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苹果日报
九七时香港民众没想到，恶法治港会来得那么快。所谓恶法治港，一是香港的英式法治被中共的恶法替代，二是香港传统的法官独立判案变成法官替中共为虎作伥。
北京在香港实施国安法之后，香港民众原有的游行示威自由被变相取消，黎智英竟然因此获刑；而中共喉舌《大公报》刊文，声称应取缔《苹果日报》，其用意十分明显，就是要把香港的新闻自由变成中共的“舆论一律”。内地恶法输入香港，其后果不独此端，近日香港电台《铿锵集》编导蔡玉玲因制作元朗7.21袭击事件的追踪报道，发现了当局意欲隐瞒之事，便遭警方起诉，法官判罚。
香港现在与1950年的上海相似。当年中共占领上海，入城时对商界市民的笑脸、“一切照常”的承诺，一转眼就变成了专制的嘴脸；先是全面接管治安、司法系统，然后控制所有媒体，接下来打击商人，最后推动共产，上海这个曾经的东方巴黎顿时失色。与此同时，英治下的香港迅速崛起，替代了上海的经济金融地位，到中国改革开放时俨然成为大陆人心中的现代国际都市，整个中国对外经商、引进外资，全靠香港架桥铺路。如今，香港制度的“不变”已经变脸，北京开始公开全面接管，中共当年在上海、广州操作过的那一套，一步一步搬到了香港。
对香港来说，英式法治曾经是香港自由经济和自由社会的制度保障；一旦共式“法治”输入香港，整个香港社会的自由就逐渐被压缩到令人窒息的程度。多少代港人生活在习惯了的自由制度之下，如今这种窒息尤其令人痛苦。
“党高于法”引进香港
共式“法治”的最大特点是，党高于法，法服务党，法律和司法系统不过是党的统治工具和镇压手段。这些特点在文革时期达到顶点，不仅法律被《毛语录》取代，而且警方、检察院、法院三家合一，由军队干部掌管，按照中央“精神”，任意“专政”国人，抓、关、杀、放，都与法律无关，仅由掌权的各级官员自行决定。
最后一个文革冤案就发生在“四人帮”垮台、文革结束之际的1977年。当时，上一年秋由北京派到上海市打击“四人帮”上海爪牙、以控制上海局面的官员们，奉华国锋的“指示”，于1977年春杀了一批所谓的“反革命分子”，以资镇压。结果，市府主要官员们开会，一天之内批准了56个死刑判决。其中有华东师范大学的学生王申酉，文革期间私下表示不满而被关，毛时代已判死缓，却在华国锋指令下成了文革“刀下鬼”。而当时参与此决策的上海市负责人之一彭冲后来上调中央政法委，又升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80年代中期胡耀邦任内，政治气氛有些许宽松，全国人大常委会内部曾讨论过“法大还是党大”。从中国宪法的字面看，全国人大常委会是国家立法机关，也是“国家最高权力机关”。这次香港国安法就出自这个机构，但并非其决断。该机构虽是“国家最高权力机关”，但立什么法、写什么样的法律条文，上面还有一个老板，即中央政治局，所有立法规划、立法过程、法律草案均需报政治局批准。当时全国人大常委会机关内部曾有人提出，“党要服从法律，法大于党”。那时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彭真准许了这场讨论，但最后只能用一堆含糊不清、互相矛盾的话语作结论：法大于党，但立法过程中要由党领导，整个政法工作都要服从党中央。
共式“法治”的实质，在当下的香港可以看得很清楚；中共虽然实行了改革开放，其极权主义统治的本质从未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