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0120
二○二○年初，史丹福大學社會學系的周雪光教授接受媒體BBC訪問，提到了當時 COVID-19所反映的中國「剛性組織」的問題。他指出：中國剛性的組織削弱了地方的權力，以至於地方形成被動，許多訊息不願、不敢上報中央。當一個決策需要由下而上資訊回饋的時候，這種疏於回饋的體制就容易產生決策扭曲。以 COVID-19 肺炎為例：在疫情發生的初期，地方沒有回報中央，等到疫情擴大遮掩不了才開始防疫，遂使得病毒大幅擴散，演變成今天的全球大流行。
社會學科研究要看大面向，而非小餖飣
周雪光的分析不能說錯，但是視野狹窄，只見餖飣，缺少看問題的洞見。他也像許多做「田野研究」的社會科學研究者，容易迷失在「田野」的科學狹隘視角，專注於因果連結、邏輯推理，推論出一個「正確但是極為片面」的答案。這種「片面」之誤對於分析共產極權之弊極為重要，非得講清楚才行。以下我分點陳述之。
首先，就傳染病防治而言，它防治最重要的手段，就是隔離。隔離甚至比治療更重要，因為只有隔離才能防止擴散，而一旦病毒擴散，全世界沒有國家能夠同時照顧治療數以萬計的病患。四百年前全球人口死亡率開始大幅下降，就是因為人類逐漸了解隔離與消毒等公共衛生的重要。
上段說明有兩個關鍵環節：一、啟動防疫必須要及早；越晚啟動則病人散布越廣，傳染病防治越困難，社會成本越高。二、一旦啟動防疫，就必須要有效隔離、檢測、分配醫療資源⋯⋯周雪光所描述的中國剛性體制缺點是：因地方不敢、不便上傳訊息，使得防疫啟動太晚，造成重大損失。台灣媒體在這方面的討論非常多，也都是對的。
中國極權體制，防疫弱隔離強
但是若純粹看效率面，一個極權體制雖然有上述「訊息上傳受限」的缺點，卻也有它超級有效率的地方。不管我們喜不喜歡，極權體制對於「隔離」一事，卻是比其他民主國家厲害許多。所以，中國啟動防疫太晚，絕對是混蛋級的沒效率，但是一旦啟動防疫隔離，民主國家如義大利、法國、美國，恐怕都很難做到像中國那樣徹底。
像法國那麼浪漫、熱情的國家，連防疫影片也拍得超級可愛，幾乎沒有什麼效果。任何民主國家也不可能「集中調動全國數千醫師赴武漢支援」、「每個村里有像紅衛兵一樣的義工在街道巡邏，禁人上街、盤詢路人」。這些，都是只有「剛性體制」才能做到。周雪光教授只分析了「發掘疫情錯失先機」，卻沒有分析中國「隔離控制」的手段。前者，中國絕對非常爛；但是後者，連《紐約時報》都不得不承認，中國的封鎖隔離，執行得極為徹底。所以純粹從周雪光著重的「組織效率」面來看，中國未必失分。
極權體制能徹底執行封鎖隔離，我們驚訝嗎？一點也不會。所謂「隔離」，就是限制人的居住遷徙自由。在民主體制，國家限制人民自由有一大堆綁手綁腳的規範；要遵循正當程序、守緊比例原則、要有法律明文授權、時機有諸多限制等一大堆框架。但是在極權國家，哪有這麼囉嗦？中國連幾百萬維吾爾族都能在完全健康的情況下予以「隔離」，要中國共產黨在疫病情況下限制人民移動，簡直就是小菜一碟。至於菲律賓，媒體報導違反隔離的可以就地射殺，讓此人「永久與社會隔離」。他們的效率怎麼可能差？
看效率，就是畫錯重點
綜合而言，如果只從「防疫效率」的角度檢視中國的極權體制，是沒有意義的。純粹就效率面而言，極權絕對有利有弊。也許訊息管制不利問題揭露，但是人家鐵腕隔離，卻是民主體制難以做到的。兩個角度加權相消，我們恐怕難獲結論。
周雪光對極權體制分析真正的缺點，是其視野缺失。一個組織架構除了「效率」面，還有本質面、目的面等更基本的問題要關照。就像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沈恩所說，「要不要為經濟政策效率而犧牲自由」是個錯誤的問題，因為「經濟政策的目的就是幫助人民實踐自由」；實踐自由是目的，發展經濟其實是手段。如果我們問民主國家的領導人：為什麼要防疫隔離？他們的答案一定是：維護國民健康、提升人民福祉。民主國家的政府與官員，都是為了人民而存在；他們的權力來自於人民、政策要受人民檢視、施政要得到人民的認可。
可是中國共產黨不是這個邏輯。在那個周雪光所謂的「剛性體制」裡，人民不可以質疑政府的政策，否則會被抓去檢討、寫悔過書，如李文亮。周雪光說這是「資訊無法往上傳遞」，這就好像說「左腳是右腳左邊那隻腳」一樣，只描述現象，不觸碰根本。中國人民發送訊息受限，是因為有一個黨的集體意志，凌駕於個人之上。這哪裡是什麼「訊息傳遞」問題？這是極權體制的根本問題！
學者評論，不可以誤導方向
在那個周雪光所謂的「剛性體制」裡，人民不可以說習近平領導得不好，叫他下台。有人這麼說了，要坐牢十五年，例如許志永。如果說話的人在中國之外，會被取消退休金，例如蔡霞。所以，政府大官是不容許人民評論的、皺眉頭的，黨的領導不是要服務人民的，而是在人民之上的。這種高壓政策，又哪裡是什麼「訊息傳遞」的枝節現象所能涵蓋？
民主國家隔離防疫，是為了提升人民福祉。但是中國的防疫，是為了「維穩」。所謂「維穩」，又是一個與人民福祉無關的假目標，其實是維持統治者權力、利益的穩定。新疆維吾爾族沒病毒、沒疫情、沒暴動、沒天災，有什麼必要隔離？維吾爾族人民的利益，哪裡是中國共產黨的考量。維族、藏族的反對聲音完全出不來，難道這又是周雪光教授所說的「訊息傳遞」問題？這是極權體制的根本問題！
武漢等地封城，隔離雷厲風行，外界完全不知道裡面死了多少人、病了多少人、所有訊息全由「黨」統一口徑。民主國家的防疫源自人民的授權，其過程與結果，都要向人民報告，得到人民的認可。像武漢這樣搞法，封城還加上封鎖消息，就像是六四天安門一樣，人民完全無法以「比例原則」檢視政府政策，完全由政府「單向」決定訊息釋出。難道這也是周雪光教授描述的「訊息傳遞」問題？這是極權體制的根本問題！
學者要研究組織形態、組織運作，很好。但是，千萬別把中國共產黨的極權統治，用「剛性體制」這麼無害無辜的字去形容。要分析傳染病防治之效率，很好。但是千萬別把中國共產黨的極權統治，簡化為一個「訊息傳遞」的效率問題。最糟糕的研究，不是推論錯誤、邏輯謬誤，而是誤導讀者！我認為周雪光的受訪言論，恐怕會誤導不少讀者。
台灣學界也有搽脂抹粉之輩
除了前述周雪光，中央研究院的朱雲漢先生，也常發表極端歌頌中國共產黨的言論，也非常嚴重地誤導讀者。朱雲漢二○一二年在台灣大學的一場演講中，高度贊揚中國的經濟成長，認為其經濟模式在美國式資本主義和西歐式民主社會主義（福利國家）之外，開創出了第三條道路。「它會逼著第三世界所有國家的政治菁英重新去思考，怎麼樣去平衡正當程式、維持國家治理能力、取得最好發展結果」。關於中國在一九七九年改革開放後的經濟成長速度是否能持續，我在其他章已有評論，以下我著重在一九四九至一九七九年之間中國的三十年發展歷程。
朱雲漢認為，中國經濟的崛起得益於中國的政治體制。「中國共產黨這個體制摸索奮鬥三十年，這三十年並沒有白費。很多人以為中國一九四九年到改革開放，三十年都浪費掉了，是完全黑暗時期。這個認知本身就是錯誤的……反而可以說，中國這個時期以高昂的社會代價─很多人因此而犧牲─去建構了改革開放的基礎，這個基礎讓其他國家沒有辦法去模仿……另外，中國完成了一場相當徹底的社會主義革命，因為它把私有財產權，尤其是最重要的土地資本集體化，不是國有就是集體所有。而這個龐大的集體資產，大部分是國有資產，是中國後來三十年快速發展的資本。」
我們前文已經提到，中國共產黨在一九四九到一九七九這三十年間所推動的土改、鬥爭、人民公社、三面紅旗、大躍進、土法鍊鋼、文化大革命，加總起來人民死亡至少六千萬人。以大躍進為例，毛澤東要求農民「密插秧」，聲言「膽量有多大，產量就有多大」，逼著各地只好謊報生產數字。中央以謊報數字抽糧稅，於是人民剩下來的糧食不足，卻又在高壓體制下不敢言語，乃造成至少四千萬人活活餓死。這種天怒人怨的暴政，就是朱雲漢口中的「體制摸索奮鬥」？韓戰大將軍、毛澤東老友彭德懷看不下去大飢荒的慘狀，向毛直言，就被鬥垮下獄。這樣的暴政在毛澤東主政三十年罄竹難書，分明是活生生的昏庸暴戾與權力鬥爭，在朱雲漢眼中也是「體制摸索」？
在鷄皮疙瘩將起未起之際
通常，所謂「犧牲」，是指人為了某個目標而「主動」放棄生命財產。但是在一九四九到一九七九年之間的中國，許多人是在暴政之下被鬥爭而死、因飢餓而死、是在文革遊街中被凌辱而死，幾乎每個死者背後都有加害者，這是哪一門子的「犧牲」？難道幾千萬人命都只是工具？都只是「為鄧小平一九七九年的改革開放做基礎」？三十年人民顛沛困苦，都只是為國家發展累積資本？那人民算是什麼？大躍進這樣悽慘的飢荒經驗、文革這樣喪心病狂的社會衝擊，又哪有國家想要「模仿」？
整體而言，朱雲漢的論述與周雪光一樣，都是想為中國共產黨搽脂抹粉。周雪光只是避重就輕，用「僵硬體制」一筆帶過獨裁政權的高壓統治。但是朱雲漢把中共從大躍進到文革的一整掛暴政都描述為「體制摸索」，又把數千萬人慘死扭曲為「犧牲」，這樣的論述，與啟蒙運動以來數百年的人本精神，幾乎是南轅北轍。
在同一篇演講中，朱雲漢把中國在一黨專政下的經濟成長，冠上一個看起來有學理依據的名稱。他說，中國的體制是「民享」而非「民治」；它的政權基礎叫「民心」而非「選票」。民主國家的政治學者有這樣的言論，令人驚駭。既然民不能治，那麼是誰治？是毛澤東？是習近平？是中央政治局常委？憑什麼「治」這個動詞的主詞是老毛，而受詞是那苦難不堪的人民？苦難人民能不能選擇不要這樣的狂犬病治理？
而如果沒有選票驗證，又憑什麼確定「民心」為何？如果中國共產黨真的有民心自主判斷的支持，又為什麼要封鎖全球過半的網站資訊？為什麼要血洗西藏？為什麼要把維吾爾族關在集中營？朱雲漢說，中國政治體制的正當性「是有論述基礎的」。但是他的論述蒼白且謬誤百出，幾乎是明白悖離人本精神。搽脂抹粉到這個地步，豈止是令人遺憾。
對中國共產黨，民主自由才是最可怕的傳染病
二○二○年六月，中國強行通過了香港的「國安法」，正式結束了號稱五十年不變的一國兩制。香港這個一國兩制下的組織，沒有任何訊息傳遞問題；他們的幾百萬人民上街遊行，訊息非常明確清楚：他們討厭中國共產黨。但中國共產黨不予理會。對中南海而言，民主自由是疾病，而且是法定傳染病。他們處理的邏輯都是一樣的：封鎖、鎮壓、隔離。可惜，香港人民很難擺脫一國一制的束縛。
在一九七九年中國改革開放之後，有不少中國人及其子女有機會到自由民主國家留學、教書、移民。要改變中國共產黨，必須要所有有良知的人同心協力，揭穿它極權獨裁的真面目。尤其是，那些在民主國家享受自由空氣的人，切忌還幫極權體制搽脂抹粉，想要遮掩什麼。中國共產黨在西藏、新疆、香港的所作所為在在顯示，它是一個違逆人本價值的政黨。
※本文摘自作者新書《維尼、跳虎與台灣民主》（印刻文學出版）。
關於作者：
朱敬一
1955年出生於台北市，29歲獲美國密西根大學經濟學博士，1998年獲選為中央研究院院士，為台灣獲選最年輕的院士。2003年渠獲頒總統科學獎，當時也是國內社會科學領域第一位獲獎者。曾任中研院副院長、中華經濟研究院董事長、行政院政務委員、國家科學委員會主委、我國駐世界貿易組織（WTO）常任代表等職。2010年獲選第三世界科學院（TWAS）院士。2017年復獲選美國國家科學院（NAS）海外院士，是亞洲第一位獲選的社會科學研究者。
除學術期刊論文外，通俗著作有《牧羊人讀書筆記》、《給青年知識追求者的十封信》、《朱敬一講社會科學：台灣社會的新世紀挑戰》、《經濟學的新視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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