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百年前中国"救亡图存"的洪流中，中国共产党一面打着反帝反封建的旗帜，一面也呼吁"民主、共和"。到百年后的今天，中国共产党却越来越依靠赤裸裸的专制权力维系其统治。但外界对中共统治本质的认识有不少差异，对其是否是"极权主义"争论不休。那么，中共统治中国的本质特征到底是什么主义？请听本台记者王允的建党百年特别节目《中共统治中国的本质是"极权主义"吗？》，今天播出上集
去年因为批评中国金融监管体系而从公共视野消失的阿里巴巴集团创始人马云一直行踪不定。今年六月中旬阿里巴巴副总裁蔡崇信才向媒体透露，马云近来保持低调，一直在画画。
马云的这种"姿势"让网友调侃，连马云也躺平了。美国保守派期刊《国家评论》则直言，马云是在躲避中国共产党。这则评论还说，中国的商界领袖都不得不噤声，已经成了新常态，并直指这要归因于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的独裁权力。
"马已经服"（自由亚洲电台制图）"威权主义"和"极权主义"
在中国共产党即将迎来诞辰百年庆典之际，"马云们"的命运似乎再一次为这个政党的专制权力添加了一个小注脚。但外界对这种权力本质的认识差异却很大。
美国国务院、智库布鲁金斯学会、人权组织人权观察和自由之家等延续过去几十年的习惯，用"威权主义"来定义中国共产党统治中国的方式。但中文和英文世界有不少学者或观察家近年越来越频繁地使用"极权主义"。
"威权政府有几个角落是权力没有完全控制的，你在中国都找不到，比如说，相对独立的媒体，相对独立的司法，自治的地方，以及有点灵活气儿的反对党，"身居美国的《中国战略分析》杂志社社长李伟东认为，从这几个方面判断，中国并不是威权主义，而是极权主义。
但无论用哪个词似乎都不能满足人们把握中国现状的需求。"我强调的是一个动态的描述，我们知道今天的中国是如何，这个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要知道它如何是，如何成为今天这个样子，"海外政论杂志《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这样告诉本台。
胡平出生于中共建政之前的1947年，他完整地经历了毛泽东统治的时期，在文革期间下乡插队、又回城工作，直到1978年才有机会考入北京大学，从事西方哲学史的研究。1979年胡平在民间刊物上发表的《论言论自由》的文章一时被人广为传阅，显现出文革结束后中国共产党社会控制的松动。
1979大致是习近平所称的"后三十年不能否定前三十年"的分界线。谈到中共专制权力的本质时，胡平认为最重要的是要理解以1979年为界这前后七十年的转变，"这一段简单讲就是，中共如何能从前三十年用残暴的手段消灭私有制、打倒地主资本家，然后又到后来摇身一变，把公有制（财产）化公为私，成了权贵的私产，成了最大的地主、资本家。"
街道办人员在北京街头为七一中共党庆进行排练（法新社图片）经典意义上的极权主义
从中共1949年建政到1976年文革结束，毛泽东时期中共的统治方式作为经典意义上的极权主义，外界一般没有异议。
在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通过一系列制度重塑，实现了"党领导一切"。政治上，党政高度合一；经济上消灭私有制，实行指令经济或计划经济；对于社会，中共更是通过人民公社、街道办事处等制度将对社会的控制延伸到城市和农村的最基层。毛泽东又依靠领袖崇拜和意识形态灌输实现对国家的独裁统治。
因为这一时期的专制统治脱胎于前苏联斯大林时期的极权统治，又有论者将其称为斯大林式的极权。
但随着毛泽东去世，中国在政治、经济等各方面进入了较为宽松的时期。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政分开的提法不时出现，并有局部的试验。私营经济也逐步放开，并发展成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人民可以广泛接触外部世界的信息，对民主、自由的呼声在民间不断涌现。
在八十年代开放的氛围中，以吴稼祥、萧功秦等人为代表的政治学者提出了在经济上开放、在政治上集权的"新权威主义"。虽然这一提法在当时的思想界并不太受欢迎，但却影响了民间舆论和西方媒体，使得"权威主义"（或威权主义）成为了此后几十年外界对中共统治方式的主要定义。
但在一些观察家看来，八十年代的政治松动并不意味着中共统治的极权主义性质的消解。美国加州圣玛利学院教授徐贲2005年在《当代中国研究》期刊上发表的文章《中国的"新极权主义"及其末世景象》中指出， 1989年六四事件中，中共出动军队血腥镇压天安门前的示威民众，恰好说明了极权主义的中国共产党为了维护其政权仍会诉诸暴力和恐怖。
北京天安门广场六四后的华丽转身（美联社图片）"六四"之后的"华丽转身"
六四事件已经过去三十二周年，当年见证了屠杀的天安门城墙仍然是褚红色的，仿佛1989年6月4日清晨的血腥从未散去。事实上，中国共产党并未表现出要为六四正名的意思。
胡平多年来在各种场合反复地说，理解了"六四"才能理解当代的中国，"原来他要搞资本主义，还要牵动政治上的改革；现在人都杀了，无所谓了，因此就变得更灵活，也就是说他可以明目张胆地引进资本主义，但口头上依然大谈社会主义。"
他强调，中共通过六四进一步实现了对权力的垄断，它才可以不顾这些政治和经济上的矛盾，在六四后实现戏剧化的"华丽转身"。
徐贲在前述那篇文章中提到，中国极权主义统治的核心特征就是不用借助别的理由，单凭"坚持党的领导"这一基本原则，就可以给任何民主要求扣上"敌对、颠覆"的罪名。换句话说，中国共产党维系其统治借用的名义就是权力本身。
六四之后，中国相继进入江泽民和胡锦涛主政的时代，中国共产党的专制权力明显加强。政界和学界自由派的声音被严酷打压，批评和反对的空间日渐缩小。徐贲认为，1989年之后，很多社会管制和思想控制的措施都有向极权主义原型回归的倾向。
2008年，中国迎来了所谓的"公民社会元年"。根据民政部的统计，截至2008年6月底，全国各类民间组织为38.6万多个。
目前身在纽约的人权组织"劳工观察"创始人李强从2004年开始就在中国做劳工权益的培训项目，但他告诉本台，从一开始中国政府就不断骚扰他们这样的外来非政府组织，"他们会不停地干扰我们在中国的合作伙伴，国保警察会经常找到我们的合作伙伴去了解情况。"
这种骚扰到2012年，也就是胡锦涛主政的最后一年，更是变本加厉。当时深圳国保一处的副处长专门跑到李强的办公室，约谈他们的员工。
一些律师和人权捍卫者在2012年推出了"新公民运动"，要求教育平权和官员财产公开。但在同一年，中国警方在镇压2011年流产的"中国茉莉花革命"中采用的"监视居住"的措施被写进了《刑事诉讼法》法典。这种做法被人权律师称为共产党镇压良心犯的酷刑总成。
英国《经济学人》2013年合成的习近平黄袍加身封面截图（经济学人）"强人"习近平
2012年的中国波谲云诡。曾传闻意欲进军最高权力的太子党、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因为其属下王立军夜奔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被骤然拉下马。另一位太子党习近平则在当年底举行的中共十八大上，当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开启了习时代。
虽然当时中国朝野对习近平抱有美好的想象，认为他将把中国从胡锦涛时代带向更民主的阶段，但法国巴黎政治学院教授白夏（Jean-Philippe Béja）说，他从一开始就不相信习近平会是戈尔巴乔夫式的人物，"因为中国已经出过戈尔巴乔夫式的人物，就是胡耀邦和赵紫阳，这对中共的党纪是最危险的。......他就觉得，这个制度要真正有效，就是需要一个强人和一个听这个强人的话的党。"
白夏说，事实证明，习近平就是这样的强人。"所以他一上台就反腐败，反腐败不是因为什么道德的理想，而是他觉得如果腐败让中共变成各种利益集团的党，它就会完蛋了。......所以，中共需要一个强人，强人要强迫党听他的话。"
胡平则认为，习近平的反腐败有偶然因素，"哪怕你上台了，面对着上层盘根错节、利益互相交叉的高层腐败，你想反腐也没办法下手。结果王立军把薄熙来拉下来了，又牵扯到周永康，这就使得他在高层反腐败有了切入点。"
在大规模反腐败的基础上，习近平迅速集中了权力。到2016年，习近平不仅按中共一把手的惯例担任党政军一把手，而且身兼七个小组的负责人，包括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组长等等。2018年初，全国人大更通过修改宪法，删除了"国家主席连续任期不得超过两届"的规定，让习近平有可能打破文革结束以来形成的中国最高领导人任职不超过两届的惯例，在二十大之后连任。
这一系列操作让外界惊呼，中国进入了大倒退的时代。不甘心的年轻人在社媒上广泛传播各种"开倒车"的小视频，影射国家政治的倒退。
与此同时，在改革开放前三十年积累的基础上，中国经济在习近平统治时期迅速上升。从2011年开始，中国的经济总量就一直保持世界第二，外界估计中国经济总量超越美国只是时间的问题。
"他就认为，现在既然处于这样一个临界点，在我的领导下，中国能实现我赋予你们的承诺，如果不跟我走的话，可能就功亏一篑，"原中共中央党校校刊《学习时报》编审邓聿文认为，中国的发展已经到了一个临界点，这为习近平走上集权道路创造了客观条件。
（下）
习近平接任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人后，中共似乎就在极权的道路上狂奔。有专家认为，习近平治下对少数民族的残酷甚至超过了意大利法西斯元首墨索里尼时期的政策。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正在经历深刻的嬗变，红色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正被偷换成民族主义。请听本台记者王允的建党百年特别节目《中共统治中国的本质是"极权主义"吗？》，今天播出下集 。
极权分左右吗？
但经济的迅速发展却导致中国这个名义上的社会主义国家贫富分化日益严重。北京大学2014年发布的《中国民生发展报告》称，2012年中国家庭净财产的基尼系数达到0.73，远远超过全球0.44的平均水平。报告还指出，中国顶端1%的家庭占有全国三分之一以上的财产，底端25%的家庭拥有的财产总量仅在1%左右。
如此悬殊的财富差距让学界不断有人指出，中国实际搞的是权贵资本主义，大量财富集中在权贵阶层手中。
"邓小平这些年给习近平积累下来的经济体制首先是带有很强的权贵资本色彩，强调国有企业的地位，而且国有企业有大量的官僚子弟在掌控，"目前身居美国新泽西州的《中国战略分析》杂志社社长李伟东据此认为，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的统治具有右翼极权的色彩。
胡平认为，中国共产党和传统的右翼政权并不相同，"右翼的专制一般不直接否定自由民主的意识形态。国民党就是最典型的例子了，他号称要实行军政、训政，最后是宪政，也就是说他只是把实行训政看作是过渡到宪政的必要阶段。"
白夏教授则不太认同这种左或右的标签。他注意到中国多年来扶贫的成果，并说这是不容否定的事实。但他认为，"总的来看，他（中国共产党）代表的就是统治阶级。......我觉得，极权主义没有左或右，就是极权主义。"
中国到底是什么主义？（自由亚洲电台制图）"比墨索里尼还厉害"
美籍犹太裔政治学家汉娜·阿伦特在其名著《极权主义的起源》里谈及极权主义的三个支柱，以暴力为基本特征的集中营，让民众相互隔绝、无共同抵抗的手段，以及集权式宣传和组织手段。
阿伦特可能想像不到，被外界视为类集中营的体制会在21世纪的中国复活。西方媒体广泛报道，自2017年以来，中国新疆在所谓"再教育中心"关押维吾尔族等穆斯林少数族裔的上百万无辜民众，对他们进行洗脑教育，迫使他们放弃他们的宗教信仰和文化。
白夏据此认为，习近平治下的"极权主义"超过了意大利墨索里尼时期的状况，"少数民族地区发生的事情要比墨索里尼厉害多了，根本不考虑什么自治。"
与此同时，中国民众越来越深地陷入到被权力切割的散沙型生存状态中。中国政府通过天网系统和雪亮工程在全国大小城镇的街头安装超过数亿支公共摄像头，对全社会进行监控。据国际数据公司（ IDC）预测，2022 年中国视频监控摄像头部署量将达到 27.6 亿台。与此同时，中国政府对互联网进行全方位的监控，对异见者常常施以专制的铁拳。
作为公民自行组织的方式，非政府组织、民间宗教组织等等也一再受到政府打压。"就是不让社会发展独立的组织，包括维权组织，比如709事件，包括NGO，包括女权主义组织等等，"白夏认为，中国政府2015年大规模抓捕维权律师的"709事件"，实际就是"杀鸡给猴看"，目的是打压公民社会。马云被迫躺平也是基于同样的道理。
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在组织上加紧了对其党员的控制。近几年在涉嫌贪腐被抓捕的中共干部的通告中，对其罪责的描述中常常出现的一句话是，"对党不忠诚、不老实"。这句话是源自《中国共产党党章》对党员义务的规定，"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对党忠诚老实，言行一致"。
今年四月，中共中央在修订后的《中国共产党普通高等学校基层组织工作条例》中规定，要求高校党委视情况，在院系单位党委设立纪委或纪律检查委员，使党的控制网络进一步深入到基层。
近几年，中国共产党还加码了红色宣传和教育。习近平常常把用好红色资源挂在嘴上，强调中共的红色革命传统。去年习近平在湖南彬州市考察时，他直接对当地的小学生说，要让红色基因在他们的身上得到体现。
习近平常常把用好红色资源挂在嘴上，强调中共的红色革命传统。（自由亚洲电台制图）意识形态的真相
但中共的这套红色话语体系却被外界冷冷地看在眼里。
"一个很大的问题是，中共失去了他的理想和目标，现在谁还相信共产主义啊？谁也不相信，"白夏分析说，中共的合法性基础已经变了，它的合法性基础之一已经成为了民族主义。
李伟东也认为，习近平强调的红色资源，实际上已经偷梁换柱，"（他）把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历史解释成对抗帝国主义的历史，这是他强调红色资源的根本原因，就是重新解释党史，说成是为了民族富强，说成是为了中华复兴，这就跟他今天的路子对上了。"
他强调，中共差不多已经变成了一个民族主义的政党，这也是为什么应该称其为右翼极权的原因，"全世界民族主义的政党和政府都被视为右翼。"
在这种意识形态的背景下，民族主义的话语在中国甚嚣尘上。习近平上台后，接过了江胡时代强调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口号，并在其基础上提出了"中国梦"的构想。随着中国近年来在经济上的迅速崛起，"中国模式"也成为中国政府对内对外宣扬的成功经验。"中国梦"、"中国模式"等关键词也主导了民间舆论，在很多情况下造成中国与西方的话语对抗。
美国好莱坞男星约翰·塞纳-马恩省（John Cena）5月底在受访时称台湾是国家，被中国大陆网友扬言抵制他的新片，他被迫发表道歉视频。
中国作家方方去年反映武汉新冠疫情实况的《武汉封城日记》法文版9月份在法国出版。中国国内有人说，这本书是在向西方反华势力递刀子，并称方方是"卖国贼"。方方因为担心遭遇官方的处罚，而暂时停止了写作。
暴虐的民族主义舆论场庶几符合汉娜·阿伦特在《极权主义的起源》所描述的极权主义下的民众心态。她说，"易受欺骗和愤世嘲弄的犬儒态度是暴民心态的显著特点。......群众达到了这样的程度：他们会同时相信一切和什么都不相信，认为一切都是可能的但任何事情都不可能真实。 "
从毛泽东到习近平（自由亚洲电台制图）习近平的权力与"百年未有之变局"
中国官方极力打造的民族主义话语与带有世界主义色彩的马克思主义招牌显然有矛盾，这种矛盾之处比比皆是，包括政治上封闭专制，经济上却强调开放；既不断打压底层维权人士，同时又高调精准扶贫；既强调依法治国，又把"双规"这样的法外手段写入法律；既声明中国不对外扩张，又向外购买军港。
邓聿文认为，种种矛盾是习近平统治中国面临的特殊情况造成的，"习近平的极权是在开放的背景下的极权，是在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的状况下搞的极权。在这种情况下，要搞经典意义上的极权事实上是做不到的，他要做一些退让和折衷。"
因为这个政权不断要做出政策调整来回应外界的挑战，而不是像经典极权那样铁板一块，邓聿文称之为"回应式极权"。白夏则把这种新形势下的政权称为新极权主义。
无论中共的专制统治被称为什么样的极权主义，或者是否被称为极权主义，习近平治下的中共显然不会轻易放弃其手中的权力。
今年一月，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的中央党校学习班上说，"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但时与势在我们一边。"
这种表述在中国政府和官方媒体的叙述中已经多次出现，在外界看来这里似乎正隐藏着中共专制权力的秘密。
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中国研究"主任白明（Jude Blanchette）在美国政论杂志《外交事务》最新一期上发表文章指出，习近平加紧集权的步伐是为了应对中国人口形势的逆转，经济的结构性下滑，电子技术的快速进步和他所理解的全球权力平衡的重心从美国转出的"百年未有之变局"。
北京大学政治学教授王缉思则在同一期杂志上提醒说， 华盛顿需要接受的基本现实是，中共对权力的控制是不可动摇的。尽管中国存在如上提到的各种挑战，外部意图改变中国政治制度的压力只会无功而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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