并没有吸引多少藏人返乡定居，认同中国。谁代表藏人，全世界藏人心中有一笔明白账。藏人宁愿去西方国家，也不愿回故乡。
据笔者了解，由于在印度藏传佛教寺庙中学习的僧人，“宗教上有造诣”，他们回乡之后，受到僧俗群众的欢迎。有的格西正在故乡的寺庙中为僧俗讲授真正的佛法，狐疑万分的中共又坐不住了，他们制订了一个“潜规则”，即“禁止2016年6月以后非法出境回流人员再次进入寺庙为僧”（“非法出境回流人员”是中共对返乡藏人的内部术语）。以防止境外对境内藏传佛教管理的“干扰，破坏”。
回首四十多年统战部和流亡藏人的交流历史，我们看到，只有民主的西藏，才是全体藏人的真正向往。民主，才是“最大的同心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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