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作為執政者⋯⋯我們骨子裡當然知道誰是敵對分子，我們骨子裡當然要對之進行鬥爭，但是我們沒有必要在公開的行動上或形式上將我們這種想法表現或表露出來呵！相反，我們要在公開的行動上或形式上要當他們是可以合作的朋友，就像對美國的公開外交行動一樣」。
2) 「現在要學戰國時期的養士方法，如孟嘗君、呂不韋等都養士三千，即：現在由政府廣邀社會各界的人才成為政府的合約智囊，政府每個月支三萬到十萬不等的報酬給每位智囊，每年每給智囊提交十二份報告，每份報告針對香港的一個問題，問題大部分由政府出。智囊並非一定要全職做政府的智囊，他們完全可以繼續做其現有的工作。智囊團的成員左中右都要有，包括各大媒體的新聞部主管、名記者、名嘴、專欄作家、各政團及社團的代表人物、大專的學者等等，總之，一定要包括很多我們感情上接受不了的人物，包括很多經常罵政府的人物等等」。
3) 「若平均每位智囊每月五萬元，即平均每位每年六十萬，設共請三千個智囊，政府每年的開支才十八億，這使得破壞能量最強的群體中的大部分會逐步逐步地向良性方面發展。因此，這樣『養士三千』能發揮的良好社會功能將是非常大的啊！而且對維護我們國家安全也將起到很大的積極作用！」
4) 「智囊機構的運作方式可參照《統戰傳媒》中的做法」。（筆者按：指中聯辦統戰部傳媒支部的一份工作報告）
5) 「這個智囊機構的負責人由工委提名數人，由特區政府選擇」。
這個建議似乎未能得到落實，因為一來香港政府當時已經有一個「中央政策組」，理應行使這個工作，再來一個智囊組織會有架床疊屋的感覺，二來每年要化18億港元換來36,000份言不及義的「報告」而目的只為了使他們不做政府的反對派，實在沒有必要，所以這個建議最終未見落實。
雖然由政府牽頭並斥資建立的智囊團隊未見出現，但由北京牽頭和間接支助的「智囊」機構卻不少見。
回歸前，親共的智囊組織並不多見。在目前香港親共的智庫組織，有兩個是1997年前成立的，即由梁振英在1990年底牽頭成立的「一國兩制研究中心」（它直接源於《基本法》通過後要安排梁振英及其一夥繼續保留其在政壇的存在而設）；另一個是由葉國華在1995年成立的「香港政策研究所」。
在2003年有了「建立智庫」這個政策之後，就開始出現一些「民間」的「智庫」，最早的是2006年成立的「智經研究所」（粵語「智經」與「紫荊」諧音，英文是Bauhinia Foundation Research Centre,英文名不避諱「紫荊」，但中文名卻要用諧音，這是因為創辦人想避免人們一看就覺得它是親共組織）。這個組織把香港政商界一眾可以統戰的人物都納入顧問，其中包括一這些前朝重臣也被成功地「中立化」。期後比較具規模的是2014年由董建華成立的「團結香港基金」。這兩個基金都囊括了香港政、經、社、學等界別的知名人士，使他們都走向親共的道路上。
直接由北京出面組建的是「全國港澳研究會」，它是由港澳辦下轄的「港澳研究所」牽頭，糾集全國各地研究港澳問題的機構和學者在一起並在2013年才正式成立，比2003年提出成立智囊機構足足遲了10年。這個會是否就是原先香港工委統戰部報告提出的智囊機構，筆者不敢確定，但它確實也部分達到該報告擬起到的作用——統戰親中共的香港學者。2020年「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超過600人，其中香港地區的個人會員共127人，基本上囊括了香港大專院校親中共的學者，但其中也包括很多位政治色彩不算親共的人士。換言之，採用智囊組織的形式，的確讓中共拉攏到比較政治中立的人士。
除了這兩個層次及人員級別比較高的智庫外，中共香港工委還協助成立很多其他「民間」智庫，例如：中港關係策略發展研究基金、香港發展論壇、香港發展中心、香港政研會、匯賢智庫、以及香港社會科學民意調查中心等，但這些所謂「智庫」接近學術打手居多。
這些智囊組織能否起到中共期待的效果呢？筆者一向不敢低估中共統戰「無堅不克」的功能。筆者茲以幾個例子來說明之。
筆者認識一個前朝高官，97前身居要職。他在回歸前已想急流勇退，因為他知道所處位置必然要做一些違背良心的工作。但當時中共不讓他退，因為要營造一個政府班子全體平穩過渡的印象。待97後，他獲准退休，旋即移居海外。後來因為家庭關係想回流香港，先徵詢中聯辦意見（其實沒有這個規定，只是他為人謹慎而已），中聯辦同意他回來，但條件是他不要發表意見，而且要他掛上某智囊組織顧問的名銜，以表明他已經歸順中共了。這樣，一個在中共眼中是「敵」的人就被「中立化」了。
筆者認識一位民主派重量級人物，在組建智囊的政策吸引下，毅然離開所屬政黨，自行組建一個民間的諮詢公司。據國安部一個外圍人士告訴我，他是在回歸前就已經被當時的「新華社」副社長曹維廉相中，認為是一個可以被策反的人物。觀乎他在2012年後的公開言論已經與建制派沒有多大分別。
至於全國級別的「全國港澳研究會」就更具有拉攏知識分子的功能。筆者認識三位學者是前朝非常器重的智囊，港英在1981年發表的《地方行政白皮書》（White Paper on District Administration in Hong Kong），宣佈香港未來的地方行政架構，包括設立區議會，就是這三位學者的方案。他們被時人稱為黎敦義的三個心腹。97回歸後，三人中劉兆佳跟中共最貼，其他兩位「不食周粟」而退隱多年。但經不起中共統戰工作的游說，這另外兩位，最終還是答應出來參加「全國港澳研究會」的工作。
所以，這三個例子就說明以智囊機構的方式來收羅香港的精英，確有它成功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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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從工委統戰部大專支部的報告提出的三個政策建議（建立敵對勢力資料庫、開展網絡心戰、通過成立智庫組織來擴大親共陣營）看，我們可以得出以下幾個重要的結論：
第一，從時序看，中共部署打擊香港泛民主派的計劃在2003年「7.1大遊行」之前就已經開始，說明並非因為香港人抗爭迫使北京出手，而是北京早有此著。
第二，北京之所以很早就有此部署（指打擊香港的反對派），是因為對香港局勢的誤判，致使得出非要把反對派置諸死地的結論。在筆者前引曾鈺成關於「大和解」的說法，就足以看出北京的錯誤所在。錯誤判斷形勢就必然導致錯誤的對策。
第三，中共香港工委統戰部大專支部直接指揮「網絡心戰」來打擊反對派，換言之，中共是用「準戰爭」的力度來打擊香港的反對派。在對他們實施網絡打擊時無所不用其極地鼓勵網軍採取毫無道德底線的行為，例如：在「資料的真確性方面，部分是可以「脫離道德界線」，即資料可以是「推測即有如事實」（筆者按：著重線是原文如此），甚至提出「言論容易製造，不必考究真偽，亦可跳出道德的界線」。由此可見，中共是在積極鼓勵香港親共分子採用不道德的辦法來打擊反對派。
第四，為了徹底打擊反對派，中共建立「敵對勢力資料庫」，在收集資料時提出「可以無所不用其極，甚至脫離道德的方法蒐集」，即是鼓勵親共打手採用不道德的手法收集對手的資料。
第五，為了擴大「團結面」，中共使用其慣用的統戰手法，根據「敵、友、我」區分不同群體。它通過智囊機構來吸納反對勢力中可以被策反的人物，實踐證明它這方面是很成功的。很多本來立場中立的人都逐漸靠攏到中共那邊。但是，文件中有一句話：「我們骨子裡當然要對之進行鬥爭」，反映了一切統戰工作的要害：表面上同你很好，骨子裡是要謀了你。所以，對被統戰的人士而言，他們始終不可能得到中共的信任。
從以上引述的統戰部大專支部的報告可以看出，這套政策若不是醞釀已久，是不可能在「7.1大遊行」之後短短兩週時間就可以拿出來的，必然就是從回歸哪一刻開始就逐步醞釀，才可以在大遊行後兩週就能夠提出來。
from 眾新聞 https://www.hkcnews.com/article/37478/%E9%A6%99%E6%B8%AF%E5%B7%A5%E5%A7%94%E7%B5%B1%E6%88%B0%E9%83%A8%E5%A4%A7%E5%B0%88%E7%94%9F%E6%94%AF%E9%83%A8-%E6%99%BA%E5%9B%8A-%E4%B8%AD%E5%9C%8B%E5%85%B1%E7%94%A2%E9%BB%A8-37599/%E9%A6%99%E6%B8%AF%E9%9A%95%E8%90%BD%E8%A8%98%E4%B9%8B%E5%9B%9B%EF%BC%9A%E5%BB%BA%E7%AB%8B%E6%99%BA%E5%9B%8A%E7%B5%B1%E6%88%B0%E5%90%84%E7%95%8C%E4%BA%BA%E5%A3%A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