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被美国«时代周刊»认为是史上最糟糕的一年，不管是否同意这一观点，毫无疑问，新冠疫情在2020年已经造成了人类巨大的损失，破化了全球几乎所有人的生活秩序，也导致国际局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地缘政治上看， 2020年可谓惊涛骇浪，暗波汹涌，发生了很多对未来影响巨大的变化。
本次国际纵横节目中，请流亡美国的异见人士，政治学者王军涛先生谈谈他对2020年欧美国际地缘政治的看法。
法广：从地缘政治整体上看，您如何评价2020年？
王军涛：其实我觉得今年倒不是最糟糕的一年。当然疫情到来的时候会让人类陷入一个比较大的危机之中，在这一年即将结束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新冠大流行确实给人类造成了巨大的损失。但另一方面，我也觉得这场疫情让人类在过去一段时间各个地方面临的危机和问题被疫情掩盖、推迟或者暂时押后了，比如在欧洲和美国都是这样的。
第二，我觉得在人类过去三十年的发展中，还是积累了很多财富，而且在技术等方面也有了很大的更新，在应对各种各样的问题上也积累了一些资源，现在全球化进程发展的很快，再加上疫情的压力的话，人类还在社会组织和管理观念等等领域还没有做好准备或做出调整来应对这些危机问题。
法广：能否具体解释一下有哪些问题被压下来了？
王军涛：各方面都有。比如说在欧洲，之前比较头疼的就有移民问题，除此之外，当时中美的关系在急剧恶化时也需要欧洲选边站队，但是现在各国压倒性的任务是应对疫情的时候，其他的问题就变得相对不是那么重要了。
再以美国为例，特朗普总统上来之后，很多问题都在急剧的分化，比如移民问题，经贸战的问题……
但因为疫情的出现让其他的问题都靠边了，最大的问题就是抗击疫情，还是美国要继续保持正常的生产秩序和生活物资来源更重要。从最近的这场选战来讲，假如没有这场疫情的话，会围绕着移民问题以及特朗普上台之后的其他一些提出的问题开打。也有一些人认为，如果没有疫情的话，特朗普可以连任。但据我观察，特朗普上台后招致最大反对的问题，包括奥巴马的医保等可以激化出很多政敌的问题，实际上由于疫情出现都暂时靠边了。我觉得特朗普总统在最后一轮的竞选期间获得不少支持者的原因，就是他强调不能在控制疫情时因控制手段带来的问题比病疫更加致命，他认为，如果美国经济继续这样停摆，带来的问题可能要比控制疫情还要多。
同时，美国处理北韩和伊朗问题进程都被疫情给押后了。本来这些疫情应该会在今年就会大爆发，而且会成为美国大选中一个比较争论激烈的话题。
法广：虽然这些问题被压得下来，但是美国和中国的关系一直都是世界地缘政治中比较重要，而且可以说是很突出的一个议题。从高科技，贸易，外交和人权等多个领域看，由于疫情和总统大选等因素，今年美中关系还是处于一种激化的状态，
王军涛：我觉得大选可以分成两个阶段看。第一段是在大选日，也就是11月3号之前，应该说特朗普总统还继续采取他过去的方式，也就是要和中国签署贸易协议——其实特朗普总统的目的就是要一个贸易协定，如果不同意这个协定就会采取极限施压，让美国的各个部门把会和中国冲突的问题都拿出来对中国施压。那我们曾经也看到联邦调查局、司法部长、国务卿都在朝这方面做。美国在极限施压的过程中就发现了他们过去被忽略了，或者压下来的一些和中国关系中的存在的致命安全问题，在这个过程中他们的思想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对于特朗普来说，如果中国能够执行贸易协定的话，其他都好办，但是中国没有答应他，在压力持续的情况下疫情又出现了。我觉得如果没有这场疫情的话，中美两国的关系会被迫急剧冷下来。因为疫情出现了两国在经济等各方面的接触变少了，压力事实上就已经弱化了了。我认为，特朗普总统的极限施压，他对贸易协定达成也有时间表，并且希望在大选之前达成他认为的历史上最好的贸易协定，都会让中美两国冲突进一步激化，因为中国政府不会答应这个可能会造成他的政权颠覆的贸易协议。
比如在信息产业领域，对美国来说，信息产业是钱的问题，我们知道马云或马化腾的企业都是中国最大的科技产业，也是最赚钱的，美国那些巨无霸的大企业实际上也都集中在信息高科技领域。如果中国不开放信息产业的话，美国就会认为这是不公平的，但是对中国来说，信息产业是一个致命的安全问题，一旦就会对政体造成安全威胁，尤其是习近平的独裁安全也无法得到保障。而这样的话，中美两国就会大打出手，美国会采取进一步的各种方式：从南海到台湾海峡的军事领域，一直到科技和金融都会有冲突。但是疫情出来后，现在还看不出来中国是因为疫情的问题无法进一步谈贸易协定，不能如期去购买美国的产品，还是他真的就不想这么做了......而事实上中美两国关系事实上已经降温后，美国已经把一些问题给缓下来了。
剩下的问题在国务卿蓬佩奥的领导下——这可能还不是总统的意思——-联邦调查局、（前）司法部长巴尔他们在极限施压的专业运作中发现了这些问题，即使没有中美贸易战也不得不去解决，于是他们就开始按照自己的想法去推进一些部署。
我们也可以看到特朗普后来对中国的看法也发生了变化，认为中国在疫情爆发的初期不负责任，让疫情蔓延到美国，进而导致了他所有让美国再次伟大的措施无法出台了。他本来希望在大选年解决这些问题，同时安排好与各国的双边关系，让他可以拿一个亮丽的执政成绩单再次赢得大选。但是疫情的到来就打乱了，在他本来就很烦乱之际，又出现了中国的“战狼”，不仅不认错，还把（疫情）责任推到了美国。当国务卿的顾问余茂春将这些信息迅速传给蓬佩奥后，蓬佩奥马上给了特朗普就引发总统的的震怒，于是就开始对中国发威，这是11月3号以前的局面。
11月3号大选结果出来以后，我认为特朗普又有了另外一个态度。因为11月3号之后谁都明白特朗普输了选举，共和党内的多数的议员和重要的政治家们都知道他输了，但是他们说如果特朗普坚持要去做什么（司法程序），他们就陪着他，但是这些都没有什么希望。我们可以看到将近有50个案子进入了法院，但很多案子在没有审就被法官驳回了，而且，这些法官并不都是民主党的人士，有些还是特朗普自己任命的。比如，像德州的这个案子，由特朗普任命的三个大法官都做出了不受理这个案子的决定。这个结果出来之后，除了中美关系，美国内政也进入了一个美国宪政最危险的时间。研究美国宪法的人都知道美国宪法最大的“漏洞”就是在11月3号大选之后到1月20号新总统任职这段时间。在这段时间，即将交权的现任总统有很大的权利，假如是出于恶意的话可以为新总统制造很多的麻烦。
有些美国人批评特朗普总统，说他是个很自私的人——我认为自私不自私到可以放下不谈——但是他不一定是没有施政抱负的人，他是有施政想法的。特别是像蓬佩奥以及所谓的“四剑客”等政客对中美关系是有自己想法的。他们可能会在离任结束的时候，让他们任期内的一些做法变得让白等上台后不可逆转，他们可能会采取冒险的方式做一些让大家瞠目结舌非常规的做法，让中美关系或者美国在其他的方面变得无法回到过去，这是下一步需要观察的。所以说在11月3号之前和之后对特朗普总统来说，无论是对华政策，还是内政外交方面都有类似的问题。
从地缘政治上看，可以说特朗普执政期间有几个外交领域的危机性问题，一个就是中美关系，或者说中美贸易战。中美贸易战在中美关系之中是一个“灰犀牛”，另外还有牵扯到中东的局势的与伊朗的关系，以及与北韩的关系。相对而言，美国和欧洲、加拿大、墨西哥还有日本的关系就显得相对比较简单了，这些国家有压力，但可以说还是“自己人”吧，但是和北韩，伊朗和中国如果按照他的这个方式是无法搞定的，如果矛盾被激化了，可能会对美国未来的安全造成比较大的危险和风险，这些都会成为未来国际地缘政治问题上的高危的问题。
法广：2020年新冠疫情在全球肆虐，各国经济生活继续受到重创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2月24日至25日召开民主生活会上，表示在泰山压顶的艰难局势中，依然得以取得辉煌的成就。您认为中国过真是在全球因疫情依然哀鸿一片时唯有这边风景独好吗？
王军涛：中国、前苏联和朝鲜这些国家的经济和欧洲以及美国无法进行比较，原因在于美国和欧洲的所有问题都是公开的，所以从解决问题的角度看，后者的问题比较好解决，因为所有问题的受害者都可以公开喊出来，通过选票或者是国内的一场政治或社会危机去解决。比如在法国。如果青年人不高兴，就会通过上街游行抗议把不满表达和表现出来，这样就会给执政者带来很大的挑战，让他们全力以赴去解决问题，这些国家比较好办。但是中国和前苏联这样的国家，他们如果有这方面的问题的话，外边其实并不会知道，好像他们是在快速的解决问题，但是从中期和长期看，他们制造了更大的问题，只是这些问题给暂时压下来了，给中长期发展带来致命的威胁。按照这个思路来看中国的话，我认为中国远远没有解脱危机。
第一个方面，可以看到习近平中美贸易战和这场疫情之前的发展战略，中美贸易战和疫情也不一样。在疫情之中的时候，蓬佩奥国务卿和他率领的“四剑客”往前推动了许多对中国进行围捕的战略。在这一点上，习近平已经发现他之前要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向国际上发展受阻，在印度洋和太平洋上都被堵死了，所以他现在必须要进行收缩。
最近中国倒是有一个比较大的斩获，就是签署了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在和东南亚的自由贸易发展基础上，也把日本和韩国、新西兰澳大利亚都拉进来了，形成一个很大的自由贸易区。虽然有这个斩获，但是他也知道太平洋的路已经被堵死了，而且无论新西兰、澳大利亚、日本还是韩国最后都还是会和美国站在一起，台湾就更不用说了。
在这种情况下，习近平就提出了双循环的战略：内循环为主外循环为辅。这就是说明他要大幅度地修正中国从邓小平改革开放以来的政策。邓小平的政策就是以开放带动改革，再促进经济增长，主要是通过面对太平洋的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开放，向这个体系要资金，要市场以及其他各种发展的资源和动力。如果现在这条路被堵死之后，就远远不是一个没有市场的问题，而是整个国家发展的基本动力面的消失，这样的话中国就需要发展内循环，一带一路也要向从东边向西边移动，这是一个很大的调整，意味着中国从某种程度上说要回到海防和闭关锁国。
我认为这是第一个习近平要面对的在经济上的大挑战。他在经济上计划采取“三去一降一补”（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现在都无法进行了，本来是要通过“一带一路”来予以消化，但是现在又必须往回缩，所以我认为他要在经济上做出的很大的调整，包括“西迁”等等都是在做这方面的探索。
第二，由于现在美国的压力，跟中国在各个方面较量，现在他已经把国家的安全，尤其是个人独裁安全放到了首位。这样会在内政上采取进一步的紧缩，就会造成国内的精英集团进一步对他的不满和反叛。习近平的反腐运动实际上是为了打击党内的其他集团，建立自己的独裁，扫黑是重新确立共产党对社会的控制。这样就会导致党内的进一步反弹，在中美斗争的背景下，他要确保自己的安全，因此就要进一步打压这些独立的力量，这就会导致反弹。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我们也可以看到任志强、许章润和蔡霞事件都是表明前些年还在和共产党合作的力量，现在已经因为习近平以独裁安全为主的政策打压把他们逼反了。
法广：你如何看在这样的背景下，去年一年在亚太地区发生的变化？一方面中国和东南亚国家签署了全球最大的自贸区协议，另外一方面，中国的一些邻国，包括印度和澳大利亚都开始对中国进行强烈的反弹，这是一个很矛盾的现象吗？是否会对中国形成了一个包围圈？
王军涛：这一点实际上很难说。我觉得这个世界上最“狡猾”的地方就是在亚洲地区，一些国家又想占便宜又不想吃亏。实际上他们在中美两国以及过去的俄美苏关系上都希望两头通吃又不想付任何代价。日本因为和美国打交道，可能好一些，但是最近披露的材料也显示，每一次在中美关系（变坏）或西方世界在与中国发生问题的时候，日本都是最后才加入，而且也是因为最后由美国命令才加入的。
亚洲国家对亚洲事物的理解比较复杂，比西方人对这个地区的理解更为复杂，所以我们就看到了两个相向的现象，经贸上各国都在加强和中国的合作，所以中国的经贸也恢复地比较快。实际上，亚洲国家一直在和中国进行贸易上的交流，在和中国的政治上关系中，我认为可能澳大利亚（和中国较劲）是真心的，印度都很难说，印度也非常“狡猾”。日本是在周旋，韩国更是在应付，这一点和欧洲很像，实际上欧洲也是让美国承担鹰派的角色，欧洲在中间扮演的既是免费搭车者，同时也可以扮演鸽派的角色享受鸽派的好处。其实亚洲很多国家也是这样的，因为美国人比较简单，他们实力雄厚很粗旷，但是亚洲地区的那些国家就不会像美国这样去处理地区问题，如果出事的话，他们要付出直接的代价。所以说五眼联盟的国家就会比较真实，其他国家就不一定。
印度与中国的关系之间都还有三个情节，妨碍了和中国的进一步合作。首先就是两国都希望在这个地区当强权，印度希望主宰南亚，但是中国不希望他这样做，原因很简单，因为巴基斯坦是中国的盟友。第二，就是印度和中国之间还有算不完的帐，除了边界冲突，还有争夺南亚的问题，印度如果希望发展的话，他就需要向东南亚这边发展，争取这个地区的经济主导权，所以就导致中国和印度之间的关系非常复杂。
但同时在军事问题上，随着中国在海上的扩张，亚洲国家会感到压力，希望在军事上和美国结盟。实际上奥巴马当时重返亚太也是这些国家要求的。他们一方面要和中国发展关系，希望自己获得利益，另外一方面也不想让中国对他们的安全造成威胁，希望借助美国的力量去压制和遏制中国，不希望在中国在政治上欺负和霸凌，这是他们的一个策略。日本可能不是这样的，因为日本是一个本身就有实力的国家，但是美国并不会让他发展。
感谢王军涛先生接受法广专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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