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美国之音
中共19届五中全会闭幕后，“双循环”、“内循环”、“扩大内需”和“科技自立自强”成为中国下一个五年(十四五)经济发展规划最重要的战略方针。
对此，多位学者不表乐观。他们说，如果中国不积极改善对外关系，此一侧重国内回圈的战略方针不会有太大效果，而且，若是中国真的做到了百分之百内循环，中国的竞争力也就走到了谷底。
科技内循环不可行
对于中国要朝“科技自立自强”的方向发展，香港大学亚洲全球研究所所长陈志武表示不以为然。
他向美国之音表示:“中国的科技行业如果做到了百分之百内循环，那一天就是它的竞争力走到了谷底的一天。”
陈志武说，以史为鉴，不管是过去的苏联，或者是计划经济制度下的中国，百分之百自我循环的开始就是创新和竞争力非常弱的时候。他指出，中国虽然有14亿人口，但光靠国内的科学家和工程师来打造科技实力是不够的。
他说，从宋代以来，中国就不曾在科技创新上当过主角。而中国在过去20年来所打造出的科技创新环境和火旺局面，就是因为受到了美国在资本上的鼓励和技术上的扶持。因此，他认为，如果中国开始走内循环的路，就会把过去所积累的创新能量给压制下去。
位于台北的中华经济研究院大陆研究所所长刘孟俊则表示，中国在半导体业的技术能力远远落后美国，这也是它未来在科技上要提升的障碍。但少了美国的协助，这将会是它未来最重大的“勒脖子”之处。
“勒脖子”的半导体
刘孟俊向美国之音表示，中国现在的策略看起来是要利用科技的突破来发展新兴产也，以维持经济成长和永续发展，但此一策略也受到以美国为首所带动的对中科技围堵而出现困境。
以美国对中国通讯巨头华为的封杀为例，据澎湃新闻近日引述华为内部的刊物指出，华为董事长任正非承认：“华为今天遇到的困难，是华为设计的先进晶片，中国基础工业还做不出来。”任正非一席话为中国做不到“科技自立自强”做了最佳佐证。
另外，刘孟俊也说，中国推动内循环或双循环的目标也面临很大的挑战和不利因素。其中，中国人口快速老化，不仅代表生产力会下降，也将导致需求疲弱。
据恒大研究院的分析，2019 年中国的出生人口降至 1,465 万，而且可能持续走滑，预估2030年将降至1,100万以下。但中国65 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却急剧走升，2019年时的占比已达 12.6%，预估此一占比将于2022年突破14%，代表中国正式进入深度老龄化的社会。
此一人口趋势凸显了中国社会“未富先老”的深度问题，因为该研究指出，相较于美、日、韩老年人口占比达12.6%时，这三国的人均GDP都在2.4万美元以上，但中国同期的人均GDP却只有1万美元。这充分说明，中国老龄人口对中国十四五的内循环和扩大内需等战略方针所构成的不利因素。
中国人口老化不利内需
而中国在管控人口老化风险的同时，也正面临数十年来最大的经济困境。一般认为，如果中国难以维持GDP6%的经济增速，将难以抵消人口老化之经济冲击。
陈志武也说，中国的人口虽然庞大，但还不具备条件，可以打造出自我循环的市场经济。
他解析，中国的内需市场历来就大。一百年前，中国人口占世界三分之一；19世纪初期时，中国人口占全球40%，但今天中国的人口只占全球的20%。因此，他问，以相对需求量来看，中国百年前的消费需求是今天人口所能产生的消费需求的两倍，但中国为何从以前就无法成为全球主流的内需市场呢？他说，一百年前做不到目标，现在难度也更高。
另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北京大学经济系教授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也表示，如果在美中关系缓和的前提下，中国致力于解决内部经济结构矛盾，还可以实现经济的良性增长。但现在两国关系面临不确定性，内循环的规划是不太具效果的。
他说：“外部环境能否改善、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能否改善对内循环构成非常大的制约。”
改善外部关系是关键
他说，在外部不确定因素太多下，中国下一个五年的最大挑战就是消费萎缩。尤其，在贸易和出口受挫下，企业的营运能力将受到冲击，也会影响到中国内部的薪资水准，届时，民众的消费力就不可能太强劲。再加上，中国总理李克强六月中也证实，中国有6亿人口的月收入还不到1,000人民币(150美元)，在此前提下，他说，让人很难对中国的内需前景抱持乐观的看法。
中华经济研究院的刘孟俊建议，中国如果真的要做到扩大内需，就应该进行户籍改革，以积极吸引农村人口进城，进一步扩张二、三线城市。
也就是说，中国应该要聚焦“城镇化”政策，因为，只要农村人口进城，他们除了吃饱穿暖的基本需求外，也会有更高端的消费需求。不过，他说，城镇化政策也并非万无一失，因为，农民工进城后也同时带来庞大的就学、就医等社福负担，这是中国政府要抉择和精算之处。
他说：“让农民工进城是解决消费，但（社福负担）同时也带来政府庞大的财政赤字，尤其是地方政府。”
此外，刘孟俊预估，中国力推“一带一路”和“双循环”也会带来副作用，亦即，可能加剧中国外汇存底的问题。他说，一带一路、双循环、持续开放外资进入中国内需市场等政策都会让人民币走升，更不利于中国出口制品的价格竞争力。两相影响下，中国的外汇存底也会越来越少，将使得中国的外汇扣掉要还的外债，能动用的额度就更有限。他说，这对在粮食和能源等方面大量依赖进口的中国来说，就会导致缺乏外币可以购买这些进口所需的物资。
中国被迫的选择
针对外界对中共中央十四五规划所提出的负评，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宋泓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则表示，外界的理解有偏差。
他说，十四五的规划反应了国际真实的大环境。随着中美交锋白热化、美国对中国祭出的诸多限制、以及在新冠疫情对外部需求和各国经济的冲击下，中国推动“内循环”、“双循环”和“扩大内需”都是“自然的选择”。他说，就如同，各国在1997年或2008年时，因为金融风暴所导致的外部不利环境，也都是力推扩大内需来维持经济的成长一样，中国并不是要搞锁国式的内循环。
至于“科技自立自强”， 宋泓说，也是外部限制下的一种“被迫的选择”，不代表中国要关起门来发展科技。
宋泓批评美国“霸道”，动用国家的力量来打击如华为、中兴等个别中国公司，而且实体清单越来越长，让很多中国企业都无法在正常的市场环境下取得关键技术，甚至因此倒闭或无法在市场上生存。他说，这是过去数十年来全球化和供应链发展下从没发生过的先例，因此，在此前提下，中国只能很无奈地自行发展部分技术。
宋泓承认，美国有科技上的优势，尤其在晶片和半导体上。因此，基于在这些关键领域上的落后差距，中国要发展自己的系统会是很艰难的一条路。不过，他说，凡是关系到国家战略发展的核心产业，中国会努力自力更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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