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以来，东南亚媒体对当前的新闻自由程度给予高度关注。曼谷媒体评论所有东盟国家在世界新闻自由指数衡量下几乎没有改观。而民间出版自由或大众传媒工作的自由度，可视为一个国家和社会民主程度的重要指标。在此前提下东南亚媒体工作者正面临危机和挑战。
综合曼谷消息报道，今年五月初，无国界记者组织(RSF)公布2021年世界新闻自由指数 (WPFI)，针对全球180个国家的新闻自由状况进行了评估，发现有 73 个国家的媒体被完全或严重封锁，另有59个国家或地区受到限制。此类国家占所有评估国总数比例73%。
该指数相关资讯反映出人们获取信息的机会急剧下降，而媒体开展工作的障碍明显增加。尤其新冠病毒（Covid-19）疫情爆发以来，相关防疫举措成了阻止媒体访问信息的有效工具。
从事新闻工作的记者发现越来越难以针对敏感问题进行调查和报道。2021年公众对媒体的信任度也出现下降，原因是民众认为媒体公布虚假信息误导了公众。
北欧国家挪威新闻自由程度连续第五年排名全球第一。而亚洲地区印度、中国、北朝鲜排名居后。马来西亚在2021 年成为新闻自由指数降幅最大的国家，原因是马来西亚当局颁布了一项允许政府指定真相的《反假新闻法案》。
东盟国家的新闻自由程度落居全球末位，印度尼西亚在全球排名第 113 位，马来西亚排名第 119 位，泰国排名第137 位，菲律宾排名第 138 位、缅甸排名第 140 位、柬埔寨排名第144 位、文莱排名第154 位、新加坡排名第160 位、老挝排名第 172 位、越南排名第175 位。
关于东盟新闻自由的分析文章透露，网络安全法的颁布实施，赋予政府更多监控新闻自由的权力，批评政府的人很可能遭到当局的司法追究甚至猛烈报复。
泰国民间销量最大媒体泰叻报（Thairath）专栏文章指出，当今时代有越来越多的人走上街头为社会争取公平和经济平等。但是在报道民间抗议活动中发挥重要作用的记者却经常成为暴力攻击的目标，甚至成为执法部门任意逮捕和刑事起诉的对象。由于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和保障，新闻记者面临越来越严苛的职业挑战。
越南是对媒体限制最严格的东盟国家。包括报纸、电视等传统媒体以及新时代的网络媒体全部受到政府管控，关于水坝、矿山等政府大型建设工程或特许权项目，涉及官员腐败和环境问题的批评意见完全受限。自 2016 年以来，至少有 16 名记者和网页博主因类似问题而被警方拘留。
文莱、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对新闻自由的限制同样严格，政府当局严格执行媒体管理法律和相关措施。文莱将媒体工作严格归置于宗教意识形态的框架内，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均可采取起诉诽谤等措施干扰新闻报道。新加坡政府规定一项新闻广播法，要求媒体向政府注册，每年支付费用并且报告管理组织的资金来源。
缅甸媒体的新闻自由状况一度在2012年修改宪法后有所改善，引来不少流落境外的缅甸媒体回归（譬如The Irrawaddy，Mizzima和Democratic Voice of Burma等）。但在今年二月初发生军人夺权事件后，缅甸军政府对钳制社会新闻自由付出了更大努力。不久前军方突袭了五个独立新闻机构的媒体办公室并宣布吊销广播许可证（分别是Missima、DVDB、Kittit Media、Myanmar Now 和 7Day News），据悉在报道缅甸人们反抗军政府的示威活动中，至少四十多人因传播新闻而遭到政府起诉，其中包括了记者和自媒体人士。
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也存在对记者强施暴力的问题。尽管两国都积极执行保障新闻自由的法律，但是显然并不完善。菲律宾政府当局去年以营业执照到期为由终止ABS-CBN电视集团的运作，现任总统杜特尔特 (Rodrigo Duterte)还有可能通过加强媒体控制对新闻自由进行更多干预，其下令在 2016 年成立媒体安全监察部门，以逃税为由调查批评政府的媒体。在印度尼西亚，有消息称试图报道非法采伐的记者被杀害，政府部门对追查农村土地和村民被赶出耕地的媒体进行活动自由限制。
曼谷邮报（bangkokpost）评论指出，出于国家安全和维持稳定的原因，东盟国家严格控制新闻内容和大众媒体发挥作用，特别是在监督政府工作有关的问题上，使得媒体无法如实报道国内正在发生的事情，这种情况无疑直接影响到东盟的民主发展质量和未来趋势。而东盟记者联合会警觉地发现，东盟机制互不干涉成员国内政的政策，似乎正在进一步加深政府作为权力机构压制民间媒体的危机。
泰国专栏作家查茶达（Chatchada kanlangpai）引述一份调查社会腐败的研究报告举例指出，政府工具对媒体的控制促使新闻工作人员引用更多的隐晦词语，避免给公众认知造成巨大冲击，从而给整个社会的文化、语言和价值观带来新的演变。譬如泰国社会用“吃水泥”、“吃武器”来隐喻政府项目存在的贪污现象。而印尼社会则透过鼓励戏剧表演从而影射社会法律不公、政府部门贪污腐败等时事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