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佈日期: 19.12.20 | 最後更新: | 2020-12-23 13:39:05
一年半以來，香港社會新現的事物繁多，最留駐我意識而每令我深思的，竟是一個本來的生物學用語——進化。不同於變化，一個「進」字，表達了層次轉換、由低及高。進化論的確是眾科學之中最令人於情與智都變得開朗的學問，有別於被大文豪卡萊爾稱為抑鬱成性（Dismal）的經濟學。後者是我老本行，那反差令我感覺特別正面和深刻，以至認為運動前線人被稱為曱甴也非絕對的壞事。
曱甴生命力強，最先於360億年前的古生代石炭紀出現，經歷了地質時鐘的五次大滅絕而不撓地存活。相比，那晚近到中生代三疊紀才出現的巨龍，卻熬不過最後一次大滅絕，未及新生代的來臨而於白堊紀就完全消失，屍骨成了化石，生活的時段只是曱甴的三分之一，到今天只殘存在北人的淫念裏。
曱甴會抑鬱？
因此，當最近我聽到有香港朋友說大家再次陷入集體抑鬱，我就想起2014年之後也有同樣說法；然而，據那時一己觀察，我即為文指出，那抑鬱只存在於評論界；在抗爭者當中，確有傷痛、憤怒以及因此更深沉的鬥志，但無抑鬱。2016、19年的運動——以量子跳躍式進化着的運動，證實了我的判斷。因此我敢斷言，這次也不會太兩樣。
我今年看到的港內外大量抗爭新群落，數目增長不必說，成份進化更形超越，包括了前所未有的百業精英，不再限於大狀等少數業界，從而保證未來香港社運有更多樣更高強的智力與能量。群落成員經歷多月淬煉，鬥志更堅定沉實，眼界更廣遠，到了海外那一群，據說適應能力非常高。曱甴不抑鬱。
DQ4議員加總辭，數十年來的民主運動終結，為2014年以來的新運動鋪出道路。EYEPRESS圖片
當然，進化是一個既消也長、又死又生的creative destruction。其大者，就是運動本身或其表現形式的死與生。我的一位立會朋友總辭之後對外媒說，北京和特府合謀DQ四議員，是要把幾十年來的民主運動置諸死地；我同意這看法，並認為京港統治軸心基本上成功了，卻因此替2014年以來生成的新運動鋪出道路。被判死的舊運動在19位議員的好樣退任聲明中光榮落幕。那運動在長達20年的一國兩制權宜段裏，擔當了力之所及、恰如其分的角色，成功推廣和深化了香港人的民主意識。
兩世代完成諒解
不過，舊運動的亡熄，亦有其自身因素。這運動無論從綱領、策略和手段看，都是一個只適宜於開放或大致上開放社會裏進行的民主運動。它的領導核心曾誤以為自己是所謂真誠的反對派，所爭取的民主普選，在主權歸中國、香港實施《基本法》保證的一國兩制之下是可能的，關鍵是培養出足夠強大的民意壓力。可是，回頭看，這些想法不過是一場美麗誤會，已經過時；一旦北人強大了，一國兩制的權宜作用消失，尤其2014年8.31之後，政權真性盡露，幾百萬人的民意原來並不算甚麽，原有的運動一招用到老，因此無法繼續，但已經動起來的特別是新世代更強大更徹底的民意卻必須有所承載和發展，社運的鳳凰涅槃死生輪迴由此出。
新運動繼承了強大的民主訴求，卻捨棄了舊運動的其他綱領、策略、手段乃至組織形式；這在2016、19年的實踐中彰顯無遺。這些關鍵變化來得如此迅猛，掩蓋了民主訴求延續性的基本事實，以致出現新老運動母子不相認的戲劇性階段。然而這個世代衝突是有意義的，新社運成員的獨立人格、身份認同和行事方式要短時間確立的話，須斬釘截鐵，兩造和解可以是後來的事。社會新聞倫理劇裏的子女與父母不和離家出走了，但只要雙方基本上都不壞，波折之後都是諒解完場。從梁天琦、黃之鋒、周庭、黎智英等人的相繼入獄看，社運兩世代的諒解應該可以完成了，以後和平相處惺惺相惜。
香港社運路上，梁天琦、黃之鋒和黎智英代表著不同的政治理念。
包子懂港獨？
問題是，為甚麽新的運動竟出現獨自派，並以分離主義為核心標誌？政權對此的解釋，主要訴諸外因，卻無足夠說服力。首先，若指運動裏通外國，那只是原本的運動這方面的把柄多，外國勢力卻從來沒預料香港人會生出如此廣泛強烈的分離主義。就算知道了，也不會刻意撩撥。尊者達賴幾十年來都未能取得絲毫搞獨立的國際支持、黃台仰要在德國容身就必須聲明棄獨；大家看到這些就容易明白，此乃西方國家自1648年簽訂《西伐利亞和約》以降、接受了民族國家主權不可侵犯的原則使然，是早在中國國力變得強大之前已經存在的態度，不會輕易改變。為解答新運動的分離主義何來，我先作一類比，再以歷史事例佐證。
設想某君長期受家中惡爺欺壓，最後登報聲明要脫離家庭關係。通常情況是，若這個家庭裏的其他成員還能夠私底下同情他，甚至有時忍無可忍都站到他的一邊公然反對惡爺的某些行徑，則便是他離開了，還會認為自己是那個家庭的一個成員。但是，如果家庭的其他成員對他受欺負無動於衷，或更趨炎附勢站到惡爺那邊冷嘲熱諷幫忙打壓，那他一刀兩斷與整個家庭脫離關係就無可避免。香港人也一樣，如果只是受共產黨打壓而大多數中國人強烈同情港人處境的話，則香港的分離主義還不至於那麽廣泛衍生；但近年來中國人對香港忘恩負義，那嘴臉香港人看太多，加上北京動不動就拿「14億」來說事，強國論壇跟罵的排山倒海，香港人於是對中國同胞厭惡、絕望，乃至對這國家徹底不認同。
大英倫膠的進化
同樣的經過發生在1776年美國獨立革命的前夜。之前的北美英國殖民地居民都是忠心耿耿不折不扣的大英倫膠，無半點獨立意識，面對英王佐治三世控制的中央政府越來越高壓、貪得無厭訂立多條榨取殖民地正當經貿利益的法規，他們的反對方式是一面透過從北美殖民地選出的英國議會代表在西敏寺發聲，爭取其他地方代表的支持推翻那些法規，一面開展國民外交，試圖說服當時也是明顯遭到佐治三世剝削壓迫的英國本土和愛爾蘭選民彼此合作影響議會。
可是，英國本土政界對北美殖民地的支持總是雷聲大雨點小，因為英國選民對發生在帝國外圍的不公平事例漠不關心，而當英王大事批評殖民地反抗者的時候，他們卻一再俯首表忠乃至助紂為虐，令北美人對他們的英國同胞越來越失望、反感——曾經經歷光榮革命而理應支持民主和公義的人，怎麼會如此不濟？遲至1774年，北美殖民地人的主流意見還是認為，透過在英國體制內爭取公平待遇是不二辦法，但到了1775年年底，他們對英國同胞的抱怨已非常明顯；後來成為美國開國元勛之一的Samuel Adams，當時便持此觀點：「我認為已經無法寄望英國人提供正義支援，他們在任意行使的君權之下屈服了，敢於說話的人絕無僅有。」
戰時仇敵平時友
另一位開國元勛Elbridge Gerry（建國後的第五任副總統）也在1776年初說：「不單是英國政府，而是包括整體英國人，已經墮落得毫無原則；我們再不能期待他們支持我們爭取那些他們自己已經失去而且無法復得的東西。」精英如此，一般民意也急速在短短兩年之間全面逆轉。（關於這個歷史性轉變催生北美人獨立的詳情，可參考麻省理工學院歷史教授Pauline Maier 力作《From Resistance to Revolution - Colonial Radical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American Opposition to Britain, 1765-1776》第八章。）
這就是為甚麽1776年的《美國獨立宣言》裏有這麼一段文字：
我們不是沒有顧念我們英國的弟兄。……我們曾經呼喚他們天生的正義感和俠肝義膽，我們懇切陳詞，請他們念在同文同種的份上，棄絕這些必然會破壞我們彼此關係和往來的無理掠奪。對於這種來自正義和基於血緣的呼聲，他們卻置若罔聞。迫不得已，我們不得不宣佈和他們分離。我們會以對待其他民族一樣的態度對待他們：戰時是仇敵，平時是朋友。
臉貼五星的留學生
6、70年代中國民不聊生，香港人無論怎樣窮困都盡量供應糖油文具故衣雜物，滿街市都是港貨港幣轉寄大陸的服務招牌。改革開放那些年，香港專業人士踴躍到大陸傳授知識；我在科大任教的那幾年也多次到海南島幫助當地省市級幹部培訓，講授現代經濟學。2008年汶川大地震，全港市民不論政治立場在超市等場所大排長龍捐款賑災。換來的，是在越發嚴酷的官方政治迫害和黑警武力摧殘的同時，大陸人對香港人越來越多的輕蔑和羞辱。因此，發生在1776年北美殖民地的那種感情轉化，這幾年也發生在香港，最終同樣催生分離主義。這些歷史因果教訓，其實北京知道也有好處，但包子和他的乏班子懂個屁。
回想反蝗反水貨光復上水運動之初，舊運動中人多半不以為然，認為那是民族主義他我分野，不合普世價值；但後來大家看見大陸的網民、臉貼五星的留學生、在紐約市皇后區等地聚居的大陸移民等中國人群落的仇港表現，和官方並無分別，證實了都真是對香港民主社運懷恨的他者，於是引起態度轉變；年來一些黃店聲明不招待非香港話顧客，也鮮少聽到舊民主派批評的聲音了。這也是進化使然，其一效果是減少自身抑鬱。
柳暗到花明
我知道的群體裏，抑鬱者不是沒有，卻主要屬於舊運動；那是因為原先運動尋求的在一國兩制之下實現真普選，是一個清楚而具體的中短期目的，卻已經證實不可能。此路不通，一時間也沒有其他替代目的，成員因而抑鬱，而且越執着的越抑鬱。幾年前，舊運動批評獨自派搞空中樓閣， 目的遙不可及，既無行動策，也欠路線圖；殊不知正是因為目的擺放遙遠，而且老早知道中國必然反對，所以中短期沒有失敗不失敗的問題，因而沒有抑鬱。可以推論，當越來越多舊運動人轉跑新運動，看到柳暗花明，抑鬱就自然消失。
隨着目的進化，新社運的手段也同時進化；和平主義的底線，連同我過去提倡的暴力邊沿論（運動只去到暴力邊沿，政權暴力打壓即輸道德高地），都一下子給突破了。2019年的運動發展出針對紅色資本的及物暴力（「裝修」），以及少量自衞性及身暴力；前者和西方特別是美國出現的借抗爭名義作貪婪性掠奪的及物暴力完全不同，國際上的評價也大不一樣。大家都明白，和平是珍貴的普世價值，絕對的和平主義卻不是，而且各國的歷史也不那樣說，中國革命更常常把暴力引用到政權穩固建立之後。因此，這手段的突破，習慣和理非的舊運動人接受的程度其實比較高。問題是，政治暴力往後如何發展；那是大有學問的。
J. Galtung的暴力論
政權方面，因為嘗過第一滴血，而且以後出師有「國安」為名，用更多更高度暴力就百無禁忌，這是必然的，但政權不能不提防水漲船高。社運方面，經過2019年的爆發和收斂，會平靜一個時期；再爆發的時候，暴力含量有可能提升，也會出現性質和形態都不同的暴力，這除了視乎政權幹了甚麼導致抗爭再爆發，也有其他重要因素。挪威社會學家Johan Galtung在1990年提出「暴力的文化論」，值得大家參考。
Galtung的理論指出，每個文化裏都有各種各樣的「文化暴力」元素，包括但不限於（一）圖騰和其他政治符號，例如新月鈎、猛獸、鐮刀等；（二）暴力的道德故事，如對暴力革命的歌頌、對個別暴力人的英雄化甚或聖化、把暴力實施的對象非人化醜化等；（三）以語言習慣和技巧淡化暴力的可怖，把血淋淋的字眼用中性詞代替等， 遠的例如以「腐刑」代替「閹刑」，近的有把「屠殺」寫作「風波」。這些元素本身不導致暴力，卻會把使用暴力的門檻降低，或者因為有助暴力合理化或隱性化，誘發本來可以避免的暴力。其實，中華史既充斥政權和反政權暴力，因此中華史的書寫亦必然存有大量各種文化暴力元素。我試介紹其中的的一些例子。
三種中國暴力書寫
《周易・彖傳》解釋「革」卦這樣說：「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革之時大矣哉！」這寫法非常技巧，一開始便提「天」，然後以「順乎天」來把中華史上兩次最早的有組織有領導、刻意進行的暴力革命合理化，最後予以崇高歌頌。《彖傳》成書的時間有說是春秋，但不會遲於周秦之間；孟子說：「聞誅一夫紂，未聞弒君。」可見他已能馴熟運用這種說法；儒家支持正義暴力革命的思想，至此完全成熟。毛說：「革命無罪，造反有理。」那是從這古老傳統借來。舊運動中人主張和理非，但去年一反常態不批評勇武，很可能就是如Galtung的理論所言，處深層的文化暴力元素起作用，輕易回歸中國暴力傳統論述的同時，也向前進化了。
另一種暴力，是宮廷鬥爭，成王敗寇的書寫方法也確立得很早。大家知道傳說中的五帝本來都是禪讓的，到了大禹死，帝位卻落在他的兒子啓手上。這故事，多年前在香港文物市場上出現、後來稱《上博楚簡》裏有扼要記載：「禹有子五人，不以其子為後，見咎繇之賢也，而欲以為後。咎繇乃五讓以天下之賢者，遂稱疾不出而死。禹於是乎讓益，啓於是乎攻益自取。」最後那句說明啓以暴力奪權。有關的楚簡是戰國文物，可這故事到了不久之後的西漢，在太史公筆下完全走樣。他的《夏本紀》這樣說：「帝禹東巡狩，至于會稽而崩。以天下授益。三年之喪畢，益讓帝禹之子啓，而辟居箕山之陽。禹子啓賢，天下屬意焉。」禪讓制壞於禹啓之間，太史公為何將之美化沒有人知道，卻成為此後兩千年的主流論述，包括我在中學時在課本裏讀到的。
第三種政治暴力就是行刺。太史公在他的《刺客列傳》裏一口氣寫了五宗政治行刺事件。五大刺客分別是春秋時代的曹沫、專諸、豫讓，以及戰國時代的聶政、荊軻，之後還加載試圖為荊軻報仇的高漸離。其中大家最熟悉的、恐怕也是太史公寫得最浪漫的，應該就是荊軻、高漸離；其餘幾個，在他筆下也非常正面：「自曹沫至荊軻五人，此其義或成或不成，然其立意較然，不欺其志，名垂後世，豈妄也哉！」影響所及，後世的刺客故事，無論真實與否，總是為國人津津樂道，如野史中的呂四娘刺殺雍正帝，清末汪精衞行刺攝政王載灃（溥儀之父），1935年女殺手施劍翹刺殺軍閥孫傳芳。有趣的是，國民黨和共產黨政府歌頌刺客也樂此不疲，以致吴樾、徐錫麟兩位清末刺客分別上了兩個中國先後發行的郵票。
妄想
2014（左圖）到2019（右圖），下一波抗爭會怎樣走呢？
孤掌難鳴，政治暴力通常是政權和抗爭者互動的產物，而其中，政權往往是主導一方，2019年的經驗就是明證。可以想見，如果特府一意孤行加強鎮壓，則下一波的抗爭暴力很可能升級；中華史的書寫如此富於暴力提示，上述三種暴力，本應都是極低概率事件，卻都會成為可能。大家回想：攬炒為何發生？西媒一般以為攬炒概念來自小說／電影《Mockingjay》，但此概念在港人當中早已是老生常談，因為有一古老文化暴力元素作了三千年的承傳和提示——《尚書・湯誓》講湯伐桀的故事有名句「時日曷喪，予及汝皆亡」，那是不少香港中學生也琅琅上口的。
所以，如果官逼民反導致爆發下一波抗爭，出現上述任何一種暴力的話，沒有人會感到意外。進化的結果，有人會為之拍爛手掌，更多的人會覺得無可無不可；後者已夠政權頭痛。政權明智的話，應該改轅易轍停止各種鎮壓，以免香港一步一步在不斷升級的暴力螺旋之下沉淪。不過，寄望包子和他的香港手下有這種明智，似乎更像是一種妄想了。
練乙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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