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国安处或设热线 鼓励港人揭发检举

来源:
美国之音

香港警方可能最早在下月为港版国安法的实施开设公众举报平台及热线电话，以鼓励香港市民举报危害国家安全的情况。

根据香港南华早报28日的报道称，香港国安处最早将在今年11月设立多平台举报热线来收集情报。这种举报热线不会由真人接听，可以保证爆料者的身份不会被泄露，爆料内容将由香港国安处处理。

举报热线的运作模式据称与普通报警电话不同。爆料人可以通过电子邮件、电话等多种通讯方式，向国安处提供资料、照片、录音或影像等情报，随后国安处的警务人员将对收集到的信息进行整理。整个举报平台将由香港警务处副处长刘赐蕙领导。

香港政府消息人士透露，当香港民众掌握危害国家安全的资料，或可疑人士的行动信息，通常爆料者不会希望拨打香港报警电话999。

但有分析人士反驳表示，热线电话的设立一方面可能是使罪犯暴露，另一方面可能是为了在社会制造恐怖气氛，使得香港民众人人自危。

香港民主党立法会议员涂谨申对此公开指出：“到时学生举报老师，上司举报下属，人人互相批斗，失去信任”

涂谨申认为，以往的香港人可以与同事同学分享讨论自己的政治观点，只要不涉及煽动或策划实质性的活动都是允许的，即使有人发布港独或反共产党的言论也不算犯罪。但举报热线开通，有隔阂的同事或者朋友可以举报以此报复对方，热线的开通等同于鼓励“人斗人”。

据香港媒体报道，香港警方自去年9月便设立了“笃灰热线”（告密热线），截至今年10月29日，警方统计共接获120万个举报信息，其中部分成功协助警方采取拘捕行动。目前，这条热线仍在运作。

自今年6月30日港版国安法生效以来，已有多名香港民主异议活动人士被逮捕、起诉。

其中包括，10月27日，已解散的香港学生组织“学生动源”三名成员再次被港警以涉嫌煽动分裂国家罪逮捕，其中何忻诺、陈渭贤两人于次日凌晨获得保释候查，而前召集人钟翰林仍在押。

10月1日，香港警方拘捕了至少86名当天参加反送中游行的民间人权阵线组织“十一”大游行的香港市民。

9月24日，前香港众志创始人、秘书长黄之锋被香港警方逮捕。之后，黄之锋获得保释。

8月26日，香港警方逮捕16名去年参与示威活动的人，包括两名民主党议员林卓廷和许智峰，其中林卓廷被控在“721元朗事件”中“串谋他人毁坏财物及妨碍司法公正”。香港民主党主席胡志伟指港府“颠倒是非”，制造“寒蝉效应”。

8月23日，12名参与2019年反逃犯条例修订的反送中民主运动的香港青年，疑搭快艇逃往台湾的途中，在香港东南方海域遭中共海警截获，一直被扣押在深圳盐田看守所。

8月10日，以涉嫌违反国安法为由拘捕了香港壹传媒创办人、苹果日报老板黎智英等10名人士，并且派出200多名警员大规模搜查壹传媒大楼。被捕的10人中包括前香港众志主要成员周庭。

7月31日，香港警方正式以涉嫌煽动分裂国家罪通缉4名流亡海外人士，其中罗冠聪、陈家驹、郑文杰、黄台仰，以涉嫌勾结外国或境外势力危害国安罪通缉刘康、朱牧民。

7月29日，香港警方动用国家安全处人员以涉嫌触犯国家安全法为由分别逮捕了包括钟翰林、陈渭贤在内的等共4名前“学生动源”成员。

7月18日，香港警方抓捕了准备参加立法会议员选举的民主派活动人士谭得志。当局指控他犯有煽动民众参加非法集会等三种罪名。

7月1日，香港警方在国安法施行第一天拘捕包括唐英杰在内的10名参与反送中运动的香港人，并在当天强力镇压街头抗议者，拘捕被指涉嫌违反港版国安法的市民。

from  博谈网 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2010/%E9%A6%99%E6%B8%AF%E5%9B%BD%E5%AE%89%E5%A4%84%E6%88%96%E8%AE%BE%E7%83%AD%E7%BA%BF%7C%E9%BC%93%E5%8A%B1%E6%B8%AF%E4%BA%BA%E6%8F%AD%E5%8F%91%E6%A3%80%E4%B8%BE.html

美助卿：中共海外活动“隐秘、胁迫和腐化”

来源:
美国之音

继美国副国家安全顾问博明（Matthew Pottinger）发表公开演讲，提醒民主国家警惕中国统战渗透后，美国政府又一高官发表公开演说，对中国共产党在全球进行的“隐秘、胁迫和腐化”的影响活动发出警告，并呼吁盟友和伙伴协调应对这种恶意影响。

美国国务院负责亚太事务的助卿史达伟（David Stilwell）星期五（10月30日）在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Hoover Institute）和亚洲协会（Asia Society）共同举办的视频讨论会上发表政策演说，详细阐述中国共产党如何利用自由社会的自由开放进行“隐秘、胁迫和腐化”（covert, coercive and corrupt）的恶意影响活动，以及自由社会应如何应对这一挑战。

他说，过去数十年来，美国和其他国家以乐观和善意的期待与中国建立联系，希望相互间的外交、贸易投资、媒体、学术和民间交流可以导向共同的繁荣和信任，但现实是，中国共产党选择将这些接触交流“武器化”，将其作为达成邪恶目的的渠道。

他说：“（中共）不仅拒绝我们的民主政治原则，而且将其视为可以利用的最佳弱点。”

史达伟说，世界正越来越认识到中共如何利用与外国的接触交流来施加影响、干涉和胁迫。他说，北京一直声称“双赢”和“不干涉他国内政”，但事实上其行为是“系统性的掠夺和霸权”，“中国共产党想要控制，或者至少是对公共舆论和世界各地政治决策拥有否决权。”

史达伟说，北京所称的“统战工作”，亦即习近平所称的中共的“秘密武器”，就是这些影响活动的一部分。

他说，“统战”有很多表现形式，并且涉及各个方面，比如收买政客，对不服从北京立场的媒体或企业施压，鼓励留学生“自发爱国”行为，骚扰海外中国异议人士和活动人士，散播有关新冠疫情的假信息，以及战狼外交等等。

他举例说，在澳大利亚，一位前程似锦的参议员因收取一位与北京有联系的捐赠者的钱而被迫辞职；在新西兰，一名中国出生的议会成员隐瞒了其曾为中国军方情报部门工作15年。NBA因为一条支持香港的推文而陷入危机，好莱坞不愿拍摄批评中国的影片。在联合国和世界其他国家的首都，腐败丑闻背后都有中共人员的身影，北京的海外基建项目通常都与贿赂当地官员和隐藏在合同中的严苛金融条款相伴。

史达伟说，中共施加海外影响的机构非常庞大，不仅有“干部数量是美国国务院外交人员的4倍”的统战部门，还有其他帮助影响外国舆论和外国官员的机构，包括外交部、中宣部、教育部，以及许多通常以独立非政府组织和文化交流协会自称的机构、商会、学术组织、媒体机构，甚至在世界各地活动的中国国有和私营企业。

他说：“这就好比是一座冰山。水面上的是从事合法外交活动的中国外交官，水面下是更大、更混沌隐秘的行为者和实体，他们与共产党政权的联系长期以来都被忽视、忽略或研究不足。”

史达伟说，正因为如此，美国最近将15家中国媒体、孔子学院、全美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指定为外国使团，司法部针对中国的这些行为展开广泛的执法行动，包括指控中国军方研究人员签证欺诈、并在本周逮捕了八名中共“猎狐”人员。

史达伟指出，针对中共的“统战”，对等原则极为重要，而这也是特朗普总统一再强调的。他说，过去数十年来，美国允许中国在不对等的情况下与美国社会接触，但北京却利用这种不平衡，现在是时候做出自我防卫。

他说，如果北京阻止在美国的外交官自由旅行并与中国民众交流，在美国的中国外交官也不应享有在美国社会自由行动的待遇；如果北京继续限制美国和其他独立外国记者，美国也不应把中国在美国的官方宣传者视为独立记者。

他说：“进入我们的社会、经济，获取我们的技术无疑帮助了中国发展，但是中国共产党却只是变本加厉，更加列宁主义、重商主义，敌视西方。我们现在很晚才匆忙开始保护我们的社会免于被北京改变。恢复对等是基本的一步。”

史达伟在演讲的最后表示，中共构成的挑战是全球性的，自由民主国家应对中共影响和干预保持警觉，并且相互间协调合作，以透明、对等、公平、问责、法治这些指导原则防止中共从社会内部袭击。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他发出警告说：“未来的中华治世，如果完全实现，将会是具有侵略性的，它藐视人类自由，居高临下。中共施加的世界秩序不是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不是和平解决争端，不是尊重守法国家的主权，而是要求臣服于北京。监视和控制技术的进步将使世界走向一个新的暴政黑暗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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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座整理| 张洁平：站在漩涡里记录、写作和行动——一个媒体人见证的中港台

主办方：青年系列讲座

讲者：张洁平

时间：2020年10月29日 北京时间8:00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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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第一次在Zoom 上对主要是大陆的朋友做分享。其实挺紧张的，从2015年开始比较多做媒体管理者和老师工作后，做了很多公开表达。但今天是最紧张的一次，因为这么多大陆的朋友，近乡情怯。我人在香港，做很多中港台报道，2005到2020，15年间中港台发生了特别多一言难尽的事情。要在今夜讲完今天这个标题是不可能实现的， 要一年才讲的完。

因为这15年经历了特别大的变化，尤其中港台三个地方相互间的翻转和敌意。在这种情况下，和大陆的朋友很久都没有仔细讨论香港和台湾的话题。但我知道很多朋友是很关心的。我也邀请了很多大学室友、朋友，我们原本在想法上相同，但因为说不出口的时代议题，彼此交流都搁浅很多。

不知道从何说起，我就从自己经历说。我会把自己尝试当成一个人物报道的对象去解剖。

做人物报道中，写人物写的最好看的地方，是提炼出私人生活中公共性的部分。所谓公共性是指，每个人某种程度上都是被时代造就的，我们都活在每个时代或者历史的结构里面。

如果不是因为过去中港台很多机缘巧合的变化，时代潮涌中的很多机会，不会是今天的经历，也不会是今天的样子和想法。我尝试把这部分总结出来，也是给很多朋友浅浅认识今天中港台这个局面的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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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香港认识“离散中国”

画面上这只狗还是挺萌的，这是我们现在的状态，站在漩涡里。

我用了一个老梗，就是“漩涡”这个事情。其实在这个语境下，不是恰当比喻，更精确的应该是“裂缝”吧。

我2005年从中国到香港念书，恰好是新闻。是偶然的选择，就做了新闻这一行。在香港念新闻和从事新闻，给了我之前从来没有很想过的位置——站在离中国很近的地方，看到跟中国大陆很不一样的一个中国，这包括了一个广义的、历史性的、正在过程中的中国。包括在香港、在台湾、在东南亚、所有使用华文的，跟中国爱恨情仇的很多很多地方，包括移民，或者说讲这个语言，但未必有这个认同的很多人生活的地方。

对我来说，香港是个绝佳的位置，去看见这一整个离散的中国。因为有这个绝佳的位置，又恰好做了记者，所以我一直很珍惜这个机会。很多经历是很难复制的。因为我恰好是在中港关系最好的时候到达了香港。

我会分成大概五个阶段。2005年之前，我在中国大陆出生长大。2005年，猛叉叉来到香港，和很多朋友一样，心情非常简单，就是想看看中国以外的世界，也没想过是否留香港。但真的特别幸运，当时是中港蜜月期。

这张图是来自香港的民意研究所，前身是港大的香港民意调查中心。他们每年都会做民意调查：香港人认同自己是广义的香港人还是广义的中国人？

广义的香港人和中国人这个定义大家可以去看。从这张图看到，现在的状况是非常夸张的剪刀叉，其实这还是返修例运动之前。运动之后，差距就更大了。简直是劈叉的感觉。这是全民的调查， 如果你要看三十岁以下的，就更夸张了。

我在图中间画一条线，是2005年9月我来香港的日子，回头再看真的是蜜月期，03年到09年，看这中间交缠的状况，当时香港人认为自己是中国人的比例非常高，好像人心真的是要回归了。两边交流多了，对彼此好奇心也多了，认同度也很高。其实我来香港的时候也有一种介入大城市的、你不是当地人的那种张力，如果你去北京、上海，也是这样的。当时和北京、上海的差别不是很大，是个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我相信跟我一样差不多时间来的人，没有人会想到后面的局势是个这样的剪刀差，当时都会以为越来愈好。我相信，这也是从中国角度出发，想象的回归后、一国两制最好的样子。没想到就回不了头。

香港打开了很大的眼界和很多的机会。出国留学、换一个地方生活、从事某一个职业，总能获得很多知识上的成就、视野的开阔。但是在香港有个蛮不可替代的特征是——我是从香港才意识到什么是离散的中国。

我们在从中国大陆中心出发的视角，只看到广义的中原。基本上中国大陆就是代表着中国。这个在里面看来是理所应当的。因为是十几亿的人口、庞大的经济体量和市场、所有商人都想跟你做生意，外邦来朝的一个氛围，你在中间，这个视角是很自然的。你稍微出来点，但是也不要太远，在香港这个自然港、这个世界和中国的不管是人流还是物流的中转站，在这里，对我来说，是第一次遇到过这么多跟我们长得一样、讲一样的语言，但是完全跟中国经验一点关系都没有的人。印尼华人、加拿大华侨...在香港，我才建立了一个视野，就是离散中国这个概念。

这个事情非常有趣。对我来说，在香港重新认识，什么叫做中国。

在香港重新认识中国有两个含义。一个是历史时空上，在香港可以看到尽量真实、完整的史料，去重新理解中国的历史、当代近代的历史。可以感受到，中国是个过程。从来没有什么自古以来、神圣不可侵犯这回事。中国作为一个现代国家的概念，时间真的很短，一百多年而已。中国本身是个过程，现在还没有结束，我们还在这个过程中间。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和1949年被赶走的中华民国政权到了台湾，两岸隔离了三十年，停火了七十年，到现在为止重新紧张起来，这个过程并没有结束。

在香港，是个绝佳的位置，去看到这么多的华人，让我重新认识中国这个事情，很多地方都很难取代香港这个位置。

##《亚洲周刊》时期

更有趣的是，我的第一份工作在香港《亚洲周刊》做记者，做了大概六年时间，写了六十多篇封面报道。《亚洲周刊》当时是全球视野，本土关怀，定位是给全球华人做的杂志，这个全球华人包括中国大陆在内，且不只是中国大陆的。

我在《亚洲周刊》是中港关系最密切时期，周刊主编邱立本是台湾念大学的香港人，跟马英九是美国研究生同学，是老的中国文化派。在文化上，特别认为自己的归属是中国，但希望中国向民主自由方向去，大概是这个光谱。

那时候我对他们来说，我是一个活的中国人，他们之前没有招过陆生，对他们来说，我很新鲜。因为研读了中国文化这么多年，但是隔离了这么久。他们很好奇，觉得算是可以借助我这样一个年轻的体能和我的笔了解中国。

也没有审查。开始写报道的时候，能感受到邱立本的关怀，他说“给我一个香港，我可以撬起整个中国”。意思非常积极，不是煽动政权那类的，而是说，给我一个支点，我希望以香港的法治、高效的公务员体制、公民社会先进的管制经验去帮助中国，我们可以相互学习对方好的东西，虽然香港只有700万人，但是有历史资本带来的丰厚的资源、各地的资源和管治的经验。希望能帮到中国。

这是很强的大中华关怀。体现到报道上，我就发现了...因为我是少有的大陆记者，所以有很多机会出差和写封面报道。但是我发现，老板的情怀带来一个套路就是——不管写什么故事，都喜欢起个标题：xx改变中国。不管背后复杂性是怎么样。在那种从南方望着北方、眼含热泪、老的香港华侨看来，这都是中国变好的信号和希望，他们希望你写出这种信号和希望来。

这也是真实的，当时中国公民社会的气氛开放、活跃。社会这个层面有很多新生的力量发声，而且社交媒体刚刚开放，从BBS到博客、差不多要到微信这个时期，五花八门的声音和行动开始涌现出来。是经济在崛起、社会在开放，虽然有阴影、但生机勃勃的状态。很多在外面观察中国的人也都很兴奋，有情怀的人希望参与进来，改变中国。

我当时也会帮一些中国大陆的媒体写香港的稿子，比如中国青年报的冰点周刊和南方周末。

当时我给他们写香港廉政公署ICAC反腐的经验、香港保育的经验，都希望我写香港好。

编辑说，北京要拆一条胡同，你可不可以写，香港有什么成功保育的经验。我说，有是有，但是香港拆得很多，历史记忆淡薄、资本力量强大，保育经验真的没有太多难得出手的。编辑说，没关系，你给我找个好的例子就行了。我就找了《岁月神偷》这部电影的永利街。永利街他们以社会运动的形式弄了很多年。

香港房地产过度发展、导致香港很多问题都得不到解决。当时这些问题，中国大陆是不想听、不想面对的，因为他们要中国大陆进步，就想要借助香港的经验。处在中间挺好的，大家都想往好的地方去。

这本书是陈冠中编著的《波西米亚中国》，2003年的时候，陈冠中、梁伟棠等纷纷去大陆，当时是香港人北上潮流。还有这本《潮爆中国》，后来拍了电影《潮爆北京》，还有《大广东》。

当时社会上是觉得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从97后，这是香港自己的家了。再也不是哪个主子的家，是自己的家。所以2005年，香港回归一段时间后，保育风潮起来。天星码头、皇后码头的事件（本土保育组织行动抗议皇后码头被拆卸）也很新奇，因为香港之前被拆了很多次码头没人管。

香港回归后，大家把这个地方当作家，有很多社会保育组织成立，大家不愿完全跟地产商妥协利益。这跟很多香港人北上，跟中国增进了解结合起来。《大广东》也是因为当时在想，能不能打造一个粤语文化共同体，陈冠中还提出过canton这个概念。

香港很多人从广东移民过来，生活在资本主义体系里面，融入了一个区域经济，没有机会有更多交流，但实际上，本来是有很多重合的。所以他提出了这个概念，去讨论什么叫粤语文化共同体。

现在讲起来，恍如隔世，也不过是十年以前。一个短短的罗湖桥割裂成这样子，彼此敌意恨不得上涨到要绝交。

但是从这些书、这些探索都看得到当时的场景。这还只是从香港看中国，我当时有段时间驻北京还能感受到在大陆港台文化的热潮，马家辉等的书，被当做同文异质的文化被很多人追捧。

但，那个时候，大陆的媒体只想看到香港的好，并不真的想看到香港的问题。就像两个人谈恋爱一样，你爱对方、对对方好，其实是要看到它的好，也看到它的问题。但是当时两边都拿着玫瑰色的眼镜去看对方。

我在《亚洲周刊》写的最后一个封面，叫《利比亚之战改变中国》。这是个每个星期四出版的杂志。星期一早晨，主编打电话给我，说利比亚开战了，洁平你写个封面。我当时想我在北京，又不在利比亚。所以我在北京打了超级多电话，采访了一堆在利比亚的商人、专家、华人，把这个论述说出来了，我当时觉得很扯。现在过了十年，又觉得对。

当时采访的外国专家说，中东和北非开战很乱，美国很多精力都放在那，顾不上中国了，所以给了很多中国喘息的机会。我当时想，我再也不要在这种框架下写作了，我要认识真实的中国、香港。

其实，现在再想，在希拉里提出重返亚太之前，很长时间，美国精力放在中东和北非，这个牵制延缓了美国对中国的对峙。所以，直到2015、16美国重返亚太之后，这个张力才起来。但我当时觉得扯，我辞职了——我当时想法是要么认识真实的中国、要么认识真实的香港——我要在地。

##《阳光时务》时期

有很多机缘巧合。2011年的时候，我加入了原创媒体《阳光实务》，是基于iPad的电子杂志，回头来看，有人投资这样的媒体，是有时代背景的。

当时是习近平要上任但是还没上任的时候，所有人都紧张，这也是威权体制最危险的时候，因为不是一个民主的授权，到底怎样才能让政权平稳过渡，不会出什么乱子，不会有人夺权。全世界都在看一个超级大的威权体制怎么进行和平移交。

2012年前后，全世界媒体都在关注习上任。从2012年的新闻标题看，当时所有人都以为习是个改革派，是西方意义上的改革派。温家宝还接受境外媒体采访，还说中国要政体改革了。

基本上在那样一个脉络下，2003到2012，胡温执政期间，公民社会有一定程度的开放，或者说体制内的改革派跟体制外的改革派在合流，希望把中国推向从经济改革转向到政治改革的路，这是2003到2012民间的主旋律。很多人都希望往这条路上走。

习近平作为储君马上登基了。习近平父亲是很重要改革派领袖。是中共党史上少有的零差评的人物。习仲勋基本没留下过什么斗人的记录，而且在文革之后还处理平反问题，很多人对他感恩。80年代后，又主导改革开放的工作。

胡温又铺垫了往西方政治改革的这样一个脉络，习掌权前也都没有流露出太多政治观点。所以当时所有媒体都认为要改革。

“我看最多还有两年。“是阳光时务老板陈平经常说的话。还有两年中国就要变了，他一直这么说。他是个红二代的商人，机缘巧合收购了阳光卫视。蛮老派的电视台。

当时他为什么要投资这个媒体，因为觉得中国要改革，这是中国知识分子建言献策的好时刻，这是个经典的商人办报的模型，陈平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办了一个新媒体。

背景是，当时说传统媒体要死了，未来是个新媒体世界。但是当时所有人都搞不清楚，什么是新媒体，以为只要有文字、影音弄一块，动起来就是新媒体，但那只是多媒体的形态。

我们当时也是误解了新媒体的其中之一。当时弄那种封面是会动的、领导人的头晃来晃去，比较卡通的风格，很快意识到这不是新媒体，这种传播渠道依然非常古老。真正的新媒体是传播结构的彻底的改变，是商业模式的彻底改变。但当时不知道。

在当时这个环境下， 对我来说，是比较清楚感受到了，一个媒体产生背后的动能是什么，跟时代政治氛围变化的关系是什么。

不过，变化没有像很多人想的只有两年就发生，《阳光时务》不是新媒体，老板想要的建言献策、推动中国改革的平台也镜花水月，终止了。

##雨伞运动 自由撰稿时期

我自己在《阳光时务》也参与了一部分管理工作。离开后，刚好碰上香港的雨伞运动。香港的反动派想要搞点什么，都在报纸上先写文章，所有的计划过程都是公开发布的，不考虑对手感受，也不管对手会不会看，这是开放和公民社会的一个讨论精神， 很清纯、很感人。

当时2013年香港社会开始酝酿占领中环这样一个想法。对我来说，这是媒体生涯重要转折点。因为在这之前，我所有精力都放在中国，没有关注香港真的在发生什么事情。当时对我这样一个从大陆来的小孩，没有那么理解保卫天星码头这种东西。

因为之前香港新闻头条很多是两个大妈在那里打架，或者一个地方出了车祸也能上头条，是很太平的安逸的社会，当然这个社会有很多深层次的矛盾。但总的来说，跟后面的很多情况不能比。对当时的我来说，在香港看见中国要刺激多了，是有种非常吸引我的使命感去写作。

所以，当时我就想说，怎么一下子就占领中环、公民抗命了？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转折，而这个转向很大的一个动力是陈健民老师。

可能在这里的朋友比香港朋友都了解他，因为他前三十年的学术和职业生涯都跟大陆相连的。在占领中环之前，他所有的关怀都在中国大陆。 他所主导的香港中文大学的香港公民社会研究中心被称为中国NGO的黄埔军校。因为他们低调地做了很多中国NGO的培训，2008年陈健民老师还是中国民政部的高级顾问，因为四川地震，他参与了很多中国大陆公民社会组织和救援。

我采访陈健民老师很多次，都是关于中国。所以我在报纸上看他要去占领中环，我都惊呆了。那就相当于你跟前三十年的事业割席、一刀两断；就相当于跟中国很多伙伴做出切割，因为你要保护他们的安全。

然后我就想去问，到底是什么让他想去占领中环。他的回答非常简单，就说， 我是香港人，这里是我家。

我第一次没有懂，那很多香港人都不是也不占领中环的吗。当然，他还讲了很多笑话。说不是主动占中的，甚至戴耀廷本人都不是，当时戴在《信报》有个思想实验，就是个构想，说中国不给普选，就占领中环， 香港有个著名记者叫谭惠芸就去采访戴耀廷。谭惠芸说，你这个行动是认真的吗？ 如果不是，你想跟谁一起做？戴想了想说，陈建民、朱耀庭。

陈健民当时还在法国度假，看到报纸才知道自己要去占领中环。他放下电话，也没有跟戴耀廷通气，就自己想了二十分钟，说我要参与这个事情。当时他讲了这么多八卦。我当时想：历史太荒诞了，历史怎么就随意被你们就这样改写了。

我因为太焦虑了，所以同时问了很多人，陈健民在中文大学有另外一个好朋友，是中国大陆背景的学者，他们之前合作很多，在文革等议题上跟他价值观都一致，这个老师激烈反对陈健民做这个事情。我就去采访这个老师说，你为什么反对陈做这件事。他说，他不能为了自己赴汤蹈火，就要把这个锅烧开。

这是个很诛心的话啊。我当时想说，你们合作了这么久，以你对陈老师的了解，没有道理会去揣测他的人品把。

我听完他的整个叙述，我理解了这个老师的忧虑。他的意思是，虽然香港在变坏，但是再怎么坏，也比中国强。对中国来说，香港是非常重要的绿洲，公民社会的绿洲，跟世界联通的窗口。对中国来说，香港很重要，香港不能乱。香港如果乱，中国连最后一线希望都没有了。他是从这个角度去看占领中环的。以他的政治判断，这个事情会把香港推向万劫不复的状况。

我问完以后，瞬间明白了两个人的差异。两个人从自己各自脉络出发，都是对的。一个在香港生活了很多年的中国背景的学者或者知识分子，一生都在关怀中国的事情，希望为中国保留一个开放的窗口。

那对陈健民来说。虽然前半生都在中国大陆，但是香港就是家，香港只会跟自己比，只会看到今天的香港比昨天的香港坏，我是香港人，不能看到自己的家坏下去，所以要有一点行动。行动会带来什么结果，行动中的人是不可能预测到的。基本上这是社会运动中的行动者的一个逻辑，以香港为出发点。

跟他们聊完之后，我意识到对我来说，这是两种都make sense的逻辑。

在我面前，这是个选择，你要做陈健民，还是要做那个老师？我的意思并不是说，你要上街与否，而是你选择站在哪个立场讲话、继续你的记录、写作、行动、思考，展开你的人生。

在那个关头，我有个强烈的愿望，就是我要选择陈健民这个位置。这个位置的意思是，我要站在香港人的立场上去写香港。我不想要站在中国人的立场上——站在中国，利用香港的自由、法治。我不想要做香港自由和法治的既得利益者。我希望能够站在香港人的角度去理解香港——这是我作为一个写作者、观察者必须要采取的立场。从这个时候开始，我为了要理解占领中环的原因，我辞职了《号外》的工作，完整跟了占领中环到雨伞运动，差不多一年半的时间，给纽时中文版写稿，希望好好了解香港，以自己的节奏去写，也用这个机会看了很多书、电影。

我真的感谢这个运动是两个教授发起的，像写论文一样，有很多的准备时间。完全不像后面的那些运动，都没有看书的时间，两三天就激烈冲突，你就要跑到最前线。教授他们自己也开玩笑，自己像写论文一样，全民商讨、意见征集，前后拖了十几个月。我就有充分的时间了解香港。

我在这个地方，是个立场的选择吧。“在他者的脉络里理解他者。”这句话是贺照田这个学者写的，我挺喜欢的。有很多学者在2014年引用这句话，希望用它来取代上一个我们耳熟能详的框架去形容这个跨区域的视野。那个框架词叫做“大中华”。当我们讲两岸三地东南亚的时候，常常找不到一个合适的政治正确的词。很难有个词能够符合所有人利益，很多人不认同自己是华人、也不认同华语文化共同体，之前粗糙地用“大中华”，这最早是商务用词，为了避开国家和地区之间复杂冲突，用“大中华”去形容一个区域经济体，是从区域角度去讲。所以Greater China也就是大中华从80年代到2010年，差不多30年时间，这个词都挺火的。慢慢当各个地方民族主义兴起的时候，大香港主义、大台湾主义兴起的时候，越来越少人愿意叫自己是“大中华”。

“大中华”就变成了一个难听又粗口的词，当大家都想要交流的时候，这是把大家放在同一张桌子上吃饭的一个词，当大家都想要离席的时候，这张桌子就被掀掉了。“大中华”就变成了一个特别讨厌的词。

我依然希望，有一个论述的方式去沟通中港台——同文同种但是文化上异质的一个地方。所以，“在他者的脉络里理解他者”对我来说是受到香港整个变化的启发。我在陈健民老师和这个老师之间，意识到，这是真的要站在他者脉络里理解他者，而不是站在你的角度。

当然这是很难的事情，这对普通人来说，这跟你的知识、情感框架是相悖的，是反人性的。我在香港，因为讲普通话被司机刁难等等，如果我说要你理解一下对方的背景、来源是什么，这是反人性的。但是对写作者、田野调查、生产知识的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取态。

某种程度上，在这个位置我建立了我写作和行动的立场。

除了补充香港知识、采取了在他者脉络里写他者的立场之外，当时在79天的雨伞运动中最后一天的经历也深刻影响了我。现在回头来说，那天是和平收场，没有成果也没有很大伤亡，和平清场了。人们在最后中环街头住的也零零散散了，警察把帐篷一收，这一切完结了。

清场的时候，有500人留了下来，坐在地上说，我承认，我犯法，我不是开玩笑的，我是公民抗命的，我在这儿就是等着被你抓走。

我作为一个记者，看着整个过程，当时心情难以形容。我作为一个自由撰稿人，这79天里，跟运动中几个关键人物混到一块，大家都把你作为朋友，我也觉得是朋友，你会进入他们办公室，很深入去观察他们筹备、谈判。

直到那一天，他们全部都坐下来，警察把它们抬走的时候，你感受到跟这些人，就像摩西分开红海一样的距离。你是站在岸上的人，他们是在水里的人。我能感受到，他们看向我的眼神充满了理解——没事的，你是记者。而且你是中国大陆背景的人。你快走吧。

那天的感受非常困扰我。我确实是个记者、我确实应该站在岸上。但是我确实认同这个运动中很大的价值。如果我不是记者，我就站在那儿了。

我后来想了很久。我希望不再站在岸上。但也不是说要冲在街头。

我认为我有自己的战场、阵地。我不想站在岸上了，我可以做点什么，我在自己的领域做一个行动者。行动者不是说你真的要冲到街上游行，而是要做站在岸上去改变的人。

##端传媒和Matters时期

很巧，其实就过了一个月，在香港就有人找到我说，就是端的投资人，画了很大的饼，他们想办一个华人世界最好的媒体。当时我们讨论，中国这么多人在海外，有这么多人才，为什么一直都没有一个真正在报道质量上，跟国际媒体比肩的好媒体。

我当时在写报道的时候也感受到这点了。中国大陆很少有媒体能容纳这种长篇的、不是那么新闻热点性的长篇报道，我当时每篇给纽时的报道都有8000字。中文世界deserve这样一个深度媒体。出资人问我有没有兴趣做。我当时很犹豫，我之前带的最多的人是10个人，当时端许诺的架构是很大的，100人的团队，很大的视野。我相当犹豫，觉得自己不见得能驾驭了。

我说你还找了谁，他就告诉我两个名字。我说，天哪，这么一大笔钱你要是给了这两个人，我完全能想到香港能多两个什么媒体。要么是在经典的腐朽的传统媒体上加了一块砖，要么是在一个激进的反动的媒体上加一块砖，都无助于媒体生态，跟广阔的视野、真正的中港台沟通关系也不大。我认识的很有才华的年轻的记者也不能去那样的媒体。

如果不是刚经历雨伞运动，有那种无力感，我可能不会有勇气去做这个事情。但是当时就是心一横，觉得不能把这个世界让给坏人。

在端的这个机会上，就拔苗助长跳了一下，抓住了这个机会，希望让自己扮演这个资源再分配的中介，去促成一个我们都想看好的媒体的出现，就是这里写的这句话，BE THE CHANGE YOU WANT TO SEE，这件事情的的确确动力是来自在香港受到的感召。

端中间也经历了特别多困难、错误，但总的来说，它的大方向，坚持在跨地域的视野、给年轻的编辑、记者、写手的大方向没变，最终是个立得住的品牌。

我很感激自己在香港的经历，不然很多事不敢做。但有时候是你做了才可以的。

勇敢其实来自于一种判断力吧。你觉得这个事情方向对，你特别特别想。只要你足够想，以及这个方向你坚信他是对的，这个事情你就能说服很多人来帮你，只要这个事情有很多人来帮你，它就能做成。这个世界上没有那么多难的事情，我是很相信心想事成的。

标题写的是记录、写作和行动，刚刚说的这三个阶段，其实就是这三个词的转换。在《亚洲周刊》是职业的记者，去做记录，我没有一个自己有立场的写作。当然，记录也是专业的完成工作。到写香港的时候，慢慢产生自己写作立场，不是偏向A或B，而是在他者的脉络里理解他者。做端传媒，在我心里，是在媒体这个战场上做的行动，要搞点事情。我也意识到自己走到一个很多资源的节点的位置，你能撬动的资源，已经不只是你口袋里有的那些了，你能够撬动一些额外的资源，你有能力做资源的整合、再分配，去创造一些事情，你就应该去做，不能犹豫。上述这三个阶段，对我来说，恰好是完成了从记录到写作到行动的转向。

其实也是因为这些经历，才有更多的勇气去冒险。2018年中的时候创办了另外的一个平台Matters。端传媒有投资人，我是第一个员工，我是Co-founder，但我不用操心钱的事情。2018年中，我创办了Matters，是完整的创业，从钱到什么的都是自己搞定。

如果没有前面的经历，我没有办法搞定。我的职业、整个生涯都在媒体这个行业，目睹了很多变化和问题，我觉得很多问题不是单一的内容生产者可以解决的，端是很多精品内容生产的集结，但还是一个内容生产者。面对的公共环境的很多问题，同温层、信息的极化、强烈地被算法主导等，这不是单一的内容生产者能回应的了了。

什么能回应的了? 我没有能力认为自己能再搞出个Facebook来。所以在传统内容生产和大平台之间，有个新的探索。

我们希望寻找到一种避免审查、去中心化的，信息分发跟组织的方式。要不就是精英的媒体，要不就是被传统大平台绑架，在中间这条路有没有别的可能性呢？这是我做Matters 的原因。对我来说，这是媒体道路上往前的探索。

##活出时代的矛盾

整个回头去讲，从2005年中港蜜月期到2020年，是媒体行业里一个持续探索，是从记录到写作到行动。我有时在想，如果我没有留在香港，我的平行人生是什么样的？也有很多参照，比如我的一些回去大陆的朋友。

这是壹传媒的股价。我也把我去香港的那一年标出来。其实股市展现真实市场。你可以看到断崖式下降。2005年我去的时候，是黄金时代的尾声。2007年、2009年一次断崖式的下降。大趋势一定是这样的，作为一个传统媒体。这是社交媒体的出现、web2.0的出现。

下一张图是腾讯，完全不一样。翻转幅度比壹传媒还要快。我想说的平行人生不是买了腾讯的股票。我想说，我很多同学回到大陆，绝大部分经历的是互联网的成就。这种光荣和起飞，这是很真实的。

国家绑定了很多社会资源，在很多传统领域所谓的“国进民退”，在民间不是那么真的有空间去施展自己的抱负。但是互联网是新的行业、一片蓝海，是新的资源，让很多旧的行业重新洗牌的。

因为我在台湾香港现在看到年轻人真的是没有这些机会的。没有出头天，真的是四五十岁才能做主管。年轻人非常憋屈，你再有才华可能都等到45岁吧。如果没有一个新兴行业的话。

所以在中国，互联网神话这个意义上给了很多年轻人机会，带给大家梦想实现的感觉。但对于我来说，我在香港完全没有虽然有采访和报道，但是并没有亲身经历到这一段。虽然表面来说，我经历的都是下滑曲线，可对一个记者、写作者来说，或者对一个致力于经验一些复杂性的写作的人来说，这是一段特别宝贵的经历。在香港这样一个风陵渡口，见证了大时代蛮关键的一段变迁时光，而不是进入任何一个产业。如果进入任何一个产业，如互联网产业，现在回头来看，这些新的超级大平台带给我们所处的公共社会非常大的问题。但这些问题如果你身在其中，是很难获得批判性的视角，我也蛮感激自己没有真的在这个浪潮里面成为一个有钱人。

因为对我来说。这个视角很难得。我不停从陈冠中老师那里抄袭的、他很喜欢的罗兰巴特的这句话：希望自己身上能活出时代的矛盾。

一开始是不自觉、后面是很自觉在做这件事。我其实希望自己能够留在夹缝状态。这个夹缝状态很辛苦，特别是中港台矛盾激烈的时候，你整个人是撕裂的感觉，如果你要同理三方所有人的时候， 你就离疯狂不远了。

但是我蛮希望自己留在这个夹缝状态，活得辛苦一点的。因为只有这样子，才能让在时代在你身上真的活出来。我觉得对于一个想要思考、写作和行动度过这一生的人来说，其实是特别难得的一个资产吧。

重点是我希望自己能处在这个通道上，这个流动性之中，在自己身上去体会到这种流动带来的，不管是善意的分享、开放，还是恶意的冲击、甚至是封闭。其实这是个特别难得的视野。

我自己身上的这些东西当然有自己努力的成分，但是完全是被时代造就的。如果不是中港蜜月期、不是作为陆生被好奇拉近亚洲周刊，如果不是这各种机会..都是因为时代背景所造就的。

我最近在看一个学者的书。孔飞力，是一个已经去世的汉学家，他写的书很少，平均十年一本，但很精彩。他有本研究海外华人历史的书，叫《Chinese among others》里面提了一个概念叫历史资本。每个人、每个城市每个国家都是有历史资本的。是由于历史结构的变化，这个历史经验带给你的东西。

我身上是有很多历史资本的，对我来说，是正面的。每个人、每个国家、城市都有很多历史资本。我们所谓的人生的意义，或者说我刚刚说的“活出时代的矛盾”，就是你有没有办法，把你身上所累积的这个历史资本转化出去，回报给这个历史、社会。这对我来说，这是很重要的人生意义的来源。作为一个人类，活这一世的意义的来源。所以对我来说，历史资本越多，积累的越多，我真的是觉得越感恩的。尽管它可能很多在现实意义上是负面的，但是在经验、情感跟思考上是正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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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答环节

Q1: 港台媒体在报告新冠疫情的时候，称之为武汉肺炎，你作为媒体人怎么看待这种说法？

张洁平：假设这个疫情发生在十年以前，港台媒体是会用新冠肺炎或者用英文来形容的。当然会有很多人说德国脑炎、香港脚，很多病是以国家来命名的，写武汉肺炎的媒体都会这样来解释，但我觉得他们心里知道这是个借口。至少在这个情境下，还使用武汉肺炎的人，是带着对中国的怨气的。当然这个怨气有他的原因，是觉得中国导致了疫情的蔓延。正过来说是，希望大家不要忘记，疫情是在中国武汉开始的，是因为他们的瞒报，你可以感受到强烈的情绪。

中港台，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变成了很多人找个理由就会去做的这么一个选择。放到十年前，不会这样，SARS也没有人叫广东肺炎。是社会集体情绪的一个体现。

Q2: 现在的信息传播结构下面，我们可以做点什么来去缝合中港台越来越深的裂缝？

张洁平：我不想显得这么无力。但我觉得不要以“缝合裂缝”为目标比较好，可能你把目标下降到能消除一点是一点，能坚持久一些。

我今天刚跟一个台湾学者黄宗仪访问和聊天，其实他的论文就是把我们经历的事情尝试用新的架构重新讲一遍。

心理治疗里有一个很经典的治疗方式叫“叙事治疗”，就是让你从头讲自己的故事。要构建一个新的叙事，希望能够在重新讲述之间去回应、安抚创伤。现在中港台状态，很多在港台大陆背景的人都处在一个创伤状态。讲故事仍然是一个重要有用的方法，而不是说就一个问题在争论，这不太有帮助。

我自己经历过的事情，是对一个坚持叫“武汉肺炎”的朋友，给他看了艾晓明老师在武汉写的日记。艾晓明老师写的日记很直观，没有以知识分子形象自居，她以一个退休的家庭妇女形象去写做志愿者的视角，来写真实的生离死别的经历。我这个朋友看了很感动。因为他在香港有很少渠道，去认识到有温度的人的故事。看了之后，他还是在用“武汉肺炎”，但是在脸书上之后，多了很多在转中国那边的人写的在疫情的文章。这是一个很好的努力，看到的中国不再是简单的、负面的名词，而是有人的故事出现，这些故事也有很多反思在里面，不是那么铁板一块了叭。

我其实对中港台发展挺悲观的。我们好像错过了很多可以沟通的阶段。到现在，很多话说不出口了，两岸之间甚至朝着一个往战争上去的路径。我还是觉得，你如果想办法能有好的故事，能让你认识一个活生生的台湾、香港人，看见他的故事、同理他的故事（反之也是一样）你能真的在这个冲突发生到不可避免的时候，甚至要走到进战争的程度的时候，你会有点于心不忍，因为你认识的是一个活人。这时候我觉得故事还是有力量的，尽管不得不说，故事是在大写的政治已经失效的情况下，无力的一种表达。但它依然是保留人性的最后一道防线。

Q3: 在香港原来越严峻的媒体环境下，端和Matters会怎么去面对？

张洁平：跟很多在香港的朋友是一样的，该干嘛干嘛，不要被环境变化影响你现在做的事情。议程是我们自己设置的，不用跟时代的指挥部来走。颁布了一条法律，跟着走，不就是正中下怀吗，我可能会谨慎一点，是说，留言和八卦会说得少一点。

我在浸会大学讲新闻课，很多朋友说，香港通过国安法了，你讲课要小心点。我心里在想，香港这些运动很多人在讨论独立，这是个事实，这是你要面对的事实。我们真心的要去面对这个问题。也不会避免不去讲什么。

我相信对端来说，也是这样的。NOW TV这种大的媒体高层换血，方向就会出现变化。但是小的独立的媒体还是该干嘛就干嘛。

Matters我希望多样态创作以及社群联结。更加紧密讨论社群是有需要和需求的，我们理想中的用户是对公共讨论非常有热情的，希望做出对用户价值更大的产品。

Q4: 在做敏感题材的时候，怎么保护当事人和自己，以及把握自己和前线行动者的平衡？

张洁平：一直以来处理的大部分题都有政治敏感性。几乎每隔两三个题都会遇到的问题，我没有处理的很好。我自己经历过至少是两次，我的采访对象，因为我的报道而被抓的事情，这两次对我自己的打击和影响是蛮大的。

但我后来找了方法去面对它，一次是2009年采访谭作人，他是在四川地震后发了四川学生死难名单调查的公民，之前还有彭州石化的事情。我当时应该是第一个采访他的境外媒体。《亚洲周刊》做了封面。后来谭作人被抓了后，他的律师联系我说，罪名有一条是，接受境外媒体采访。当时律师让我提供采访提纲作为证据。后来他被判了五年，煽动国家政权罪。

我想，我在香港做记者，写稿写得很辛苦，稿子没人看，没人看指的是中国大陆封锁，但我自己希望在大陆被看到，没人看，我的采访对象还被抓了。我就经历了很大动摇。这时候又经历了第二次采访对象被抓，是冉云飞，也是四川人，当时是“茉莉花示威”。他后来被监视居住了半年时间，我给他写了封邮件道歉。他给我回了封信，让我感动，也重新理解了这件事。他说，你不要道歉，如果你道歉，就是在贬低我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接受采访的主体性。是在贬低我行动的价值。

我其实之前也有这样的想法， 但是我陷入巨大的愧疚之中。我突然明白了这个事情，在那之后，我当然没有遇到过采访对象被抓。

这些采访对象他们选择实名来采访，也愿意承担实名报道的风险。报道是采访者和被采访者共同的努力。事关公共事件的报道，是共同commitment，既然我的采访愿意承担这个风险，那这对我最大的影响就是，我没有再用笔名写过文章。你既然冒这么大的风险，我就至少用实名，跟他站在一起。

当然你得再三确认，他是不是真的愿意接受这个采访。而对记者说来说，越专业越安全，写事实、最多是分析，专业，不要用阴谋论和谣言。至于以后发展什么样不知道，目前为止是越专业越安全。

Q5：目前国内一些人文内媒体只能就一些缺乏公共性，只能在有限的空间讨论一些选题？

张洁平：任何公共性议题反复的讨论都有必要，国内讨论metoo、女权相对安全吧。政治这个事情，存在在家庭、职场等各种方面，对权力的反思跟挑战、权力的作用机制这件事情不只是存在在执政党的政治权力，存在在方方面面。所以如果能在安全界线，去做深入讨论，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

另一方面就是，我其实很喜欢之前跟艾晓明有个讲座。她讲的一句话我印象深刻。

国内发言肯定是有局限的。你当然可以发进一步努力的言，把公共讨论往前推一步。直接挑战中国的现行体制。但是你被秒删，直接被消声了，几乎没在公共讨论里留下什么话语。

艾晓明当时对武汉的各种记录，她讲到一点，这些记录，首先，特别有价值，但是，我们在承认他们有价值的同时，必须得承认这是一种被阉割的书写。我们每个人必须要为这件事感觉到一丁点的耻辱感。我们并不是在自由的环境下书写。我们已经做了自我妥协，才能让这些声音发出来。这是良性的讨论没错，但是它不是完整的。我觉得得有这个自觉。而且你得知道，很多人是再也发不了声的。但他们其实有很重要的、精彩的批判，但你再也听不到，他们是被约束了自由，遭到严重的压迫的。你只要知道这件事情，意识到自己的发言是被阉割的发言，在这个底线去推进很多。并不是在直接的硬碰硬的场域上，而是在很多家庭、亲密关系、职场，真的有很多权力机构值得去反思。我觉得这两面，都有这个自觉就可以了。

Q6: 新媒体带来的传播结构的重组是什么？媒体怎么去平衡对受众重要内容和受众喜欢看的内容的传递？

张洁平: 推荐奈飞纪录片《Social Dilemma》，采访了超级大平台的产品经理、设计师，回答“今天我们面对的内容生态到底是什么样的”这个问题。

之前会去邮局看报纸，会挑喜欢的台看，这是我们以前接收信息的方式。谷歌出现后，依然是这个动作，但是更便捷了。今天脸书、今日头条之后，有个巨大变化，你看完新闻后，并没有想说你要看什么，你其实是非常被动在看这些信息的，以躺着的姿态开始看，慢慢这个平台给你推送她判断你会喜欢的内容，你从主动信息索取者成为一个被喂养的，其实本质上，你变成了一个给他的AI提供精血的能量机器，你的世界观是被他主导的。

在这个世界下，怎么抵制信息流的诱惑。你给一个内容点赞，这个内容就出现的更多，以前我们说谁掌握了话语，就掌握了信息，话语权，今天是筛选权，是平台去筛选信息给我们。

我们能做的是，主动抵制这些诱惑，去做主动的寻找者，而不是被喂养的人。

作为一个媒体，怎么平衡受众喜欢的内容，这个问题得问得更具体再来回答。因为今天的媒体走向越来越分众的局面，每个媒体有自己清晰的定位、不再是大众媒体，现在每个媒体的定位和目标读者都越来越清楚。

Q7：怎么看《亚洲周刊》评选一下香港警察作为年度人物？

张洁平：太扯了。必须要跟我工作过的机构割席。

Q8: 香港读传播学还值得吗？

张洁平：我觉得还是应该想尽办法去到一个开放的社会，想办法看到不同的声音和人，这个意义上，香港仍是一个好的选择。虽然父母会担心乱，但那个乱，对于学生来说，是很好的认识这个城市的机会。

Q9: 洁平觉得现在做新闻真的能够做正义吗？因为扭曲真相和不公正恰恰是当今时代大部分“新闻”的后果？

张洁平：我自己做新闻不是以追求正义为目的，是以尽量逼近真实为目的。不同观点、阵营去讨论，是把这个社会带向进步的一个基础，比如美国大选到底是选拜登还是特朗普，我们必须要很真实去了解他们是什么人，他们的背景以前做过什么事情，有充分真实信息去讨论这个事情，当然这个真实在我们现在社会还是匮乏的。正义是个比较空泛的说法，对我来说，我对新闻的正义是真实。

Q10: 刚刚洁平说到自己身上的割裂感。这也是我的困境，不过我的割裂感是工作中，在所谓时代前沿的一个精英行业，和作为公民想要站在普通人这边而不是精英这边的一种矛盾？

张洁平：我觉得有这种矛盾的感觉很好、很珍贵。这也不是容易调和的状态。

这个社会上很多都是带着内疚的精英推动的，你是有精英的能力，你感觉自己跟底层脱节了，你没有办法真正跟他们站在一起，这样的人产生的内疚感往往是推动社会很大动力。保持内疚很重要。

我也常常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做社会运动很多朋友生活很艰辛，在底层打滚，相对他们来说，我已经是个中产。但是我觉得，得像个大人，承担起自己在所处社会位置应该做的事情。如果你能比别人调动更多的资源，那你就要资源去做更多的事情，而不是哭着说我要跟你站在一起。 人不能放弃自己在现在的位置上更大的责任这个事情。

有少数人是特别真诚、做出了很大牺牲的，我特别佩服，有些人的心理机制是有点逃避吧。所以，我觉得正视自己的社会角色，能做的事情最大化。带着内疚感，尽量运用自己的角色和资源做尽可能多的事情，这是可以应用的方向。

Q11：在Matters上写，会不会被网警查出来？

张洁平：请大家匿名，以及邮箱不要一眼被认出来是谁。站方可以获取的资讯只有用户名和邮箱而已，也只有非常核心的两三个同事知道，这些同事也都在境外。绝大多数人从技术破解的角度，只能看到你的用户名和文章，除非你是真名真姓写。

Q12: 想问下洁平在身兼多职的情况下， 仍然保持写作动力？

张洁平：我是个严重的拖延症患者，当过我编辑的人都知道，不过是最近四五年才这样的。应该是说，我不是为了写作才写作的。对我来说，这是一个需求，我是一个有需求定期思考和把思考写下来的人，要不然不是functional的状态。现在创业很忙，没有整块的时间写。对我来说，写作是刚需。我在台湾有一两个专栏，逼着我维持写作的手感，没有特别规律的写作习惯。

Q13：追问下台湾方面的问题？

张洁平：我之所以没有系统说台湾，是因为没有系统了解台湾。经常去台湾出差和短暂生活。对我来说，台湾是个非常新鲜的还在认识的地方。是能看到民主的细节、选举怎么动摇一个社会。

台湾是一个又乡村的地方，乡土社会的秩序在台湾底层是根深蒂固的，有深厚的儒家社会的底子。因为我是在中国大陆的城市长大的，甚至在台湾才认识到乡土中国怎么一回事。因为中国大陆的城市化是非常激进和暴力的，我到台湾，有对中国城市化的对照和补充。

以前有作家写香港是全面都市化的社会，人跟人之间特别注重独立、隐私。台湾人情味特别浓，人情在台湾社会潜规则影响也很强。同时，它又是个民主社会，是个很好的参照系，但是没有能力整理出框架，是零散的观察。比如两岸现在处在敌对层面。台湾最近一直在讨论美国选举，支持特朗普，我还在理解之中。

Q14: Matters上作者以左翼为主？或许左翼是两岸三地华人意识形态的主流吗?洁平对Matters社群的观察？

张洁平： 正因为不是主流，是被压抑的声音，才在Matters是这样一个新兴的平台表现。我很喜欢这个问题，很有趣，我也在思考这个问题。在香港和台湾，90后、这个世代的年轻人蛮右的。你看这么多人支持川普就知道了。

这个东西在太阳花和雨伞时代是这样一个局面，你在Matters看到很多是95后，左翼回潮。我是觉得有一波回潮，跟85-90整体偏右是不同的。我也一直关注Matters这个社群，据我观察，非常年轻，但是现在肯定不是主流，现在主流是川普。

Q15：洁平最后给一段话？

张洁平：突然要留这种人生导师的留言让我不知道说什么好。

一个很简单的感想。我的人生，就像我今天想的这个框架。人生不是计划出来的，人生是总结出来的。我现在也不知道我未来五年要干什么、十年要干什么。但是我很知道，十年后我还是能总结出来一个框架。经常有朋友跟我说很迷茫、难，我每天都这么觉得。但对我来说，一个行之有效的方法是——你不要想那么多，就去做。方向都是在做的过程中出现的，想是想不出来的。你不用担心你的人生过得乱七八糟，因为人生真的不是计划出来的，是总结出来的。

把每个未来都切成当下的一小步去过。

我能有这样的人生线条可能是奢侈。我的人生线条是坚持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一定一定要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不要把时间花在一个你认为可以挣到钱，然后让你20年后做喜欢的事情上。太浪费生命了，甚至不知道20年后可不可以享受到这个结果。何必呢？

而且我相信你把自己喜欢的事情做好，是一定能养活自己的。

做喜欢的事情，然后是，做困难的事情。这个也是我自己有点病态的选择，我通常会在两三个选择中选择最难的一条，可能是出于解题的快感之类的。但我会意识到在若干个选择之间，尽量不要选择捷径，虽然你会痛苦、不舒服，但这是让你成长的唯一的方式啊。

from  熱門文章 - Matters https://matters.news/@845406653/%25E8%25AE%25B2%25E5%25BA%25A7%25E6%2595%25B4%25E7%2590%2586-%25E5%25BC%25A0%25E6%25B4%2581%25E5%25B9%25B3-%25E7%25AB%2599%25E5%259C%25A8%25E6%25BC%25A9%25E6%25B6%25A1%25E9%2587%258C%25E8%25AE%25B0%25E5%25BD%2595-%25E5%2586%2599%25E4%25BD%259C%25E5%2592%258C%25E8%25A1%258C%25E5%258A%25A8-%25E4%25B8%2580%25E4%25B8%25AA%25E5%25AA%2592%25E4%25BD%2593%25E4%25BA%25BA%25E8%25A7%2581%25E8%25AF%2581%25E7%259A%2584%25E4%25B8%25AD%25E6%25B8%25AF%25E5%258F%25B0-bafyreicornklfz67dmjetlzarqcc3p2jjpvednhefiwa4j4i2pbd43fmsy

兲朝年龄歧视的背后

今天在中国数字时代上读到两篇文章，我认为把它们放在一起来议论议论很有意思。

第一篇是讲年龄歧视的（至少表面上是这样），《凤凰WEEKLY | 打工人的一生：25岁内卷，35岁被裁，45岁禁止卖菜》。这篇文章让我震惊的是，没想到中国人现在这么惨。

虽然标题说的是“打工人”，但文章的内容并不仅限于我以为的农民工等底层打工人士，而是包括一些受过良好教育的白领，例如在“某top通信公司任职”六年后，因被劝退且“未谈妥补偿协议”而自杀的欧建新，以及去年被公司逼退的“某易前员工@你的游戏我的心”。

而底层就更惨了，

    没文化没学历没技术，只能干粗活；送快递和外卖，却不会用手机；做小工，一些新材料都没见过。——在中国快速城镇化进程中，50岁以上的农民工恰恰是一个身处于夹缝之中、很容易被忽视的群体。

文章的作者把这些现象简单地归结于“年龄歧视”，我认为这样的分析还不够深入。

在我看来，从底层到知识分子，都面临“吃青春饭”的困境，它说明了两个事情：

第一，中国的经济是真的不行了，企业没有更多的工作机会提供给社会，所以才会对劳动力如此挑剔。

第二，一旦经济开始走下坡路，人口过剩劳动力过剩的问题就暴露出来了。

前几年反节育派说什么中国劳动力不足，还说劳动力推动经济增长，劳动力不足会导致经济衰退，这篇文章证明他们纯粹是瞎扯。

企业对知识型和体力型劳动力都这么挑剔，说明目前中国的劳动力是供大于求的，不存在“劳动力不足”的问题，但经济并没有因为劳动力充足而增长。这说明是经济增长促进了劳动力的吸收，而不是相反。

在那篇文章的后面部分，作者问道：

    事实上，在人均年龄逼近80岁的年代，壮年时就宣布“淘汰”，是非常荒谬的，随老龄化社会的到来，难道绝大多数的人都该被歧视吗？

虽然说得非常痛切了，但有一个要点，这段话仍然没有点破：兲朝的年龄歧视之所以如此严重，其实也跟那些拿着所谓老龄化问题逼着共匪废除计生政策的反节育派有关。

这些年反节育派不遗余力地大肆渲染兲朝的老龄化问题有多么多么严重、老年人会带来多么大多么大的社会负担……想必有些曾经或仍然在“大厂”工作的知识阶层，也认同他们那些充满年龄歧视的“论文”或“报道”。只是这个高端人群中那些惨遭“优化”的人，没有想到自己很快就沦为此类歧视言论的牺牲品吧——还没等到变老呢。

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既然扯到反节育派，那就说说今天在CDT上读到的第二篇文章《梅骁｜县城里的蝴蝶效应》。

这篇文章有个地方很搞笑，在文章的中间部分，作者论述了计生政策对他老家的影响，为避免断章取义，我把那几段全部引用如下：

    1982年，计划生育正式成为我国的基本国策，从80年代到90年，计划生育政策的执行是非常严格的，电影《地久天长》里那种妇女干部苦口婆心、连恐吓带威胁地劝说已婚已育妇女去做流产，不然就会被开除公职，是极为常见的事情。

    可政策执行到下属县城、下属农村时，就遇到了相当大的阻碍，因为这里的人们都还是想要生儿子，很多非公职家庭宁愿交罚款，也要继续生，直到生出儿子为止，或者在明知政策已经不允许的情况，依然要找关系提早知道胎儿性别，如果是女儿，就会去做流产手术。

    到九十年代初，在我老家就已经出现了「如果第一胎是女儿就允许再生一胎」这样的对策，当然，如果第二胎仍然是女儿，那就不可以继续生了。

    这就导致了一个后来我们很常见的现象，就是每个家庭里，要么就只有一个儿子，要么就有几个女儿和一个儿子。

    所以，在进入2000年后的县城婚恋市场上，男性都还是占据着绝对的主导地位的，甚至直到2010年前后，情况都依然是如此，因为适婚女性的数量事实上是高于适婚男性数量的。

我把最后一句重点用黑体突出了，这句话说明，计生政策并没有导致作者老家出现反节育派津津乐道的那种男多女少的性别比失衡，而是出现了相反的现象：女多男少。

说到这里，也许有人会争辩，那位作者的原意是说90年代后的“一胎半”式计生导致了最近这些年男多女少。

但是作者自己都说了，这项政策导致“导致了一个后来我们很常见的现象，就是每个家庭里，要么就只有一个儿子，要么就有几个女儿和一个儿子。”

据说在未有人工干预的情况下，人类正常的新生儿性别比为102-105，也就是接近于男女各一半，但男略比女多。假设那位作者老家90年代之后第一胎的性别比是正常的（因为政策已经允许一胎是女孩的家庭生二胎），那么只有一个儿子的家庭应该略微超过一半，而有“几个女儿和一个儿子”的家庭则接近一半。

请允许我在这里抠抠字眼，“几个”应该大于等于两个吧？这意味着着接近一半的家庭是女孩数量至少是比男孩多一倍的，再加上据说男孩死亡率比女孩高一些，这样算下来，他老家怎么可能男多女少呢？

所以，在他老家，计生跟他后文说的“被报道过很多次的男女比例失衡、单身男性增多问题”有什么关系呢？半毛钱的关系都没有啊！

但这并不妨碍作者一再重复“因为计划生育政策，导致很多家庭只生儿子、不生女儿，导致了县城男女比例的失衡”、“因为计划生育，大家又都想要生儿子，所以男女比例开始失调”。完全忘记他前面说过自己老家是女多男少式的“性别比失衡”。

总而言之，不管计生政策带来的实际后果是什么，它都必须为那位作者老家“县里出现了大量适龄单身男性”背黑锅。

把这两篇文章放在一起说，是因为它们的出现表明：年底快到了，反节育派又在蠢蠢欲动了。而兲朝的知识阶层和传媒界，仍然不打算反思反节育派造谎运动带来的种种恶果。

即使前一篇文章的作者已经意识到“年龄歧视实际上是对我们所有人的压榨”。

套用那段“我没有说话”的格言做结尾吧：

起初反节育派歧视和抹黑独生子女，他们没有说话，因为他们不是独生子女；

后来反节育派歧视和抹黑采用剖腹产和无痛分娩的产妇，他们还是没有说话，因为他们不是产妇。

现在，反节育派歧视和抹黑老年人的言论终于影响到“我们所有人”了，但他们仍然不肯承认那是反节育造的孽。

也许因为那是自作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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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岁内卷，35岁被裁，45岁禁止卖菜

来源:
凤凰WEEKLY

谁能想到，传说中的职场年龄歧视，也落到了菜场商户的头上。

新闻就发生在前天的重阳节，菜市场贴出明文规定：‌‌‌‌‌‌“女摊贩不能超过45岁，男摊贩不能超过50岁。‌‌‌‌‌‌”

​

武汉江岸区的胜利菜场在进行升级改造，工地门前张贴的《入驻须知》上却要求女摊贩不能超过45岁。

一位从39岁开始就在这里卖鸡蛋的阿婆，表达了自己的难过：

在菜场卖了40年鸡蛋，转眼就要被驱逐了……

她想不明白。

没有人想得明白。

面对质疑，菜场负责人辩解说：‌‌‌‌‌‌“卖菜每天搬上搬下有风险，这样做是为了高龄菜贩的身体着想‌‌‌‌‌‌”。

卖菜辛苦，搬砖伤身，如果不是生计所迫，谁会去卖菜？

比起累不累，人们更关心自己能不能养活一家老小。

新闻传出，引起不小的风波，就连@央视新闻都呼吁说，不要因为不合理的规定，让‌‌‌‌‌‌“打工人‌‌‌‌‌‌”从名词变成动宾结构。

最终，菜场工作人员否认了年龄限制，声称只是‌‌‌‌‌‌“一般性的要求，有弹性‌‌‌‌‌‌”、‌‌‌‌‌‌“只要在18岁以上，65岁以下‌‌‌‌‌‌”，但还是拒绝更改通知。

1. 未富先老，才是打工人的宿命

事实上，面对着年龄限制的，又岂止是卖菜的摊贩，还有守门的门卫、街边的清洁工、酒店里的保洁员，后厨的洗碗工……

是的，即使是这些低报酬、没福利、无保护的简单工作，也纷纷开始在招工简章里注明要求‌‌‌‌‌‌“45岁以下‌‌‌‌‌‌”了。

端茶送水的服务员，往往是年龄要求最严格的，甚至几乎被20多岁青年打工者垄断。

即使是想卖苦力，招工者也大多把年龄卡在55岁左右。遇到管的严的，你再身强体壮、踏实肯干也没用，打工的工人们只好随身带个假身份证。

没文化没学历没技术，只能干粗活；送快递和外卖，却不会用手机；做小工，一些新材料都没见过。——在中国快速城镇化进程中，50岁以上的农民工恰恰是一个身处于夹缝之中、很容易被忽视的群体。

他们往往‌‌‌‌‌‌“上有老、下有小‌‌‌‌‌‌”，虽年过半百，却只能继续干。不是人人都能退休享清福，对于大多数打工人来说，手一停，就要挨饿。

老冯在工地上开货梯，资质证书上显示的年龄是58岁，但他看起来却有近70岁的模样。

河北人老辛今年59岁，四年来一直在工地上给人做水暖工程，来北京之后他最奢侈的就是花八十多块钱给自己买了件衣服。

57岁的老何家在河南，家里有四个孩子，最小的还没结婚。结婚要用钱，老伴身体又不好，只好出来打工，给墙体贴保温板。

田阿姨65岁，黑龙江漠河人，以前在幼儿园做保洁，现在在北京大兴做环卫工人，不敢想什么时候回老家去，称自己是‌‌‌‌‌‌“人为财死，鸟为食亡‌‌‌‌‌‌”。

对于这些人而言，常人眼中脏、累、危险的苦活，是他们赖以生存的唯一希望。

根据《2019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数据》，农民工的平均年龄为40.8岁。

就全国而言，农民工大约有1/4都是50岁以上（24.6%），而且这个比例还在不断提高。换算一下就是，全国迫切需要工作的、50岁以上的农民工有7000多万人。

在被城市的劳力市场彻底嫌弃后，有不少人选择回到老家，种地卖菜来维持生计。

可如今，连菜都不让卖了，他们还能干嘛？

常玉芳在帮忙带了几年孙子后出来找工作，发现自己虽然才50岁出头，却找不到事做了。‌‌‌‌‌‌“什么工作都找遍了，可人家一看我身份证，就说不行。‌‌‌‌‌‌”

无奈之下，她只好去外面捡废品。捡来的废品堆放在租住的房子里，房子堆不下了，她就放在出租楼下。‌‌‌‌‌‌“捡回好多都卖不了钱。‌‌‌‌‌‌”常玉芳说，自己20岁的时候真没想过，到了50岁，成了个‌‌‌‌‌‌“捡破烂的‌‌‌‌‌‌”。

2. 打工人，吃的全都是青春饭？

如果在生活中稍加留心，我们不难发现，无论是服务员还是保安，是销售工作还是文职岗位，在整个社会上，40岁以上的员工都越来越少了。

中老年工作者的消失，是悄无声息的，没人能听到他们的无奈。

35岁以上的求职者处处碰壁，35岁以上的在业者提心吊胆，生怕哪天丢了饭碗。年轻人永远是性价比最高的选择，千千万万的打工人不过是一次性用具，用完就被扔掉。

致富要趁早，过了35岁还没进入管理层就会被淘汰，过了45岁还没功成名就连卖菜的资格都没有，过了55岁哪怕是最脏最累的活也瞧不上你。

然而，未富先老才是打工人的宿命。

不论男人还是女人，只要你不是那2%的富人，谋生的路都会越走越窄，直到被判处社会性死亡，彻底从就业市场上消失。

年轻人嫌弃公司，中年人被公司嫌弃。

今年起，网上就不断流传大厂都在清退35岁以上‌‌‌‌‌‌“高龄‌‌‌‌‌‌”员工的传言。

​虽然各厂官方一直都在否认，但在现实中，却又不断被事实印证。

一边是各大科技巨头员工平均年龄都控制在30岁以下，另一边程序员因过劳猝死、被裁跳楼的新闻从来没有中断过。

欧建新代表了一大批30到45岁之间，被嫌弃的职场中年人。

在某top通信公司任职的第六年，他遭到劝退，和公司未谈妥补偿协议。

他从26楼的工位上一跃而下，抛下了妻子、2个孩子、4位老人，还有2套房子的房贷。

后来有人根据他的事例，把这种公司总结成‌‌‌‌‌‌“泡茶型公司‌‌‌‌‌‌”。

这些公司会把员工当成茶叶，当精华全都被泡走后，就把员工像茶渣一样扔掉……

更多的中年人，只能默默接受自己茶渣的命运。30到45岁之间的年纪，正是人生中负担最重、开销最大的时期，父母要养老，儿女要受教育，自己还背负着没还完的房贷。

‌‌‌‌‌‌“看着孩子幼小天真的脸，想死都拿不出勇气。‌‌‌‌‌‌”

中年人最害怕的事情，除了被辞退，另一件是生病——生病可能还要更可怕一些，因为生病很有可能提前导致自己被辞退。

还记得去年掀起很大风波的某易前员工@你的游戏我的心吗？

因为患上扩张性心肌病的情况下，他被主管和公司HR用逼迫、算计、监视、陷害、威胁的方式被迫强行解除了劳动合同。

他也曾经凌晨两三点才离开公司回家，路上哼着小曲，躺在床上也想着工作，但他没有等来房子、车子、另一半，却等来了把他扫地出门的保安。

淘汰‌‌‌‌‌‌“老弱病残‌‌‌‌‌‌”，公司才好把位置腾给体力更强，更能加班、更能熬，还更便宜的年轻人。

处在赛道上的中年人，四周弥漫着对中年出局的恐惧。这是一个难以驱散的噩梦，悬在头顶的达摩克斯之剑，每天都在啃噬着他们的心，想一想都觉得害怕。

而公司来的新人，高高地站在剧场里第一排，剩下的人想看见舞台，除了也跟着踮脚站起来，别无选择：

有人996，你就必须跟着996；

有人007，如果你提前回家，就可能要被领导约谈……

枪响之后，内卷永不停歇。

而那些已经出局的中年人又怎样了呢？

我们的社会似乎没有给大多数中年人提供再来一次的机会——因为绝大多数企业和公务员招聘都把年龄限制在35岁以下。

那35岁以上的人都去哪儿了呢？

没人知道，也没人关心。

​中年出局，就像被高速运转的机器甩出轨道。一旦发生，可能就会面临下半辈子的失意。

1. 踩钢丝度日的中年人，没有再来一次的机会

最近，项飚老师的访谈很火，他有一句断言——内卷是一场没有退出机制的竞争。

加入了赛道，就无法按下退出键，就像穿上了被诅咒的红舞鞋一样一直往前狂奔；

而一旦出局，就会像‌‌‌‌‌‌“三和大神‌‌‌‌‌‌”一样，成为从‌‌‌‌‌‌“正常、标准‌‌‌‌‌‌”轨道脱轨的失败者——他们不努力、不上进、没有竞争力。

尽管更多的时候，事情并不是非黑即白。在个体故事中，多得是与个人能力无关的时运不济，或者无可奈何。

但我们的社会，的确没有给我们做平凡的中年人的道德舆论环境。

而年龄歧视的倾向可能已经像癌细胞一样蔓延到各行各业中去了。

除了程序员，互联网公司其他岗位普遍存在着35岁困境，35岁以前没有进入管理岗，就有被优化掉的危险。

曾经看起来常规、稳妥的行业，也渐渐变成了‌‌‌‌‌‌“青春饭‌‌‌‌‌‌”。

就连为高校就业率兜底的新媒体行业，也变成年轻人才熬得动夜、追得了当日热点。然而仅仅在10年甚至5年以前，我们还认为，写作是一门经验的艺术。

甚至在学术圈，大家也不再像从前一样尊奉长者，国际关系学院的储殷教授在节目中谈聊起学术圈的年龄焦虑：如果40岁的青年学者，还没有跻身学术圈精英顶咖群体，那么以后重要的学术会议就不会再找你了。

从主席台，到前三排，再到后三排，甚至到最后收不到会议邀请，地位随年龄一路下跌。

这个时代，大家似乎不再相信大器晚成的故事了。

年轻才是王道。

‌‌‌‌‌‌“但总是如此，便就对吗？‌‌‌‌‌‌”

年龄歧视实际上是对我们所有人的压榨。

因为这意味着每个人都要在年轻的时候，把自己燃烧到油尽灯枯，一旦上了年纪，又心甘情愿被公司弃如敝履。

人都会有变老的那一天不是吗？今天那个被抛弃的45岁中年人，也是十年、二十年前意气风发的年轻人。

35岁不能写代码，45岁不让卖菜，更是把身处盛年要养家糊口的人往绝路上逼。

事实上，在人均年龄逼近80岁的年代，壮年时就宣布‌‌‌‌‌‌“淘汰‌‌‌‌‌‌”，是非常荒谬的，随老龄化社会的到来，难道绝大多数的人都该被歧视吗？

‌‌‌‌‌‌“人生从任何时候开始都不算晚。‌‌‌‌‌‌”

难道这真的只是一句空话吗？

要知道，就在太平洋的那一头，两位超过七十岁的老头子还在拼了老命争抢一份非常重要的职位……

实际上，和90年代那批下岗工人相比，这一批出局中年人的出路已经宽敞了很多：自己创业、开滴滴、开饭馆、做销售、卖保险、开淘宝、运营公众号、送外卖……

年薪30w的工作可能没有了，月薪3000也并不是活不下去。

而对于所谓的‌‌‌‌‌‌“中年出局‌‌‌‌‌‌”，也许我们该学习@马薇薇的看法：

‌‌‌‌‌‌“我明知道可能出局，但仍然选择奋力一搏，最后我们每个人都活成了一种向死而生的悲壮。‌‌‌‌‌‌”

也许，中年所遭遇的这一切，不过是人生中的又一道小坎而已。

 

from  博谈网 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2010/25%E5%B2%81%E5%86%85%E5%8D%B7%EF%BC%8C35%E5%B2%81%E8%A2%AB%E8%A3%81%EF%BC%8C45%E5%B2%81%E7%A6%81%E6%AD%A2%E5%8D%96%E8%8F%9C.html

中共五中全会首提建军百年目标分析：等同抛弃和平崛起

来源:
自由时报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昨（29日）闭幕，中共在此次五中全会首度提及2027年实现“建军百年目标”，有中国学者分析，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加速提出此一目标，等同于抛弃以往“和平崛起”的基本战略，转向军国主义的发展路径。

综合中媒报导，中国官方昨晚发布的五中全会公报里提到，“加快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以及“全面加强练兵备战，提高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战略能力，确保2027年实现建军百年奋斗目标”。此外，公报中出现超过10次如文化强国、科技强国等等的“强国”字眼。

港媒《香港电台》引述中国政治学者、前北京清华大学政治学系讲师吴强分析，今年习近平无论在个人或政党上都有深重危机感，因此提出自己与国家、政党命运捆绑，并加速提出2027年建军百年目标，等同抛弃以往“和平崛起、韬光养晦”的基本战略，转向准备对抗、军事斗争与战争的“军国主义”的发展路径。

吴强也认为，习近平优先考虑发展主义及展示强国姿态，意味着将排斥民主自由、社会公平分配、缩小贫富差距等问题。

from 博谈网 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2010/%E4%B8%AD%E5%85%B1%E4%BA%94%E4%B8%AD%E5%85%A8%E4%BC%9A%E9%A6%96%E6%8F%90%E5%BB%BA%E5%86%9B%E7%99%BE%E5%B9%B4%E7%9B%AE%E6%A0%87%E5%88%86%E6%9E%90%EF%BC%9A%E7%AD%89%E5%90%8C%E6%8A%9B%E5%BC%83%E5%92%8C%E5%B9%B3%E5%B4%9B%E8%B5%B7.html

孔诰烽：中共瞞天「自力可更生」 歷史證明離「自毀」不遠

中共舉行五中全會，準備為未來五年中國經濟發展方向定調。中國經濟困難重重。過去幾個月靠加碼重施銀行有前無後大肆放貸的方式救經濟，每月新增貸款又創新高，第三季經濟才勉強恢復4.9%的增長，但不如預期，導致數據發表後的股市和油價下滑。

現在全球圍中，中國經濟疲弱，中共已經退到「吃草又如何」的自衛自慰取態。最近黨的喉舌都在推銷「內循環」概念。習近平在最近的南巡時，竟然重提毛時代之後已經很少聽過的「自力更生」。

曾幾何時，西方主流經濟學界，都主張「自力更生」，認為追尋經濟上的自主，減少對外依賴，乃是後進國家的發展之路。1950、1960年代不少拉丁美洲政府，都推行減少進口與外資依賴的「進口替代」工業化，連世界銀行也支持。毛澤東更激進的閉關鎖國政策，就更不用說了。

這種「自力更生是個好東西」的概念，當年在西方主流發展經濟學界成為主流，其實牽涉一種偏見建構的過程。1950、60年代，很多發展得不大好的發展中國家的學者和政治人物，都將本國的低度發展與社會衝突嚴重、政治腐敗等問題，歸咎於殖民地的歷史和前殖民者與其他發達國在他們非殖化後繼續剝削他們，強調這些問題一概與本國的內部體制、歷史與人事無關。而少數在當時成功起飛的國家，如日本，明明是得到美國在冷戰體制下的經貿扶持，但其文人政客，卻喜歡強調他們的成功與外力無關，都是拜自己的「勤奮耐勞文化」、「德川宗教」、「武士道精神」等所賜，越講越絕對。

當學者聽這種口實和神話太多，便會被偏見導引，歸納出「外貿與外資有礙發展，窮國要發展便要自力更生」的結論。這個結論，溫和一點的體現便是前述的「進口替代」政策。激進一點的體現，則是在西方左翼知識圈風行一時的「新殖民主義」和「依附理論」。巴黎的極左知識分子對這種理論情有獨鍾。被這種理論傳染的，便包括戰後在巴黎留學的一眾後來成為赤柬領袖的知識分子。

赤柬第二號人物喬森潘，是一個經濟學家。他1959年在巴黎索邦大學的博士論文《柬埔寨的經濟與工業發展》，便指出柬國貧窮，是因為包括外貿與外資的經濟外力太多，而大城市，便是這些外力介入、壓抑柬埔寨發展的橋頭堡。這篇論文，後來在1976年赤柬執政期間，被加州伯克萊大學覺得柬埔寨是社會主義人間天堂的左翼學者翻譯編輯出版，成為反戰刊物《印支編年》的特輯專號《柬埔寨的低度發展》。這個理論，導引赤柬奪權後將大城市人口全趕到農村，砍斷外貿外資聯繫企圖通過激進自力更生政策發展經濟。這為柬埔寨帶來甚麼毀滅性的後果，不用我多說。

後來東亞小龍等在1970年代的經濟快速增長，證明窮國在歡迎外力介入的狀況下，也有可能致富。同時，拉美奉行進口替代政策國家的發展亦強差人意，中國、柬埔寨等奉行激進鎖國政策的國家，更是屍橫遍野。吹捧自力更生的各種理論，在1970年代起，便被打入冷宮，就算在左翼知識圈，也被承認外力與發展不是必然對立的「依附發展理論」、「世界體系理論」、「發展型國家理論」等取代。

中共現在從歷史垃圾堆，將曾經被實踐檢驗過否定過的自力更生路線撿回來吹捧，是倒退反動的極致。朝鮮鎖國多年，有中國這個老大哥關照，也擺脫不了貧窮飢餓。如果中國真是學朝鮮搞閉關鎖國，將會導致甚麼災難結果，真是難以想像。

 

——RFA




from 新世纪 NewCenturyNet https://2newcenturynet.blogspot.com/2020/10/blog-post_167.html

鲁比奥正式提出“APP法” 为中国应用程序进入美国设立关卡

来源:
美国之音

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代理主席鲁比奥参议员（Sen. Marco Rubio, R-FL）星期四（10月29日）正式推出新法案，希望以立法措施建立一套全新框架，规范包括中国在内等所有外国高风险的应用程序在美国的运营。

这项名为“防范敌对平台法”（Adversarial Platform Prevention Act,简称APP Act）的新法案将“高风险外国软件”定义为任何属于中国、俄罗斯、委内瑞拉、古巴，或其他被指定为恐怖主义组织等所资助、或根据上述对象法律所成立的实体所拥有的软件。

与此同时，主要业务或总部设在中国、俄罗斯、委内瑞拉、古巴或恐怖主义组织等实体所属的软件，或者会将美国消费者数据储存在上述这些国家的软件，都将列在法案有关“高风险外国软件”的范畴内。

主张对TikTok和微信等中国的社交媒体软件采取严格立场的鲁比奥一直以来不断呼吁政策制定者必须采取更广泛的方法来保护美国消费者的数据和国家安全。

鲁比奥在书面声明中再次特别点名中国的应用程序。他说，“高风险外国应用程序，例如中国的TikTok和微信，对美国个人隐私和国家安全构成了威胁。”

“很明显的，我们必须要建立一套标准框架，那些高风险外国应用程序必须达到那些标准后，才能被允许进入美国电信网络和设备运营。这项‘APP法’的目的正是如此。”

长达十八页的“APP法”主要内容包括：要求为高风险外国软件贴上警告标签，以告知消费者其潜在的数据和安全风险；高风险外国软件公司必须每年向联邦贸易委员会（FTC）和美国司法部公开披露消费者数据等相关细节；推动美国消费者数据本地化；并将高风险外国软件排除在美国《通讯规范法案》第230条款的免责范围之外。

与此同时，法案还将要求高风险外国软件企业在收到其他政府或实体要求提供美国人员的数据资料、审查美国人员浏览内容的请求时，必须立即告知联邦贸易委员会和美国司法部。

随着网络信息日益发达，社交媒体和各网络平台逐渐取代传统信息流通方式，美国国会两党目前正积极努力更新相关法规，希望填补虚拟世界信息沟通缺乏配套法律措施的漏洞。

今年8月底，来自佛罗里达州的鲁比奥参议员曾发表投书，称他正着手为全面规范高风险的外国应用程序如何在美国运营撰写一套新的“标准框架”，旨为保护美国用户数据和国家安全。

鲁比奥参议员当时在投书中特别提到，“TikTok肯定不会是最后一个听命于中国或其它外国竞争对手，对美国构成威胁的应用程序，特朗普总统对微信的行动已充分说明这一点。”

“无论如何，TikTok处理用户数据的重要问题依然存在。为了解决这些问题，避免每次出现新的应用程序是都会出现打地鼠游戏的情况，决策者应该采取更广泛的措施来保护数据和我们的国家安全，”鲁比奥在投书中说。

美国商务部曾以国家安全为理由下令从9月20日起将微信从美国的应用店中删除，并禁止美国境内的其它微信交易。政府这一禁令受到微信用户的法律挑战。在禁令生效的前夜，位于旧金山市的联邦法官比勒裁定暂缓执行商务部的禁令，这使美国境内用户得以继续使用这款应用程序。

司法部已经启动了上诉程序，同时提出了新证据请比勒法官撤回她的临时裁定，但是上星期五（10月23日）遭到比勒法官的拒绝。

紧接着，美国一个联邦上诉法院这个星期一（10月26日）拒绝接受司法部提出的在上诉期间立即禁止苹果和谷歌应用店提供微信海外版WeChat下载的要求。

特朗普政府认为，微信和TikTok受制于中国共产党政府，侵犯美国人隐私，并威胁美国国家安全。但是提出法律挑战的使用者们说，政府的禁令侵犯了他们的言论自由。

from  博谈网 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2010/%E9%B2%81%E6%AF%94%E5%A5%A5%E6%AD%A3%E5%BC%8F%E6%8F%90%E5%87%BA%E2%80%9Capp%E6%B3%95%E2%80%9D%7C%E4%B8%BA%E4%B8%AD%E5%9B%BD%E5%BA%94%E7%94%A8%E7%A8%8B%E5%BA%8F%E8%BF%9B%E5%85%A5%E7%BE%8E%E5%9B%BD%E8%AE%BE%E7%AB%8B%E5%85%B3%E5%8D%A1.html

拉布不敌弹弓手 立会通过放宽外资拥媒体 民主派忧更易染红 官称增竞争力

 立法会民主派以拉布方式拖延有争议法案的通过，但建制派议员谢伟铨趁民主派议员不在席时，临时撤销发言，以致会议实时进入官员总结环节，令外资可以拥有香港媒体。当局指，放宽持牌限制可以增加业界的竞争力，但民主派议员则忧虑，以香港现时的情况，外资多为中国红色资本，忧虑媒体染红情况会更为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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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未修订的广播及电讯条例，电子传媒的牌照持有人须为香港永久居民，以确保媒体节目照顾本地人利益；另外，亦禁止港人同时成为不同媒体的持有人，以免出现跨媒体垄断，有关规定令曾是上海中宣部要员的黎瑞刚，不能直接或公然以大股东身分操控香港电视广播有限公司(TVB)，但昨(29日)天通过的修订，将放宽外资对本地电视台拥有权和跨媒体持牌人的限制，并删除本地免费电视节目服务持牌人，必须为非附属公司的规定，容许更多人合资格成为本地电视台及电台的持牌人。

商务及经济发展局长邱腾华在立法会上指出，法案旨在为传统广播媒体「拆墙松绑」，放宽持牌限制，增加业界的竞争力，应对日益蓬勃的网上媒体。他回应民主派忧虑修例将增加红色资金入主本地媒体的机会时强调，修例只是在持股权比例上作出轻微调整，并非大幅放宽外资控制权的张制。

不过，信息科技界议员莫乃光认为，所谓「拆墙松绑」的建议，可能带来其他问题，因为不同投资者及财团过往已千方百计绕过法例，避开监管，令法例犹如「无牙老虎」，修订草案更令法例「剥埋棚牙」；至于放宽外资拥有权，他指出，近年香港发展方向只有「红色资本」，不会有外资，担心这会改变节目方向，降低节目质素和新闻自由。

不过，建制派的民建联议员葛佩帆支持修例，她说，随着多媒体兴起，免费电视的经营环境渐趋困难，放宽对投资者的限制是与时并进，但她同时要求港府修例，规管网上媒体，指网上信息泛滥，充斥假新闻，会影响市民观点，关乎国家安全。

建制成功突袭后拍枱欢呼

昨日通过的《广播及电讯法例修订条例草案》是立法会一天之内通过的第二条政府法案，立法会能在大半天通过此法案，缘于在二读阶段时，原本轮候发言的谢伟铨，眼见所有民主派议员不在席，临时撤销发言，令排在他之后发言的民主党议员尹兆坚未及返回议事厅发言，令二读辩论阶段提早结束，此举令在席建制派拍枱欢呼。

临时撤销发言的谢伟铨表示，原本准备了三页讲稿，但不满民主派提出点算人数，却全数离开会议厅。

在过去一连两天的立法会大会，民主派多次要求点算人数及轮流发言来拖延草案的通过，单是昨天，便11次要求点算会议法定人数，费时逾2小时。及至下午，大会主席梁君彦宣布为议员发言时间划线，声言有宪制责任确保议会在合理时间内审议法案，在尊重议员发言权利及议会有效运作之间取得平衡。

同日较早前获通过的法案是《2019年渔业保护（修订）条例草案》，草案刊宪生效后，渔农自然护理署署长可酌情处理不符合现行规定的本地渔船登记申请个案，即在2012年6月15日前未领有牌照者亦可提出牌照申请。

from  RFI https://www.rfi.fr/cn/%E4%B8%AD%E5%9B%BD/20201030-%E6%8B%89%E5%B8%83%E4%B8%8D%E6%95%8C%E5%BC%B9%E5%BC%93%E6%89%8B-%E7%AB%8B%E4%BC%9A%E9%80%9A%E8%BF%87%E6%94%BE%E5%AE%BD%E5%A4%96%E8%B5%84%E6%8B%A5%E5%AA%92%E4%BD%93-%E6%B0%91%E4%B8%BB%E6%B4%BE%E5%BF%A7%E6%9B%B4%E6%98%93%E6%9F%93%E7%BA%A2-%E5%AE%98%E7%A7%B0%E5%A2%9E%E7%AB%9E%E4%BA%89%E5%8A%9B

点评“十四五”规划

来源:
美国之音

中共19届五中全会闭幕后，“双循环”、“内循环”、“扩大内需”和“科技自立自强”成为中国下一个五年(十四五)经济发展规划最重要的战略方针。

对此，多位学者不表乐观。他们说，如果中国不积极改善对外关系，此一侧重国内回圈的战略方针不会有太大效果，而且，若是中国真的做到了百分之百内循环，中国的竞争力也就走到了谷底。

科技内循环不可行

对于中国要朝“科技自立自强”的方向发展，香港大学亚洲全球研究所所长陈志武表示不以为然。

他向美国之音表示:“中国的科技行业如果做到了百分之百内循环，那一天就是它的竞争力走到了谷底的一天。”

陈志武说，以史为鉴，不管是过去的苏联，或者是计划经济制度下的中国，百分之百自我循环的开始就是创新和竞争力非常弱的时候。他指出，中国虽然有14亿人口，但光靠国内的科学家和工程师来打造科技实力是不够的。

他说，从宋代以来，中国就不曾在科技创新上当过主角。而中国在过去20年来所打造出的科技创新环境和火旺局面，就是因为受到了美国在资本上的鼓励和技术上的扶持。因此，他认为，如果中国开始走内循环的路，就会把过去所积累的创新能量给压制下去。

位于台北的中华经济研究院大陆研究所所长刘孟俊则表示，中国在半导体业的技术能力远远落后美国，这也是它未来在科技上要提升的障碍。但少了美国的协助，这将会是它未来最重大的“勒脖子”之处。

“勒脖子”的半导体

刘孟俊向美国之音表示，中国现在的策略看起来是要利用科技的突破来发展新兴产也，以维持经济成长和永续发展，但此一策略也受到以美国为首所带动的对中科技围堵而出现困境。

以美国对中国通讯巨头华为的封杀为例，据澎湃新闻近日引述华为内部的刊物指出，华为董事长任正非承认：“华为今天遇到的困难，是华为设计的先进晶片，中国基础工业还做不出来。”任正非一席话为中国做不到“科技自立自强”做了最佳佐证。

另外，刘孟俊也说，中国推动内循环或双循环的目标也面临很大的挑战和不利因素。其中，中国人口快速老化，不仅代表生产力会下降，也将导致需求疲弱。

据恒大研究院的分析，2019 年中国的出生人口降至 1,465 万，而且可能持续走滑，预估2030年将降至1,100万以下。但中国65 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却急剧走升，2019年时的占比已达 12.6%，预估此一占比将于2022年突破14%，代表中国正式进入深度老龄化的社会。

此一人口趋势凸显了中国社会“未富先老”的深度问题，因为该研究指出，相较于美、日、韩老年人口占比达12.6%时，这三国的人均GDP都在2.4万美元以上，但中国同期的人均GDP却只有1万美元。这充分说明，中国老龄人口对中国十四五的内循环和扩大内需等战略方针所构成的不利因素。

中国人口老化不利内需

而中国在管控人口老化风险的同时，也正面临数十年来最大的经济困境。一般认为，如果中国难以维持GDP6%的经济增速，将难以抵消人口老化之经济冲击。

陈志武也说，中国的人口虽然庞大，但还不具备条件，可以打造出自我循环的市场经济。

他解析，中国的内需市场历来就大。一百年前，中国人口占世界三分之一；19世纪初期时，中国人口占全球40%，但今天中国的人口只占全球的20%。因此，他问，以相对需求量来看，中国百年前的消费需求是今天人口所能产生的消费需求的两倍，但中国为何从以前就无法成为全球主流的内需市场呢？他说，一百年前做不到目标，现在难度也更高。

另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北京大学经济系教授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也表示，如果在美中关系缓和的前提下，中国致力于解决内部经济结构矛盾，还可以实现经济的良性增长。但现在两国关系面临不确定性，内循环的规划是不太具效果的。

他说：“外部环境能否改善、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能否改善对内循环构成非常大的制约。”

改善外部关系是关键

他说，在外部不确定因素太多下，中国下一个五年的最大挑战就是消费萎缩。尤其，在贸易和出口受挫下，企业的营运能力将受到冲击，也会影响到中国内部的薪资水准，届时，民众的消费力就不可能太强劲。再加上，中国总理李克强六月中也证实，中国有6亿人口的月收入还不到1,000人民币(150美元)，在此前提下，他说，让人很难对中国的内需前景抱持乐观的看法。

中华经济研究院的刘孟俊建议，中国如果真的要做到扩大内需，就应该进行户籍改革，以积极吸引农村人口进城，进一步扩张二、三线城市。

也就是说，中国应该要聚焦“城镇化”政策，因为，只要农村人口进城，他们除了吃饱穿暖的基本需求外，也会有更高端的消费需求。不过，他说，城镇化政策也并非万无一失，因为，农民工进城后也同时带来庞大的就学、就医等社福负担，这是中国政府要抉择和精算之处。

他说：“让农民工进城是解决消费，但（社福负担）同时也带来政府庞大的财政赤字，尤其是地方政府。”

此外，刘孟俊预估，中国力推“一带一路”和“双循环”也会带来副作用，亦即，可能加剧中国外汇存底的问题。他说，一带一路、双循环、持续开放外资进入中国内需市场等政策都会让人民币走升，更不利于中国出口制品的价格竞争力。两相影响下，中国的外汇存底也会越来越少，将使得中国的外汇扣掉要还的外债，能动用的额度就更有限。他说，这对在粮食和能源等方面大量依赖进口的中国来说，就会导致缺乏外币可以购买这些进口所需的物资。

中国被迫的选择

针对外界对中共中央十四五规划所提出的负评，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宋泓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则表示，外界的理解有偏差。

他说，十四五的规划反应了国际真实的大环境。随着中美交锋白热化、美国对中国祭出的诸多限制、以及在新冠疫情对外部需求和各国经济的冲击下，中国推动“内循环”、“双循环”和“扩大内需”都是“自然的选择”。他说，就如同，各国在1997年或2008年时，因为金融风暴所导致的外部不利环境，也都是力推扩大内需来维持经济的成长一样，中国并不是要搞锁国式的内循环。

至于“科技自立自强”， 宋泓说，也是外部限制下的一种“被迫的选择”，不代表中国要关起门来发展科技。

宋泓批评美国“霸道”，动用国家的力量来打击如华为、中兴等个别中国公司，而且实体清单越来越长，让很多中国企业都无法在正常的市场环境下取得关键技术，甚至因此倒闭或无法在市场上生存。他说，这是过去数十年来全球化和供应链发展下从没发生过的先例，因此，在此前提下，中国只能很无奈地自行发展部分技术。

宋泓承认，美国有科技上的优势，尤其在晶片和半导体上。因此，基于在这些关键领域上的落后差距，中国要发展自己的系统会是很艰难的一条路。不过，他说，凡是关系到国家战略发展的核心产业，中国会努力自力更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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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边骂香港废青，一边港风港风的，贱不贱啊

港风，一个最近莫名其妙火起来的一种风格。香港废青，一个本用于自嘲但现在却被用来辱骂香港走上前线的年轻人。这俩对香港完全两极评价的词语却出自同一班人的口里，着实荒谬至极。

从港风到香港废青，其实仅仅过了20最多不到30年的时间，是什么让一个人人追捧的地方沦为了恨不得每个人都吐上一口痰的城市？

就这么说吧，在23年前的那个雨夜，当英国国旗降下来的一刻，有一种叫香港文化的东西就已经死掉了，无论是出版，唱片还是电影。

反世贸，反高铁，50万人上街，二百万加一人上街。在这一次又一次，一波又一波的抗议声中，北方文化的渗透越来越多，可供本土派的空间越来越少，港人对联合声明中的承诺越发失望。

本以为合拍片会是香港文化的再一次文化输出的高潮，可银河印象回归十年来大部分电影都得拍俩版本，精华都被阉割完了，剧情一言以蔽之：和谐和谐再和谐，就这还谈什么文化输出，没给你整死算不错的了。

这个世界有多荒谬，当麦浚龙说他的下一部电影不打算在内地上映的时候，所有人都长舒一口气：这下终于可以有鬼了。

港风港风，是对上世纪百花齐放的香港文化的一种悼念，但放在现在的语境下，这更像是对香港文化的一种侮辱。先把你整的半残废，然后再来怀念你还没残废的日子，然后还要骂你自己的不作为，自甘堕落。

香港回得去吗？回不去了。当所有的香港本土精神都被描绘成「港毒思想」，所有的捍卫香港精神的人都变成了「港独」，先不论这个世界，起码这个香港是不会再好了。

全世界都有暴动的青年，香港已经出现了，但我们呢？却连做旁观青年的权利都没有，只能任主流媒体摆布，可是主流媒体们只会着眼于肢体的争斗，不会理会暴力的政策才是因由。

港风，不应该只是一种滤镜，而是一种精神。废青，也不应该只是一句骂人的话，它也代表了一种精神。其实这两种精神的内核是没变的，只是时过境迁，沧海桑田，香港也要开始追逐中国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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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正确现象是言论审查的必然结果

政治正确这个词在美国已经流行了很久，至少我十几年来刚来美国的时候就有了，现在出圈出口到了中文互联网。正如内卷这个词从人类学最近普及到中文互联网一样，传播的过程中，似乎不同的人对这些词的理解不尽相同。

只见政治正确这个词被反复使用，但是几乎没人去定义自己的理解，难免产生鸡同鸭讲的效果。

我想抛砖引玉说说我的理解。

先说中国的例子，在中国言论很不自由，主要是政体的原因，其次社会对于不同意见也并不宽容。政府不允许某些言论，删贴喝茶是一种言论审查，迫于社会压力不方便说不受欢迎的言论也是一种言论审查（虽然比较软）。例如在中国骂习近平肯定是不行的，网上很多社交媒体打出来这几个字就要被删或者发不出去。面对言论审查，有表达欲的人还是很想说，那就只能换一种方式，指桑骂槐。例如有人把18年称为庆丰元年（庆丰包子帝习近平登基第一年），不难想象这种说法很快被审查。面对更加严厉的审查，就要选择更加隐蔽的方式来表达，例如我去知乎回答问题表示我觉得当中国人很痛苦，不但没有骄傲反而觉得很倒霉。虽然这是一个表达自我的论述，但是似乎从中可能推论出当中国人不好->因为中国不好->因为习近平中共统治的原因->可是我国发展这么好你还这么说你肯定是恨国颠覆！因此这样的回答也会很快被删除。

当逃避言论审查的方式隐蔽模糊到一定程度时，就会”误伤无辜“。万一我真的是个化学研究生想学习如何彻底清洗细颈瓶怎么办？这时政治正确就开始变得有些荒唐了。

大洋彼岸的美国宪法保护言论自由，法律上来说不能引言获罪，KKK这样的极端种族主义仇恨组织一样可以游行，你想在白宫门口骂niggers也不能给你判刑罚款。反歧视的法律也只是针对行为，不是针对言论。说，总是能说的。

然而法律保护言论自由，不代表社交上生活中发表不受欢迎的言论没有后果。在美国的主流社会价值观中，种族性别年龄宗教等歧视都是不对的。如果一个教授在社交媒体上实名支持种族隔离奴隶制黑人劣等，那很快他就要被解雇了。同中国一样，美国人也有表达欲望，美国人也有非常大比例的人是很恶劣的种族主义者。那你让他怎么说话? 同理，他不得不选择一些隐蔽模糊的方式表达自己对黑人的不满。而言论审查与时俱进，会把他这些话认定为政治不正确。当这样猫捉老鼠的游戏发展到一定程度后，突然你会发现很多政治不正确的话事实上可能是对的。例如白人可以引用一些客观数据，说黑人犯罪率高，学习差等等。这些事情确实是存在的，但是说这话的白人大概率是用这种方式表达对黑人的厌恶。如何才能辨别一个学者是真心好奇不同人种的智力差异，还是想借此表达黑人劣等的观点呢？这个问题是个死结。更极端的例子是一些本无恶意的人，为了避嫌，不得不避免说容易引起误会的政治不太正确的话（擦边球）。例如有些人圣诞节已经不说merry Xmas，而说happy holiday，再例如有的人描述一个罪犯的时候不太情愿用种族来描述，而用衣着描述。衣服是能换的，皮不好换，这样的描述又有什么意义呢？

从根本上来说，被审查的人总是能找到更加隐晦的方式表达自己不受欢迎的意见，而隐晦程度提高会造成一些看起来很诡异的说话方式。

避免政治正确的尴尬只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社会允许任何言论，如果美国人无论是政客商人还是教授都可以twitter上实名骂黑人niggers活该被奴役，骂小黄人都该去死关进集中营，还可以没有任何后果的话，那他自然不会费老鼻子劲儿去选择一种及其迂回的方式来表达。另外一种可能是世界上每个人都接受主流价值观，打心眼儿就不歧视了，真诚地对于主流价值观没有不满，那他们也不需要隐蔽地发泄。

很显然后者是完全不可能的，但是前者在目前的社会环境下也很难。假如前者成立，美国的话意识形态极端的组织会变本加厉影响社会稳定，黑人被逼急了也不会踏实。而中国恐怕天天都是老百姓骂习近平，共产党也不太好统治，舆论失控全靠枪杆子也不是长治久安之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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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预备长期执政 中共五中全会为何不明说

来源:
法广

中共五中全会悄悄开了几日后，发出了一个公报。公报一如既往先总结习核心领导下取得的成就，但结语似曾相识：“社会主义中国以更加雄伟的身姿屹立与世界东方”，可能只是比毛时代的同类表述多了“更加”两字。

公报中有一点却引起许多观察人士的注意，这就是中共五中全会破格提出来一个二零三五年远景目标。这个目标很诱人，到那时候，中国综合国力大幅跃升，进入创新型国家前列，中国将建成文化强国，教育强国、人才强国、体育强国、健康强国等等。

远景中有一句话颇费思索，到2035年，中国将“基本建成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这不会是给现在的政府还不是一个“法治政府”，现在的中国社会还不是一个“法治社会”，现在的中国更谈不上是一个“法治国家”道歉吧？很难想象这是中共五中全会对习近平掌权以来，打压人权，法治全面倒退的某种暗示。但是，中共五中全会公告提出这样一个法治中国的远景，到底想说什么？

这个远景讲的是一个“美丽中国”的迷人故事，实现或者不能实现，十五年后再说，不少中国问题专家以为，从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这一目标下面，可能掩藏着习近平个人的远景目标---长期执政。

中共中央党校前副校长李君如对中新社这样解释2035年远景目标，这一年份的重要性在于要“基本实现现代化”，而“贯穿始终的就是习近平总书记的一个思路，要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把美好生活作为我们的奋斗目标。”

这一表述把习近平描述为一个将在未来让中国发生质变的“圣人”。但是，从习近平今天统治中国的手段看，就是把中国视为自己的“江山”，将其牢牢地统治在他领导的中共之下，然后按照这个党的愿望，实现伟大复兴，完成中国梦，成为全球超强。这一思路里面，很难找到人权的、民主的，法治的，个人获致自由的一些普世价值的因素，而是一个帝王要建立“丰功伟业”的野心，在建立这一业绩过程中，一切在所不辞，人民的感觉和处境并不重要。

中共五中全会公报的结尾重申：“实现‘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也就是说，即便到了2035年实现习近平眼中的“美丽中国”那一天，中国还将是一个党国，一个一党专制的国家。公报最后一句要求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紧密团结在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夺取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胜利，更是点出了这个国家不仅是党国，而且是“习天下”，习近平一人独裁，中国的现代化全部系于习近平身上。

有观察者指出，虽然习近平通过修宪，废除国家主席任期制，为自己长期执政制造基础，但是，无论中共中央还是习近平本人，从来也没有正面论述过习近平长期执政的好处，而是通过各种方式，一步步强化某种认知，比如把习思想写入党章，在党代会上强调对领袖的“绝对忠诚”，一切党内外可能的批评都被视为“妄议中央”，高级官员私底下议论习近平有可能被指为“两面人”，把对习近平的“两个拥护”写在所有的中共中央文件上，制造一个国家一个领袖的神话氛围。习近平在牢牢掌控党内所有权力后，宣传机器全力以赴，向全中国宣传一个可以实现的中华民族全面复兴的伟大领袖的神话。

一个国家好像就只有这么一个领袖，可是在公开层面上，不说多做，19大废除后邓时代“隔代指定接班人”的党规，接下来修宪废除国家主席任期制。现在，把一个紧密团结在习近平周围去实现的远景目标明确化，让习近平延续统治自然而然顺理成章。

既然习近平要长期执政，为什么不能讲明呢？干脆堵死“小道消息”满天飞的渠道？中共五中全会前，“中国数据时代”10月22日公布一份中共宣传主管机构给媒体下达的五中全会宣传指令，对网络宣传管控提出了异常详细的要求：包括不能“炒作高层内斗，二十大人事布局，下届领导班子，确立接班人的信息”，“攻击、调侃领导人及重要讲话的有害信息”，严防针对国家领导人的政治谣言等等。

权力如此强大，为什么忌惮网络议论这些内容呢？有分析指出，在邓小平废除国家领导人终身制之后，习近平在二十一世纪二十年代要长期执政，即便在中共内部也存在着一个“合法性”的认知问题，首先，一人长期独裁，等于彻底堵死了中共内部的纠错机制，存在着让党全体陷入末路的巨大风险；其次是习的光环不够，为什么必须是习近平才能长期执政，习比他的前任更需要长期执政的理由是什么？毛泽东长期执政到了晚年，差点把中国引向崩溃，但“开国领袖”老年昏聩，躺在床上，可以继续当主席，习近平不可以同日而语，从废除国家主席任期制之后，习和他的亲信一直在寻找一个习长期执政的理由，为中共二十大破例延期执政准备好说辞，只要二十大习的权力顺利延续，以后就顺理成章了。

随着中共二十大临近，习近平长期执政进程启动，中共宣传部门也就更加需要控制有关涉及接班人、习派，内斗以及二十大人事布局的种种“政治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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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保不仅监控中国留学生言论，还胁迫他们“戴罪立功”当卧底

来源:
美国之音

在海外的中国留学生说，他们是中国秘密警察监控和招募的对象。

李陶陶已经有一阵没有睡好觉了。6月以来，老家国保的视频电话总在美国时间凌晨两三点突然打来。

二十出头的李陶陶来自中国北方的一座城市，目前在美国留学。今年早些时候，他在网上实名发表了一些批评北京的言论，两个星期后，国保开始频繁把他的父母叫到警局，强迫他们用微信和儿子通话。

李陶陶是化名。他顶着很大压力要公开国保的一些活动，但他不想再牵连中国的家人。因为他的事，最近父母的护照被警察没收了。

这天凌晨，不想吵醒室友，他拿着电话出门坐到车里。来电的是当地国保大队的队长。李陶陶和美国之音分享了这段视频电话。

“你把你这三个账号的密码、昵称通完话以后通过微信发过来，”他用家乡话说。他指的是推特、Instagram和一个讨论中国民主宪政的电报群账号。

“这三个账号再不能在这三个群里发任何声音，特别是对咱们国家，对咱们政府不利的事情，这个是必须要做到的，”国保说。

李陶陶有一搭没一搭地应着，他没睡醒，有点无精打采。但是接下来国保的话让他清醒了不少。

“这三个账号你可以保留一个，作用今天下午你母亲也跟你讲了，你关注这里面的形势动态，”他指的是那个“反贼”电报群。“群里面有其他对咱们党和国家不利的信息，你把它转发给这个微信号。”

他又强调：“一天24小时，你什么时间看到以后就截个图发过来。”

国保几次对李陶陶说，这是“戴罪立功”，以后回去可以不抓他。至于他究竟犯了什么罪，国保从来没有明说过，只说他是“反华”、“侮辱国家”。

“我是批评共产党政府，跟反华有什么关系？” 李陶陶问。

“如果他以我的家人威胁我，让我不再发声了，这个我可能能做到，”李陶陶对美国之音说。“但是让我替他们办事，这个触及到我的原则和底线了。”

“我当时心里面想的是他们最好找一个在美国这边的人和我接头，然后我再直接报警把他抓起来，”他说。

中国安全部门监控、骚扰、恐吓海外异见者已经不是新闻，有人说他们被跟踪，收到死亡威胁。

株连异见者的家人也是北京惯用的手段。仅今年一年，美国之音就采访到至少五位在美国和澳大利亚留学的中国学生，他们在中国的公务员或国企员工父母受到官方威胁。

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法学院学生吉家宝说，天津国保几番找他父母“喝茶”，以要他们失业相要挟，强迫他删除网上言论。他是今年成立的“青年宪政会”组织的发起人之一。该组织旨在联合海内外青年，推动中国民主进程。吉家宝还说，有人从中国安全部门获知，他上了天津市一个重点人员名单。

“当地国保更多介入国外民运和留学生事务，是因为2018年国安部因经费短缺把权力下放给各省市，”2005年叛逃的前中国驻澳大利亚外交官员陈用林告诉美国之音。“现在各省市安全厅都有权派出人员赴海外抓人、找反共人士谈话。中央要求各地管好自己的人。”

“地方官员肯定是不管什么‘外交大局’，每做成一件事都会有重奖，所以积极性很高，”他说。

尽管对北京发表任何不利声音都可能成为当局的靶子，但像李陶陶这样公开披露安全部门提出卧底要求的异见者却是罕见。此前，有海外维吾尔人披露当局要其监视维吾尔人的动向。2018年，在美国和澳大利亚留学的古懿和吴乐宝也向海外媒体披露过类似情况。

古懿告诉美国之音，当时他们也是听说当局有一个针对境外年轻的异见者的名单，他主动联系安徽国保徐永权，希望把这个名单套出来。

“徐永权不承认这个名单的存在，反而觉得这是个机会，要劝说我为他工作，” 古懿说。

古懿随即把电话录音交给了在美国的自由亚洲电台。徐永权当然并不知情，后来还几次联络这位美国佐治亚大学的博士生，指导他如何写书面报告，要关注哪些对象。

一个星期后，徐永权气急败坏地打来电话，他终于发现自己被媒体曝光，徐永权气急败坏大骂古懿：“你这个人太坏了”。

后来古懿听说，徐永权已经不做国保了，在当地开了一家牛肉汤店。

“中国秘密警察对留学生的监视是全方位的，系统性的，可以讲每个人都在他们的登记造册监视当中。古懿对美国之音说。“他们之所以不断地要挟和收买在海外的人士，必定是有所收获的。如果没有收获，他们就不会这么做了。”

除了秘密警察的远程胁迫外，他说，美国政府更应该关注北京通过中国大使馆、领事馆、中国学生会和各种海外华人团体进行的“半公开的，灰色的操纵和行动”，并采取“更具决定性的行动”。

星期三（10月28日），美国政府宣布将中国共产党控制的组织“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的美国分支“全美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NACPU)指定为“外国使团”。此前，华盛顿先后把多家中国驻美媒体及孔子学院美国中心指定为“外国使团”。

同样在这个星期，美国《新闻周刊》经过4个月的调查推出重磅报道，认定大约600个在美国的团体与中国共产党在海外施展的影响力活动有关。 它们试图在大选前制造分裂、挑起动荡。专家们则说，与大选相关的活动只是冰山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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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晓农：共产党国家科技发展的“成功”与陷阱

来源:
自由亚洲

今年开始中共面临前所未有的内外经济困境，国内国际的两个重大冲击打破了中共的经济远景梦。中共开始鼓吹产业升级要依靠“自力更生”和自主创新，但共产党国家的制度陷阱注定会令其愿望落空。这两年来的“芯片大跃进”是中共今后科技发展的一个典型标本，它的宿命则预示着中共产业升级梦的破产。

一、中共的内外经济困境空前严重

从10月26号开始中共在北京京西宾馆召开19届5中全会，讨论下一阶段的经济发展五年规划以及2035年经济远景目标。中共试图营造一个处变不惊的局面，似乎疫情过后，中国经济就能一如既往地高歌猛进。实际上，从今年开始中共面临前所未有的内外经济困境。其外部经济困境是指中共通过一系列对美国的核威胁动作，点燃了中美冷战，引起了美国在军事、谍报、经济、政治四大领域对中共的全面反制，这使中共继续通过盗窃技术机密，来发展民用经济和扩军备战基本上再无可能，也令中共通过出口工业制成品到美国市场来赚取大量外汇的空间急剧缩小。

这种外部逆境加剧了中共的内部经济困境。早在疫情和中美冷战发生之前，中共的经济已经陷入困境，出口高速增长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房地产拉动经济的道路也走到头了。中共原本寄希望于产业升级，即依靠盗窃来的技术实现传统制造业的技术进步，也在高科技产业领域“弯道超车”，从而帮助中国经济摆脱上述困境，它的所谓经济远景目标即以产业升级为基础。

然而，2020年国内国际的两个重大冲击打破了中共的经济远景梦。其一是疫情爆发导致全国经济停摆，而下半年开始全面复工时，整个经济形势已经面目全非，民众收入的萎缩导致消费能力下降，出口通路的梗阻导致出口企业大批倒闭。于是失业潮、商铺倒闭潮接连出现，广州、深圳、上海这几个昔日最繁华的都市都出现了众多店铺陆续关门的景象。

其二是中美冷战被中共点燃后，美国开始采取大规模谍报对抗行动，抓捕了大批中共的技术间谍，北京在美国的技术间谍网络不得不潜伏下来、停止动作，于是中共追求产业升级所急需的技术来源中断；不仅如此，美国开始在高科技产品及相关技术服务方面实行针对中共的出口管控，防止这些产品和技术被中共用于扩军备战，而这样的措施对中共正在实施的高科技产业“弯道超车”的大批项目造成了沉重打击。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中共开始鼓吹产业升级要改而依靠“自力更生”和自主创新。那么，它能否用“集中力量办大事”的集权体制“优势”，在科技发展方面缩小与美国的差距呢？

二、黄奇帆的危言耸听

原重庆市长黄奇帆在国内被认为是经济和金融方面的内行，他最近在中国中小企业协会主办的2020“小企业大梦想”高峰论坛讲话时说，美国和中国的脱钩大体上有十个方面，非金融类脱钩包括贸易脱钩、技术脱钩、互联网脱钩、教育脱钩，金融类脱轨包括投资脱钩、资本市场脱钩、金融脱钩、国际清算脱钩、外汇脱钩、长臂管辖；他认为，一旦脱钩，会让美国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甚至金融领域上的脱钩等同于美国自杀，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会走向真正的强国之路。

黄奇帆说，“非金融类的脱钩一旦发生，都会对中国经济或者社会带来某种比较严重的冲击。但这种冲击背后对美国方面会带来什么反作用呢？杀敌一千，自损八百，最后两方面和则两利，斗则鸡飞蛋打，我们受到严重冲击，他们也一样受到死亡的威胁。从这个意义上讲，如果一旦发生这样的脱钩行为，两边竞争，在大国之间谁更有耐力，更有回旋余地，更有补短板的能力，谁更能坚持到最后。”

黄奇帆认为，美国企业如果从中国撤资，就丢了自己的命。为证明他的这个观点，黄奇帆在讲话中介绍了苹果公司的高管库克和特朗普总统的对话，库克告诉特朗普总统，苹果离不开中国，离开中国就死了。这是库克忽悠特朗普，而黄奇帆想用库克的话来忽悠中国人，却马上被国内媒体打脸。黄奇帆是今年10月9日这样讲的，而10月14日搜狐网就刊出标题为《传苹果加速撤离中国生产业务》的新闻，内容是：据外媒体报道，苹果近期再次向台积电、鸿海等多家供应链厂商发出通知，要求厂商将15%至30%的生产业务撤出中国。此外，包括纬创、和硕在内的台湾厂商也收到了苹果公司的通知。业内人士指出，苹果加紧将其供应链撤离中国，除了中美贸易冲突带来的潜在风险外，近年来印度和东南亚制造业的崛起也让苹果公司看到了机遇，该公司希望能通过此举使其供应链更多元化。媒体评论称，苹果公司近几月频频将供应链厂商撤离中国，这意味着中国作为世界制造业中心的时代走向尾声。

黄奇帆的“强国之路”一说，反映出中共典型的大话忽悠、大话唬人。红色大国“自力更生”式的科技发展很难成功，其实有苏联的前车之鉴。

三、冷战时期苏联科技发展的制度陷阱

美国驻莫斯科的外交官乔治·凯南（George Frost Kennan）早就发现了共产党国家科技发展的体制陷阱。1946年2月任美国驻苏联大使馆副馆长的乔治·凯南，曾给美国国务院发了一封长达数千英文单词的电报，分析了苏联体制的特点。这份著名的长电报在美国决策圈产生了巨大的反响，半年后他被调回国务院，在国务卿隔壁的办公室里专门负责美国长期外交政策的制定。凯南认为，苏联会在与世界隔离的路上越走越远，它用封闭、控制和急速前进的方式来维持自己的统治，多年后苏联的历史证实了他的判断。凯南指出，苏联政府的经济政策取向非常简单粗暴，他们喜欢的是严丝合缝的计划运行，资源的集中管制与分配，对经济目标的提前预设。

就像中共在改革开放时期获得了美国及其他国家的大量设备、技术和投资、建立了“世界工厂”一样，苏联在二战前、二战期间以及二战后，也曾在美国的设备和技术支援下完成了工业化。二战后斯大林曾对美国驻苏大使哈里曼坦诚表示，“苏联所有的工业有三分之二是在美国帮助下建成的。”苏联本来的工业基础比较落后，1928年全国的文盲率达到50%，当时美国对苏联实行了大规模科技援助，在1928年到1932年的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美国对苏联的援助在世界技术转让史上堪称罕见，曾有2万名外国专家到苏联，分布在从中央部门到工厂、车间的所有领域。在这一时期，苏联是世界上进口机器设备最多的国家，仅1931年美国出口的机器设备中有一半都卖给了苏联。

此后苏联大力发展基础科学研究和国防科研，曾经取得了相当的成功，甚至在1961年发射了世界上第1艘载人宇宙飞船“东方号”。上世纪60年代初苏联与美国之间的科技差距很小。美国人发现，自己当年毫无保留的援助以及苏联战后以举国体制推进基础科学研究，是苏联科技发展取得成功的关键。而美苏冷战升级后，美国加快了自己的国防科研，两国之间的科技差距很快就拉开了。

问题的关键在于，当苏联的科技体系从技术引进与消化的初级阶段，过渡到通过基础科学研究实现技术升级的道路时，其科技发展体制是垂直的行政管控，没有美国体制的活力。共产党国家只会实行由政府出资、政府立项、政府管理、政府评估科研成果的科技发展模式。这种体制虽然可以集中社会资源，以举国之力办大事，却必然造成高投入、大浪费、低效率和非商用这样的结局。而现代高科技如果不能在市场环境中得到自然的发展，就只能为军用服务，那是一种有投入、无经济收益的研发活动，最终会扼杀科技发展的进程。这就是共产党国家发展科技的体制陷阱，今天中共正义无反顾地往同样的陷阱里跳。

四、苏联半导体产业发展受阻的体制根源

美苏第一代晶体管计算机的推出间隔只有4年，但第1代集成电路计算机的推出间隔却上升到9年。后来许多苏联科学家和技术官员回忆，他们知道自己想追赶西方半导体产业的步伐非常吃力，但很难在自己的层级上改变大局，因为他们无法改变共产党政权的科技研发完全依赖政府的科研管理体制。

世界上的半导体产业开始出现时，苏联的科技战略是优先发展航天工业，而电子工业的任务只是为航天工业提供必要的电子零部件，同时制造出计算机，以便完成航天工业所需要的计算任务；也就是说，苏联政府把有限的科研资金主要投入到航天工业的同时，不可能同时照顾到其他技术行业跟进国际先进水平的需要，于是苏联的电子工业因此走向了衰落。其电子工业帮助宇宙飞船上了天，表面上看是达到了顶峰，实际上这个短暂的“顶峰”却是其电子工业走下坡的历史拐点。

手机的开发在苏联也是同样的结局。早在1958年，苏联的一个工程师，就发明了比摩托罗拉公司1973年才开发出来的“砖头”手机更轻更小的移动电话。到1965年时苏联的这种实验阶段的移动电话的通话距离已达到200公里，但成本却相当于一个教授4个月的工资。苏联的政府官员对这项研究没兴趣，他们认为，人民可以打座机，政府何必要补贴这种手机的制造成本，于是苏联的手机研发被叫停了。

共产党国家的政府官员是按既定政策来分配有限的资金，而不是按企业研发成果的市场潜力投入资金；同时，政府官僚虽然有权力，却没有足够的科技知识和科技眼光，也缺乏对市场变化的判断能力。墨守成规、按部就班，听从上面的指示，是掌管科技发展方向的官员们的行为准则。苏联虽然可以集中财力办大事，但也只能集中财力办大事。所谓办大事，就是办高层领导决定的事。国民经济各个行业千头万绪，每个行业都强调自己的重要性，希望从财政或银行的那块“大饼”里分一块；而经济主管部门很清楚，如果用“撒胡椒面”的办法，给每个部门分一点“饼”，“大事”就办不成了，所以必须有重点、保重点，丢卒保车。问题是，市场永远千变万化，今天确定的“车”明天可能变成“卒”；今天的“卒”明天可能变成“车”。如果某些官员老想“未卜先知”，可能就会被撤换，因为他们妨碍上级指示的落实。

美苏对比，同样是政府给科研机构和企业提供科技投资，但双方的经济制度完全不同，美国的企业是完全自主地从事技术研发，而苏联的企业只是被动地按照政府的指令安排技术研发。苏联的研究机构关心的是完成政府部门下达的研究课题，并以此为理由，要求更多的资金和设备；美国的企业关心的是，如何把面向军用研究的技术创新，变成可以在市场上带来经济收益的民用产品，怎样把技术专利变成企业源源不断的收入。今天中共治下能从事军用项目研发的，多半是国有企业或有政府或军方背景的企业，它们的外部环境虽然市场化了，但与政府之间的关系与苏联并没有本质差别，依然要听命于政府。所以，共产党国家的“旱鸭子”企业和美国的“水中游鱼”企业，其作为是完全不同的。企业是“旱鸭子”还是“水中鱼”，取决于企业生存在哪种制度环境里，如果是在共产党国家，它们就始终是“旱鸭子”；只有在民主国家的市场环境里，企业才可能在技术研发创新方面成为活泼自如的“水中游鱼”。

美国企业的技术研发属于“造血机制”，政府投资仅仅是锦上添花，而企业能不能活下去，要看它的技术研发是否在市场上受欢迎，不仅仅是性能优秀，还要成本低、服务良好。做不到这些的企业，不管它们是研发失败，还是判断研发方向失败，最后都归于淘汰，上世纪90年代初计算机行业的王安公司就走上了末路。而共产党国家的企业只要服务于政府的军工、军用目标，其技术研发就属于“吸血机制”，这样的企业只会躺在政府怀里活下去。

凯南的“长电报”至今已经过去了75年，他的看法用在中共身上，不但没过时，而且依然十分犀利和准确。今天中共正在鼓吹走苏联当年同样的道路，许多政策话语和当年的苏联十分相似。过去十几年，中共为了“弯道超车”战略，比苏联还添了新招，就是大规模的技术间谍盗窃活动，但这种技术盗窃空间现在已经被封堵。

五、中共“芯片大跃进”的烂尾宿命

几年前中共就注意到，中国的高科技产业和其他消费用电子产品行业，每年需要进口3千多亿美元的芯片，连续多年来芯片都是进口规模最大的商品。随着2019年中美经贸谈判开始，中共估计到今后对美出口顺差会逐渐降低，外汇将越来越吃紧，不得不未雨绸缪，开始了芯片国产化运动；而最近美国对中共的高端芯片制造和技术服务实行管制，更是催动这场运动进一步加快了步伐。中共的这种科研“赶超”做法与苏联只有一点不同，那就是，苏联未实行经济改革，指挥科研布局的主要是中央政府一家；而中共实行了经济改革，指挥科研布局的不仅有中央政府，还有成百上千的地方政府。这场“芯片大跃进”就是中央和地方政府双重推动的巨大浪费和失败。中国的《21世纪经济报道》9月22日刊登了一篇文章，《多个产业园区造“芯”运动埋雷：烂尾项目换个“马甲”仍有地方政府接盘》，揭露了这场“芯片大跃进”的真相。

芯片研发本来属于高风险投资，在发达国家这类企业的失败率很高，因此，这类投资不能主要靠政府补助来支持，而应由企业自身承担研发失败的经济后果。但在中国，地方政府把风险产业当作响应中央号召、推动本地经济发展的政治任务，使用财政的专项资金和银行贷款，互相攀比，争相上马芯片项目。在中国经济表面上市场化的情况下，中央政府不再有苏联那种严格实行计划管理的权威，只能听任地方政府拿着财政和银行的资金，展开了“芯片大跃进”竞赛。地方政府自然是各自为政，既不考虑与其他省市类似项目的重复建设，也不具备评估“芯片大跃进”玩家企业技术条件的能力，于是，各地的地方政府就扮演起“崽化爷钱不心疼”的“天使”投资人。

到2020年第1季度为止，中国全国为了实现芯片国产化，目标规模为10.75万亿元，已到位规模达4.67万亿元。在这样的政策和庞大的资金诱惑之下，全国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全民造“芯”运动，于是，动辄千亿目标的集成电路产业规划、遍地开花的半导体产业园区、各地政府纷纷设立的产业投资基金，就成了这场大跃进的典型特征。现在已有皖、苏、沪、浙、京、闽、鄂、湘、陕、渝、津等十余省市制定了集成电路产业规划或行动计划，其中仅闽、苏、沪、陕、浙、渝、鄂、津、湘这9个省市2020年的规划产值目标即达14,200亿元。截至去年5月，全国已建成、在建和正在规划中的半导体产业园区达67个，其中2018以后开工或规划建设的园区达37家，百亿级投资规模的园区占37%；这些半导体产业园区中，政府作为建设主体的占64%，政府和企业联手的占24%，园区对入园企业在资金、土地、税收等方面提供一系列优惠。到今年上半年为止，在21个省市已开办了140个半导体项目，上半年的总投资已超过3,070亿元。

“芯片大跃进”的结果已经开始显现。《21世纪经济报道》指出，近年来在半导体领域接连传出项目烂尾或破产的消息，不少地方损失惨重。7月30日，武汉千亿级半导体项目弘芯公司，被曝出“存在较大资金缺口，面临项目停滞的风险”，刚购进的中国唯一的7纳米光刻机尚未开封即被抵押。原计划投资近400亿元、号称国内首个专注于柔性半导体暨新型显示技术开发与自主化项目的陕西坤同半导体公司，年初也曝出拖欠员工薪水的问题。不少烂尾项目有相同的套路，发起人拿着不靠谱的项目计划书，地方政府便注入资金，然后希望通过项目宣传再吸引大基金来投资，再带动社会上的风险资本投入。而只要其中某个环节出问题，便资金链断裂，项目停摆，于是地方政府不得不成为“一地鸡毛”的接盘者。但只要市场热度仍在，没人能保证这样的烂尾项目不会继续发酵。

这场“芯片大跃进”是中共今后科技发展的一个典型标本，它的宿命则预示着中共产业升级梦的破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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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民调指新闻自由及传媒公信力创新低 学者批传媒高层“喉舌化”

来源:
美国之音

“港版国安法”实施接近4个月，一项最新民意调查显示，香港市民对新闻自由的满意度以及传媒公信力的评分，同时创下主权移交以来的新低。而两间收费的电视新闻台最近都出现高层人事变动，部份人选被外界认为有亲中背景。其中Now新闻台一名新任高层，近日涉嫌下令将有关香港港大学一名副校长候选人，怀疑是中共党员的片段及网上报道下架，事件引起各界关注。

有学者分析，港版国安法实施后，北京加强控制香港传媒，可能透过撤换高层令传媒进一步“喉舌化”。

前身是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的香港民意研究所，上星期二(10月20日)举行记者会，公布每半年一次的“市民对香港新闻传媒评价的民意调查”结果。

民调指新闻自由及传媒公信力创新低

这次调查由9月底至10月初，以电话随机抽样方式成功访问1,006名香港市民，结果显示，在多种新闻传媒之中，互联网和电视继续是香港市民的主要新闻来源，分别有70%和66% ，而透过报纸得悉新闻的比率只有37%，创2000年有纪录以来新低，另外，透过电台接收新闻的比率跌幅最大，由半年前的40%下跌至27%，跌幅超过12个百分点。

调查又发现，“港版国安法”实施接近4个月后，香港市民对新闻自由的满意净值，由半年前的负21个百分点，下跌至负25个百分点；市民对香港新闻传媒公信力的评分只有5.14分，较半年前的调查显著下跌0.34分。结果显示，香港市民对新闻自由的满意度以及传媒公信力的评分，同时创下1997年主权移交以来的新低。

杨健兴指新闻自由与政治大气候下滑吻合

香港记者协会主席杨健兴出席记者会分析，香港市民对新闻自由的满意度下跌，与香港近年的政治大气候下滑的趋势吻合，他承认香港的新闻自由近年急速倒退，包括香港政府拒绝英国《金融时报》记者、前香港外国记者会署任主席马凯工作签证续期，加上警方过去一年不断在示威现场限制记者采访，尤其8月10日搜查壹传媒大楼时，表明只有部份记者可以进入采访区采访，甚至人提出要为传媒行业发牌等，可见港府的取态是不断限制新闻自由，他形容是令到新闻自由急速倒退。

杨健兴说：“也见到是有一个趋势，就是说讲限制是多过如何去再令到香港的新闻自由那个基础更加扎实，公众的知情权更加扎实，政府的开放性、透明度更加回应到社会的要求，这是一个方向，是可以加强到新闻自由的，这里是过去几年、过去那一年多很多东西是急速地倒退的政治上，而开始说的就是限制，在地面采访的地方去限制，制度上的限制，证件(记者证)的一些限制，甚至开始讲说有一套法证，或者甚至都会开始讲要有一些立法、(打击)假新闻，诸如此类的东西。”

国安法令香港新闻自由多了新红线

杨健兴表示，国安法实施后对香港新闻自由的影响更直接，虽然暂时未见到“拉人封铺”，即是关闭传媒的事情发生，但是会见到警方执行国安法的时候，已经开始触及传媒，有听闻部份传媒对于港独等敏感议题开始自我审查，他认为国安法令香港的新闻自由多了一条新的红线。

杨健兴说：“听到、听闻有一些媒体，其实对于譬如说展示到一些香港独立；‘光复香港、时代革命'的一些旗帜，或者口号，很多媒体它要想想，它们做直播的时候，突然间有这些东西出来的时候，它们怎样呢﹖是不是立即撤走呢﹖是不是立即关掉声音出不到街呢﹖镜头怎样避呢﹖报纸都说可以不选那张相片，但是你说做直播、做电视那些会是怎样呢﹖这些都已经是实实在在，国安法出了之后媒体除了说原本很简单，法律那条线清清楚楚，已经又多了一条政治红线，现在那条国安法的线。”

两间收费电视新闻台相继出现人事变动

港版国安法实施后，两间收费的电视新闻台包括Now新闻台以及有线新闻部，相继出现高层人事变动，由被外界认为可能有亲中背景的无线新闻部、亚视新闻部前任及现任高层入主。

其中Now新闻及财经资讯主管张志刚今年8月退休，接任人选并不是由内部升迁，而是由无线新闻部前高层陈铁彪“空降”接任，6月底正式上任。

据香港《苹果日报》报道陈铁彪1989年到北京采访六四事件，当时在亚视新闻部任职，系最后一批离开北京的香港记者，他一直专责中国新闻，之后加入无线新闻部。香港传媒界中人普遍认为，陈铁彪与北京驻港机构中联办关系密切，担心背后可能有中联办干预人事任命，以令无线及Now新闻日后的报道，可以更加同一阵线。

传媒换高层监管新闻报道编辑及内容

杨健兴回应美国之音提问，有关两间收费新闻台高层人事变动的影响时表示，香港的经济已经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尤其中国内地的一些企业或者资金，对香港的传媒作为商业机构的影响都愈来愈大，他认为透过撤换一些编采人员，去“睇实”(监管)新闻报道的编辑及内容，其实过去一直都存在，不只是近两、三个月情况。

杨健兴表示，香港的电子传媒不多，今次两间电视新闻台撤换高层的时间点相当巧合，令人关注是否北京以及香港政府都开始收紧传媒的监管。

杨健兴说：“即是那个大气候去看，是(北京)中央政府甚至香港政府，下去一些部门其实都想管媒体管得紧一些，由在地面的采访到你的机构，即是说那个取态，对于一些政府的新闻，对一些(中国)国家安全的议题，对一些政府认为好重要、好重要的大湾区、港深发展这些议题，很自然它们(政府)会想，就是说一些商营的媒体都可以配合到它的政策，它那些管治上认为的威胁，是可以帮助到它管理、管治、发展的。”

新闻工作者应坚守“监察者”角色

杨健兴表示，这种趋势可能会令到一些传媒的老板认为，要寻找一些新闻的“把关人”去掌握政府的想法，甚至去配合政府的发展，他认为严格上这是一种传媒老板的取态，但是新闻工作者仍然应该坚守“监察者”的角色。 杨健兴说：“我们会很希望就是说一些新闻工作者，都能够做到基本的就是说，我们是那个‘监察者'，即是政府你要说大湾区也好，或者是港深合作什么也好，你传媒都要讲一些问题出来的，提出一些疑问，监察有什么问题，这样就是最基本的了，也是我们行(业)里也好，或者作为(工)会要看的问题。 ”

杨健兴又表示，其实观众及读者都是传媒的监察者，他们会发现那些传媒变了质，成为宣传工具。

钟剑华指身边有朋友退订收费电视

香港民意研究所副行政总裁钟剑华表示，他身边相当多朋友在传媒撤换管理层之后，即时退出订户，反映市民对传媒公信力的不满。

钟剑华说：“最近那些传媒机构换管理层的时候，其实身边相当多朋友他一向订Now的、Cable(有线电视)的，即时隔天就跑去不订了，真实事件来的，所以很简单而已，即是其实换上去那些人，他们在行内的名声是怎样﹖品格是怎样﹖其实我相信在坐很多记者你们都听过，不用我讲，是不是﹖即是整个做法就是在伤害传媒而已，就是做一些伤害传媒的事情。你见到我们今次这个调查，电台作为主要新闻来源那个比率，由半年前的40%，跌到只有27%，跌了12点多(个百分点)，这半年主要发生的事是什么呢﹖就是港台事件而已。”

质疑港府将传媒变成“政府传话人”角色

钟剑华质疑，今年多次整顿公营广播机构香港电台，反映港府希望将传媒变成“政府传话人”的角色，他认为这样是伤害传媒，尤其是打击传媒的公信力。

钟剑华说：“正正就是要破坏传媒的公信力，即是希望传媒扮演一个‘政府传话人’的角色，但是就算这样说都好，你见到那个问题就是，大家不信这些传媒的时候，就大家用各自的方式去了解资讯，即是无论做什么都好，我相信有几点很清楚的，即是一个开放的社会，一个透明的政府、一个问责的政府，这已经是一个不能够扭转的趋势来的。”

Now新闻删除港大副校长候选人报道惹关注

最近香港大学两名副校长任命事件引起各界高度关注，尤其其中一名副校长候选人、北京清华大学学者申作军被怀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多家香港传媒报道，Now新闻及财经资讯主管陈铁彪，被指绕过采访主任，两度下令将教育界立法会议员叶建源评论申作军怀疑是中共党员的片段及网上报道下架。

钟剑华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传媒高层剪辑敏感新闻内容的做法，过往在其他电视新闻台都有发生过，并非“新鲜事”，但已往多数在新闻报道播出前发生，今次在报道播出后突然要求下架，做法较为露骨，引起相当大的舆论关注。

学者批传媒换高层后“喉舌化”

钟剑华又表示，港版国安法实施后，北京加强控制香港传媒，可能透过撤换高层令传媒进一步“喉舌化”。

钟剑华说：“但是(Now新闻)这次就已经是上了架，然后就是再下架，变成大家就警觉，造成的结果即是舆论的反应相当之大，连Now TV本身的新闻部的人员都有意见，所以我觉得这个只是一个大家都预料到的转变，就是随着这个人(陈铁彪)被提拔，突然间‘翻腌’(复职)，他本身已经退了休，其实反映北京是要加强控制传媒，这个动作会加快，亦会进一步令到香港传媒进一步‘喉舌化'。”

Now新闻台发声明回应报道下架

Now新闻台10月26日发表题为“回应有关新闻台一则港大拟委聘两名清华教授的评论之声明”表示，该台于10月24日有关新闻播出后，“得悉部份内容需待进一步核实，因而基于审慎原则作出若干编辑改动。”

声明表示，港大校方曾在当天的回应声明中，指出有媒体报道错误，“新闻台于25日继续更新及报道该则新闻，当中包括叶建源的电话访问。新闻台将继续聆听各方意见、公平公正地为市民提供中肯及如实的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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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比奥等共和党参议员要求大学理事会重新审视它与汉办的关系

来源:
美国之音

来自佛罗里达州的美国联邦共和党参议员鲁比奥与多名联邦共和党参议员联名向美国大学理事会(the College Board)的首席执行官致函，要求该机构重新审视它与孔子学院总部/国家汉办的关系。

联名致函的参议员包括新罕布什尔州的玛莎·布莱克本、阿肯色州的汤姆·科顿、密苏里州的乔什·霍利、佐治亚州的凯利·罗伊弗勒、犹他州的迈克·李和俄克拉荷马州的詹姆斯·兰克福德。

“全国学者联合会(NAS)发布了一份报告，指认大学理事会是中国影响力活动针对的一个目标，”这些参议员在10月27日发出的信中写道。 “这份报告指称，美国大学理事会与中国合作研发大学预修(AP)中国语言与文化考试。该报告进一步指称，美国大学理事会通过中国客座教师项目安排中国公民进入美国学校，这是美国大学理事会和国家汉办合作的项目。我们担心中华人民共和国会利用与大学理事会的合作关系来扼杀可能会损害中共声誉的对话。”

这封信提到，美国国务院在2020年8月13日指定孔子学院美国中心(CIUS)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在美国的使团，从而承认孔子学院的项目是中国共产党影响美国学校的宣传工具之一。

这些参议员说，由于大学理事会与汉办的关系引发了安全方面的担忧，他们要求大学理事会的负责人在2020年11月13日之前对以下问题做出回复：

1、汉办在中国客座教师项目中扮演的角色是什么？2、中国政府在中国语言与文化AP考试中的参与是什么？这个考试需要中国政府的批准吗？3、大学理事会从国家汉办或更广泛的中国政府那里得到了多少钱？4、大学理事会采取了哪些监督措施来减少与汉办有关的外国过度影响的风险？5、大学理事会如何筛选来自国外的资金？6、大学理事会是否与汉办或其他中国政府支持的实体签署了合同、备忘录或是其他协议？7、大学理事会在创立或是推广与汉办有关的项目时是否收到或使用过联邦资金？

美国大学理事会是一个拥有100多年历史的非营利组织，前身为大学入校考试委员会(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Board)，主办AP和SAT等大学入校标准考试，目前有六千多个院校和教育组织是其会员。

鲁比奥参议员是跨党派的国会与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CECC)的共同主席，也是参议院负责监督人权事务的外交关系小组委员会主席以及东亚、太平洋和国际网络安全政策小组委员会的成员。

在美国宣布制裁严重侵犯新疆维吾尔穆斯林人权的中国高级官员后，鲁比奥参议员与他领导的CECC也成为中国共产党政府制裁的对象。

from 博谈网 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2010/%E9%B2%81%E6%AF%94%E5%A5%A5%E7%AD%89%E5%85%B1%E5%92%8C%E5%85%9A%E5%8F%82%E8%AE%AE%E5%91%98%E8%A6%81%E6%B1%82%E5%A4%A7%E5%AD%A6%E7%90%86%E4%BA%8B%E4%BC%9A%E9%87%8D%E6%96%B0%E5%AE%A1%E8%A7%86%E5%AE%83%E4%B8%8E%E6%B1%89%E5%8A%9E%E7%9A%84%E5%85%B3%E7%B3%BB.html

逐步撤出香港？ 老牌英企太古再卖盘

来源:
自由亚洲

老牌英资企业太古集团再计划出售香港黄金地段商厦，盛传洽购价达100亿港元。太古系近年多次出售商业地产项目，加上近日太古旗下的国泰航空大规模裁员，及停运旗下国泰港龙航空，消息再引起外界对太古撤资的猜测。

太古公司及太古地产周三(28日)早上一度中途停牌，到中午公布，太古地产正进行商讨，可能导致出售太古城英皇道1111号多层办公楼的权益，但表示出售事项未达成协议，股份在下午复牌，股价微跌。

英皇道1111号是太古城中心一座，有报道指，有财团以近100亿港元洽购。公开资料显示，太古城中心一座于1997年落成，楼高27层，总面积62.8万平方尺。而太古地产于2018年已出售太古城中心第三座部分楼面及第四座全幢，当时作价为150港亿元。

翻查资料，太古系近十年不时出售商业地产项目，包括在2011年出售九龙塘又一城，去年又出售鲗鱼涌英皇道625号的商厦权益；今年10月，太古又拆售太古城屋苑第六期车位。

而就在上周，太古集团旗下的国泰航空宣布史无前例的大规模裁员方案，削减8500个职位，并停运旗下的国泰港龙航空，其余员工也要重新签署合约，大幅减薪，令外界关注国泰乃至母公司太古的营运情况。

太古主席施铭伦今年八月曾在业绩发布会上表示，无可否认香港局势较为动荡，但公司经营目标考虑较为长远。公司没有计划撤资并离开香港，仍将专注于香港及中国内地。

不过有经济学者向本台表示，自香港主权移交以后，英资企业淡出香港、由中资取而代之，是必然发生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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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回声：未来的路，比想象中更窄

原创 先知书店 千字文华


历史的回声：

未来的路，比想象中更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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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划：先知书店

文：愈嘉   编：先知书店店长、柏果


坊间常说，中国人有三样东西最为擅长——烹饪、农业和历史。
 
其中，历史，不仅是我们的绝对强项，甚至有时候历史填补了宗教的空白。古代中国就有着世界上最完整、最庞大的史官体系和历史记录。
 
历史教训，是中国历代治国者最重视的东西。历朝帝王无不牢记“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这一警世格言。
 
历史智慧，似乎每个中国人都有。天桥底下的评书，是古代城市的另类“文化地标”，无论贩夫走卒，多多少少，都能说几句“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历史轮回”。
 
中国文化市场上，“历史热”更是长盛不衰。其中，被研究最多、最深刻，观点争议最大，受关注最广的，无疑是1840年以来的近代史。
 
理解近代史的三种范式
 
关于中国近代史，大致有三种研究范式：
 
◎第一种范式：1840年以来的中国近代史，是一部救亡图存的历史。
 
这种范式，在史学界处于主流地位，它有一个压倒性的主题，那就是“救亡图存，民族独立”，它就像一把火炬，在各个阶级的手中传递。我们从小听到、学到的主流叙事大致如下：
 
首先，是农民阶级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紧接着，是封建地主阶级领导的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和清末立宪，其后，是资产阶级发起的辛亥革命，以及后来的五四运动，无产阶级登场……
 
以上救亡运动均以失败而告终。此后，历经血腥残酷的动荡，直到1949年，历史才掀开新的篇章。
 

◎第二种范式：1840年以来的中国近代史，是一部回应西方冲击的历史。
 
在西方学界，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主流视角之一，是汉学家费正清的“冲击—回应”模式。

他在《冲击与回应》《剑桥中国史》等著作中认为，面对西方文明的冲击，中国采取怎样的回应，是中国近代史的主旨。

在华人学界，这一范式影响颇广。比如，著名历史学家黄仁宇就曾指出，“鸦片战争、洋务运动、百日维新、清末立宪、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互相连锁,构成了一连串梯次式反应。外界压力越大,中国的反应就越强。”






◎第三种范式：1840年以来的中国近代史，是一部学习西方，融入现代文明的历史。

“冲击与回应”范式的质疑者认为，在费正清眼中，中国本身没有变革的动力，只有冲击才会推动变革。这严重忽略了中国自身的主观能动性。
 
秉持这一范式的学者认为，面对西方冲击，中国并不是只有被动应对，相反，具有学习西方的强大意愿，其代表人物就是民国学者蒋廷黻。1938年，他在《中国近代史》一书中指出，中国要图存，非“西化”不可——学习西方的器物、制度、思想，等等。
 
在此视角下，中国就像一个寒窗苦读的高考生，不断改进自己的学习内容和方式方法，力图在这场历史大考中取得一个满意的分数。

可以说，我们能看到的绝大部分历史作品，都可以囊括进以上三种范式中。区别主要在于，视角不同、价值尺度不同，以此串联起来的事件、人物，所呈现出的历史面相不同。那么，有没有新的范式，能够紧扣中国近代转型与变迁的核心问题，帮助我们重新理解1840年以来的中国？

有。王人博老师的新书《1840年以来的中国》，正是一种从公法视角，重新理解历史的新范式。那么，这种范式到底新在哪里？
 
我们都知道，“1840”这个年份，之所以被反复诉说，因为它是“传统中国”与“现代中国”的重大分野。然而，传统与现代的根本区别到底是什么？在上述三种范式中，这可能是一个边缘问题，但在政治学，或“公法”（宪法）视野下，这却是近代史的核心问题。
 
比如，无论哪一种范式下的中国近代史，都绕不开的“现代化”一词，在主流历史范式中，主要是器物的现代化，是强国的工具，但在公法视野下，现代化的首要问题，却是国家的性质与结构、权力的来源与归属、人与人之间如何缔结关系等根本性的问题。

简单说，一般范式下历史，人们的第一反应不是“历史真相是什么”，就是“历史规律是什么”，但读完王人博老师的《1840年以来的中国》，第一反应可能是“历史的真问题是什么”。

“真相”大白于天下，历史悲剧未必就不再重演；掌握了历史“规律”（假如有的话），未必就不再重蹈覆辙，但如果能抓住历史的真问题，结果可能会大不同。






“现代国家的格林威治时间”
 
1861年，年轻的慈禧发动“辛酉政变”，开始了她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垂帘听政”。此时，在地球的另一端，英国著名法律史学家梅因，在《古代法》一书中，浓墨重彩地写下了现代国家与前现代国家最本质的区别——“从身份到契约”。
 
前现代国家，人与人之间，是一种单向度的依附关系，无论是普罗大众，还是社会精英，都逃不开“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血缘依附，和“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人身依附。
 
人人平等的现代观念产生后，个人从血缘的依附结构中挣脱出来，成为一个个独立自由的个体。
 
这就产生了一个经典的悖论——既然人天生享有自由、平等，那为何还要构建一个国家？
 
因为，国家能够提供一种最基本的秩序，否则社会将会倒退回野蛮的丛林状态，陷入“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
 
但是，国家必须承诺每个人在被统治的状态下，依然是一个自由、平等的人。
 
这份承诺就是宪法。所以，卢梭才说：“我们是在成为公民之后，才真正开始变成人的。”
 
可见，传统与现代的根本区别，不是科学，不是技术，也不是市场，甚至不是政治制度，而是有没有以立宪的形式，约定权力的来源、归属、边界，以及从这一核心命题为原点，来构建法律与制度体系。



王人博老师说：“宪法，是定义现代国家的格林威治时间。”《1840年以来的中国》全书上、下两部所探讨的，正是法的现代性、法的中国性。

1840年以来的中国三大转型困境
 
1840年，在大英帝国皇家海军强大武力面前，大清帝国的威严扫地，天朝永恒的幻梦破碎了，沉重而锈迹斑斑的国门上，被轰开了一个血腥的缺口，轰轰烈烈的现代化转型开始了。
 
然而，中华帝国的秩序，历经上千年打磨，日渐趋于精致完善，其运行像钟表一样精密，其严丝合缝之程度，根本没有给以立宪为标志的国家转型留下任何空间。
 
王人博老师在《1840年以来中国》一书中，总结出三大“转型困境”：
 
◎转型困境一：现代化是一种无限扩张的秩序。当中国被强行拖入现代世界体系之后，立刻陷入两难困境：若因循旧规，自然死路一条，但若激进西化，就会发生排异反应，引发社会崩溃。套用一句流行的话：不现代化，等死；现代化，找死。
 
大致从轴心时代开始，中国文化与西方，在政治制度（集权与分权），经济制度（自由市场与官商经济），法律制度（人治与法治）等重大问题上几乎截然不同。
 
一个人重复的行为，形成了习惯；一个群体共同的习惯，就是习俗；一个地区的习俗，构成了传统；千百年积淀出来的传统，就是文化。中国作为唯一延续至今的社会（汤因比语），要改变文化，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中国现代化转型之艰难可见一斑。






◎转型困境二：西方文明史呈现的基本面相是，从传统到现代，必须“先集权（构建世俗的绝对主义国家），再分权（在平等的地基上，让权力分立制衡）”的过程。然而，中国作为一个具有2000年大一统历史的超大规模中央帝国，如果“先集权”，历史的惯性很可能是马上回到传统，让脆弱的现代转型胎死腹中。
 
王人博老师说：“现代化转型，最为需要一个‘合法的最高权威’，通过它动员起各种资源，组织起各种力量，从而把现代化导入成功之路。”

然而，从晚清到民国，中国就像一个马赛克，远看似乎是一个整体，近看却是满地的碎片，中央权威式微，各种“封疆大吏”实际上已经取得了“军阀式”的自治权力。
 
这种情况下，即便号称“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的中华民国，其宪法最终的效果，非但不能形成有效的分权制衡，反而进一步加剧了分裂与动荡。
 
此后，在历经动荡后，集权完成了，但转型后半场，面临的困境依然如故。

对此，王人博老师在书中，用了三章的篇幅，分别剖析了1950年代以来，最重要的几次宪法实践——“五四宪法”“七五宪法”“八二宪法”。最后，王人博老师敏感而又冷峻的写道：
 
“与阶级相连的革命叙事，并没有成为过去，它还存在于当下，在参与中国现代型塑造的同时，也塑造着自己。这是现代性走向东方这个大国时无法避免的中国特性。”

◎转型困境三：传统社会中，精英与民众之间，泾渭分明，前者积极求索，乃至抛头颅洒热血，而后者却相反，和今天常说的岁月静好并无两样，因此，在向现代转型过程中，自然出现“民众不急，精英急”的奇特景象。






传统社会的权力逻辑是“打江山——坐江山”，政治是官僚和士大夫们的事情，对于民众来说，官府不过是交税的对象，是交给李（唐）家还是赵（宋）家，没有实质性的差别。
 
但是，作为向现代转型的立宪，是国家与民众之间在非强制前提下的契约，如果民众不参与，精英设计出来的宪法再完美，也不过是空中楼阁，现代国家绝不可能在传统的土壤上生根发芽。
 
一边是民众不急精英急的传统，一边是民众不参与就无法运转的现实，构成了1840年以来，走马灯一样的立宪实验屡屡失败，现代转型一再遭挫的重要原因。
 
三个经典困境，一言以蔽之，1840年以来的转型之路，就好比旧瓶装不了新酒，如果用别家的新瓶来装，也会让自家的美酒变味，这正是中国变革的难题所在。可见，未来的路，比想象中更窄。
 
“法学界的王大爷”是一位孤独的敏感者

王人博老师曾讲过这样一个故事：
 
“有一天天真冷，好不容易打上车。一上车，京哥就唠叨不停。问我是哪个单位的，干什么的。我如实作答，并告诉是教法律的。又问，教什么法律？答，教的是一门最不值钱的法律。京哥回答说，噢，是教宪法的吧？！”
 
这个小故事，无疑是王人博之于中国立宪的生动隐喻。
 
◎他以“孤独的敏感者”自况。在跨越历史三峡的航程中，很多在西方属于传统的学科，比如，政治学、宪法学，常常显得有些超前，而王人博老师无疑是为数不多的、货真价实的宪法学者。

“他们试图放弃对自己外在境遇的思考，把心灵投放到梦幻与虚无，却又舍不得这诱人的红尘；他们既是这世界的支持者，又是这精神世界的无援者”。这是王人博老师眼中的孤独的敏感者。
 
◎他被称为法学界深具人文情怀与批判精神的学者。2003年，王人博发表《现代政治的中国之道》。他的学生羽戈问：“为什么不是中国的现代政治之道？”他闻之一笑，“潜意识中，我想突出的是‘现代政治’。将它看作一个共同普遍性价值，不管中国、美国，任何国家都要遵守。”
 
◎这位昔日西南政法大学的精神领袖、如今的中国政法大学博士生导师，极擅调侃，他还有另一个称谓——“法学界的王大爷”。有学者在饭桌上问他：王老师，法治两字怎写？他稍稍侧身，两眼微睨：你说怎么写，就怎么写。

除了能“侃”，这位法学界的王大爷，还是一位绘画、音乐、电影、摄影“全能选手”。当然，让所有初登法学殿堂的学子们印象最深刻的，还是他高大俊朗的外形和演讲时的迷人风采。



王人博老师在《1840年以来的中国》一书中认为，近代以来的任何一段经历，都是那个时期国民的共同抉择，历史就像一个民族亲手剪裁的衣服，一旦穿上，就再也脱不下来了。
 
正如挪威戏剧家亨利克·易卜生所说的，“每个人对于他所属于的社会都负有责任，那个社会的弊病他也有一份”。

一代人的错误至少应该有三代人来共同地承受，如果缺乏这样的勇气和绝然，我们或许将永远不可能进步。
 
在“历史热”流行的今天，有些书追求“历史其实很有趣”，有些书追求“历史有图有真相”，有些书寻找“历史的终极规律”。但总还有一些书在固执地叩问“历史的真问题”，并以真问题重新串联大事件、大人物，以及重要的思想，王人博老师这本《1840年以来的中国》，无疑属于后者。
 
如果未来的路，比想象中的更窄，我们更应直面历史的真问题。

当然，最理解本书价值的，应该是书的第一读者、与作者交流最多的出版人范新先生和他的编辑们，他们为本书写的推荐语是：《1840年以来的中国》以关键人物“时刻”“概念”为交错，纵论近代中国的演进与嬗变，融史学家的洞察、法学家的严谨、哲学家的智慧于一书。
 
对本书感兴趣的朋友，请点击下图或识别二维码，了解图书详情。温馨提醒：先知书店有幸获得少量王人博老师亲笔签名书，识码收藏，赞赏作者。

——网友推荐

from 新世纪 NewCenturyNet https://2newcenturynet.blogspot.com/2020/10/blog-post_605.html

美中為何走向新冷戰？原因出在習近平而不是川普

 尼爾．弗格森 2020年10月28日

（上）

（本文為《巨人：美國帝國如何崛起，未來能否避免衰落？》作者尼爾．弗格森在今年為台灣讀者寫的序，原標題為〈寫於二○二○：臺灣版作者序〉）

 

《巨人》出版至今已超過十六個年頭。前幾天人在紐約的編輯提醒我，我原來曾想把書名取作「盲眼巨人」。在當年，仍有人對美國佔領阿富汗與伊拉克抱持相當樂觀的態度，因此他認為取這書名太過負面。他當時甚至說服我，把副書名從我想要的「美國如何帝國崛起，未來能否避免衰落」改為更無害的「美利堅帝國的代價」。等到平裝版付梓時，他卻開始與其他許多人一道，轉而認同我的看法了。

 

我提起這段往事是為了提醒人們，本書絕非支持新保守主義的美國強權，儘管很多人如此認為。寫作本書時，我才剛到美國不久，還不知道在出版品裡大用諷刺的危險。我在二○○三年四月的《紐約時報》上寫道：「我先從實招來。我就是這幫新帝國主義者的死忠成員。」這句話常被沉迷社群媒體而無法讀完整篇文章（更別說讀完整本書）的人拿來攻擊我。我真正想說的是以下內容：

 

    若把維多利亞時代帝國主義者支持的政策「綜合」起來，看起來就宛如出自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甚至是世界銀行）的報告：提倡自由貿易、平衡預算、健全貨幣、普通法、廉潔的行政管理與由國際貸款資助的基礎建設投資。這些正好都是伊拉克如今需要的。如果聽起來可怕的「美利堅帝國」能實現這些，那麼我全力支持。問題在於，美國是否具有一項至關重要的特質：耐力。假若沒有這個特質，整個帝國計畫注定毀滅。我在美國待的時間越長，對此就越不敢肯定。

 

這就是《巨人》書中論點的初次登場。我認為美國欠缺在阿富汗與伊拉克成功實現其「國家重建」所需的持久力（儘管我也曾在《帝國》一書談論大英帝國歷史時於結論暗示過）。在我看來，美國受三個結構性不足所苦，而它們一起毀滅了在伊拉克的嘗試。首先是人力不足：不同於一六一○年代到一九五○年代的英國人，美國人無意離開家園，定居在炎熱、貧窮又危險的國家。其次是財政不足：在一九九八至二○○一年短暫的平衡預算之後，美國很明顯地正邁向赤字日益擴大與無可避免的聯邦債務增加。第三是注意力不足。韓戰與越戰已證明了美國選民對海外戰爭的支持只能維持短短幾年。

 

我想，時間已證明我的論點是正確的。誠如我在本書結論所預見，阿富汗與伊拉克今天看起來一點都不像是小布希政府試圖出口的自由民主模式。伊朗與北韓這兩位小布希口中「邪惡軸心」的其他成員，還是與過去一樣危險。古巴仍然是獨裁政權，而利比亞與敘利亞在試圖推翻國內暴君的過程中陷入內戰。

 

此外，我也認為比起通貨膨脹，美國更可能走向通貨緊縮，就像在十九世紀末那樣，「通縮失敗者很可能轉向激進的政治形式，藉以表達其不滿情緒」。所謂更激進的政治形式就是指民粹主義與社會主義，而那很可能導致對全球化的全面反撲。我也正確地指出，為何在這種狀況下（包括歷任總統都傾向讓「跨部會競爭來決定政策」）不可能透過什麼連貫一致的策略來當世界警察。事實證明這項分析完全正確：

 

    美國政府發言人堅稱只要美國能在伊拉克建立民主政府，美國人便「一天也不會多待」（而且美國很明顯真的是如此盤算）。這就是在無意間妨礙了當地人民與美國當局合作。當地人不會有信心支持美國政策，因為美國人一旦撤離，自己便可能被其他人指控「與美國人勾結」。

 

再進一步看，我推測至少在一段時間內，未來可能會「迎來『無極』世界，一個沒有任何帝國足以佔據支配地位的世界」。（後人常把這項觀念稱之為G零〔G-zero〕，以相對於G7或G20。）

 

《巨人》的一項核心主張，便是力量來自內在。帝國衰落並非來自某些具威脅性的對手崛起，而是源於內部衰敗。這個概念也出現在我後來出版的專書裡，特別是《文明》與《西方文明的4個黑盒子》。我至今仍如此深信。自《巨人》出版以來，兩位人格特質截然相反的總統都試圖讓美軍擺脫小布希當初入侵的國家。歐巴馬從伊拉克撤軍；川普則打算與阿富汗的塔利班談判。

 

這兩個例子都證明了退場戰略總是「說比做簡單」。歐巴馬總統明確宣布放棄扮演世界警察，川普總統則予人不把盟友放在眼裡的印象。但無論是哪位總統，要拋棄從前朝繼承的全球責任出乎意料地困難。時至二○一九年底，仍約有二十萬美軍部署在海外，部分駐紮在阿富汗、伊拉克、索馬利亞與敘利亞等人們熟悉的不安定地區（也是穆斯林世界的戰場）；其他則駐紮在德國、南韓與日本等地，他們自一九四○年代末、五○年代初以來就一直駐紮在那裡。另外還有人駐紮在尼日、查德與馬利等新興衝突之地。

 

如今早就已經沒有人在談「全球反恐戰爭」，但事實上聖戰組織在世界各地依舊活躍，而且美軍士兵也還在持續與他們交戰。在某種程度上，歐巴馬與川普的多數支持者似乎都沒看見兩人其實都延續了小布希政府最重要的後九一一戰略：在海外打擊聖戰份子，因為他們都相信在這麼做能降低在國內打擊聖戰份子的需要。

 

然而，我在《巨人》與後續著作中指出的內部衰弱仍持續飛躍般地進展。例如美國的公共財政在接連回應全球金融危機與全球疫情大流行後更加惡化；而在很多其他面向上，從白人戰後嬰兒潮世代預期壽命到青少年受教育程度，美國的大衰退仍在上演。與此同時，誠如我在《廣場與塔樓》中所說，網際網路平臺的崛起，讓公共領域陷入嚴重分裂與功能失調，假新聞與極端觀點氾濫成災。

 

自二○○四年以來，世界上最大的地緣政治變化無疑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崛起。中國不僅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而且正加速迎頭趕上美國），也是與美國競爭的超級大國。我在出版《巨人》的三年後，首次寫下一篇文章來談莫里茨．舒拉里克（Moritz Schularick）與我共同創造的「中美國」（Chimerica）一詞—也就是我最早曾在《巨人》第八章寫到的中國與美國經濟體的奇特融合（「亞洲儲蓄者與美國消費者之間的共生關係」）。我們向來主張「中美國」是無法長久的癡心妄想，這點也已經被歷史證明。在二○○八年全球金融危機後（其根源是美國經常帳赤字的中國資金），中美關係迅速惡化，惡化到人人都在談「新冷戰」（編按：又稱第二次冷戰，冷戰2.0）的地步。

 

「我們已走到冷戰的山腳邊。」季辛吉（Henry Kissinger）在二○一九年十一月北京的「彭博創新經濟論壇」接受我訪問時這麼說。這番話並沒有太令我吃驚。因為打從那年年初起，我就已清楚看見美國與中國之間正上演一場新冷戰。二○一八年初始於關稅與智慧財產盜竊的貿易戰，到了年底已演變成一場與中國華為公司爭奪5G網路全球主導地位的科技戰。美、中之間已化為一種意識形態上的對抗，以回應北京當局對待新疆維吾爾少數民族與香港民主派示威人士的做法；美、中之間長年針對臺灣與南海的摩擦也與日俱增。

 

儘管如此，要讓季辛吉（而不是別人）承認我們正處於新冷戰的起點，其實是非同小可的一件事。自一九七一年首次密訪北京以來，季辛吉一直是中、美交往政策背後的操刀者；長達四十五年以來，中、美交往政策都是美國外交政策的主旋律。這件事根本改變了冷戰中期的權力平衡，把蘇聯推向劣勢。它同時也為歷史上規模最大、發展最快的中國工業革命，創造了地緣政治條件。這件事也在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之後，導致了「中美國」的誕生。


（下）


北京與華府的關係怎會惡化得如此迅速，以至於現在連季辛吉都大談冷戰？一種常見的答案指出，川普總統像顆大鐵球一樣撞向「自由國際秩序」，因此新冷戰不過是「美國優先」策略的不幸後果之一。但這觀點太看重美國外交政策在二○一六年後的轉變，忽視了自二○一二年習近平就任中共總書記後中國外交政策發生的改變。未來的史學家都將發現，中美國的衰亡始於某位新任中國領導人在全球金融危機之後，認定不再有必要遵守鄧小平著名的韜光養晦原則，去隱藏中國的野心。

 

美國中部地區的選民會在二○一六年投票支持川普，有一部分正是不滿中美交往及其必然結果（全球化）的不對稱報酬。中美國的經濟利益不僅不成比例地流向中國，中美國的成本不僅不成比例地由美國勞工階級承擔，同樣一批美國人如今還看到他們用選票送進華府的歷任領導人，居然在這個新興超級大國的誕生上扮演了催生者的角色。中國成為與美國競爭全球支配地位的挑戰者，因為有著比蘇聯還強的經濟實力而更令人望而生畏。

 

承認美國與北京的關係已經惡化的，並不只季辛吉一人。另一位中美交往政策的長期信徒夏偉（Orville Schell），也在最近承認這種取徑已經失敗：「因為真正有意義的交往，可能導致國內要求更多改革與改變，恐將導致中共政權最終走向覆滅，因此中共對此一政策也深感矛盾。」與此同時，批判中美交往政策的保守派也迫不及待在其墳上跳舞，敦促在經濟上「隔離」中華人民共和國，大幅縮減中國在全球供應鏈的空間。川普政府內比較仇視中國者開始走路有風，特別是國務卿龐佩奧（Mike Pompeo）、白宮副國家安全顧問博明（Matt Pottinger）與貿易顧問納瓦羅（Peter Navarro）。

 

過去三年半，他們一直主張川普總統任內最重要的政績，就是改變了美國對華政策方針。這種從交往轉向競爭的政策舉體闡明在《二○一七年國家安全戰略報告》（2017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二○二○年的種種事件似乎也證明了此一轉變。

 

COVID-19（編按：又稱「武漢肺炎、新冠肺炎」）大流行不僅讓新冷戰的情勢升溫，還向過去持懷疑態度的人揭露新冷戰確實存在。中國共產黨是這場大災難的罪魁禍首—其首先掩蓋新型冠狀病毒（SARS-CoV-2）的危險性，然後推遲可能阻止病毒傳播到全世界的措施。然而，現在中國卻想為拯救世界免受自己所釀成的危機邀功。中國政府大量出口廉價且不大可靠的呼吸器、篩檢試劑與口罩，試圖從自己招致的失敗中反敗為勝。中國外交部新聞司副司長（譯按：耿爽）甚至宣傳起冠狀病毒源於美國的陰謀論，並在推特上轉推一篇文章，該文聲稱一支美國團隊在去年十月到武漢參加世界軍人運動會（World Military Games）時將病毒帶到了中國。

 

同樣令人難以置信的是，中國聲稱香港民主派的抗議潮一再發生，是因為背後有美國在操縱。當前針對前英國殖民地地位的衝突毫無疑問是「中國製造」（Made in China）的產物。誠如龐佩奧所說，北京強加於香港的新版《國安法》實際上「破壞了」香港的半自治地位；北京還撕毀一九八四年的《中英聯合聲明》，該聲明保證香港將在一九九七年移交給中華人民共和國之後，繼續維持自己的法律體系五十年。

 

在這個脈絡底下，美國大眾自二○一七年起對中國的情緒明顯變得更加強硬（尤其是較年長的選民），就不大叫人意外。如今，中國是民主黨與共和黨兩黨少數有共識的主題之一。對這一事實最好的寫照，就是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拜登（Joe Biden）的競選團隊也多次嘗試將拜登描繪成比川普更反中的鷹派（前國家安全顧問波頓〔John Bolton〕最新出版的回憶錄剛好對他們有利）。在香港議題上，民主黨籍眾議院議長裴洛西（Nancy Pelosi）就和龐佩奧一樣怒不可遏。

 

不僅如此，川普政府比近年任何一屆美國政府更公開支持臺灣政府。不只川普，我們同樣有理由預期拜登政府將繼續執行這項政策。若拜登贏得總統大位，很可能出任國防部長的蜜雪兒．佛洛諾伊（Michelle Flournoy）便曾在今年三月的訪談中表示：美國「必須改變我們的思維方式，以不對稱的方式思考我們該如何加強嚇阻。要麼用『抵制性嚇阻』讓（中華人民共和國）放棄侵略，要麼就得提高中國武力犯臺的成本，讓他們得冒失去所珍視東西（例如海軍艦隊）的風險。他們才會懂得三思而後行，說聲：『好吧，也許我們不想今天入侵臺灣』」。中國國營媒體如今正公開討論這種入侵的可能性。如果有什麼事能將第二次冷戰變成第三次世界大戰，那就是中國共產黨征服臺灣並消滅其民主的野心。

 

第三次世界大戰會是一場災難。但我曾在別處主張，一場「純粹的」冷戰不只無法避免，同時還有可取之處。因為這能讓美國不敢再自得意滿，轉而更認真努力不讓中國在人工智慧、量子電腦與其他重要戰略科技上超越美國。但我這項「我們應該學會停止煩惱並愛上新冷戰」的觀點，卻遭到大力抵制。Google前董事長艾瑞克．史密特（Eric Schmidt）主張，應該建立一套「競合」（coopetition）模式，讓中、美兩國導向「競爭性合作關係」（rivalry-partnership）。在這個模式中，美國與中國將以三星與蘋果行之有年的方式，既競爭又合作。哈佛大學的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也呼應這樣的想法，他認為肺炎疫情大流行已經使美國「不可能清楚辨別中國到底是敵還是友。競爭性合作關係聽起來可能很複雜，但人生本來就很複雜」。

 

他們的主張聽起來都很合理。但他們忘了一件事：中國共產黨不是三星。今天支持「競爭性合作關係」的人，就像前一場冷戰抱持鴿派立場的學術圈一樣（特別是一九六八年後），忽略了中國人對「亦敵亦友」（frenemies）的關係可能並不感興趣。中國人很清楚這是一場冷戰，因為這場冷戰是由他們先開始的。當我去年首次在會議上公開談論新冷戰時，我很訝異竟沒有中國代表反駁我。我在九月問他們其中一人（一位掌管重要國際機構的中國人）為何沒人反駁我。「因為我同意你！」他笑著回答。作為北京清華大學的客座教授，我親眼目睹了中國在習近平統治下的意識形態轉變。研究諸如文革等禁忌主題的學者，紛紛受到調查或面臨更糟的災難。而對西方採取好鬥立場的人則步步高升。

 

清華大學國際關係學系主任閻學通最近論稱，新冷戰將會是一場純粹的科技競賽，而沒有上一場冷戰的代理人戰爭與核戰邊緣政策（nuclear brinkmanship）。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院長姚洋在《文化縱橫》的訪談中（四月二十八日出刊）同樣坦率：「從某種程度上來說，現在其實已經形成了『新型冷戰』的局面，」他說，「有兩個原因。首先是西方政客甩鍋的需要（指誰該對疫情大流行負責）。」「其次，」他補充說，「現在西方想把這個問題變成一個制度問題，他們說中國能（在湖北省）做到這麼嚴厲的防控措施，是因為你是一個非民主的社會，所以有這麼大的權力與能力去做這件事情。」

 

然而，與「戰狼」外交官頭頭趙立堅經常在推特上發布的嗆辣言論相比，前述說法簡直是小兒科。在回應美國國會對中國強行推動香港《國安法》採取制裁措施時，趙立堅推文說：「美國參議院通過的《香港自治法》（Hong Kong Autonomy Act）只是一張廢紙。」按照他過往的標準，這發言還算客氣了。龐佩奧六月十七日在夏威夷與中國共產黨負責外交的政治局委員楊潔篪會面後，官方發布的中文公報語氣更有著冷戰的經典味道。例如，在對維吾爾人的迫害議題上，中方呼籲「美方尊重中方反恐維穩與去極端化努力，停止在反恐問題上搞雙重標凖，停止利用涉疆問題干涉中國內政」。

 

這不禁令人想起毛澤東時代的老派尖酸刻薄，而這樣的回擊並不單單針對美國。中國政府嚴厲抨擊任何膽敢批評它的國家，從澳洲（被共產黨控制的《環球時報》編輯形容成「黏在中國鞋底上的口香糖」）到印度到英國，無一倖免。希望恢復交往路線或至少與北京建立亦敵亦友關係的人，都低估了王滬寧的影響力。王滬寧自二○一七年起成為中國權力最大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也是習近平最有影響力的顧問。王滬寧曾在一九八八年八月赴美做了六個月的訪問學者，造訪三十多座城市與近二十所大學。他對那次美國行的記載成了《美國反對美國》（於一九九一年出版），是他針對美國民主、資本主義與文化（種族分歧是第三章的重點）的嚴厲批評。

 

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中國政治理論家強世功在去年四月發表了一篇具有啟發意義的文章。他在文中闡明了中國野心的帝國本質。他主張世界史就是帝國史，而不是民族國家的歷史，因為民族國家是個相對較新的現象（我本人一直以來也都是這麼認為）。「人類歷史無疑是一部帝國爭霸史，」強世功寫道：「是一部帝國之間不斷競爭、推動帝國形態從區域性帝國逐漸轉向全球性帝國，然後再由全球帝國之間的爭霸進而推動建構『單一世界帝國』的歷史。」

 

強世功認為，當今時代的全球化是「單一世界帝國的1.0版，是從大英帝國到美利堅帝國所共同塑造的世界帝國模式」。但英美帝國正在從內部「瓦解」，因為「有著無法解決的三大困境：經濟自由化帶來的日益加深的不平等，政治自由化帶來的⋯⋯治理失效，以及文化自由化帶來的墮落、虛無」。此外，西方帝國受到來自「俄羅斯的抵抗與中國的競爭」的外部攻擊。這不是創造一個另類歐亞帝國的企圖，而是「爭奪世界帝國首都中心的鬥爭」。

 

若你懷疑中國打算接管「帝國1.0」，然後根據中國的專制文明將其轉變為「帝國2.0」，你一定是沒注意到中國一路走來都在施行這項戰略。中國已成功成為世界工廠，就像過去的英國與美國一樣。現在，中國有個名為一帶一路的「世界政策」，這是個龐大的基礎建設計畫，很像霍布森（J. A. Hobson）在一九○二年所描述的西方帝國主義。中國利用進到中國市場的獎勵對美國公司施壓，要求他們服從北京路線。中國在包括美國在內的整個西方世界進行「影響力操作」。隨著中國的科技公司在全球各地、乃至美國擴大影響力，中國似乎比過去的蘇聯更有機會贏得新冷戰。

 

我們現在應能清楚看見，大多數當代中國對美國的分析都仰賴一項關鍵，那就是把美國人的墮落與衰落視為必然。我並不怪本書讀者可能會覺得中國人說得有理，但多年來我對於帝國還有另一項關鍵主張，那就是帝國的崛起、臻峰與衰落是不規律與難以預期的。事實上，帝國的壽命差異很大。

 

它們可能突然崩潰（就像蘇聯帝國），或像羅馬帝國與大英帝國那樣，不止一次地復興與再生。美國當前的競爭對手會不會像一九三○年代的德意志與日本帝國，或一九七○年代的蘇聯帝國一樣，過度低估了美國；然後美國會自我修復，擊敗極權主義的競爭對手，就像一九四○年代與八○年代那樣？

 

《巨人》這本書並未排除這個可能性。美國是否能再次做到，必須得用另外一整本書來討論。二○○四年的我還看不到那麼遙遠的未來。即便是現在也很難預測，但我也只能衷心地希望。

 

尼爾．弗格森

美國蒙大拿州大天空市 二○二○年十月

 

 

*本文摘自《巨人：美國帝國如何崛起，未來能否避免衰落？》，廣場出版。

 

 
【作者簡介】

 

尼爾．弗格森（Niall Ferguson）

 

《時代》雜誌百大人物，少數能跨足歷史、財經、外交領域的重要學者。常與各領域知名學者如保羅．克魯曼（Paul Krugman）、季辛吉（Henry Kissinger）、潘卡吉．米什拉（Pankaj Mishra）等辯論，引發話題。

 

1964年生於蘇格蘭，英國牛津大學博士，研究專長為經濟史及帝國主義。現為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所資深研究員、哈佛大學科學與國際事務研究中心資深研究員、北京清華大學客座教授。同時也是《彭博觀點》（Bloomberg Opinion）專欄作家。

 

弗格森著作等身，出版超過十五部作品。包括：《廣場與塔樓》《文明》《帝國》《貨幣崛起》《第一次世界大戰》《世界大戰》《季辛吉》。

 

寫於2020年肺炎疫情下的最新著作《末日：災難政治學》（Doom: The Politics of Catastrophe），即將在2021年由廣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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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江琳：共產主義理想的陷阱

李江琳 2020年10月27日

往還不知道怎麼養活自己，就胸懷壯志，滿腔激情地說著要解救世界所有的窮苦人。我們成了夾在中間的一代。我們沒有參與過上一代共產黨革命的破壞，所以心理上沒有否定烏托邦理想的障礙，又親身體驗過共產黨革命造成的苦難，不會像下一代那樣輕信空洞的理論。那麼，上一代的美國共產黨人和他們的後代又是怎樣的呢？
 
「紅後代」眼中的美國共產黨人

在我最近讀的美共歷史書中，《美國共產主義羅曼史》（The Romance of American Communism）很吸引人。這是一部對一批前美國共產黨員的訪談錄，讓讀者看到了生動的，作為一個個活生生的人組成的美國共產黨。作者薇薇安·戈爾尼克（Vivian Gornick），維基上的介紹稱她為「激進女權主義者」。她做過記者、教授，也是高產作家，寫過大量文章，出版了11本書。這本書是她的早期著作，1977年出版。該書問世後立即受到「重量級知識份子們」的批評，其中包括前美共黨員，《美國共產主義的根源》作者希歐多爾·德萊柏和歷史學家羅奈爾得·拉多斯教授。著名左翼知識份子歐文豪為這本書寫了一篇題為「什麼羅曼史！」的評論，薇薇安後來回憶說，歐文豪的批評讓她大受打擊，乃至於「在床上躺了一個星期」。2020年4月，前身為「新左翼圖書」的維索圖書出版社將此書再版，作者為新版寫的前言裡承認這本書有許多錯失，包括大量作者對採訪者情感性的評論和描述，但是該書依然有其價值，因此猶豫再三，終於同意將之再版。

薇薇安·戈爾尼克自稱為「裹著紅色尿布」長大的左翼人士。她于1935年出生於一個猶太移民家庭，在曼哈頓的布朗區長大。她家境貧寒，父親是一家制衣廠的燙衣工。她說自己「在不知道自己是猶太人或者是個女孩子的年齡就知道自己是勞工階級」 。她的父母屬於共產黨的「同路人」，家中來往的也都是「胳膊下夾著《工人日報》（即美共機關報）和《自由早報》（美共意第緒語報紙）」，一同參加抗議集會和五一節的男女工人。1940年，在紐約下城王子街的一間牆上貼著列寧、史達林和毛澤東像的閣樓裡，15歲的薇薇安加入了共產主義青年團。她似乎沒有正式加入美共，但無疑是「同路人」。

薇薇安認為，幾十年來有關共產黨人的書寫具有一種「令人壓抑的距離」，對於他們的描繪帶有某種「非人類」意味，他們被當成了有罪的「另類」。有感於此，她試圖通過對前共產黨員的訪談，讓他們說出自己為何加入共產黨，作為黨員他們做了些什麼，以及這段經歷的後果，通過他們的人生故事來展示美共黨員是有血有肉，有激情、有獻身精神、有高尚理想和正義感的人。

書中的人物的確反應了美共成員的基本構成：她訪談的前美共黨員包括流浪的農場季節工，鋼鐵廠工人，大城市裡的歐洲新移民，被父母忽略或者叛逆的富家子女，受過教育的中產階級如教師、作家、律師等等，其中不乏黨齡15年以上的「老黨員」。他們多數是在青少年時期或者20多歲的時候加入美共，有些如作者本人，是「裹著紅色尿布」的「紅二代」，有的是被偶然遇到的美共地下黨員說服，不少是在大學裡受到老師或者同學的影響而加入共產黨。他們入黨的初衷有的是因為對自身生存狀況的不滿，尋求改變；有的是「真誠地相信」 世界正處於大變革的前夜，而共產主義展示了一個更加美好的前景，這個前景對年輕人頗有吸引力。特別是在大蕭條時代，很多知識份子認為資本主義正在走向滅亡，「新世界」的曙光已經出現，而作為共產黨人，他們走在時代的前沿，并且已經站在了新世界的門檻上。也有的人多少有點「趕時髦」，因為那時候作為「進步分子」，加入共產黨是一個強有力的標誌。

他們「退黨」的原因也不盡相同。有的是因為厭倦，有的是出於幻滅，也有的是作為「異議分子」被開除，還有的在麥卡錫時代受到追究，為了自己和家人的安全「脫離組織」。在他們作為共產黨員的歲月裡，有的被培養成「組織者」，有的成了中層幹部，有的加入地方工會組織罷工，有的派到加州去組織農運等等。還有的服從命令，突然離開親友，隱名埋姓潛入地下數年之久，那麼自然就必須有人充當「交通員」，開著車到處跑，為這些「地下黨員」做各種聯絡工作。脫黨之後，他們從事各種各樣的工作，有的經營農場，有的做了大學教授等等，不少人在他們想要推翻的制度下如魚得水，頗爲成功。總之，正如作者想要展示的那樣，美共黨員是一些形形色色的人，他們來自各行各業，也返回各行各業。

以「激情」回避苦難

 薇薇安在書中說，她對共產主義者最深刻的記憶是他們的「激情」：「正是這種激情驅使他們成為共產主義者，使他們堅持下去；激情使他們昇華，也將他們扭曲墜落。他們每個人都經歷過一種來自內心的光耀：一種靈魂深處迸發的強烈光明」。被問到對當年的選擇是否後悔時，這些前美共黨員眾口一詞：No。那是他們一生最美好的時光，他們說，如果再來一次，依然會做出同樣的選擇。因為，他們只有在那個階段才體會到了生命的意義。

薇薇安·戈爾尼克與我的父母同時代。隔著遙遠的時空，她筆下的前共產黨人的思維方式和行為模式給我一種熟悉感，這種感覺類似於十幾年前我在東柏林街頭漫步時所產生的「似曾相識」感。薇薇安的幾位受訪者說，對於他們來說，黨是生命中最重要的，黨就是他們的一切。不止一位受訪者坦承，他們的配偶必須是共產黨人，如果自己的另一半被黨開除，他們會毫不猶豫地離婚。這一切，無論是言說還是實際情況，我都很熟悉。

我出生于共產黨人家庭，跟薇薇安一樣也屬於「紅二代」，並且是「擁有黨證」的共產黨人後代。我也有過與她相似的童年經歷，比方說，在餐桌上聽父母和他們的朋友討論時政，參加各種遊行和抗議集會等等。那些「沒完沒了的會議」，「批評和自我批評」、牆上的「列寧、史達林、毛澤東畫像」，「被黨組織派遣到某處工作」 ，「個人服從組織」之類的教條等等是我這一代人成長過程的一部分。年幼時，我時常一個禮拜見不到父親，由於工作地點離家較遠，他早晨離家上班時我還沒睡醒，他下班後還要開會或者學習文件，等到回家時我已經睡著了。在我成長過程中，父母雖然從未離開，但是基本缺席。照顧我日常生活的是把我從嬰兒撫養大的保姆，一位目不識丁的農家婦女。「革命」使她從自給自足的自耕農變成了事實上的女傭。

薇薇安書中的人物令我回想起，過去一些年裡，我也對一些「老革命」 做過類似的訪談，在研究中共黨史和當代藏史的過程中，我仔細研讀了上百部中共黨、政、軍系統各級官員的回憶錄和傳記。除了從中尋找和考證特定史實之外，我也想瞭解他們對自己一生經歷的看法。與薇薇安·戈爾尼克筆下的人物相同，當他們談起青年時代的經歷時，無一例外是「青春無悔」。我想起一位當年訪談時已經年近八十的老前輩，如同薇薇安筆下的人物，當他談起年輕時離家出走「參加革命」的經歷 時，眼裡閃出亮光，仿佛當年的激情重新燃起。

然而，薇薇安和她的受訪者都沒有討論這種「激情」 的導向及其後果，一如我訪談的那位前輩，雖然在他的「革命生涯」裡曾經迫害過他人，也被他人迫害，但我問他對這一切是否有過反思時，他沉默不語。正如我的一位好友所說，「這是一個我們這一代想要知道，而上一代拒絕回答的問題。」 因此，對這種抽象「生命激情」的讚美，迴避了一個至關重要的事實：共產黨人在實踐他們理念的過程中給人類造成的巨大破壞和災難。作為實際參與者，薇薇安和她的和受訪者都在小心翼翼地避開這種「強烈光明」之外的苦難，而將所謂「靈魂之光」浪漫化。

這種「激情」或者所謂「靈魂之光」 ，從延安到文革，每一代中國人都經歷過。那些從中國各地投奔延安的青年不少是大、中學生，包括作家、藝術家以及富家子女如劉少奇夫人王光美。這些人顯然並不缺少強烈的激情，而且其烈度不僅僅撕裂了許多「共產主義者」自己的靈魂乃至生命，也撕裂了家庭、社會和國家。在「激情」 和「獻身精神」 推動下的革命過程充滿誤導、欺騙、隱瞞、出賣、殘暴、血腥，絕無浪漫可言。中共建政後，用音樂舞蹈如「大型音樂舞蹈史詩」《東方紅》和《長征組歌》以及無數文學藝術作品將革命浪漫化，然而，當浪漫言說背後的史實暴露之後，這樣的「浪漫」更加令人驚心。文革期間，在「革命的浪漫主義」 宣傳下長大的「共和國長子」一代試圖領略父輩充滿激情的「浪漫情懷」，不幸很快就在現實面前撞得頭破血流，而且迅速體驗了革命的血腥和殘酷。

薇薇安在書中寫到了一些「黨內鬥爭」，那些對黨的指示表示懷疑的人怎樣經歷在小組會的「幫助」，然後全體到會者投票，將之開除。被開除的人從此被「打入另冊」，他們被朋友甚至配偶拋棄，昔日的同志兼好友一夜之間變成了敵人。這些把黨當成生命最高價值的人突然不再屬於一個自己獻身的組織，他們多年的努力被一筆勾銷，孤零零地回到社會，一切從頭開始。不過，當我讀到這些故事時，心裡不由為他們慶幸：他們致力要推翻的那個憲政制度畢竟保障了他們的基本權利，而且美共不像建政之前的中共那樣完全無視國家法律，肆意妄為。被批判、開除的美共黨員雖然經歷種種精神壓力和痛苦，但他們畢竟不至於像中共異見者那樣被施以各種刑罰，甚至被處極刑。

1930年代是美共的發展高峰期，不少受訪者是在這個年代裡加入共產黨或者成為「同路人」，而這個時期恰恰就是蘇共大清洗時期。讀這本書時，我一直希望能看到這些前共產黨員對蘇共大清洗的反應。遺憾的是，作者和受訪者對這一至關重要的史實採取了迴避態度。希歐多爾·德萊柏在其著作《美國共產主義的根源》中試圖回答這個問題，他給出的答案很簡單：大清洗發生時，美共黨員們對此所知甚少，甚至一無所知。在大清洗正在發生的過程中，美共成員有可能對此一無所知，可是在赫魯雪夫秘密報告公佈後，很難相信薇薇安和她的受訪者們依然一無所知。「不知道」只是自己給自己的托詞。

然而，只有在激情消退之後，前共產黨員們才意識到自己未完成的學業，失去的機會，浪費的才能，丟失的天分。返回現實後，他們驚異地發現，作為共產黨員的身份並沒有為他們贏來人們的普遍尊重。他們一度幾乎如過街老鼠，一旦被鄰居同事知道自己是「赤色分子」，立刻遭到眾人側目，有些人離群索居，有些人反復遷移。儘管聲稱自己並不後悔，但是這本書中的人物多數充滿憤怒、沮喪和失落。

最近三十年的全球化期間成長起來的一代西方青年中，又出現相當數量迷惘的年輕人。他們的生活並不一定貧苦，但是在現代生活的忙碌中缺乏人生目標，不知道該做什麼，生命的底色是虛無的，很多人有抑鬱或焦慮的問題，不得不求助於心理醫生。他們參與公共事務，是因為他們自身需要彌補生活的意義匱乏，所以他們往往投身于那些佔領道德制高點又有可見度的事情，這是最直接有效地賦予自身意義的一種方式。最典型的就是那些在美國街頭無休無止的AntiFa青年，他們帶著宗教般的狂熱去參與當下公共事務，卻又鄙視宗教對人性惡的一面的諸多規勸和約束，於是就只剩下毫無邊界的狂熱，越演越烈，越演越離譜。他們的癥結是傳統價值的瓦解，生命意義感的缺失。

或許薇薇安的這本書能給他們一點警告。在我看來，這才是這本書在當下再版的意義，雖然這未必是作者和出版者的初衷。

 
※作者為江西南昌人，作家、歷史學家， 1982年獲復旦大學英文系學士學位，1988年獲山東大學美國文學研究所碩士學位，1988年留學美國，獲布蘭戴斯大學猶太歷史碩士和紐約皇后學院圖書館學碩士。主要研究方向為中共黨史、中共民族政策、宗教政策和當代西藏史。曾在《動向》、《明報月刊》、《開放》等雜誌發表過100多篇相關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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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內戰

2020年10月29日 BY 陶傑

 美國總統大選，形勢之混亂，分歧與敵意之激烈、令社會在選後無法縫合的危機，堪稱開國以來從未所見。

這不是一場選戰，而是切實的內戰。

以杜林普共和黨為代表的保守主義，與奧巴馬拜登的自由主義，終於在全球化蔓延、武肺擴散、人類社會三十年危機的臨界點攤牌而爆發。

拜登代表的所謂「自由派」（Liberalism），三十年來出現質變。自由主義在八九十年代蘇聯和東歐等共產帝國崩潰之後，學者福山聲稱的「歷史的終結」，以民主自由為西方價值觀的勝利者自居，令自由派處於信心的頂峰，卻也是走向衰落的開始。

今日奧巴馬拜登代表的自由主義與一百年前不同。19 世紀末到戰後的西方自由主義從未完全否定耶教，也堅持家庭價值觀，只是針對資本主義大企業的貧富懸殊，提出人權的補充和某種社會福利的合理分配。

但 90 年代以來，全球化和網絡化，令舊的自由主義徹底變質。自由（Liberal）不是一切都自由，包括非法移民可以入境而等待大赦定居的自由、性濫交而任意墮胎的自由、吸毒的自由、選擇變性然後又在小學教科書加入各種性取向啟蒙教育的自由。

這一切網絡時代的「新自由」，是羅素時代的自由主義沒有的。也是 30 年代英國的費邊社、工黨；19 世紀英國自由主義思想家穆爾、洛克；以至 18 世紀的盧梭和伏爾泰所不能苟同，死而復生，也為之瞠目結舌。

這種「新自由主義」更因「中國市場」而令中國資金全球滲透，迅速買通了華爾街與矽谷高科技界，令所謂 Liberalism 出現了貪婪、短視、自私的質變，為了維護利益，則製造一套新的政治正確仇恨意識形態，打壓異己言論，維持他們的家族和集團利益。

本來，自由派知識分子面對金錢誘惑、暴力打壓，三百年來都以原則底線為堅持。但在網絡資訊的紛亂、全球化加「一帶一路」的金錢滲透之下，1989 年「歷史的終結」感覺良好，令克林頓、奧巴馬、賀錦麗此一脈絡，認為自由無敵，永遠站在歷史正確的一方。

30 年來，列根逝世、戴卓爾夫人退休，英國方面由經濟價值觀混亂的新工黨領袖貝理雅上台，並盲目支持小布殊侵略伊拉克。因為小布殊的失敗更令新派自由主義振振有詞，覺得西方文明的大舞台再無保守主義的一席，應該由新的自由派全盤佔領。

但此時他們喪失了道德與國家安全的警剔，而且出現嚴重的雙重標準與邏輯混亂。

譬如，叛國出走的情報青年特工斯諾登，聲稱美國情報部門侵入國民私隱，成為自由主義心中堅持言論和資訊自由的英雄。

但是斯諾登隨即投奔俄羅斯，並在俄羅斯定居。今日的自由派利益代表拜登與民主黨指摘美國總統通俄，並將俄羅斯定為最大敵人。若是如此，則斯諾登的英雄定位又如何解釋？是否需要修正？自由派對此裝聾作啞。

雙重標準不只是主流傳媒：英國的左翼報刊，以戴卓爾夫人兒子馬克去中東做軍火生意的種種「傳言」（Allegations）當做新聞刊登。但拜登被揭發與中國和烏克蘭有私下利益交往，雖一樣是傳言，主流傳媒卻以未經證實為由，拒絕發佈。

美國新保守主義吃虧的，是他們再也沒有魅力代理人，除了杜林普。

而杜林普的作風統滿個人強橫色彩，拒絕聽取專家意見。他有商人的直覺，也有滔滔不絕的口才，但這種人，這種 Chemistry，不是享慣自由民主的美國的最大公約數。

與其說杜林普失敗，不如說是整個自由主義的失敗。但失敗者如民主黨及其陣營，卻必須以更大的錯誤來掩蓋三十年來的失敗。

此所以當前的選戰是美國國本之爭，意識形態之爭，也是原則之爭。無論誰勝利，這場內戰，不會以 11 月 3 日點票的結果而結束。

——CUP新聞囘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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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大副校长遴选风波：申作军否认是中共党员 学生会谋推翻决定

来源:
法广

香港大学校务委员会通过任命两名同时兼有北京清华大学和美国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背景的学者申作军和宫鹏出任港大副校长，被指有清华中共党委背景的申作军澄清，他并非中共党员，更非党委。有民主派的校委接纳没有足够证据证明申作军是党员，但学生会仍不接受两名副校长，会寻求法律途径推翻有关决定；而港大校友关注组更直指，是次事件是中国将其「党委治校」模式强硬嵌入港大，学术自由和院校自主成疑。

在有四千多名「港大人」联署和不同港大相关组织要求校委会延迟对两名获推荐的副校长人选的委任，以便进行尽职调查的情况下，校委会昨(27日)晚经讨论后，仍然即场通过任命。据了解，22人的校委会以压倒性票数通过两人任命，两人的任命议案分别只有学生代表李梓成一人反对申作军及一票弃权，意味若学生会不能推翻任命决定，申作军和宫鹏将由明年1月起履新，分管港大的研究和学术发展，任期五年。

要求延迟聘任决定的港大校友关注组，其发言人兼校董麦东荣会后表示，通过拨款，申作军的职位可对人文学科的研究有影响，而宫鹏的职务则可对人事发挥核心影响。他续称，二人的聘任过程是一个大政策的显现，先是由作为校监的香港特首通过委任成员而影响校委会，再由校委会聘任的校长影响港大，令港大走向中央集权，现在更是强硬地把中国内地的党委治校嵌入港大。他忧虑，港大将由亚洲的国际大学，变成亚洲的中国大学。

港大校长张翔在通过二人任命后向师生发信，当中夹附申作军的公开声明。申表明，自2004年起在柏克莱任教，清华的系主任一职属名誉性质，每年只会花数星期在清华，没有参与系内日常运作。至于传媒报道指他的名字在不同年分的清华党委中出现，他申明，他不是中共党员，亦非党委，只是清华网站管理员的疏忽，之前则是错误地把身兼系主任的他的名字列入党委名单，经他查询后，清华已作出纠正。他所指的纠正，相信是指网站把他的名字从党委名单中删除，但清华并无作出正式澄清。

至于被指在十多年前协助时任中国科技部部长徐冠华之女徐冰入读柏克莱以换取研究经费的宫鹏，亦发表公开声明，否认有关指控，指那是恶意中伤徐的网上流言，并无事实根据。至于他和中国的大学的合作，是由大学安排和管理，他是无偿协助。

校委会：政治联系不应是考虑重点

曾任教育局长的港大校委会主席李国章亦发表声明，指校委会对两位教授就相关议题作出的澄清表示满意，认为所有指控皆不成立。

不过，有份开会的校委会本科生代表李梓成今(28日)早在电台节目中表示，对申作军的解释存疑，因为清华的公开数据显示，2014年和17年时，申是在换届选举中成为党委，而非只是一项名誉。他强调，既然申的背景有争议，故此认为应再作尽职审查，不应实时表决。他对校委会未有听取众多港大持份者意见表示遗憾。

同样有在会议中要求作进一步尽职调查但未被接纳的法律学院首席讲师张达明，今早在电台节目解释为何最终投下支持票，他指出，会议上有提供更多参考资料，信纳无确实证据证明申作军是党委或党员，而遴选委员会经过恰当程序作出推荐，校委会不应凌驾有关程序，否则会重演港大法律学院教授陈文敏经推荐后遭校委会否决出任副校长的风波。

据了解，会上讨论的主要分歧是大学应否考虑受聘人的政治联系，校长张翔认为，校委应以获推荐人的学术背景和卓越成就作为考虑因素，获大部分校委同意，其中更有个别校委表明，副校长人选是否党委并不重要。

不过，港大学生会昨晚在会后强烈谴责校委会一意孤行通过任命，他们不会接受二人为副校长，会研究循法律途径挑战有关任命。学生会会长叶芷琳表示，是次副校长的遴选明显有政治干预，是一个政治决定，令港大俨如被接管和受控，故校委会是次决定象征港大学术自由的终结。

校委会讨论期间，约有一百名港大学生响应学生会呼吁，在会场外静坐，但未能改变校委会通过聘任申、宫二人为副校长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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蓬佩奥指责中国是"掠夺者"越南行引起关注

正在亚洲访问的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形容中国在斯里兰卡的行为等同"掠夺者"。法新社报道，蓬佩奥转往马尔代夫访问承诺开设美国大使馆，抵制中国日益增强的影响力。蓬佩奥今天周四访问越南引起关注。

法新社消息，周一起自印度开始亚洲巡回访问的蓬佩奥，不断严厉指责中国。斯里兰卡及马尔代夫都在印度洋海域占据重要的战略地理位置。两国近年来欠下中国大笔债务，引起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担忧。

蓬佩奥周三在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访问，与斯里兰卡外长古纳瓦德纳举行会谈后举行联合记者会。蓬佩奥在会上指中国是"掠夺者", 中国与斯里兰卡签署的协议"侵犯当地的主权"，蓬佩奥强调，一个主权完整而强大的斯里兰卡是美国在国际舞台重要的战略伙伴，美国才是斯里兰卡的"友邦"和"伙伴"。古纳瓦德纳则强调，斯里兰卡是中立的国家，期望与美国及其他国家保持关系。

蓬佩奥随后转到马尔代夫访问，他承诺将在马尔代夫开设美国大使馆，因为马尔代夫在印太地区的角色越来越重要。

越南外交部周三宣布，应越南外交部长范平明邀请，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将于29日至30日访问越南。蓬佩奥近日在印度、斯里兰卡访问时不断严厉批评中国，越南行势必引发关注。

中央社援引越南政府网电子报（VGP News）报导，蓬佩奥周四起访问越南，此行是纪念越美建交25周年。蓬佩奥是今年第3位赴越南访问的外交部长。 蓬佩奥26日起赴亚洲访问，一开始规划的目的地仅有印度、斯里兰卡、马尔代夫和印尼4个国家，越南并未在列。直到蓬佩奥到访越南前一天，越南官方周三下午才对外宣布这项讯息。

另据路透社报导，蓬佩奥结束印度、斯里兰卡的访问后，周三抵达马尔代夫，原定29日在印尼举行会议。 蓬佩奥此次出访亚洲前曾向媒体表示："我确定会议中也会纳入自由国度如何携手阻挡中共威胁的讨论"。

由于蓬佩奥在印度、斯里兰卡大力抨击中国威胁，越南做为2020年东盟轮值主席国，蓬佩奥这次访越南是否再对中国谴责，越南又将做何回应，引起关注。

越南总理阮春福26日会见美国政商人士时重申，越南一直将美国视为首要合作伙伴之一，并希望进一步发展与美国的全面伙伴关系，尤其是在经济，贸易和投资等领域。 阮春福还说，越南高度重视美国积极参与湄公河-美国伙伴关系。

美国目前是越南的第4大贸易伙伴，双边贸易自1995年越美建交以来，迄今增长170倍，2020年双边贸易额预计将达800亿美元。但越美之间近来在贸易问题也出现争端，美国财政部今年1月将越南等10国列入汇率操纵国观察名单，并于10月初宣布将展开调查。 阮春福对此表示，越南的货币政策并非为了取得出口优势，或支持国内生产，他呼吁美国特朗普政府就双边贸易失衡问题，对越南的现实情况进行更为客观的评估。

中国外交部此前敦促美方"停止炒作所谓的中国威胁"，并表示中国是机遇而非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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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生太郎：香港吸引力流失 日本研設銀行業經濟特區

繼日本首相菅義偉聲言推動日本成為國際金融中心後，日本副首相兼財務大臣麻生太郎表示，中國令香港失去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吸引力，日本應藉此機會研究為全球銀行業務設立經濟特區。

麻生太郎昨 (27 日)在內閣會議後的記者會上表示，如果日本希望在全球金融領域獲得更多業務，便需要鼓勵更廣泛地使用英語，淘汰在文件上實物蓋章的傳統做法，並調整針對外國工人的各種規定，以振興日本市場。

他沒有正面響應日後能否取代香港，只是說，亞洲的金融據點必需轉移到開放及透明的地點，而「目光正向著日本」。

彭博通訊社引述SMBC日興證券經濟師Koya Miyamae指，日本過去為建立金融特區促進增長的努力不夠集中，但有關措施在香港失去吸引力時變得有效。他建議，日本需要透過減稅等措施，吸引企業撤離香港，轉投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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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帝国理工：冠状病毒抗体存活期短 疫苗接种1次不够

来源:
法广

全球多种冠状病毒疫苗的研制似乎正在接近完成。不过英国的一项研究显示，冠状病毒（Covid-19）的抗体在人类体内存活期较短。每年接种一次不管用。

据“李文读报”微信账号昨天10月27日报道，英国《每日电讯报》引述英国帝国理工学院发表的最新研究结果指出，人体中的新冠病毒抗体，在三个月内，会降低超过四分之一。这意味着，即使成功推出新冠疫苗，也需要每年接种两次才行。报道称，有关研究还发现，截至上月底，英国只有不到二十分之一的人，身上有了新冠病毒抗体。帝国理工学院的这一研究涉及36万5千人。

牛津疫苗 老年人接种反应不错

此外，该报道引述英国《每日快报》说，英国牛津大学正在进行的新冠疫苗临床试验，取得了重大突破：一些年龄在55岁以上志愿者，在接种后的免疫反应不错。这些中老年实验者出现副作用比例，比年青志愿者还要低。

中俄疫苗抢先 被疑缺少程序

目前只有中国和俄罗斯宣布推出冠状病毒的疫苗，但中俄两国的疫苗被怀疑没有完成第三期临床人体试验程序。

俄罗斯总统普京曾表示，该国首先向医务人员和其他面临风险的人群提供名为“卫星V”的抗冠状病毒疫苗，供其自愿接种。

中国是最早宣布研制成功疫苗的国家：中共军方病毒学家陈微少将在一段视频上透露，她的团队研制的第一批抗新冠病毒疫苗2020年2月26日在生产线上下线了。她并说，那天正好是她的生日。由于中国当局1月20日才宣布武汉新冠肺炎疫情，1月23日开始封城，这个时间点与陈微少将说的第一批疫苗出炉的时间，似乎太过接近，令外界感到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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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兰世界向法国开战 观点周刊:多么虚伪！

来源:
法广

法国历史教师帕蒂因在课堂讲述言论自由展示伊斯兰先知漫画而在10月16日遭恐怖分子砍头杀害，随后伊斯兰世界向法国兴师问罪。法国观点周刊今天叹道，肆无忌惮谴责法国的伊斯兰世界，你们对中国百万维吾尔穆斯林被关教育营却保持沉默，多么虚伪！

法国历史教师帕蒂因在课堂讲述言论自由展示伊斯兰先知漫画而在10月16日遭恐怖分子砍头杀害后，法国当局采取措施，整肃法国极端伊斯兰势力，防止伊斯兰极端势力潜入学校，争夺对法国未来的控制权。

伊斯兰世界群起而攻

对于法国政府的这些举措，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公开辱骂法国总统马克龙脑子坏了，需要看精神科医生。

随后，2015年遭伊斯兰分子血洗的法国查理周刊推出讽刺埃尔多安虚伪的漫画，立即被土耳其官媒痛骂“杂种”...。土耳其总统府今天10月28日则发布法文声明，发誓要对法国采取司法和外交措施。

伊朗一个官方周刊则在封面刊出法国总统马克龙的漫画，将马克龙描绘成魔鬼形象，说他是“巴黎的撒旦”。

孟加拉国昨天周二有大约4万人在首都达卡示威游行，抗议法国总统马克龙针对伊斯兰分子采取强硬措施，并当街焚烧马克龙的半身像。

其他中东 北非 南亚的伊斯兰国家，纷纷向法国提出抗议，严厉谴责法国当局对伊斯兰宗教进行迫害。

但，这是多么虚伪！

与伊斯兰世界对法国的大声抗议和威胁相反，他们对中国新疆上百万穆斯林被关押教育营却保持沉默。

对此法国观点周刊网站今天指出，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巴基斯坦总理伊姆兰-汉，伊朗的官员，约旦，科威特，卡塔尔，或摩洛哥，叙利亚，黎巴嫩，伊拉克等国，都在法国历史教师萨缪尔-帕蒂被伊斯兰分子砍头杀害后，以捍卫伊斯兰的姿态攻击法国，呼吁抵制法国产品，焚烧法国国旗，举行街头示威，向法国发出威胁。

其中的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巴基斯坦总理伊姆兰-汗，在世俗价值观方面对马克龙的谴责肆无忌惮；而他们自己对别的宗教却没有半点尊重。埃尔多安要把土耳其变成伊斯兰哈里发（国），伊姆兰-汗则在巴基斯坦镇压少数宗教。

而然，正是这两位收受了中国的钱财，面对维吾尔人受折磨杀害的集中营，他们都闭口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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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龙宣布全法"再度封城" 但"经济不会停滞"

来源:
法广

法国总统马克龙周三晚宣布，法国全境从10月30日起再度封城，包括海外领土在内，以应对新冠病毒疫情的迅猛反弹。马克龙表示，第二波疫情或许将比第一次疫情更加致命，但“经济不会停滞，也不会崩溃”。

法国面临第二波新冠病毒严峻疫情。法国卫生部周三晚通报，新增确诊超过36000例，新增244人死亡。法国总统马克龙周三晚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宣布，周五起再次实施全国封锁，直至12月1日。

马克龙表示，如果我们不采取新的应对措施，等待达到群体免疫，不出几个月，法国将新增至少40万人死亡。马克龙呼吁民众“尽量待在家中，遵守政府的规定”。马克龙说，正如今年春季一样，出门需要出示证明。

新的封城措施要求：酒吧、餐厅等关闭，禁止民众来往不同地区，除购买必需品和药物之外尽量留在家中，并将普及在家工作安排。申根地区以外的其他边境维持关闭。各港口，机场，进入法国需进行快速检测。学校将维持开放，大学改为网上授课。当局也允许探访养老院及举办葬礼。

马克龙表示，法国的经济不应该停滞，也不会崩溃。封城的一个月期间，人们的“工作将继续”。他在讲话中表示，“你们可以出门工作，但如果可能，尽量普及远程工作。”所有的公共服务部门仍然开放，工厂，政府部门等都将保持开放，但全国范围内，酒吧，餐馆，非必须的商铺都将关闭。政府将针对个体户，中小企业等出台一项“特殊计划”。

马克龙表示，全国所有地区的疫情都处于警戒水平，病毒传播的速度比预期快，但政府同时要保护经济。马克龙希望新的限制措施可以使单日新增确诊病例回落到日增5000例的水平。

马克龙表示，我们将掌控疫情的蔓延程度，政府将在15天内检视成效，如果疫情有所改善，将允许商店重开，特别是在圣诞节前这段重要的时期。马克龙希望新的举措能遏制疫情，法国人能在年底合家欢庆圣诞新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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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角力 匯豐已歸邊

早前拍片談及小弟觀察到匯豐(00005)已歸邊，討論的角度包括為何覺得匯豐已歸邊？歸了哪一邊？這決定是否合理？到今天為止是否有成效？這裏也分享一下。

1)為何覺得匯豐已歸邊？歸了哪一邊？

綜觀近期多則新聞，細心留意可以發現，匯豐回應中國的態度與速度，對比回應美國來說，都顯得比較積極。例如當它被中國批評沒有支持國安法、構陷孟晚舟案等，匯豐都立即出聲明回應。相反，當被美國指責協助中共實施國安法、打擊香港民主人士、未有跟隨美國制裁令等，匯豐則從未作出回應。感覺上，匯豐比較著意與中國的關係。

與此同時，亦有報導指匯豐正在洽談售出法國業務(未知有否正在出售其他歐美業務)，似乎決定了放棄西方市場。影片發出後更有報導指匯豐主席杜嘉祺參加上海市市長國際企業家諮詢會議時，表示期待在上海以及更廣泛的中國市場進一步拓展業務，並探索新的投資機會。似乎匯豐於中國與西方市場之間，已經選好了中國這一邊。

2)這決定是否合理？

近月一向有意見認為匯豐在這個國際舞台上沒有靠邊站的話，只會左右不是人，前路相當難走。所以歸邊是合理的。或許，要應對這個處境，除歸邊外，有人會認為匯豐可以分拆出兩間或多間不同地區的銀行出來。這一點我有保留，始終匯豐優勝之處在於其國際網絡，若被拆骨，結果未必理想。

從盈利角度看，過去匯豐盈利主要來自中國與香港地區，歐美等西方業務不時虧損。若只能二選其一，在商言商，走向盈利較高的一邊也情有可願。

相信匯豐內部也常做風險評估，無論靠哪一邊，也會得罪另一邊，最壞情況會如何呢？若得罪美國的話，拿2012年匯豐洗黑錢指控來參考，最後向美國司法部支付19.2億美元和解罰款，雖然不輕，但也算能管控。然而，若得罪了中國，相比之下，後果較難掌握，隨時失去整個中國與香港市場，數以萬億計的貸款可能變成壞帳。

3)到今天為止是否有成效？

歸邊後，看看近期發生的事情檢討成效。首先，9月時有傳匯豐有機會被納入中國商務部發布的《不可靠實體清單》，若成事實，將會對其內地業務產生不少限制。另外又有報道指中國發美元債，總共有13間承銷商，但匯豐竟不在列，這是三年來首次。還有，螞蟻金服計劃上市，將是歷史最大型IPO，有傳整個上市承銷團隊共有10間以上的投行參與，當中亦沒有匯豐影蹤。

看來匯豐的歸邊取態，暫時中國仍不太受落，於各方面把匯豐排拒在外。作為很多香港散戶的愛股，真心希望匯豐將來會更好，可惜到今天看來，路還是艱難，希望雙獅開封了會好運來吧。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Yanqqn7TyQ

文章連結：經濟通



from 取之有道 http://www.cpleung826.com/2020/10/blog-post_28.html

8 中國特務被美國起訴 涉嫌威迫異見人士返回內地

美國司法部今日宣布起訴 8 名中國人，指控他們是中國政府特務，曾經在美國境內尋找中國異見人士，並以威脅、騷擾、監視及恐嚇等手段，迫使這些異見人士返回中國。

美國司法部於當地時間周三（29 日）早上舉行網上記者會，披露了是次拘捕行動細節，8 名中國人被指控在美國境內進行非法的執法行動。8 人當中有 5 人已經被捕，但仍然有 3 人在逃，相信他們身處中國。

美國司法部負責國家安全事務的助理部長德默斯（John Demers）稱，這些被告是中國特務，並在美國境內執行所謂的「獵狐行動」，在美國尋找中國異見者，並迫使他們返回中國。美國司法部形容，中國的「獵狐行動」屬全球性，而且不合法。

代理檢察官 Seth D.DuCharme 稱，案中被告涉嫌協助中國官員，強迫他人違背意願地返回中國，「美國不會容忍中國在沒有通知美國當局的情況下，在美國領土上採取國家授權行為。我們也不會容忍中國為實現其目標，對美國居民進行非法騷擾和跟踪。」

德默斯形容，今次已經將「獵狐行動」完全改變，「狩獵者變成了獵物，追捕者變成被追捕」，指被捕的 5 人將面臨監禁。他又稱，要向其他參與同類行動的人表明，「這種行為在這裡不受歡迎。」

相關報道：路透社／彭博社

from  立場新聞 Stand News https://thestandnews.com/international/8-%E4%B8%AD%E5%9C%8B%E7%89%B9%E5%8B%99%E8%A2%AB%E7%BE%8E%E5%9C%8B%E8%B5%B7%E8%A8%B4-%E6%B6%89%E5%AB%8C%E5%A8%81%E8%BF%AB%E7%95%B0%E8%A6%8B%E4%BA%BA%E5%A3%AB%E5%9B%9E%E5%85%A7%E5%9C%B0/

美國將「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列外國使團

美國國務院宣布，將「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列為外國使團，並撤掉一項促進美中之間地方合作的協議。

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在一份聲明中表示，華盛頓「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NACPU）由中共統戰部控制，而統戰部的任務是消除對中共統治的威脅，並向海外宣傳及擴展其影響力。故要標註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讓外界認清其信息是來自北京。

遭列為外國使團後，「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必須向美方提供僱員名單及不動產訊息等資料。

據中國統戰部網站介紹，該會於 1973 年 2 月由華盛頓地區一批「保釣」人士發起成立，旨為堅持一個中國的原則，反對分裂中國國土和主權的一切言行。促進海峽兩岸多方面的交流溝通。團結海外華人華僑，維護華人權益，並為海外反「獨」促統活動中發揮作用。

美國早前已把孔子學院及 6 家中國媒體列為外國使團。

美國停止參加中美省州長論壇

另外，蓬佩奧又宣布美國將停止參加中美省州長論壇（U.S.-China National Governors Forum）。中美於 2011 年 11 月就建立中美省州長論壇簽署備忘錄，蓬佩奧指，備忘錄簽署後，總部設在北京的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CPAFFC）試圖直影響美國的州政府及地方領導人，以推動中共的全球發展議程，指摘中方破壞中美省州長論壇的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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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印签署防御合作协定 联合抗中迈出新的一步

来源: 

美国之音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与印度国防部长辛格在联合记者会上倾听美防长埃斯珀(左）向媒体讲话。（2020年10月27日 路透社）

美国和印度周二（10月27日）签署一项信息分享和防御合作协定。这是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和国防部长埃斯珀此次访印达成的重要成果，也是双方在团结对抗中国威胁方面迈出的新的一步。

埃斯珀和印度国防部长辛格在新德里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宣布了这个消息。该协定的正式名称是“基本交流与合作协定”（BECA）。

蓬佩奥和埃斯珀周一抵达新德里展开他们对印度的访问。埃斯珀在新闻发布会上说：“（美印）两国之间的防御关系依然是我们整个双边关系的一个主要支柱。”“我们在共同价值和共同利益基础上团结一致，共同支持建立一个面向所有国家的自由和开放的印度太平洋，特别是在中国侵略和破坏活动日益增加的时候。”

辛格表示，“这个协定进一步加强了双方对国际水域航行的法律和自由所作出的承诺，”同时也“维护了各个国家的领土完整和主权”。

这个协定确定了华盛顿与新德里之间分享卫星军事信息进行战略合作的计划，印度的导弹和自动化武器的精确度和先进功能将因此而得到大幅提升和发挥。

就在这次新闻发布会开始前几个小时，特朗普政府通知国会批准向台湾出售100多套“鱼叉”海岸防御系统(HCDS)和最多400枚RGM-84L-4“鱼叉”导弹等武器，总价值约23.7亿美元。

上周三，美国宣布给台湾提供“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系统、防区外精确打击导弹SLAM-ER、F-16战机新型侦察吊舱三项重要武器，总价值约18亿美元。

特朗普今年2月访问印度的时候双方达成了一项总价值超过30亿美元的防御协定。两国间的国防贸易额从2008年几乎为零的水平发展到2019年的150亿美元。

印度和美国计划下个月在印度洋举行马拉巴尔海军演习。日本和澳大利亚也将参加这次演习。美、印、日、澳四国已经形成了一个被人们称作“亚洲北约”的非正式联盟。他们的目标就是要对中国在这个地区的军事力量起到一种平衡作用。

这四个国家上个月在东京举行了“四方会议”。蓬佩奥在会上严厉抨击中共在新冠病毒大流行之初掩盖疫情的行为。他说：“我们（四国）合作保护我们的人民和伙伴抵制中共的剥削、腐败和胁迫，要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的报道，美国国务院的一名高级官员在新闻发布会后表示，“有一点不能回避”，就是中国以及中国在这个地区的活动才使得这四个国家的重要性显现出来，并在目前阶段发挥起作用。

蓬佩奥在结束了他的印度之行后将访问印度洋国家斯里兰卡和马尔代夫，然后前往印度尼西亚访问。蓬佩奥明确表示，他这次访问南亚国家的目的是联合它们共同遏制中国在印度洋和南中国海等地区的强势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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