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人權組織，人權觀察的一份最新報告說，中國對國際人權體系的影響（ 損害）已經超越了中國國界，中國正在試圖一步步攻擊和侵蝕國際人權體系。
在聯合國阻止對中共侵犯人權行為進行獨立調查和封堵批評之聲
雖然中共總書記習近平在歐中峰會上表態，同意讓歐盟成員國駐華外交人員就人權議題訪問新疆，但是，他同時又表示，歐盟自身存在人權問題，中方不接受人權“教師爺”，反對搞“雙重標準”。
歐盟人員能否有獨立權限訪問新疆目前還不清楚，但是，指責西方國家在人權問題上搞“雙重標準”，甚至操控聯合國現有程序阻止國際社會對中國人權狀況進行獨立調查，封堵批評的聲音，卻是中共的一貫做法，也是中共在聯合國的一項重要目標。
到目前為止，中國成功地阻止了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以及聯合國人權理事會其他成員國提出的對新疆問題進行獨立調查的要求。
2020年2月27日，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巴切萊特再次呼籲讓聯合國先遣小組依照慣例“自由訪問”，以便預先安排她本人訪華行程，對該國人權情況進行“深入分析”。中國雖發出邀請，但沒有獨立訪問權限。人權理事會尚未採取任何正式行動解決新疆人權侵犯問題。
人權組織人權觀察中國項目主任蘇菲·理查森（ Sophie Richardson）在9月14日發表的題為《中國對全球人權體系的影響》的最新報告中指出，通常情況下，就新疆人權被侵犯的嚴重程度而言，這樣的案例早就應該進入問責程序，但是由於中國政府在聯合國日漸增長的影響力，到目前為止，持續了三年之久的新疆人權問題至今在聯合國依然進展甚微。
2019年7月，在聯合國人權理事會第41屆會議上，包括德國和瑞士在內的25個人權理事會成員聯名寫信給聯合國人權理事會主席，聯合敦促中國履行其國際義務，允許獨立觀察員進入新疆調查嚴重侵犯人權的行為。但是，在中國的運作下，不久之後，包括俄羅斯和古巴在內的37國聯名寫信，讚揚中國在人權領域的“顯著成就”。
同年10月底，聯合國大會負責社會、人道主義和文化事務的第三委員會向會員國匯報例行工作並審議人權問題。英國常駐聯合國代表卡倫·皮爾斯在委員會上代表23個國家宣讀了有關新疆問題的聯合聲明， 中國再次聯合54個國家進行反駁。
在香港問題上，中國的處理方法也是如出一轍。 2020年6月底，在聯合國人權理事會的一次會議上，英國代表27國發言，稱中國在香港設立國家安全法破壞“一國兩制”，“明顯影響人權”，在當天的會議上，古巴代表53個國家作共同發言，支持香港國安法。
人權觀察的《2020世界人權報告》說，中國對聯合國的施壓已經達到最高層--聯合國秘書長。報告稱，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一直不願公開要求北京停止對維吾爾穆斯林的大規模拘留，反而對北京的經濟實力和“一帶一路“倡議讚譽有加” 。
除了在聯合國人權理事會上封堵批評中國的聲音，中國在聯合國的外交使團還多次騷擾前往聯合國參加人權會議，試圖怕批評中國人權問題的中國境內外的維權人士。
世界維吾爾大會主席多坤·艾沙（ Dulkon Isa）在日內瓦參加人權會議時，就多次遭到中國使團官員的干擾和跟踪。
他告訴美國之音說： “1999年以來，我一直參加在日內瓦舉行的聯合國人權理事會、聯合國人權事務委員會的會議。我時不時地會看到，也有一些證據，中國使團、中國政府試圖向聯合國秘書處、人權理事會施加壓力，要求他們阻止我參加會議，不要批准我的申請。即使當我在聯合國時，有的時候，中國人也會在喝咖啡休息時間或開會期間給我錄製視頻錄像。一直以來，都會有中國人跟隨我並監視我。 ”
由於聯合國中國籍官員的干預，2017年和2018年，艾沙以NGO身份獲准出席有關聯合國原住民議題的會議，遭到聯合國警察的驅逐。
2013年9月14日，中國人權活動人士曹順利準備自費前往日內瓦參加人權活動，在北京首都機場出關時被警方帶走秘密關押， 半年後， 曹勝利在關押中死亡。
阻止聯合國對其他國家政府侵犯人權的做法進行調查
人權觀察的理查森在報告中說，在聯合國，中共當局不僅操控現有程序阻止聯合國對中共侵犯人權行為的審視，還幫助其他維權政府達到同樣的目的。
人權觀察《2020年世界人權報告》中解釋了這麼做的原因。報告說，由於擔心世界其他地方“實現人權的先例可能回過頭來束縛他們” ，中國的統治者利用自己的聲量、影響力、有時甚至在安理會動用否決權，阻止聯合國採取行動保護世界上最受迫害的人民。
緬甸的羅興亞危機已經持續數年， 中國一再袒護緬甸軍政府使其不受國際社會的監督。 2018年8月，儘管聯合國實況調查團已經建議對緬甸軍方高層涉嫌種族滅絕罪進行偵查起訴，北京仍明確表示絕不容忍對緬甸施壓。
2019年9月，三百萬敘利亞平民面對俄羅斯和敘利亞軍機無區別轟炸，中國卻加入俄羅斯以否決權阻止安理會提出停火要求。
近年來，中國曾經反對譴責緬甸、敘利亞、伊朗、菲律賓、布隆迪、委內瑞拉、尼加拉瓜、也門、厄立特里亞和白羅斯侵犯人權的決議。
“顛覆”聯合國的人權定義
重新定義人權，為人權重新設定標準是中國在聯合國的另一項目標。
人權記錄劣跡斑斑的中國，自2006年聯合國人權理事會成立之時，一次一次尋求佔據聯合國人權理事會成員的席位。今年10月， 聯合國人權理事會再次改選，中國有可能再次當選。另外，中國還是多個聯合國人權條約的締約國。
克勞蒂婭·羅塞特（Claudia Rosett）是獨立女性論壇的外交政策研究員，也是美國哈德遜研究中心的兼職研究員。她這樣解釋中國的動機： “因為當你坐在人權理事會的席位上時，你可以歪曲談論人權的條款。對於像中國這樣的國家來說，這是一個有用的席位，實際上，你也看到他們正是這麼做的。他們做的是喬治·奧威爾（George Orwell）式的，重新定義我們所談論的人權。不幸的是，他們身邊有夥伴，例如俄羅斯和古巴，和他們一起這麼做。”
目前，中國在聯合國的人權標準中加入“中國的註腳”的努力在中國的威權盟友們的幫助下，在聯合國已經取得了一定的成功。到目前為止，北京已經推動聯合國人權理事會通過三個與人權相關的決議，這些決議中加入了中國的人權標準。
根據聯合國的《世界人權宣言》，人權的基本含義包括人的生命權、自由權以及不受奴役、酷刑，保有言論自由和財產等權利，人權是普遍的，是不可剝奪的。
根據中國2019年公佈的人權發展白皮書，生存權、發展權才是首要的基本人權，發展是實現人權的先決條件；中國還認為，人權的普遍性原則與必須與本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另外，北京還認為集體權利高於個人權利。
人權觀察的理查森這樣告訴美國之音，中國有關人權定義的問題子在於“ 把聯合國的人權法當成了國與國之間的關係問題，忽視了國家保護個人權益的責任，同時將基本人權變成可以討論和妥協的問題，並且阻止公民社會在維護人權中發揮重要作用。
對於中國將發展置於基本人權之上的定義， 理查森這樣反駁： “全世界都有一種強烈的共識，那就是，當所有權利得到尊重時，最佳的可持續經濟發展才可以實現。人們需要參與該開發的決策。例如，弱勢社區不受發展的損害，企業按照企業和人權的指導原則經營。政府或國有企業不能說我要在這裡鋪路，而且這對所有人都有好處。因此，國際人權法就要接受，這是錯誤的。”
利用“一帶一路”和“亞投行”推進無視人權的發展觀
中國不僅在聯合國顛覆了人權的定義，同時還通過自己的“一帶一路”項目和“亞投行”等政策工具實踐這樣的理念。
人權觀察的理查森說：“這種無視人權的發展以前只是發生在中國國內，但是，現在作為一種外交政策的工具已經在全球展開。” 理查森認為，中國的操作方法通常會導致“受益國”的威權體制得到強化。以“無條件”貸款聞名的“一帶一路”項目在很大程度上忽視了人權和環境標準。
中國與柬埔寨最大水電合作項目的華能桑河二級水電站和幾內亞的蘇阿皮蒂大壩就是例子。
根據理查森的報告，因工程項目受損害的民眾幾乎沒有任何機會表達意見。為了修建兩個大壩，當地數以千計的村民被迫搬離自己是世代生活的故土和農田，失去了生計來源，卻沒有得到足夠的補償。部分項目通過檯面下的交易達成協議，成為貪腐溫床。有時，它們讓統治菁英從中得利又鞏固權力，卻讓民眾背負沉重的債務。
與此同時，報告認為，由於其他投資方經常缺席，“一帶一路”為中國爭得不少發展中國家的友誼，儘管中國以各種欺騙手段將成本轉嫁到它聲稱要援助的國家。
報告說，巴基斯坦總理伊姆蘭・汗就是一個例子。他的政府是“一帶一路”倡議的主要受益者，他在訪問北京時對新疆的穆斯林同胞一言不發，該國外交官則對“中國照顧國內穆斯林公民的努力”表達無以復加的讚賞。
同樣的，喀麥隆獲得中國免除數百萬美元債務之後，隨即發言諂媚北京：談到新疆，它讚揚北京“充分維護少數民族行使合法權利”，包括“正常的宗教活動和信仰。”
報告說，中國國家開發銀行和中國進出口銀行等官方發展銀行，中國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的表現也類似。雖然在全球的影響力不斷擴大，但缺乏必要的人權保障措施。
全球審查，威脅全球的言論自由
中國對言論自由的限制和審查在中國國內已是臭名昭著，但是，理查森的報告說，中國並不滿足這樣的現狀，在習近平的領導下，中國當局試圖限制世界其他地方對中國的批評，確保中國的觀點被世界其他地方的人接受。
在澳大利亞、加拿大、英國和美國，都有親北京學生企圖阻撓有關香港、新疆或西藏人權問題的校園活動。或者有些中國學生很想參加有關國內禁忌話題的校園辯論，但因為擔心被人向中國當局舉報而卻步。
中國當局還經常威脅海外異議人士的國內親屬，逼迫他們停止批評保持沉默。現居墨爾本的90後Zoo曾經告訴美國之音，因為發推嘲諷習近平，她的父親多次被叫到當地的警察局“喝茶”。父母要她回國自首，別當“賣國賊”、“喪家犬”。
隨著中國技術向海外擴展，中國的審查制度也延伸到全球平台。
今年6月，總部設在加州的視訊平台Zoom公司承認，中國政府5月和6月初通知並要求Zoom對在其平台上舉行的紀念六四事件31週年的活動採取行動。
在中國和海外華人圈廣泛流行的社交媒體平台微信也會審查政治信息，並可基於政治理由封鎖帳戶，即使用戶位於中國境外也一樣。
2017年9月，加拿大國會議員關慧貞（Jenny Kwan）曾就香港雨傘運動發表聲明，稱讚香港年輕人“為堅持理念和改良社會而挺身奮戰。”這項聲明或任何相關內容現在都已徹底消失在微信上。
另外，北京還充分利用限制企業的市場准入，將審查制度擴大到國外評論者。
2019年10月，美國職業籃球聯賽隊伍休斯頓火箭隊總經理達雷爾·莫雷在社交媒體上上傳支持香港反對逃犯條例修訂草案抗議運動的圖片，之後，中國籃球協會表示決定暫停與火箭隊的交流合作事宜。
因言論自由，甚至部分員工的言論自由遭到中國威脅，繼而自我審查的外國公司的名單很長。 2019年，香港國泰航空公司威脅要解僱支持或參與香港民主抗爭的員工。 2018年，萬豪酒店開除一名社交媒體賬號管理員，因為他在推特上對一則稱讚該公司將西藏視為國家的推文點贊，該公司並保證“不再發生這種錯誤。”
因為中國市場的巨大吸引力，荷里活電影為避免中國敏感內容而自我審查的例子比比皆是。在1986年《壯志凌雲》的最新續集中，台灣國旗從湯姆・克魯斯（Tom Cruise）的飛行員夾克上消失。
9月11日，在中國院線上演的荷里活電影《花木蘭》也被認為為了中國的“錢袋子” ，不得不屈服於中國的審查標準，迎合中國“正能量”的宣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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