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昔提底德陷阱 — 對中美糾結的遠因近因作一次梳理

    1972 年，尼克遜訪華，兩國關係破冰，開展了長達半世紀的上升軌。那麼，為何中美關係又會走到今天這樣惡劣的地步？美國是否注定不會放過中國？如果不是習近平（又或者特朗普），這一切會否不會發生？本文沿用古希臘史學家修昔提底德（Thucydides）的理論以及分析方法，對問題作出考察，並且就中美糾結的前世今生，作一次梳理。

「修昔提底德陷阱」

如果只能夠揀一本讀大學年代，對自己最有啟發的政治書，我會毫不猶豫揀艾利森（Graham Allison）所著的 Essence of Decision，這本書是有關六十年代古巴導彈危機，講的是決策之本質，讓我開竅，受益非淺。

半世紀後，艾利森這位學者又再度紅起來，為的是他提出了一個理論，來理解如今中美兩國間的緊張關係，那就是所謂的「修昔提底德陷阱」（Thucydides Trap），說的是：當一個現有強國，其國際霸主地位，遭到一個新興強國崛起的挑戰時，就會有爆發衝突和戰爭的危險。

修昔提底德本來是古代雅典的一位將領，後來轉做史學家，寫下了不朽之作《伯羅奔尼撤戰史》（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當中講到古希臘兩大城邦斯巴達和雅典，兩者間的伯羅奔尼薩斯戰爭之所以不可避免，是因為前者對後者的坐大，感到威脅，如芒在背，不拔不快。如今艾利森又重提這個理論，並把斯巴達和雅典，換成了美國和中國。

大敵一除ㅤ矛盾凸現

歷史有一定的相似性。

話說，兩千五百年前，波斯入侵希臘，爆發了著名的波希戰爭。當時斯巴達和雅典結成盟友，聯合抵抗外侮，如果有看過電影《戰狼三百》的讀者，都會知道。後來歷時半世紀的波希戰爭結束，波斯終被擊退。大敵既除，反而問題來了，沒有了共同敵人和威脅，這對兄弟城邦反而嫌隙日見，矛盾逐漸白熱化。雅典海權開始擴張，軍事同盟開始擴大，都讓本來作為大哥的斯巴達深受威脅，最終爆發了歷時二十七年的伯羅奔尼撤戰爭。

兩千五百年後，為了拉攏中國合力對付蘇聯這個大敵，尼克遜在 1972 年訪華，兩國關係破冰，進入了長達半個世紀的上升軌。到了 1990 年蘇共集團終於土崩瓦解，雖然大業已成，大敵終除，但之後上台的克林頓，仍相信可以「和平演變」中國，更重要的是，這時中國仍未強大，未足為患。911 後，先是阿蓋達和拉登，之後是伊斯蘭國，「邪惡帝國」（Evil Empire）雖已成過去，但「邪惡軸心」（Axis of Evil）卻方興未艾，恐怖主義取代了蘇聯和共產主義，成為美國新的 clear and present danger。美國要中國支持自己反恐，不要扯其後腿，成了兩國繼續維持政治盟友關係的基礎，在小布殊和奧巴馬兩任總統十六年間，關係總算仍能勉強維繫。

中國入世後迅速騰飛大出美國預算

但到了就連這些恐怖份子也被肅清，反恐大業完成，大敵既除，作為政治盟友的基礎不再存在，反而作為政治對手的矛盾卻逐步浮現，尤其是，中國在入世（WTO）後經濟迅速騰飛，成長速度大出美國預算之外（曾幾何時，不少美國人還天真的以為，中國入世後會受到市場化的衝擊，將會很大鑊！），實現了「大國崛起」，對美國的世界霸主地位構成愈來愈大的威脅。

其實，這與當年斯巴達和雅典關係上轉變的本質，如出一轍。

修昔提底德是最西方早期的史學家之一，他為史學帶來很多開創性的分析方法，其中之一，就是以「遠因」（underlying cause），以及「近因」（immediate cause），來分析伯羅奔尼撤戰。

習近平「敢於亮劍」

如果，蘇聯和恐怖主義敵人不復存在，讓中美作為政治盟友的基礎消失；以及中國入世後，經濟迅速騰飛大出美國意料之外，大國崛起對美國世界霸主的地位構成重大威脅，這兩點是兩國關係變得惡劣的「遠因」，那麼，「近因」又是甚麼呢？

答案就是習近平。

如果不是習近平，而是鄧小平、江澤民，又或者胡（錦濤）溫（家寶）主政，「攤牌」該不會來得那麼快，大可以再拖十年八載，雖然在前述的「修昔提底德陷阱」之下，最終或許仍難避免。但有了這十年八載，中國該可以累積更雄厚的家底，有更好的條件，去迎接這場所謂的「國運之戰」。

早在兩年之前，我已經在本欄寫過〈貿易戰不休或顯示西方對華定位已變〉等一系列文章，指出中美兩國糾紛，並不是表面的貿易糾紛，而是雙方關係上的範式轉變（paradigm shift），關鍵是習近平一改鄧小平、江澤民、胡溫時期外交方針，轉而「敢於亮劍」，導至一下子與西方激烈碰撞。

十九大、修憲、中國方案、「中國製造 2025」

首先，習在十九大提出「強國夢」、「強軍夢」，要成為「國際影響力領先的國家」，且「能打勝仗」；之後，習更在人大提出修憲，廢除國家主席連續任職不得超過兩屆的規定，讓自己可以終生成為中國最高領導人，這些都讓西方大起戒心。

修憲尤其觸動西方的神經。在西方輿論極有影響力的《經濟學人》雜誌，當時有一期題為〈How the West got China wrong〉（西方如何看錯中國）的封面報導，指習近平修憲，是中國由專制（autocracy）進一步走向獨裁（dictatorship）的重大變化，證明西方過去 25 年是看錯了中國，甚至是「對中國 25 年的賭注失敗」。在蘇聯解體後，西方國家歡迎中國加入全球經濟秩序，認為通過參與世貿等組織，能讓中國遵從二戰後建立的一套國際規則，並期望經濟一體化能鼓勵中國融入市場經濟，而隨著中國經濟越來越富裕，人民就會追求民主、自由、人權、法治。在胡溫年代，他們仍相信西方的押注會有回報，但習上台後，卻令人起疑，甚至幻想破滅，習已將中國的政治和經濟推向打壓和國家操控。《經濟學人》甚至認為，西方勉強容忍中國濫權的時間越長，將來面對的危險也就越大。一言以敝之，說的就是：西方一直「養虎為患」。

在習治下，中國的集權、社會監控、個人崇拜、人權紀錄……都比胡溫年代要糟糕得多。在西方眼中，寄望中國會逐步走向民主、自由、人權、法治，已經近乎緣木求魚。再加上，過去一年，從反修例運動開始，再到《國安法》，香港都為中國的專制、獨裁、打壓自由，向西方提供了一個最方便且影像豐富的註腳。

從經濟競爭，到大國競賽，再到民主和獨裁之爭

另一方面，習又向國際社會，尤其是發展中國家，推銷所謂的「中國方案」（即坊間所說的「中國模式」），作為發展的道路，儼然要與美國分庭抗禮。與此呼應，在理論界，也出現了所謂「北京共識」和「華盛頓共識」之爭。更甚的是，中國不單只是搞搞宣傳而已，而是真的是在國際社會要取得領導地位，「一帶一路」和亞投行兩個鴻圖大計，大家固然耳熟能詳，但其實沒有那麼高調的「中國進出口銀行」和「中國開發銀行」，向發展中國家提供的貸款，規模已經超越由美國主導的世銀！

在產業發展上，又推出了「中國製造 2025」，竟然毫不避忌或掩飾，反而大張旗鼓，要製造業走到世界前列，爭取明顯競爭優勢，甚至在行業上具領導能力。

在美國眼中，以上無不是對其霸權，與及所主導的世界秩序的直接挑戰。

單是「中國製造 2025」，本來只被看成國與國之間的經濟競爭；但加上十九大提出的「強國夢」、「強軍夢」，就被進一步看成是大國競賽；到後來再加上修憲，那就被看成民主和獨裁兩大政治和意識形態體系之爭。於是也愈來愈多西方興論在問一個問題：中國到底是西方的朋友，還是對手，又或者甚至是敵人呢？

疫情和國安法成了駝峰最後稻草

最後，大家都知道，一場疫情，再加上香港《國安法》，成了駝峰上最後兩根稻草，我在〈當強國復興遇上一場瘟疫〉、〈豪賭．底線思維．歷史的拐點〉等文章已有論及，在此不贅。

中國也採取了「戰狼外交」來回應這場危機，令情況火上加油。習近平的「敢於亮劍」，實在讓我想起李敖及黃毓民先後自詡過的名句：「四面樹敵，八面威風」。

當然，還有一個特朗普，他的驕奢、專橫、任性、民粹、不講常識、不守規矩，又碰上選情告急，與習近平的一意孤行和「敢於亮劍」，正好來個「火星撞地球」，再結合前述「修昔提底德陷阱」的大背景，構成了兩國關係的一場完美風暴。

美國副總統彭斯在 2018 年 10 月發表的演說，以及國務卿蓬佩奧今年 7 月發表的《共產中國與自由世界的未來》演說，便成了新冷戰的檄文。



（中美爭雄篇．二之一）



本文原先刊登於 8 月 12 日的《明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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