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美国之音
讲述人：宋永毅｜文革史学者
宋永毅，1949年生于上海，美国加州州立大学荣休教授，以研究文化大革命和共产中国的政治运动史著称，代表作包括《中国文化大革命资料库》和《中国反右运动资料库》。
作为名副其实的“新中国同龄人”，宋永毅从小在共产党的教育下长大，相信“新中国救了劳苦大众”、“毛泽东是我们的救星”。品学兼优的他是学校里的少先队大队主席，考上了当地最好的上海中学。但很快，当局开始强调家庭出身、阶级路线、阶级斗争，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山雨欲来。
在高干子弟云集的上海中学，“灰黑色”出身的（早逝的父亲被划为“资方代理人”），宋永毅成了班上高干子弟用“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的血统论迫害的对象。但是即便如此，文革之初，他依然积极参加运动，是毛泽东的忠实拥护者。他日后回忆说，那真是一段“求做奴隶而不得”的岁月。因为出身不好，你就是想做党的奴隶，人家还不让你做呢。
究竟是什么时候开始有了反叛的思想，又是在什么时候成为一个以共产党眼中的彻头彻尾的反革命呢？宋永毅说，应该是在文革期间隔离审查的五年半中。在那段失去阳光、失去自由、只有一盏孤灯陪伴的日子里，他认认真真地看了近百遍《毛泽东选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经过痛苦的思考，对马克思主义，对毛的思想体系产生了怀疑。说来讽刺，共产党的监狱、毛泽东的著作本来是要把他改造成新人，而他却因此成为一名坚定的“反革命”。
你突然失去了阳光，失去了空间，失去了任何人际交流，就在一个三平方米的地下室里面，只有一盏灯陪着你。我认真看了几十遍甚至上百遍通过绝杀斗争换来的《毛泽东选集》，在学习和痛苦的思考中间，从根本的理论基础上对马克思主义、对毛泽东思想产生了怀疑。
我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出生的。新中国是10月1号嘛，我是12月15号，名副其实的“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
我的家庭用美国的标准来说呢，就是一个中产阶级家庭。在我出生的时候，父亲在南京路上有一个很小的旧货店。他本人并不拥有资产，是替投资的那些人管理这个店，就是一个管理人员，或者说是一个经理。但是在中国大陆就麻烦了。你虽然不是“黑五类”一类的打击对象，但是文化大革命划了“黑七类”，资本家及其代理人也划在里面。那就说你的出身至少是灰色的，或者说是有点黑了。
这个家庭本身应该说是拥护共产党的，这一点从我的名字就可以看出来。我这个“毅”字是怎么来的呢？49年5月上海被中共占领以后，第一任市长是陈毅。据说在我出生前，陈毅到南京路去巡视，我父亲远远地看了看这个共产党的市长，觉得很不错，很帅，也有儒将风度，回来以后，就把我的名字定了。我是永字辈，就叫宋永毅。
我父亲在我5岁时候就因为中风过世了。后来我的家庭就像鲁迅小说里所写的，“从小康人家陷入困顿”。即便是这样一个中间的家庭，即便你是拥护共产党的，家庭出身在我的升学、学习过程中都给我造成极大的困惑和压力。
【编注：1963年宋永毅考入高干子弟云集的上海中学。尽管学习成绩优异，但因为并非红色家庭出身，他不能加入属于体制的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更当不了团干部。尽管如此，文革之初，他依然积极投身运动，诚心诚意地跟着毛泽东走。】
毛泽东发动文革，那些高干子弟、“红五类”是他最要依靠的，是革命接班人嘛。那时候已经很讲阶级路线了，班上的高干子弟就要把我们打成反革命。我的家就被抄了，他们想抄出我的反动日记。实际上那个时候我的思想革命得很。看我的日记啊，觉得比雷锋还要雷锋。因为学习雷锋嘛，总是写那些豪言壮语，根本不是心里话。那段时间，应当说我参加运动还是很卖力的，说是毛泽东狂热的支持者一点不为过。
什么时候我对这个制度，对这个运动本身产生怀疑呢？大概是1967年的暑假左右，那时候学生都不上课了，但我们仍然每天到班上去，大家聚在一起学习，也有一些讨论。当然讨论也是很谨慎的，因为那个时候“公安六条”规定，你有任何言论都可以把你抓起来。那个时候图书馆关闭了，我们就去偷书。我们那派中间也有不少高干子弟。他们的父亲受了冲击以后对家里面那些内部书的管辖就松了。他们就可以比较自由地从他们父母的书柜中把这些书带出来——“黄皮书”主要是西方文学的；“灰皮书”主要是西方政治的。
对我影响最大的书是美国记者威廉·夏伊勒（William Shirer）的《第三帝国的兴亡》。我看到毛泽东在文革中间所做的完全就是希特勒那一套，比如说希特勒有一个冲锋队，完全是依靠冲锋队打开局面。它那个啤酒馆政变，好多也是年轻人，这就是文化大革命中的红卫兵了。到68年毛泽东把红卫兵抛掉，用工宣队、军宣队把红卫兵整下去，就像希特勒最后依靠党卫军那样。这个民粹主义的对照对我的冲击非常之大。
【编注：文革期间，宋永毅两次参加反对文革派的“炮打张春桥”事件，期间和朋友在读书小组聚会时的谈话遭人举报，被说成是反动言论。1970年，在中共发动的制造了大量冤假错案的“一打三反运动”中（“一打”指的是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三反”分别为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铺张浪费”），宋永毅被送进封闭学习班、后来又被抓捕，隔离审查。从1971年到1976年的五年半里，他的全部世界就是一间三平方米的地下室。】
上海市有过两次“炮打张春桥”的事件，因为张春桥是当时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主任，同时他又是中央文革小组的副组长，当然是毛泽东的亲信，后来是中央政治局常委。“炮打张春桥”的起因呢，讲起来很好笑，并不是张春桥是极左，青少年炮打他是反极左。青少年炮打他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我们比他还要左。所以这个运动的发生是阴差阳错，但是人们总是在自己受迫害的期间开始思考，开始去想。
文革中的隔离审查，那个是非常绝望的。你想想看，你突然失去了阳光，你突然失去了空间，你突然失去了任何人际交流。你就在一个三平方米的地下室里面，只有一盏灯陪着你。我在里面也想过自杀，但是没办法，那个灯泡不是220伏的，是一个交流电的，电不死。在里面什么书报都不能看。我还是通过我的绝食斗争，我说：“我要学习马列主义，我要学习毛泽东思想。”后来他才给了我《毛选四卷》、《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和几本列宁的著作。这大概就是我这五年半间看得最多的东西了。我是认真看了几十遍甚至上百遍，在自己学习和痛苦的思考中间，从根本的理论基础上对马克思主义、对毛泽东思想产生了怀疑。
你比如，我们以前一直说是中共担任了抗日战场的主力，国民党的军队不是主力。你看《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你就可以看到毛泽东所有关于军事的指示，避免正面和日军交战，然后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从国民党手里抢政权，你就发现中共根本就没有抗日。这个抗日战争，它完全就是扩大政权、扩大军队，以便打内战中能够夺取政权。
我坐牢五年半，系统地学习了马列主义，系统地学习了毛泽东思想。我还做了不少笔记，用厕所里面的手纸编了一本词典。然后呢，学出一个“反革命”。实际上不是我成了“反革命”，我是真的革命。毛泽东“文化大革命”实际上要搞的是反革命。
【编注：文革结束后，宋永毅获得平反，考上大学，1989年赴美留学。此后，他潜心研究文化大革命和中国当代政治运动史。1999年在返回中国为筹建中的“文革数据库”收集资料时，当局以“非法获取国家机密”为名将他逮捕。100多名西方学者写信声援，美国官方也参与斡旋。半年后，宋永毅终于平安回到美国。】
我的经历呢也是蛮有趣的，两次坐监狱都是因为文革，第一次那个五年半非常绝望。1999年到2000年被关到那半年，我好像冥冥之中有个感觉，觉得我会被放出去。那次坐牢应该说我没受到任何虐待，那些看管我的国家安全人员后来都成了我的学生。
北京国家安全局的这些年轻人，他们对文革的兴趣非常大，但是缺乏了解。他们觉得我对文革了解很多，所以晚上吃完饭以后，他们就聚着跟我说：“宋老师，你就给我们讲讲文革吧。”我就从毛泽东发动文革开始，一直讲到林彪事件，讲到粉碎四人帮。每天晚上聚一大堆人来听我讲这个课。
毛泽东是以政治运动治国。他的政治运动从来没有停止过。我给他统计了一下，大大小小的政治运动大概有50到60次。我自己做过一个统计，绝对不是精确的统计，因为很多材料都是不公开的。我得出的结论是，从土地改革开始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因为中共的暴政，造成中国老百姓的死亡大概是5000万左右。
但是呢，老百姓总是对共产党抱有希望。你像58年到62年的大饥荒，那是死了3000万到4000万人啊！但是后来毛泽东做了一个不像样的检讨。他又把矛头指向了那些基层农村干部。搞了“四清”，发动农民去搞那些干部，把气给消了。没多久他又搞文革了。
政治运动的重复性和民众对它认识的循环这是我这些年研究下来非常深刻的体悟。现在习近平，他又重复毛泽东的那些东西，举个例子，毛泽东搞公私合营，他一下子就把民族资产阶级的产业全部给掠夺过去了。最近习近平搞的对那些民营企业的掠夺，讲来讲去还是毛泽东那些东西。只要你在中国共产党的框架内搞这些专制，你都逃不过毛泽东原来那些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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