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輕時讀卡謬的存在主義作品，有二本書仍然存記在心。《異鄉人》第一句：「媽媽今天死了，可能是昨天，我不清楚。 」 之後便是主角荒謬的人生經驗故事。《西西利弗的神話》開始是: 「哲學只有一個真正嚴肅的問題: 就是自殺。判斷生命最否值得活下去要看如何回答這問題。」相信大部分人都覺得這是無聊和多餘的問題，每天都是起床上班吃飯睡覺的日常生活。但是直到有一天，我們的生命受到威脅，危機出現了，死亡的恐懼就在面前，我們可能會問：我們的一生有價值嗎？卡謬認為人生是無聊荒謬的，大部時間我們都是被日常生活埋藏下去，沒有時間和理由去想這些哲學問題。但如果我們仍然活下去而不自殺，肯定我們要需要一個存在的理由，活下去是需要勇氣的。我們要在無聊荒謬的日常生活中找到生命意義，才能自覺的活下去。
佛朗高（Viktor Frankl) 以他在納粹集中營的慘痛經驗得出一個重要訊息： 無論人面對不可思議的殘酷折磨時，每一刻都可能被滅絕，人能夠靠什麼來保存生命呢？繼續生存下去需要什麼勇氣？原來勇氣來自於生命意義的確定。如果人知道存在的價值和意義，他或她便可以有勇氣繼續活下去。是以在集中營中儘管面對飢餓，酷刑，殘暴對待，有些人仍活得像聖人; 有些人為求不死，什麼不道德的事都願意幹，豬狗不如; 當然有更多人放棄生存，求死而去。據此佛朗高創立「意義治癒學」(Logotherapy)。正如尼釆所言: 「一個有為什麼而活的人，幾乎可以承受任何的如何。」勇敢來自意義和價值。
1989 年 5 月 20 日，香港懸掛八號風球，我們冒著狂風暴雨到維多利亞公園集會示威，抗議北京宣布戒嚴，開始鎮壓天安門廣場內的學生。「打倒李鵬」「支持北京學生」和其他口號在風雨中大喊出來。雨淚流在我們的臉上，掩不住我們悲憤的心情。集合遊行示威結束後安全回家，不會害怕，因為知道這是我們享有集會遊行的合法自由權利。之後無數上街遊行示威，我們沒有恐懼，也毋須勇氣，只要覺得這是應該對不合理不公義的事情表示不滿上街抗議。沒有人強迫我們去，同時遊行示威沒有風險，去不去是每個人的自由選擇。八九之後，年復一年香港以萬計的市民到維園悼念六四抗議屠城是我們共同表達思想自由的場所。2020 年六月之前抗議行動不需要談勇敢。實行人權法賦予我們的權利是理所當然。
憤慨的是這理所當然的公民權利已經被剝削了，香港已成為恐懼之城。集會遊行，叫反政府口號，展現抗議標語，全部都變成為「非法」行為。每一次抗爭都會帶來危險，可能被拘捕，毆打。是以行使我們固有的公民權利再不是應然的，而是需要勇氣去實踐。因為要面對惡法的打壓，濫捕和暴力的恐懼。克服恐懼的動力便是勇敢。
亞里士多德在上篇討論恐懼時定義為對「對惡的期待」。勇敢便是人如何面對惡的德性，懦弱的人面對恐懼便退縮，魯莽的人只靠衝動行事，但勇敢的人是「為正確動機，以正確方式，在正確時間去忍受和畏懼正確的事物。」勇敢就是懦弱和魯莽的中庸之道 (the mean)。但是勇敢作為道德的德性 (moral virtue) 並不是天生出來的，而是透過學習，理性反省而衍生出來。勇敢的人面對懼怕的事情作出行動時，不單純依靠勇氣的情感，更需要對當前處境有正確的理解，有獨立意識的主動行事。「勇敢是恐懼和信心的知識。」恐懼帶來危險，但對恐懼的克服是因爲信心給予我們正確的認知，是以我們可以勇敢的面對。 「勇敢的人為了高尚的事情而行動，因為這是德性的目的。」
誠言，亞里士多德論勇敢是指個人的徳性問題，他關心的是人如何能夠依據理性和德性達到幸福，得到有意義的人生。但他同時關心人作為社會群體中一份子的責任問題。人是擁有「能言，思，辨能力的生物。」人也是社群的存在。社群有公義，個人才能夠有幸福！
八九六四遊行示威是因爲公義，表達我們對鎮壓天安門的憤慨。雨傘運動和去年反送中抗爭亦因爲公義受到威脅和打壓，我們才義無反悔的走到街上抗議。過去十幾個月中，香港以十萬計的人民走出來，其中有整個香港社會不同階層的人，年老的，年輕的，退休的，專業人士，家庭主婦，老師，㕑師，醫生，教授，學生，公務員等等……我們並沒有到受任何人或組織煽惑，遑論受了金錢報酬，也沒有領導人指使，更沒有共同政治理念。我們走出來，因為我們有同理心，我們一起感覺到香港到了被強權毁滅的時候，一直以來相信的道德價值，法治精神，是非黑白全被暴政顛倒的危機，我們醒覺了。這種全民的共同感受相信是香港一百五十多年歷史中從未出現過。這就是我們憤怒的原因，亦是克服恐懼的理由。我們的勇氣便來自這種同理心。
亞里士多德説人類最大的恐懼便是死亡，現代存在主義者説的恐懼焦慮是來自個人生命的無常，有限，隨意，意義失落，無歸屬感 ; 面對這種虛無人生而感覺無力無助，一切事情最後都是毫無價值和意義，對這種「無」是比死亡更大的恐懼。個人的存在就在這虛無中沒有任何依歸。除非我們對這些現象避而不談，全無感受，否則我們要找出再確定生命的根據。上世紀存在主義神學家田納克 (Paul Tillich) 的《存在的勇氣》(The Courage To Be) 提出他對虛無主義的否定：勇氣是人自我存在的肯定，儘管 (in spite of) 面對「無」的威脅，而這存在肯定正因為單獨個人的存在是不可能的，我的存在已包括他人在內。他指出「我」的勇氣來自於「我們」的勇氣。我們參與遊行示威時，沒有任何人的指示，行同一方向，叫同一口號，唱同一首歌，我們和同行者，儘管互不相識，我們心中知道我們有同一理念和感受。這種同理心，便是我們的勇敢。
儒家言三達德: 「智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就是確定勇者無懼，因為是義之所在。孟子説死亡比不義更可怕，是以「捨生取義」。蘇格拉底面對死亡毫不懼怕，因為他知道正義為何，是以勇敢就義。
我們有勇氣，並不是沒有恐懼，每天對發生無數荒謬絕倫的事情仍然憤怒，但我們的勇氣並不需要衝動和魯莽行事，我們要克制，並不是我們懦弱，而是在大是大非的議題上站起來，用適當的手法去説不，去抗議。透過我們的知識和判斷知道什麼是真相，去抗拒強權的 「偽相」，抗爭便會繼續堅持下去，因為「我們」就是勇氣。
注：
有關存在主義談勇氣的主要參考資料是
Paul Tillich, The Courage to B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52.
儘管田納克對存在主義有深刻分析，但勇氣最後的基礎仍在基督宗教的信仰確定。因此文篇幅有限，未有詳細討論。
from 立場新聞 Stand News https://thestandnews.com/politics/%E9%A6%99%E6%B8%AF%E4%BA%BA%E7%9A%84%E5%AD%98%E5%9C%A8%E5%8D%B1%E6%A9%9F-5-%E6%88%91%E5%80%91%E5%A6%82%E4%BD%95%E4%BF%9D%E6%8C%81%E5%8B%87%E6%B0%A3%E4%B8%8D%E6%BB%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