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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之音
1989年6月4日在北京发生的天安门镇压事件距今已经32年了。当年的学生领袖之一周锋锁在clubhouse举行系列活动“1989年的今天，你在哪里，经历了什么？”这个活动邀请了六四运动的亲历者讲述自己的故事。他们中不少是当年留学美国的学生或学者，如陈军、任松林、于大海、洪予健等人。美国之音记录了这几人当年的激情岁月；记录了他们在寻求民主和自由的道路上所经历迷茫、觉醒和失望；记录了他们在六四运动前后的所做、所见、所想，为我们今天了解六四运动当年的发展过程，及其对海外民运的影响提供了难得的一手资料。
“六四”屠杀后，中国大陆的民运事业中断，却在海外得到了延续，几位当事人以自己不同的方式延续着六四精神，六四已经构成了他们生命的一个重要部分。这篇报道是根据几位当事人在clubhouse的谈话和美国之音的电话采访综合而成。
陈军：亲历者不要自我神圣化
陈军1958年出生于上海的一个“历史反革命”家庭。他从小随一个远房叔叔长大。1957年，叔叔被打成右派，文革中再次被揪出，后来自杀。陈军无奈又回到了母亲身边。1976年，中学毕业后，陈军进入上海冶金修建安装公司当电焊工人，1978年考入复旦大学哲学系。1983年，陈军复旦大学毕业被分配到冶金局技校当教师，1984年与美籍太太一起赴美。
1989年1月6日，方励之发表致邓小平的公开信，呼吁释放魏京生。2月13日，北京文化界33人联署致人大常委会及中共中央公开信，支持一个多月前方励之个人写给邓小平的公开信。这33人公开信的发起人正是陈军。此时，陈军已回北京开捷捷酒吧。他在上海可可树酒吧与刘晓波、崔健、王朔等许多文化人成为好友。陈军回忆说，当时他有三条主张：取消反革命罪，释放政治犯，如果不能释放，至少应该改善他们在狱中的待遇。有一天，他和诗人老木说起这个主张，老木就说去找北岛。之后，他们又找到方励之家，方励之认为内容过于激进，又把公开信的内容修改定下来，逐一找人签名。
陈军说，当时签名的人一共有33位，他作为发起人，签在最后，原因有两个，一是当时那些都是有分量的人，自己不是那么有名；二是自己年轻气盛，其实有些看不起北京的这些知识分子。
陈军回忆，当时征求签名的人中，钱钟书没有签名，理由是他多年来不跟共产党有任何关系，现在也不想有什么关系。签名信完成后，陈军在他的酒吧中召开了一个新闻发布会，美联社、路透社、法新社、纽约时报等世界各地的记者都来了。陈军说，“当时我讲了一句话，说这是中国知识分子几十年来第一次打破沉默。”同时，他们还呼吁，要把特赦政治犯一事变成人大的提案、成立魏京生问题调查委员会、建立一个联系签名的信息中心、要求在下届人大会上把“保障人权”写入宪法等。
第二天，世界很多国家的报纸大幅报导了三十三人签名致中共中央和人大的“公开信”的事情。中共司法部立即做出了反应，点了陈军一个人的名，指出陈军是“反动组织”中国民联的人，并两次让当时签名了冰心出来讲话，说是受了陈军的欺骗。
陈军说，自己和冰心并没有直接接触，对冰心不是很了解。但是，当时她在中国获得那么大的名声，能被供养起来，是有理由的。当然也不能说她完全没有良知。巴金八十多岁最后写一本书叫《真话集》，讲真话，这难道不是小学生就教的，这难道不是我们社会的悲哀，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哀？
陈军回忆，当时北岛也责怪他，为什么没有把他是中国民联成员的事情告诉他。陈军表示，“自己是不是中国民联成员和签名信没有多大关系，签名者只为签名信的内容负责，我们不是按照共产党的规则在玩。如果中国民联支持人权和民主，我就支持中国民联。”
在花了一个月写成《关于一九八九年特赦问题的报告》后，3月18日，陈军以个人名义向全国人大代表，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长万里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杨尚昆提出了报告，设法托记者把这个报告交到两个人大常务委员手中。后来，陈军又在一个饭店举行了部分签名者与部分人大的港澳代表的座谈，试图建立一个程序，按照现有的法律规定来研究和提出某些具体的政策建议，在现有法律容许的范围来从事人权活动。此时，中国政府对陈军的监控更加严密了，每天有三辆车在门口，因为他们家三口人，每一个人外出都有一辆车跟着。4月，陈军便被驱逐离境回到美国纽约。
这个时候，北京师范大学讲师刘晓波也到了纽约，在哥伦比亚大学做访问学者。曾在北京参加自由竞选的胡平，也在1988年从哈佛大学退学到纽约，全职担任中国民联主席。4月15日，因“八六学潮”被迫辞职的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去世，北京学生发起“悼念胡耀邦”的活动，这场活动立即引起当时在纽约的胡平、刘晓波、陈军等人的关注，并立即采取行动声援北京学生。
1989年4月20日，香港明报发表报道“胡平、刘晓波、陈军等十人共同发表‘改革建言’促中共反省纠正错误”。在“改革建言”中，他们提出“重新审查……1983年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和“1987年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的有关问题”，“修改宪法”，取消“四项基本原则”，加入保障基本人权的条款，开放民间报刊，禁止因言定罪，真正实行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和新闻自由。
随后，4月22日，刘晓波在世界日报发文“胡耀邦逝世现象的省思”，提出“抛弃寻找开明君主的改革模式，而尝试着走一条从制度上改造中国的道路”。同一天，起草“致中国大学生的公开信”，提出七条如何开展学生运动的建议，胡平、陈军等人联署。五天后，4月26日，刘晓波中断了访学计划，提前回国，参加这场民主运动。
在谈及刘晓波回国的原因，陈军说，当时我和刘晓波、胡平有一个想法，就是要和上一代知识分子断奶。我认为中国知识分子，不是双重人格，是多重人格，在重要议题上保持沉默，既要鲜花掌声，也会有意规避风险，这本是人性使然，没什么好批评的。但是，这是这个社会最精英的一群人，他们在小事上都不能坚持最基本的原则，不知道个人权利，不知道权利大于个人是非利益，就悲哀了，所以，我当时是有些看不起北京知识分子的。我和刘晓波之前就有过很多对知识分子的反思。我和他是想开一个有关刘宾雁“第二种忠诚”研讨会的（编者注：《第二种忠诚》刘宾雁1985年发表的报告文学，讲述了两位不断以死向党谏言的普通人的故事。），第二种忠诚潜台词其实是为国家好、为党好，不去说我们有没有批评政府的权利，而是从社会贤达的角度给政府分忧献策。
要开研讨会的消息传到刘宾雁那里，刘宾雁批评刘晓波，说他年少轻狂，想以批评名人来出名，说中国民联是一群不知天高地厚的年轻人，政治上幼稚、极端。
北京学生开始纪念胡耀邦的时候，刘晓波认为，谈了多年的民主自由的机会终于来了，知识分子不能作壁上观，不能只做指点江山的角色，而是要通过实践去检验自己的观念。这便是他回去的原因。
1995年之后，陈军逐渐淡出海外民运活动，他形容自己是从一线退到三线，不过，他没有停止对中国民运的反思、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反思，甚至对六四学生的反思。他说，我是学哲学的，更愿意从人性角度去思考，而不要站在一个庞大的政治话语体系里来理解这场运动，自我神圣化，而把人性的弱点消除。
任松林：做民运不能“与时俱进”
任松林，1954年生于北京，是当年北平军事法庭主任检察官任钟垿之子。1982年南开大学物理学学士，1984年自费到美国麻州大学留学，1986年取得物理学硕士后到肯塔基大学攻读物理博士学位。
任松林回忆，当时许多留学生和他一样，是文革的幸存者，也是恢复高考后的佼佼者。当时国内改革开始起步，似乎松动了不少，留学生中指点江山的“国士”风气很浓。也正是如此，他在肯塔基大学认识了中国博士后吴方城，并成为好友。
任松林回忆说，1983年王炳章博士创立的中国民主团结联盟（即中国民联），是海外第一个留学生的反对组织，在当时的留学生中，有相当的影响力。而民联出版的《中国之春》杂志在留学生中流传很广，“其论点是继七十年代末期‘西单民主墙’，批评时政，鼓吹民主，风靡一时，对当时的留学生有着非常大的吸引力”。
1987年，吴方城邀请民联主席王炳章博士来学校演讲，当时中共已公开定性民联为“反动组织”，因此，虽然它在美国是公开合法的，但在当时留学生看来，是地下的、神秘的。不过，王炳章的演讲却十分成功，也拉近了学生和民联的关系，肯塔基的民联因此发展起来了。
任松林介绍，在当时，肯塔基大学有一个“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简称联谊会），英文简称CSSA。“联谊会”的经费基本是从大使馆领取的。当时“联谊会”有一项任务就是汇报学生中的动态，包括政治思想，学习状态等等。什么时候过了考试、什么人转系、什么人做什么课题、什么人打工、什么人有倾向想留在美国找工作。什么人有不满言论等等事无巨细统统汇报，“联谊会”的骨干自觉或不自觉的成了特殊学生。为了有效的监控大陆的留学生和访问学者，大使馆还在留学生和访问学者中间建立了地下“党小组”。当时的留学生都想毕业留下来工作，千方百计的不想让国内知道其学习进展情况，对打“小报告”的间谍行为深痛恶绝。
1987年，两次留学生的公开签名信活动激化了肯塔基大学“联谊会”与留学生之间的矛盾。1987年1月17日，方励之、王若望、刘宾雁因“资产阶级自由化”被邓小平点名，先后开除党籍，甚至公职，全美大陆留学生对国内“反自由化”自发发起签名抗议活动，签名的留学生达上千人，在海外各大中文报纸公开登载引起轰动。
第二次签名则是留学生就大陆当局对所谓“公派”学生无论是否接受过公费资助都要求限期回国的政策不满。他们要求改变这一规定。任松林说，当时的留学生若是通过了博士资格考试，大使馆就只给两年的护照，学生完成博士论文就得回国，没有留在美国工作的机会，因此引起留学生的不满。第一次签名活动负责人是普林斯顿大学的于大海；第二次签名活动总负责人是哈佛大学的裴敏欣。而在这两次签名活动中，任松林负责肯塔基大学的组织活动。
正因为有了这两次签名活动的组织，当时肯塔基大学的大陆留学生对任松林充满信任。1988年5月，肯塔基大学“联谊会”到期要改选，于是许多同学请求任松林出面竞选。任松林答应了。任松林回忆，选举是在研究生宿舍后面的草地上举行的，推荐候选人、投票、唱票、宣布结果，一个多小时后，选举完成。任松林当选为会长，吴方城为副会长。
选举结果让大使馆非常恼火，却无法推翻合法选举，只能另外再注册一个“联谊会”，英文简称为CSA，少了一个S，而中文也叫“联谊会”，“联谊会”成了双胞胎。就这样，“肯塔基大学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第一个海外中国留学生的独立自治学生组织诞生了。
任松林回忆，当时这个独立学生组织和后来的全美学自联（“全美中国学生学生学者自治联合会”）以及在国内轰轰烈烈的学运其实并没有多大的关系，只是希望当时学校中共控制的留学生组织能和大使馆保持正常的关系，不要打小报告，学生组织只能代表学生，不能代表政府。
但是这次选举，却得到了十几个媒体的报道，尤其是中国政府插手选择和控制学生组织的事情，让这件事甚至都上了当地报纸的头条。
一年后，这支学生组织成为中西部留学生支持北京学运的主要力量，因为在六四屠杀之前，代表整个学校支持学生运动的只有肯塔基大学，而其他学校的留学生只是代表个人。所以，虽然他们离芝加哥有6小时的车程，但却成为六四屠杀前唯一的参加民运的学生组织。
任松林回忆，就在“四·二六社论”发表的第二天，他与芝加哥大学留学生李三元等四位留学生去中国大使馆递交了抗议信，代表中西部留学生反对“四·二六社论”对学生运动的定性。他说，当时我们的活动与国内的学生运动息息相关，几乎北京的学生有什么活动，我们这边就会积极响应。
1989年6月4日凌晨，中共对天安门广场进行了武力血腥清场，举世震惊。任松林回忆说，当时我们和国内学生保持非常密切的联系，所以很快就知道了屠杀的消息。于是，中西部27所大学的中国留学生四千多人立即组织起来，在芝加哥中国总领馆前抗议屠杀。
留学生们献出两个大花圈，写了两幅挽联、一副黑棺材前导压阵，游行抗议，每人均佩戴黑纱，头缠白布。在此次游行中，中西部27所大学的中国留学生在普度大学开会，成立了“美国中西部中国学生学者自治联合会成立，”发表了“告中华同胞书”，并印发“6·3天安门广场大屠杀真相”，并做了一个刊物《呐喊》。
作为这次游行的总指挥，任松林回忆，当时他提出了一个口号：“打到共产党！”当时27所大学投票，有四所大学反对这个口号，其中包括芝加哥大学，但还是通过了这个口号。游行的时候，却始终没有人愿意带头喊。于是，任松林急了，在喇叭里喊出这个口号：“打到共产党！”没有想到的是，全场也都跟着喊这个口号。任松林说，像王丹他们，在我们眼里其实还是年轻学生。我们这种经历反右、文革，家破人亡的人的，反对共产党不是从六四屠杀才开始，而是从来都反对共产党。当然，当时喊出这个口号，并不是说要从肉体上去消灭中共，这只是一个试金石，看看思想认识水平，看看有多少人能接受这个口号。
据当时媒体报道，美国中西部中国学生学者自治联合会成立并不是孤例。“六四屠杀”使得当时的留学生纷纷成立自己的学生自治会，对中共实行两不政策——既不承认李鹏政府，也不与李鹏政府合作。6月4日下午，在麻省理工学院（MIT）举行“6·3惨案追悼会”（最初用“6·3”，几天后开始用“6·4”）。波士顿地区的大陆留学生自治联会宣誓成立。
6月12日，哈佛大学中国留学生自治会成立。6月13日晚，波士顿大学中国留学生自治会成立。1989年7月28日至31日，全美近两百所大学和研究机构的三万多名中国留学生和访问学者，选出350多位代表在芝加哥召开大会，通过了全美中国学生学者自治联合会宪章，选举了主席副主席、理事会和监委会，宣告独立于中共控制的“全美中国学生学生学者自治联合会”（全美学自联）在8月1日成立。胡平形容，全体留学生齐上梁山。
任松林回忆，1989年10月1日，在“全美学自联”的组织下，当时4万名留学生到DC游行示威，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大游行，当时几乎所有的留学生都会参加“全美学自联”。1992年，全美学自联成功游说国会通过《1992年中国学生保护法案》，使得当时的中国留学生都获得绿卡，并成为海外民运的主要力量之一。
任松林说，几年后，“全美学自联”五大在肯塔基大学举行，地点是在列克星敦（Lexington），刚好与打响美国独立战争第一枪的小镇Lexington同名，于是有人戏称1988年5月肯塔基的独立学生组织的选举打响了海外民主共和战斗的第一枪。
任松林说，“全美学自联”成立后的前五年可以说是海外民主运动的高潮，学自联也发挥了重要的组织作用，再加上那会儿的留学生大多因家庭成分不好，饱受荼毒，因此，虽然有一些不敢说话，但整体都是支持民运的。不过，到了九十年代中期之后，国内江泽民主政，提倡“闷声发大财”，而这时留学生都已经获得了绿卡，也开始赶大潮回国创业，最典型的例子是亚信的丁健。对此，任松林感叹，做民运不能“与时俱进”，否则就和共产党同流合污了。
1992年，任松林在肯塔基大学获得物理学博士，后从事科技工作，2012年退休。现在，他从事抗战和国民政府战后对日本战犯审判的历史文献的搜集、整理、研究。任松林先生的父母都曾在北平军事法庭工作过，其父亲任钟垿任当时首席检察官，母亲潘瑜为少校通译官。文革中其父母均因迫害相继去世。
于大海：不后悔参加了民运
于大海，1961年出生于天津，1978年，在全国中学生数学竞赛获奖。当年10月，免试进入北京大学物理系。
1980年，全国各地举行县区级人民代表选举，很多大学都出现了热烈的竞选运动。北大学生如胡平、王军涛也参加了海淀区人大代表的竞选。当时19岁的于大海也参加了自由竞选。于大海回忆说，“当时王军涛和我一个系，我对社会问题也挺关心的，但是王军涛和我又不太一样，他是共青团的，我觉得自己的理科生票源还挺多的，而当时参加竞选的文科生多，如胡平。于是，我也报名参加了选举。”竞选之后，他才发现自己演讲水平、理论水平还差很多，有一种失落感。不过，年轻的于大海很快恢复，并始终保持着对政治的热情。
1982年9月，于大海通过李政道发起的中美联合培养物理类研究生计划（CUSPEA），来到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攻读物理学博士学位，不久，于大海想转学文科，觉得将来回国对改革更有用。他给李政道写信讲了自己的想法，李政道劝他不要妄动，但于大海主意已定。1983年3月，普林斯顿大学经济系邹至庄教授请于大海去面谈。不久，于大海获得录取，到普大读经济学博士。那一年，受到邹至庄教授举荐来普林斯顿大学读经济系博士的还有此后成为大名鼎鼎经济学家的杨小凯。
于大海说，当时他不知道杨小凯是谁，后来看到报道才知道杨小凯因为写了一篇《中国向何处去》被判刑十年。邹教授看了杨小凯的书，觉得是奇才，才把他弄到普大读书的。于大海与杨小凯的交往增强了他对政治迫害的反感。
开始读经济学后，于大海发现，美国学的经济学与国内的马克思主义正统经济学相差千万里。他觉得，在北美学经济的中国留学生应该联合起来，形成一种力量，以免回国之后被迫害，或是打成右派，以后回国也可以互相帮助。于是便有了建立留美经济学人团体的想法。
于大海回忆，第一次聚会主要是杨小凯安排的，地点在纽约，时间是1984年4月17日，当时有8个人参加，大家一起谈了下个人经历、读书体会和对国内经济改革的看法，同时也希望组织更大规模的聚会。之后，于大海和杨小凯商量下次聚会如何举办。
在秋天的时候，他们得出结论：第一，1985年的聚会要打开大门，请全美的中国留学生参加，并设法找钱给与会者报销路费；第二，把聚会变成正式的学术研讨。
因为杨小凯的学业压力大，所以接下来的工作便主要落在了于大海身上。为了向福特基金会申请基金，1985年2月4日，于大海在新泽西州注册了中国留美经济学会，他与杨小凯，还有哈佛大学的钱颖一成为第一届理事，就这样，第一个留学生独立注册的学术团体诞生了。
于大海回忆说，“当时我们把新成立的学会定位为独立的学术团体，不像学生学者联谊会受使领馆的领导，也不像民联那样属于政治团体，可以说这是首创。学会注册成立后，我们想，争取把第一次会议放到纽约领馆开，因为第一，我们没有任何秘密可言，就放在他们眼皮底下开，让他们放心，以后回国方便。第二，方便解决食宿，比在外面吃住都便宜很多。”
1984年11月，于大海便去纽约领馆提出开会要求，跑了好几趟，终于在1985年5月勉强同意。于是学会第一届年会于1985年5月25日在纽约领馆召开，有58人参加。第二天学会成立的讨论上，选举了负责人，于大海成为首位学会首任会长。
学会的迅速发展超出了于大海和杨小凯的预计，1986年第二年年会有120人参加，此后不断迅速发展，至今依然非常活跃。
1987年学会年会后，于大海退出了学会理事职务，其工作重心渐渐转向民运。
于大海在北大物理系读书时曾请方励之到北大做演讲，中间人便是方励之的太太、北大物理系教授李淑娴。后来，方励之在普大做访问学者，与于大海有了更多的交往。1987年1月，方励之、王若望、刘宾雁被邓小平点名，开除党籍。不久，胡耀邦下台。在得知方励之被点名开除党籍的消息的第二天，便有学生找于大海写公开信签名，当时他因为创建留美经济学会出了名，又曾学习物理，就这样推到了风口浪尖。这次签名非常成功，有一千多名留学生签名，并刊登在许多媒体上。于大海说，这份公开信和签名对于当时结束“反自由化”还是起到了推动作用的。
于大海回忆说，1989年4月，他也参与了刘晓波、胡平、陈军那两封信的联署，当时这两封信都是由胡平起草，胡平、刘晓波在《中国之春》编辑部发起的。
回顾六四，于大海说，我认为自己在这期间做得最重要的一件事是，请一个朋友带了2000美金的捐款到广场。据说这笔钱是第三大笔外汇捐款，可以支持学生在广场一天的费用。所以说，我对八九民运做了一点实在的支持，唯一后悔的是捐得不多。
六四屠杀之后，于大海几乎全力从事民运工作，先是被陈一谘劝去主持当代中国研究中心的日常工作，1991年又出任第五届中国民联主席。此后又创办《北京之春》并担任主编，直到1996年7月，才重新返回普林斯顿继续完成博士学业。此时，已经距离他通过博士资格考试11年。1997年12月，于大海通过答辩获得博士学位。1998年2月，在波士顿附近的塔夫茨大学当助理教授。
尽管从事民运工作耽误了自己学业的完成，但于大海说，我不后悔。在回普林斯顿完成博士论文之前，他写了一篇题为《民运的光荣》的文章。在文章中，他把民运参与者比做不计报偿的灯塔建造者，他们对社会作出了贡献，即使得不到相应的报偿和承认，也有理由感到自豪。
于大海回忆，在六四屠杀后，所有有良知的人都义愤填膺。留美经济学会负责人找到他，就公开表态征求他的意见。然而，于大海的想法出人意料。他说，学会强调学术性，政治上要前后统一；其次，留美经济学会好比我的孩子，我自己无所谓豁出去了，学会就不要。不过，当时学会还是表态了，对屠杀表示愤慨。于大海说，我对表态不赞成，调门太高。不久，学会迫于大势，又和官方恢复了接触。于大海又说，这我也不反对，维护推动经济改革还是需要人才的。对于那些拿了六四绿卡后又回国创业的人，他也表示理解。
1983，于大海从物理学改学经济学就是想着回国，更好地参与国内经济改革。然而，直到1994年底，一份限制入境的49人名单被泄露出来，于大海才知道自己早在1991年8月就上了这个黑名单，无法回国了。
最近，于大海写了一本自传，前面两章的内容是有关留美经济学会的，后面十几章是有关中国民联和海外民运的，书名为《我的中国心》。
洪予健：为了信仰
洪予健，文革中的老三届。1968年上山下乡当农民的时候，洪予健还不到16岁。1978年考入复旦大学化学系。1985年，入读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从事物理化学方面的学习研究。
洪予健说，他是怀着追求科学与民主的愿望来到美国的。宾夕法尼亚大学属于美国的常青藤，所以，当时他非常满意，以为可以大展身手。然而，在学业上，他觉得自己走入一片黑森林，发现科学中的许多解释其实都是某种假说，只有相对价值。
同时，“民主”也让洪予健开始感到失望。
1987年初，留学生第一次大签名——抗议“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和胡耀邦下台签名的时候，洪予健发现当时宾大留学生，包括他在内，只有5个人签名。这让洪予健感到困惑，为什么到了海外还不敢说真话？那岂不是一辈子都没有机会说真话？他说，当时我太太也劝我不要签，害怕不能回国，我说不行，不能一辈子这么窝囊憋屈，否则以后会后悔的。
洪予健在这次签名之后，一发不可收拾。李鹏颁布戒严令的时候，宾大学生都在阶梯教室里，坚决支持北京学生的诉求。洪予健第一个站出来，在宾大发表演讲。六四屠杀发声后，宾大学生在费城自由广场举行了大型的户外抗议，官方的学生学者联谊会被打破了，各个学校成立了自己的自治会，洪予健也被选为宾大自治会的成员。
洪予健回忆，当时他在费城地区主持“六四民主研讨会”，每月一期，教室里挤得满满的，然而七八次后，人就少了，还有人抱怨怎么不通知呢，再后来就要一个一个电话通知。洪予健觉得奇怪，结果有人告诉他，老洪老洪，我们都上街拍了照，担心回国遭迫害，若是再继续参加就不好解释了，有绿卡就好办。于是，洪予健又为学自联游说国会，见了很多议员。1992年，《1992年中国学生保护法案》通过，使得当时的中国留学生都获得绿卡，然而还是没有人参加研讨会和关心六四，又有人告诉他，老洪，我们有了绿卡，接下来重点是找工作，买房子，中国和我没多大关系，洪予健不由悲从中来。
洪予健说，当时说中国没有民主是中国人教育不高，这其实是幌子，因为他们都是学生，而且还都是在海外留学生，精英中的精英。我和西人说这些的时候，他们都会说of course（当然）。可见，这不是知识的问题，而是信仰和价值的问题。于是，怀着对科学与民主的双重失望，洪予健参加了宾大一个查经班，从此，走上信仰之路。
1991年春，洪予健获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物理化学博士学位。同年赴加拿大作博士后研究，在此期间信主。1992年秋入读温哥华维真神学院，1995年春取得基督教研究硕士学位。自1996年5月起，任温哥华浸信会信友堂主任牧师。每年六四，加拿大温哥华信友堂教会都会为六四发起祷告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