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支聯會副主席鄒幸彤觀察，中共近十年打壓內地公民圈子的手段強力而且全面，意圖把任何反抗力量扼殺於萌芽。誠然，人也並非任由政權搓圓糅扁，大環境越趨緊張，個人及團體亦會相應調節手段，在緊縮空間中盡量做最多事情 — 儘管空間可能只餘這麼一點。
中國當局近年打擊公民團體，理由屢屢與「境外滲透」、「勾結反華勢力」等扣上關係。但曾幾何時，香港、境外 NGO 與內地公民社會仍可有著檯面上的交流聯繫，並為其提供了重要經驗及資源，例如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退休教授陳健民，正是上世紀九十年代、內地公民社會發展的重要推手之一。
時至今天，此一類協作，無疑同樣逃不過遭取締的命運。境外志願者與內地 NGO 關係在過去十年的變化，亦見證著內地公民社會生態的變化。
境外支援：承接最高風險工作
鄒幸彤指，在2013 年前後，境外支援內地 NGO 的模式，逐漸由志願者親赴內地傳授經驗，變成境外機構在外承接內地公民團體部分最高風險工作，其中尤以傳播消息、及聲援被捕者工作為重。
「包括一些敏感訊息，或者去搵媒體、搵聯合國，呢啲嘢你要國內的人做係好危險。由境外的人、機構去做，風險就會降低啲。」鄒幸彤指，「但當然，你的工作無辦法完全脫離中國，提供第一手資料的風險，永遠都在內地的人身上。但可能佢可以 send 完資料畀你，就 delete 所有嘢，避免成個網絡被人鏟起。」
瑞典人權工作者彼得 · 達林（Peter Dahlin）現時是人權組織 Safeguard Defenders 總監，關注範疇包括中國及其他亞洲國家人權及法治狀況。不過他更為人熟知的經歷，是在 2016 年，他曾被中國政府拘留 23 天，並在央視上承認「捏造中國人權報告內容」，成為首位被迫電視認罪的外籍人士。
Safeguard Defenders 的前身，是一個香港註冊、2009 年成立的「人權衞士緊急救援協會（China Action）」內地 NGO 組織，工作範疇包括培訓「赤腳律師」（即從事法律服務工作但沒有律師背景的人），及在中國各地設立法律援助站，為內地維權者提供法律及經濟援助等。2016 年 1 月 3 日晚上，當達林準備和女友離開北京前往泰國與家人見面時，被國安人員登門帶走，最終被中共以「危害國家安全」罪名驅逐出境。而曾有份經營 China Action 、但之後已退出的律師王全璋，則被判顛覆國家政權罪成，監禁 4 年半，至今年 4 月才獲釋。
達林離開中國後，翌年在西班牙馬德里成立 Safeguard Defenders，以遙距方式延續 China Action 工作。他透過視像受訪時，對任何關於組織工作的問題一律拒答，以保護身處中國的工作夥伴。唯一可以多談的，是組織近年發表多份報告，整合內地被扣押人士證詞，揭示中國指定居所監視居住、被迫認罪等問題，成為內地人權問題曝光的一扇窗。
達林認為，雖然現實條件已不容許他親身返回內地，但他認為組織現時的工作對內地公民行動仍起一定作用。「我認為我們在做的工作還是挺重要的，我們專門去看，法律條文上、和實際法律執行上的落差。」
他同樣觀察到，內地法律條文與實際執行上的落差，在過去幾年變得越來越大，而現時令更憂慮的是，還有港區《國安法》第 38 條訂明法例適用於香港以外區域，內地維權人士亦有可能被牽連其中。「這無疑會造成很大危險。」
達林承認，從境外關注內地議題的效率，一定不如在地跟進，但他強調，總有部分工作有所成果 — 儘管他不能向記者透露任何具體細節。
「過去一段時間內地公民社會的環境無疑是不停惡化，但當你單獨去看一些個案、或者個別小型的計劃，有時成效還是挺不錯的。當然這些成功例子不能一下子改變整個制度，但起碼你會感覺自己的工作並非徒勞。」
「我不能再回去中國，或者不能到香港，但這不代表我需要停止我本來在做的工作，相反我應該比之前做得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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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社會地下化
內地公民社會的經驗和策略，有可能是香港在未來一段時間需要學習的對象。在眾多不便明言的實戰例子中，鄒幸彤舉例，如英國駐港領事館前僱員鄭文傑去年遭內地當局拘留及嚴刑逼供，境內「靜靜雞」的營救行動，配合境外聲援，正體現內地公民社會過去一段時間，將風險外判分散的行動模式。
「你都要有人在國內跑看守所、去搵人，但呢啲嘢你係完全見唔到。要同媒體講嘢、campaign 的工作，全部都係擺在香港做。」
「其實係弔詭的，件事在內地發生、個人在內地被困，如果係一個正常社會，你咪喺境內做 campaign 囉，但內地做唔到。其實一直有好多類似情況，但好難講到出來。」
內地公民團體在夾縫間生存，與境外團體協作，留下任何白紙黑字憑據，均有可能成為秋後算賬的罪證。唯有遇到肯作調適的境外機構，內地團體才不至陷於孤立無援。
「你唔可能白紙黑字簽一份 contract，你一簽已經害死咗佢（內地團體），所以兩邊都係要好講個信字。但點建立信任呢？現在好多內地朋友都有邊境管制，香港朋友上去，風險又越來越大，建立信任都越來越難。」
又譬如，內地公民團體近年進行的社會調查，撰寫報告、提供資料者幾乎一律不具名。但報告要面世，往往需要透過境外如香港、台灣的機構出版。「咁就有啲尷尬啦，份嘢唔係你寫，但要用你團體的名義。但如果境外團體唔肯出，就無人出到。」
除了境外組織協作，一些個人化、去中心化的抵抗，同樣是極權國度中的零光片羽。互聯網的角色，就如能載舟亦能覆舟的水；社交媒體既是維權圈傳播消息的重要媒介，但不少人不過在平台上轉發消息，就被安上各樣罪名拘控。例如《端點星》創辦人陳玫和蔡偉，就因備份微信、微博上被刪除的文章，今年 4 月遭當局以尋釁滋事拘捕，至今仍在扣押中。
今年 6 月底香港實施《國安法》，有香港網民在社交媒體上轉發一篇名為《簡易指南：如何應對國安喝茶》的文章。文章綜合部分中國行動者遭國安約談的經驗，分析國安約「喝茶」的做法及動機，並提出了一些具體應對策略，希望讀者能以知情和充分準備，代替因未知而起的盲目恐懼。
轉載文章的網頁名為 iYouPort，是一個專門分析暴政、數碼監控和社會運動的平台，並旨在為公民行動者提供反監控、反追踪等技術資訊。《立場》透過電郵訪問 iYouPort 編輯 Victor，他僅透露自己並非中國人，也不在中國，但網頁創辦人有感眼見華語地區有關資訊安全的網絡資源分散，尤其是內地行動者，相關能力及資源遠不足以應對中國政府的監控技術。
「中國內地公民的確有一些思考，也有部分的小範圍的行動，但是，在我看來，中國內地的朋友最為缺乏的是專業的行動培訓，以及相關經驗。」Victor 指，「如您所知，在鎮壓強度很大的國家比如中國，人們非常難以接觸到這方面的培訓，更不用說是專業級別的了。」
iYouPort 網頁提供的內容，從政治、資訊自由到心理學分析，到實戰技巧譬如應對國安、反網絡監控、掩藏行踪，到自衛術等，內容旨在教授行動者如何在今天數字極權下盡量保障安全。Victor 透露，iYouPort 沒有任何資金或受薪員工，平常發布的文章，都是由無薪的團隊成員或撰稿人所寫，由中國志願者負責翻譯文章。
Victor 指，為確保投稿人、翻譯者安全，iYouPort 協作者間所有的互動都是匿名進行，再透過編輯審核，確保發布的文章內容準確。他們也堅持內容要免費，確保不同經濟條件的行動者均可閱讀。
Victor 觀察中國內地的監控技術發展，很多時是在其他國家出現新型監控後，不久後就會在中國出現。他解釋，iYouPort 過去一段時間的工作，就是希望趁政權模仿學習的時間空隙，向中國讀者介紹外國正在醞釀的反監視思考方式，讓內地行動者可以提前防備。
但內地行動者要完全避開監控也不容易，因為監控技術早已在日常生活中無孔不入。
「比如在我們和中國活動家（行動者）接觸的過程中，人們的反饋認為：Tor 速度太慢，Wire上找不到朋友 — 簡單說，技術角度上值得推薦的工具，事實上並不一定合乎前線工作的活動家們的具體需求。」
「於是我們會說 『權衡』，而不是 『你應該用什麼』... 數字權利（數碼權益）社區有一句口號：如果用戶不願意離開 Facebook 或微信，那麼作為倡導者，您就應該為用戶找到留在 Facebook 和微信的情況下盡可能保護自身安全的方法；而不是強調『你必需註銷它。』」
為了保持匿名性以保護參與者，iYouPort 從不會打聽他們提供的資訊實際上被如何運用，在只有匿名操作才能保障安全的環境中，iYouPort 的工作，就如向空中散出一把種子。
「不斷有讀者反饋稱我們提供的內容很有用，這對我們來說是一個很大的激勵，我們沒有任何利潤，唯一的期待就是讓知識用到實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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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捕仍無人認識的行動者
在近年極度緊縮的空間下，內地組織型機構接近覆沒，公民行動者被迫走進地下。反抗運動的進一步邊緣化及碎片化，導致不少被捕者在國家機器輾壓下，無聲無息犧牲。
「好 sad 的事是，一些你知道做咗好多嘢的 activist，跟住，終於俾人塔啦，但除咗圈內人知道佢做咗好多嘢，全世界無人識佢，唔會有關注。」鄒幸彤說，「一來個圈子網絡窄咗，二來政府管控得好細緻。好快就搵到家屬，用各種方式叫佢哋唔好對外講。」
例如在 2018 年，江西省各地街頭曾出現下款署名「興華會」的標語，提出要求官員公開財產、平反六四等訴求。但在張貼標語的數人被指「煽動顛覆國家政權」被捕、判監兩年之前，維權圈內幾乎無人認識他們。鄒稱，這些例子在國內多不勝數。
香港寒冬初臨，內地尚未見春暖。親歷死亡威脅者如律師陳建剛坦言，在殺人如麻的政權跟前，個體的力量太渺小，就算公民行動者再堅韌，他仍看不到一絲曙光。
「我不方便對外大聲的說，因為我已經身在美國，如果說中國沒有希望，好像是很殘忍，」在網絡電話另一端，陳頓了頓，續說，「但我已經很絕望了。因為守法的是我們，違法是中共政府，但他們一句話就可以把律師關起來。」
陳建剛記得，曾有國保明確跟他說過，你們這些律師，就算你有 1000 個人，相對全國 14 億人來說，排著隊逐個活埋也費不了多大勁。
「我們面對的是中國共產黨，他們為了保住政權，不惜抓住婦孺做人質，不惜坦克上街碾壓和平抗議者。中共殺人不眨眼，我們就是羔羊一樣。」
他說得不留餘地，「你說什麼保留抗爭空間，其實都是個假命題，空間都是共產黨的恩賜，他們要收回的時候，就全部收回，從本質上根本沒有空間。」
被軟禁在北京家中的胡佳向記者直言，其實我們整個採訪對話，警察們應該已全部紀錄在案，未來法庭審判中，他的一字一句都有可能成為罪證，但他無悔、也無懼受訪。「當你被禁錮、是一個籠中的人的時候，你還有一個大喊的聲音被別人聽到，這是我願意的。」
或是性格使然，胡佳自言，被監禁、打壓的這些年來，雖然前妻曾感覺他被秘密關押後出現創傷反應，但他自覺情緒沒有出現大問題，反而有種衝在前線，腎上腺素飆升的興奮感。
「就算我被推到一個坑裡面，土在我頭上埋，我都不會放棄樂觀，都不會放棄（相信），這個社會肯定會變革，」胡佳堅信，積極樂觀本身是一種戰鬥力，免得被恐懼擊倒，「任何時候都不要絕望，絕望是自己把自己捆綁，是向敵人投降。」
「我現在面臨的恐怖、壓力、代價，你們很快也要面臨 — 害怕是正常的，但一定要向前。」
鄒幸彤也眼見，內地公民團體經歷的慘痛教訓告訴我們，是永遠不要以為，只要和最激進、最前沿的反抗者斷絕來往，自己就能倖免於難。
「國內對公民社會打壓開始的時候，有部分團體的方法是，唔同某個人、或者某種機構聯絡，只是做自己嘢。但過咗一年兩年，最 vocal 那些團體死晒之後，就會到你。」
以勞工團體為例，第一波打壓發生在 2015 年，當時包括佛山勞工 NGO「南飛雁」創辦人何曉波等人被捕，他們當時被指涉的罪名包括較輕微的「職務侵佔」、「聚眾擾亂社會秩序」等。但至 2018 年佳士工學運後，高校左翼團體遭遇接近連根拔起式清算，當局同時借機清剿大量勞工團體，據 2019 年《中國青年行動者年度報告》所寫，當中被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名關押的人數，較過往任何時期都要多。
「雖然在政權眼中，第二浸團體的『惡劣』程度，應該無第一浸咁衰。但其實第二浸拉咗成百幾人，打壓程度仲勁過第一浸，但都無咩關注。」
中國公民社會環境在過去 7、8 年迅速惡化，若要總結內地經驗的啟示，鄒幸彤認為最重要一課，是不要太輕易言敗，不要隨便退讓，不要喪失勇氣。
「譬如《國安法》一來，大家都覺得，『玩完啦！』、乜都無啦、我哋只能夠走啦 — 呢個『只能夠』，我覺得太快啦。」
鄒說，「當然，我們去頂，一定會有人犧牲，每個人都唔想做第一批犧牲的人，從個人角度我完全理解。但從社會運動角度，如果呢個位我們唔去頂，佢下一步就係會繼續踩落嚟。」
譬如現時 12 港人遭內地當局扣押，仍有維權律師一邊被當局約談威脅，一邊堅持代理案件。而事實上，內地還有更多不能在鎂光燈下談論、從不公開身份的行動者，在幽微之處默默耕耘。
「國內經驗就係同我哋講，比香港惡劣十倍、百倍的環境，都仲有人抗爭緊，仲有嘢做得到。」
「我們需要學習去克服恐懼，如果唔係我哋做唔到任何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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