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未沒有想過我的晚年是可以如此悲壯的！我們這批二次大戰後出生在香港長大的人，沒受過戰亂的顛沛流離，政治運動的極權打壓，獨裁政府的殘暴管治，數十年來享受自由，法治和繁榮，突然在過去幾個月中慢慢在眼前消失了。我們正處在警權統治和大瘟疫中，我們的公民權利被打壓，人身安全受威嚇。多月來的抗爭行動是反抗獨裁無能港共政權，當前災難是三成天災，七成人禍，香港七百萬人全受毒害，也將世界墜入無間地獄中！
七月一日的國安法更將香港全盤摧毁。香港跟大陸任何一個城市一樣，由極權統治。我們還可以做什麼？ 我們痛哭悲憤之餘，更要想如何再抗爭？
我不想在這裡從政治和社會層面談論這場我們一生從未碰過的大災難，因為朋輩已寫了不少出色的評論文章。我想説些對當前處境的存在感受。
上世紀六十年代，少年時讀存在主義的資料時，接觸是從台灣傳來的思想，王尚義的「從異鄉人到失落的一代」，漆木朶（孟詳森）的「幻日手記」。在香港是看「大學生活」胡菊人介紹存在主義文章，他的「存在騎士對抗理性禿鷹」提到齊克果如何反對黑克爾，仍然記得起。我從這些書本文章，知道什麼叫做「存在危機」。唐君毅老師説這危機是人反省自己的生命意義時，覺悟到現代人一無所靠，是以存在「上不在天，下不在田，外不在人，內不在已」四不掛撘的情況中：上帝己死，大自然被染污毒害，文化政治社會錯亂，自我價值迷失。我們就是處於這存在危機中。為什麼要繼續生存下去？卡謬不是問過：最重要的哲學問題是為什麼不去自殺？在這荒謬世界上繼續生活下去，要嗎就是覺得這是多餘無聊的問題，人生繼續吃喝玩樂，平安一世便可以了。要嗎便要認真面對這嚴肅問題，我們是否有足夠理由，意義和價值，繼續每天生活？
但這些全部是個人的理論問題，是多愁善感，年輕人想得太多了。唸大學的目的是實踐 「四仔主義」。 「存在危機」？是為存在主義一課寫的論文題目吧？當然六十年代的兩次香港暴動，加上大陸文化大革命的殘暴事件，給我們年輕人對自己的身分很大挑戰，我是誰？香港人是什麼？中國人是什麼？但這些與當時的生活沒有重要意義。因為繁榮，富庶，最有特色的香港創造力出現了，從七十年代開始，香港起飛了。
五，六十年代香港是樂土，經濟還未起飛，大部香港人是從北方避秦流亡來到，在這「借來的地方，借來的時間」和平地生活，父母輩是努力工作，維持生活。我們年輕的只要努力讀書，便可以出人頭地。不需要關心政治，文化，學校沒教近代中國和香港歷史，世界歷史也知道不多，不掛心共產黨和國民黨，金門馬島炮戰是幾百里以外的事，與香港無關。港英殖民統治對我們沒有太大的打壓。韓戰，越戰是外國的事，文化大革命也是遙遠的悲劇。我們活在這安全「四不掛撘」的世界中，儘管沒有民主，但我們沒有埋怨，儘管大部分人都是貧窮，但我們腳踏實地努力工作生活。因為我們有一樣作為中國人幾千年來沒有的東西，就是自由！
但是，這個説了無數次的香港神話，現在幻滅了。
沒有神話，也再沒有借來的地方和時間，我們是慢慢的，也是突然的覺醒來了。「存在危機」不再是年輕時代生命情調的感性問題，不是存在主義的理論問題，而是我們每一個香港人現時面對的嚴肅問題，在這個身體和精神被全面打壓的時代，我們如何有意義活下去的問題。這不單是指繼續抗爭還有什麼意義問題，因為我們的覺醒不單單是政治層面，而是人自身存在的問題。
政治危機帶出存在危機：我究竟是什麼人？我還是自由嗎？我還可以相信什麼？我還能夠做什麼？我還可以理解什麼？活在這荒謬絕倫的香港還有意義和價值嗎？
我一生在哲學的學術世界生活，幾十年讀書和教學，在安定的大學象牙塔工作，以為哲學只存在於課堂和研討會中。這當然是錯誤的。哲學是在生活中，存在危機不是理論問題，是日常生活的問題。談論哲學而不能應用實踐在具體生命中，這便是業師勞先生所説文字遊戲而已。
以上文字是破題，我會繼續寫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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