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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esday, 25 August 2020

陳彥廷:反抗絕望的趕路人 羅冠聰

攝影|攝影組    影音|何懿原    文|特約記者陳彥廷

才剛滿27歲的羅冠聰曾是雨傘運動領袖、香港史上最年輕的立法會議員,卻遭剝奪議席、因傘運入監;去年8月赴美國耶魯大學留學、今年4月返港、6月中投入立法會民主派初選;6月30日港區《國安法》一通過,他曾任創黨主席的香港眾志解散,他流亡到英國打國際戰線;8月10日他留在香港的戰友周庭被捕,他透過臉書表達憤怒痛心,並期勉夥伴們安好、繼續在各自的戰場奮鬥。

在反抗中共暴政、追求香港自由民主的這條路上,羅冠聰是個不斷前行的趕路人,前方彷彿有個聲音催促著他,讓他停不下腳步。

6月底某日,羅冠聰揹著後背包、拖著行李走進香港國際機場,大廳的冷清景象平添他內心的不安,腦中幾度浮現自己被海關攔下的畫面,直到登了機、起飛的剎那,他才意識到,終究得離開這座璀璨的城市了…這一別不知何時才能歸來?他忍不住朝窗外看了最後一眼。

被迫離港 為理想出走

「對我而言,香港是無可取代的。」7月下旬在倫敦的攝政公園內,羅冠聰對我回溯他的出逃,談到自己對香港依戀的那瞬間,他一改一貫的冷靜拘謹,語調難得放緩、柔和了下來。

那日,我們坐在一張長凳兩端對談,遵守英國政府防疫政策規定的一米多社交距離。7月中,我透過WhatsApp約訪羅冠聰,訊息來回間,他的省話令人摸不透是效率抑或冷淡;而初見面,他毫無意外穿著時常在媒體鏡頭前亮相的深色立領襯衫,脖子被滿排釦與衣領合力軟禁起來。內斂而自我束縛,大抵是他給人的第一印象。

「我不會說我是自願離開的,當然是因為《國安法》的影響,被迫要做這選擇。」他摘下眼鏡,瞇成縫的雙眼下方掛著3層眼袋,露出些許倦容。

淡然以對 勇敢學承擔

港區《國安法》來勢洶洶,5月底,中國人大通過立法草案;6月30日,在連條文都沒公布的情況下,通過該法、當晚即生效;7月1日,港警依此法逮捕超過300人。而羅冠聰為了能不受拘束進行國際倡議、呼籲世界挺香港自由民主,趕在法案通過前遠走他鄉,並於7月2日公布自己離港、13日宣布身處倫敦。7月31日,香港警方正式以該法通緝羅冠聰,控訴他涉嫌煽動分裂國家。

羅冠聰說,這種「被迫」的人生重大轉折他看得淡然,因為早不是第一次了。

2017年7月,身為香港最年輕立法會議員的他就任不到一年,就被香港法庭裁定議員宣誓無效而遭剝奪議席(DQ),隔月再因2014年雨傘運動涉「煽動他人參與非法集會」遭判刑入監,刑期8個月。對他而言,這次的流亡與3年前從議員跌落為階下囚,兩次轉折的「被迫」本質沒有區別。

旁觀者或許難理解,羅冠聰長期的戰友、在美國念博士的前香港眾志常委敖卓軒認為,羅冠聰3年前的境遇完全在他個人控制範圍外,而這次的流亡起碼是自己做出的抉擇。

「這次同樣不太是我能決定的…我覺得我有必要去承擔某種責任。」羅冠聰解釋,國際倡議是他擅長的,香港又需要一位國際社會認識的公眾人物,所以他只能離開。

羅冠聰當然是相信自由意志的,這種被迫感,或許源自他對「現實束縛理想」這一必然的體悟。有了體悟,他揹負的包袱就越來越多,例如親人朋友的安危。

訪談間,相較於對理念的侃侃而談,面對所有涉及香港手足、親友的問題,羅冠聰總是瞬間切換為省話模式,拋出一句簡答就陷入沉默,彷彿深怕多講一個字,就要將這些至親至愛推入港區《國安法》的陷阱中。

沒能告別 掩不住遺憾

我問他決定逃亡的過程,他強調,雖有和黃之鋒等手足聊過,但最終是他個人決斷。討論過程?「我不能說啦,如果我入罪的話,會有些影響。」事前有告訴家人要來英國?「沒聊這些,怕他們被指控合謀。」於是,就連羅冠聰母親,也得事後才能從他的臉書貼文得知兒子動向。

羅冠聰出身藍領家庭,住公屋,父母都是打工族,他在深圳出生,6歲隨母親到香港與家人團聚,後父母離異,他隨母親生活。羅冠聰從小愛看漫畫、踢足球、打電玩,直到中學加入辯論隊才開始關注公共事務,而2010年劉曉波獲諾貝爾和平獎,啟蒙了他對自由民主的嚮往,進而踏入社運與政治一途。

近日,羅冠聰透過FB直播回顧自己的不告而別:「離別是不痛苦,但沒有一個好好的告別,才會令離別變得痛苦。我覺得這個…在某些時候都是個遺憾,所以大家記得珍惜和身邊人相處的時間。」掛著淺笑,他用不疾不徐的語調,罕見地洩漏了自己的柔軟。

他在香港的朋友理解他的處境。長期支持民主派的香港藝人「民主男神」、同時也是羅冠聰多年球友的王宗堯回憶,就在他公布已離港的前幾天,仍一如往常參與足球隊的例行球聚,「我們事後都很驚嘆,啊!前幾天還一起踢球、吃宵夜,他突然就走了…」雖感悵然,王宗堯仍說,羅冠聰偷偷離開是為了保護他們,「他知道有些東西得要他自己一個人扛,他扛東西的方面挺強的。」

無畏受訪 國際頻發聲

羅冠聰想要扛起的,遠不只身邊親友的安危。

來到倫敦後,羅冠聰彷彿等不及要在國際舞台上,扛起香港的命運。接受各國媒體一場場的專訪,其中BBC HARDtalk專訪獲廣大關注,在YouTube上僅10天就累積超過63萬觀看次數;他頻繁跟各國政要見面,連美國國務卿蓬佩奧(Pompeo)7月訪英都特別與他單獨會談;即便私底下,他也大多在研究英國政治體制及撰寫、發表倡議文章。

羅冠聰在倫敦的緊密戰友、長期關注香港議題的英國保守黨人權委員會成員裴倫德(Luke de Pulford),對羅冠聰的企圖心與責任感印象深刻。某次他為羅冠聰安排了一場簡報會議,羅冠聰單槍匹馬面對多位資深國會議員,全程簡報香港議題一個半小時;此外,羅冠聰無論與多資深的政治人物應對,都維持一貫的冷靜,即便使用非母語,也能條理清晰、毫無怯場。

「Nathan(羅冠聰)每次和政治人物的應對都令我印象深刻!」Luke強調:「他能勇於展現自己,對他們就像他對我一樣。我認為這是因為他揹負了香港人信差的角色,如果今天他只代表自己,在那些情境,他很可能會緊張不知所措。」

Luke說,羅冠聰的努力正在逐步累積成果,當前英國政府著手重新檢討對中政策的方向,他的意見已受到國會議員們普遍重視,被納入討論。

出獄沉潛 赴耶魯進修

國際戰線這種生活累嗎?「為了香港這城市,你必須被社會影響著你的變化,和你要做的事情,所以…沒有未來可言啊…我就是這樣的生活節奏吧。」羅冠聰回答。

這種生活節奏多久了?他不清楚,「因為政治是個不斷的過程嘛!」即便2017年出獄後,他貌似擁有了一段沉潛的時間,能回頭檢視人生,還出了自傳《青春無悔過書》,隨後赴耶魯留學,但那也是被大環境某程度的制約和驅使。例如,他基於國際倡議的方便性與發展性,從3所大學中選擇了耶魯。

無論在香港、美國或英國,當羅冠聰意識過來時,自己就已經這麼匆匆地趕著路了。

2017年遭剝奪議席與入監服刑是羅冠聰生命中一大打擊,但他沉澱自己、學著淡然面對挫折。圖為坐牢2個多月後申請保釋獲准,得以出獄。

旁人的角度看來,羅冠聰壓力很大。「有時覺得他很壓抑,有很多事情要考慮…」王宗堯說,羅冠聰和同年紀的夥伴相比成熟不少,但還是需要放鬆、娛樂、朋友的陪伴,「他畢竟還是個小朋友。」

去年12月耶誕節假期,羅冠聰從耶魯飛回香港過節,王宗堯觀察,他當時為了學業規劃、家裡的事、感情困擾而顯得心事重重。王宗堯和球友們於是約他到朋友家開耶誕Party、喝點小酒、唱KTV。那晚,羅冠聰與朋友們玩了整夜的「上山下山」無聊小遊戲。

無聊冷笑話也是羅冠聰的專長。王宗堯吐槽:「他喜歡講笑話,但普遍都不怎麼好笑…就是類似小明系列的笑話、猜謎的那種。」或許,那是羅冠聰獨特的紓壓方式,抑或是他身上僅剩不多的、這個27歲大男孩理應要有的孩子氣。

踢球洩底 責任一肩扛

真正讓內斂拘謹的羅冠聰能夠任性撒野、展現純然不受拘束的自我的地方,大概只剩足球場了。

「他在球場上比較自我,不像在外面是思考大局型的,看得沒那麼宏觀、容易把球帶死。他想靠一己之力做些突破性的盤紐、想帶球過很多人、想進球…有時候什麼都想做!他也想負責中場防守,但進攻意識太強,所以他打中場的時候常常會不見,跑到前場去…哈哈哈。」談著羅冠聰的球風,王宗堯忍不住笑了起來。

就連在足球場上,羅冠聰都想要扛起所有差事;所幸,在那一方天地,他扛的不是責任,搞砸了比賽都能重來。王宗堯說,任性踢球的羅冠聰笑得特別輕鬆開懷,那是他擁有最單純的快樂。

如今,羅冠聰遠離了香港的球場和球友,在英國依舊踢足球。Luke說,為了確保羅冠聰的生活在政治以外有個宣洩壓力的管道,他會拉著羅冠聰去踢球。

流亡的日子裡,足球為羅冠聰帶來單純的快樂,卻也勾起他在香港的往日記憶,彷彿再度提醒自己,必須時時承受不知何日方能重回香港的痛苦。這樣的快樂與痛苦相生相伴,似乎註定成為他生活的本質。

冀望改變 情感成羈絆

在《青春無悔過書》中,羅冠聰引用魯迅譯自匈牙利詩人裴多菲的詩句「絕望之為虛妄,正與希望相同」自勉。這也是他此刻的心境。

他這麼詮釋:「作為一個activist(行動者/實踐家)是沒有資格談絕望的,我們要做一個empowering(賦權)的角色,在很艱難的時候讓人覺得有改變的可能…我不覺得我們要盲目地相信改變很快會發生,但假如我們不去相信改變會發生,它就真的不會發生。」

羅冠聰說,在政治的過程中,肯定有萌生失望的時候,「絕望也曾在腦海中閃過吧。」最深刻的打擊就是3年前被DQ、入監接連發生,「但在這樣威權的環境下,即便不被DQ,哪天也會被告、被什麼的…你要將它視為一個必然的path(途徑)嘛!它只是很高的一個山峰,你本來就要跨過它,才能安然地去持續你的工作。」

在這必然要走的反抗絕望的道路上,情感始終會是趕路者最大的羈絆。

戰友們的處境、家中兩隻貓對他的依賴、最愛吃的位於銅鑼灣的「源品雞煲」餐館、足球場上與隊友的One-two撞牆式配合過人…香港的一切記憶,對羅冠聰多少都是心理上的負擔。

斷絕往來 沉痛護親友

當然,母親會是他最大的罣礙。即便個性內斂,羅冠聰過往在媒體鏡頭與自己的FB、Instagram上,都屢屢流露出對媽媽的孺慕之情:他會陪媽媽買菜,媽媽也總盼著他在母親節等許多節日回去一起吃頓團圓飯;媽媽從起初反對他參與社運和政治,幾度掙扎後轉為全力支持。他仍舊難以避免母親為他擔憂,擺盪在公眾事務與親情之間,他曾嘆:「人生路上,平衡是種最難的藝術。」

才不過3年前,羅冠聰即將入監,與母親一起接受電視台採訪,記錄他們的團圓飯,他罕見地面對鏡頭傾吐愧疚:「可能面對家人,我才是最自私的那個,我在走不知如何回報家人的路…做這件事就是我成長和經歷告訴我是正確的事,有時也感覺自己有點不孝,這樣增添家人壓力,但我會好好地生活,無論當下有任何難關,都希望安然無恙渡過。」

然而此刻,羅冠聰能夠為母親以及仍在香港的親友們所做最不自私的決定,卻只剩下與他們斷絕往來。

那日採訪尾聲,我問了羅冠聰,抵達倫敦後也沒再與母親講過電話?「嗯,不能講啦。」究竟是不能跟母親講電話?還是不能跟我講實情?我不忍再追問。

就在7月底香港警方正式通緝羅冠聰那晚,他隨後在FB發文回應,除了痛斥中共暴政、呼籲港人繼續對抗白色恐怖,更沉痛地宣示:「我離港後已沒有聯絡我的親人,在此亦正式與他們斷絕關係,不再往來。」

大愛無私。在反抗絕望的路上,他已別無選擇。



羅冠聰很喜歡漫畫《灌籃高手》,特別喜歡三井壽跟安西教練說他想回來打籃球的那幾頁,「有種維持青少年初心的感覺。」他說,為香港做點事,是他永不遺忘的初衷。圖為他去年接受本刊專訪,攝於香港立法會公民廣場。



——镜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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