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地時間7月21日，美國突然要求中方在7月24日下午4時前關禁閉駐休斯頓總領館，領館人員將被要求離開。
自2018年中美貿易戰以來，中美關係從貿易戰、科技戰快速向政治、經貿、軍事等全面對抗演變，加速走向「新冷戰時代」。
今年新冠疫情爆發後，兩國對抗火速升級，外交對話趨於非理性化，輿論及意識形態交鋒激烈。美國對中國停航、停學，通過了針對香港、新疆相關的法令，稱將出台針對台灣、共產黨相關的法令，如今直接驅逐外交官。
中美關係為何如此脆弱？
2007年，哈佛大學經濟史學教授尼爾·弗格森和柏林自由大學石裏克教授共同創造了一個新詞——「中美國」（Chimerica），稱中美已走入共生時代。
如今，「中美國」破裂。經貿關係是兩國關係的壓艙石。那麼，兩國鉅額的雙邊貿易，為何沒能穩住中美關係？中美將走向新冷戰時代嗎？
本文從兩國貿易結構的角度，以全球化秩序崩塌與重構為線索探索中美關係。
本文邏輯：
一、中美貿易與關係脆弱性
二、中美衝突與舊秩序崩坍
三、中美融合與個人全球化
01. 中美貿易與關係脆弱性
2018年初，很多中國人都不相信美國真會對中國發動貿易戰，更不相信如今正在爭論的中美硬脱鈎。
理由一：中國是全球最大的商品貿易國、最大的商品出口國，還是全球第二大的商品進口國。
美國是全球第二大商品貿易國、第二大商品出口國，還是全球最大的商品進口國。
據世界貿易組織統計，2018年全球貿易總額為39.342萬億美元。中國第一大貿易國，進出口總額為4.62萬億美元，佔比11.75%；美國為第二大貿易國，進出口總額為4.278萬億美元，佔比10.87%。
老大、老二打貿易戰，世界不翻天了嗎？
理由二：中國是美國最大的工廠，美國是中國最大的市場。
據海關統計，2018年我國對美國進出口4.18萬億元人民幣，佔進出口總值的13.7%。其中，對美出口3.16萬億元，自美進口1.02萬億元，貿易順差2.14萬億元，擴大14.7%。
最大的工廠與最大的市場硬脱鈎，全球產業鏈不就崩盤了嗎？
理由三：中國長期是美國的第一大債權國，美國長期是中國的第一大債務國。
2018年2月中國持有的美國國債餘額為1.177萬億美元，中國官方儲備的外匯資產為3.134萬億美元，其中多數為美元資產。
最大的債務國與債權國劍拔弩張，世界還能安寧嗎？
在全球化時代，經貿關係是中美關係的壓艙石。不過，兩國華麗的貿易數據給我們造成了巨大的誤解。撥開雲霧，透過數據，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中美關係的脆弱性，以及兩國經貿的結構性衝突。
第一、中美貿易規模大，但兩國經貿級別低、合作層次淺。
經濟全球化演變從最初的貿易全球化，逐步深入發展到信息、資本、科技、人才等要素全球化，再進一步發展到財政、貨幣、國家主權、價值觀、婚姻、生活的高級全球化。
美日歐已進入要素全球化階段。歐元區達高級階段，統一貨幣，協調財政，共商外交，共建國防，自由通婚。歐洲曾經發生過兩次世界大戰，但二戰後美蘇爭霸加速促成了歐洲命運共同體。如今歐元區國家已不可能打貿易戰、科技戰、金融戰，很難再爆發戰爭。
中美經貿關係還停留在商品貿易的初級階段，金融、技術、信息等要素交流及貿易太低，基本沒有財政、婚姻等高級融合。
2018年中國對美國進出口4.18萬億人民幣，其中絕大多數是商品貿易，服務類、技術類、金融類貿易少。
雖然美國長期向中國轉移普通製造技術，但是受高科技禁運限制，兩國缺乏深度的科技合作，中國長期未融入國際技術標準與規則。
1949年美國出台了《出口管制法》，同時主導成立了「巴黎統籌委員會」，對包括中國在內的社會主義國家實施高科技禁運。尼克松訪華後，尤其是1979年中美建交後，美國對華逐步放鬆防空雷達、通信、計算機等出口管制。
但是，1999年，美國國會發布了「考克斯報告」，對華高科技出口重新收緊。根據美國商務部的數據，美國對華軍民兩用品出口管制清單包括核材料、材料處理技術、電子技術、海洋探測技術等10大類。
中國商務部的統計數據顯示，美國的出口管制政策導致美國對華高技術產品出口額在中國同類產品進口中的佔比連續下降，2001年時為18.3%，到了2013年竟已降至8.6%。
中國金融尚未開放，美國金融機構在華經營受限。兩國處於兩個不同的金融體系，中國未融入美元主導的國際金融體系。
前全國人大財經委副主任黃奇帆指出，「中國近200萬億的金融資產中，外資金融機構只佔1.8%。與之相比的是，在同樣近200萬億的工業、商貿資產中，外資企業資產佔到了30%。」[1]
經貿關係是中美兩國的壓艙石，但是中美鉅額雙邊貿易並沒有想象的那麼牢靠。做出口生意的企業主便很清楚，雖然長期與美國人做生意，但是二者幾乎沒什麼交情，訂單説沒就沒了。
2018年中國對美國進出口為4.18萬億人民幣；2019年這一數據便滑落到3.73萬億，下降10.7%。美國只是繼歐盟、東盟之後中國第三大貿易伙伴。
很多人認為，中國是美國最大的進口國，美國短時間難以找到這樣的「世界工廠」。但是，2019年美國對中國減少了10%左右的進口額，美國國內並未出現物資緊缺或物價上漲。這説明這10%轉移到其它國家或自主供應。
其實，中美這種基礎不牢靠的婚姻容易被「第三者」乘虛而入。越南趁中美貿易戰之機全面快速開放，2019年第一季度越南對美出口同比增加近40%。
中國最大的優勢是健全的產業網絡，但是產業網絡構建並沒有想象中那麼難。只要龍頭企業遷移，相關上游供應商也隨之過去，加上基礎設施，一個產業網絡很快形成。這些與美國做生意的人不少還是中國人，只是換了一個地方而已。
第二、中美貿易結構嚴重畸形，兩國經濟結構失衡。
中國對美國長期順差，順差額持續擴大；美國對中國的貿易則長期赤字。
2018年中國對美出口3.16萬億元，自美進口1.02萬億元，貿易順差2.14萬億元，擴大14.7%。若以美元計價，中國對美國的貿易順差3233.2億美元，同比擴大17.2%。
很多人支持貿易順差，認為貿易順差可賺取更多的美元。這其實是一種重商主義思想。重商主義者托馬斯·孟在其著名的《英國得自對外貿易的財富》第二章中提出，增加我國財富的基本手段是賺取貿易差額：「我們每年賣給外國人的貨物的價值要大於我們所消費的外國商品的價值。」[2]
其實，國際收支平衡對兩國經濟是最有利的。長期的、鉅額的貿易順差或貿易逆差，都會帶來巨大的福利損失。中美兩國的國際收支長期失衡、扭曲，國際收支失衡觸發了閾值，爆發貿易戰。
有人説，中國對美國長期順差是兩國比較優勢的結果，兩國貿易保持互補關係。中國的低廉勞動力及廉價商品，與美國相對技術密集型、資本密集型產品形成互補。
從貿易結構數據來看，中國對美國出口商品，集中在機電和輕工消費品，如機電、音響設備及其零件佔到了46%，紡織原料及紡織品佔10%。美國主要向中國出口技術及資本密集型產品，集中在機械、汽車、航空、光學、醫療設備等。
但其實，如果兩國長期保持互補型貿易，説明這兩國間的要素長期無法流通，價格長期被扭曲。既違背經濟規律，又容易引發經濟失衡、貿易衝突。
怎麼理解？
從貿易的起源理論來看，互補型貿易符合大衞·李嘉圖的比較優勢理論。但是，很多人忽略的是，比較優勢理論有一個嚴格前提，那就是「在一國內要素可以自由流動，但是在國際間不流動」。
假如中美兩國的要素市場是開放的、自由化的，中國的勞動力價格優勢維持不了太久。為什麼？美國勞動力價格高，中國勞動力會向美輸出，從而壓低當地工資；反過來，美國廠商也會選擇在中國設廠，以降低成本。後者情況已發生，只是程度上還不夠。
過去，我們一直強調中國的「人口紅利」。其實，人口紅利並不值得驕傲。相反，長期的人口紅利説明要素無法自由流通導致勞動者收入低下。久而久之，內需不振，經濟增長日趨乏力。正如當下，疫情全球化疊加貿易戰，貿易一旦受阻，只能依託內需，但全國有6億人月均收入只有1000元，內需不足，消費低迷，經濟動力缺失。
很多人説，美國不會放棄中國14億人的市場。但其實，中國14億人只給美國帶來1500多億美元的出口，而美國3.3億人給中國帶來了4700多億美元的出口（2018年）。主要原因是美國GDP雖只有中國的1.49倍，但人均GDP是中國的6倍，消費能力強勁。從這個角度來看，中國對美國的市場依賴度大於美國對中國。
所以，中美兩國龐大的互補型貿易及國際收支失衡的背後，是要素市場失靈下的畸形貿易、經濟結構、財富結構失衡的代價，以及經濟失速、貿易衝突的潛在危險。
如果兩國開放要素市場，人才、資本、科技、信息等要素價格趨同，互補型貿易量則逐漸減少，要素型貿易會增加，屬地化生產則得到強化，會同時出現要素全球化擴張。
著名經濟學家薩繆爾森在發展赫克歇爾-俄林理論時，提出了要素價格均等化理論。薩繆爾森通過研究發現，兩個國家發生貿易，如果要素市場自由化，那麼這兩個國家的要素稟賦優勢會逐漸削弱甚至消失。
兩國長期維持比較優勢，互補型商品貿易與日俱增，要素貿易受限受阻，國際收支嚴重失衡。中美今天之所以走到火山口之中，是因為兩國四十年的貿易之路實際上越來越偏離經濟規律，最終觸發兩國矛盾的閾值。
02. 中美衝突與舊秩序崩坍
為什麼中美兩國要素無法自由流通？為什麼兩國坐視國際收支平衡惡化？
客觀原因是國際秩序（這裏主要指全球化經貿與金融秩序）的問題，主觀原因是兩國經濟體制及政策差異。
當今的國際秩序是二戰後由美國主導建立的。由於1971年佈雷頓森林體系崩潰，從1980年裏根改革開始，美國重新主導了全球化經貿及金融秩序。
當今全球化經貿及金融秩序以美元為基石，美元是最主要的國際結算和國際儲備貨幣。但是，這個體系依然延續了佈雷頓森林時代的特里芬難題。
所謂特里芬難題，即美元作為全球最大的國際結算貨幣、儲備貨幣，定然需要不斷地向海外輸出美元，如此會導致美國長期逆差；長期逆差又難以維持美元的幣值穩定。簡單來説，美國無法同時做到既出口美元，又出口商品。
為了滿足國際市場對美元需求，美國必須向海外輸出美元，同時輸入商品。如此，美國對外貿易逆差持續擴大，早期對日本赤字，後期對中國赤字。由於出口持續下降，產業空心化，美國進一步藉助美元強化金融地位。這就導致了美國國內經濟失衡。
中國、日本賺取的大量美元購買美國的金融資產（國債），將美元迴流到美國本土。這就導致中美兩國國際收支長期失衡。
特里芬難題的本質是，美元作為美國的主權貨幣，又是「世界貨幣」。這體現了貿易全球化與貨幣主權化之間的矛盾。特里芬難題如鯁在喉，是中美貿易走向極端的客觀因素，也是全球化秩序崩潰的內在動因。
中美衝突是全球化秩序崩潰的表現之一。全球化秩序崩潰於2008年金融危機。這場金融危機引發了歐美世界的民粹運動，美國精英們如經濟學家克魯格曼、斯蒂格利茨深刻地意識到，全球化秩序是一個「強美元、強金融、高赤字、高泡沫」的失衡秩序。
金融危機前，全球貿易總額達歷史峯值，但貿易差額也達峯值。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統計顯示，1980年全球貿易順差額僅為139.2億美元，世界GDP佔比僅為0.11%；然而，2007年全球貿易順差額為4130億美元，世界GDP佔比高達0.7%，與1980年相比，貿易順差額增加了近31倍。
失衡的全球化經貿秩序帶來了嚴重的經濟後果。美國金融泡沫化，製造業空心化，華爾街紙醉金迷，鐵鏽地帶芳草萋萋，貧富差距持續擴大，負債率持續上升，最終引爆了金融危機。
在美國，1989-2007年，占人口20%的低收入階層的債務佔可支配收入比重增加了160%，占人口75%的中等收入階層增加了93%，占人口5%的高收入階層只增加了18%。
在上一篇文章《窮人通縮，富人通脹》中，我整理一下世界經濟根問題之「底層邏輯」：
經濟全球化與財政主權化、貨幣國家化之矛盾—美元使用費用之矛盾—美元與國債悖論—國庫通銀庫—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擴張—資本市場通脹—貧富差距擴大—有效需求不足—消費市場通縮—經濟衰退、蕭條……形成了「低通脹、低增長、低利率、高泡沫、高債務」之經濟格局。
這一底層邏輯便是全球化秩序的問題所在。美國建制 派不但沒有緩解「特里芬難題」，還利用美元的強勢地位，持續擴張美元，向全球大規模地輸出資本。如此，加劇了貧富差距，富人藉助廉價貨幣追漲金融資產，引發金融泡沫危機，窮人有效需求不足，消費市場通縮，陷入低增長。
所以，中美關係的分水嶺始於2008年金融危機，始於舊秩序的崩塌。但是，中國社會精英並未察覺到這一點。
金融危機後，全球化貿易額持續下滑，但國際收支卻持續惡化。2012年，全球貿易順差額是2007年金融危機前的近2倍，達到歷史最高峯7180億美元，在世界GDP中的比重也進一步提升，高達1%，貿易失衡狀況進一步惡化。
奧巴馬執政八年，無為而治，掩蓋了矛盾，無力修復全球化秩序。很多人感到奇怪，奧巴馬對中國相對温和，為何特朗普如此「癲狂」？
實際上，過去以美元為主導的全球化秩序，主要是建制 派（掌權派、既得利益者）、華爾街、跨國公司構建的，里根、克林頓、奧巴馬、希拉里是這一秩序的受益者。過去的全球化秩序並不是一個惠及所有人的秩序。舊秩序的崩盤，是全球化經濟失衡、社會撕裂的結果，也是底層社會對既得利益者的挑戰。
但是，2016年特朗普逆襲希拉里贏得大選，美國建制 派失去了白宮掌控權。為了兑現對鐵鏽地帶、農業州選民的承諾，特朗普一上台便掀桌子，到處退羣、喊話、威脅，把舊秩序砸得稀巴爛，中美貿易戰爆發。
特朗普政府指責中國操縱匯率，壓低匯率價格，擴大出口，導致美國貿易逆差。經濟學家克魯格曼認為，中國對美國順差的原因不是比較優勢，而是人為干預匯率。
很多人對貿易順差賺取外匯有着天然的迷信，認為鉅額外匯儲備是金融的護城河，不用擔心金融開放的風險。
其實，金融開放的國家，外匯儲備反而不需要這麼多。通常，匯率自由浮動的國家，其外匯持有規模佔GDP的10%左右即可。而中國的外匯佔款規模為21.2萬億人民幣（2020年3月），佔2019年GDP的21.4%。巔峯時期，外匯佔款佔央行資產的83.29%，是人民幣最主要的信用資產。
有人説，央行持有更多的美元，人民幣的信用不是更高嗎？同時，我們還持有一萬多億的美國國債，是美國第二大的債權國。
在匯率自由浮動的國家，房產、股票、貨幣等經過國際市場的反覆博弈，接受了國際定價，反而不需要天量外匯來「守國門」，甚至可使用本國國債及證券來發行貨幣。在匯率自由浮動的國家，藏匯於民，外匯使用效率高。中國的情況相反，金融未開放，官方通過結匯制度積累天量外匯來穩定匯率和人民幣信用。
另外，特朗普政府指責中國的產業政策、金融政策、國有企業及市場準入壁壘，阻礙了要素市場流通，導致了國際收支失衡。
過去，在建制 派時代，美國華爾街、跨國公司默許中國的現狀。1995年，克林頓政府展開了一場對華政策大辯論，是遏制政策還是接觸政策？克林頓政府及建制 派的一貫策略是一步步試探中國，美國商會相信通過大規模的經貿合作，中國也會走向全球化市場經濟。
很多人問，中國有14億消費市場，沃爾瑪等美國跨國公司願意放棄嗎？在華跨國公司與建制 派是一夥的，特朗普並不代表他們的利益。更重要的是，對華「接觸政策」已被否定，打壓中國成為了政治正確，建制 派、美國商會在華問題上陷入了被動。
總之，在舊的全球化秩序中，中美兩國要素市場長期扭曲，資源配置不充分，長期維持互補型貿易，兩國貿易結構及經常賬户長期失衡，貧富差距擴大，金融危機爆發，觸發了美國社會矛盾，建制 派垮台，特朗普政府掀翻了桌子，打到了原本在舊秩序中與建制 派一起吃飯的中國。
全球化舊秩序的崩塌，是全球化的失意者對既得利益者發起的挑戰。
03. 中美融合與個人全球化
美國難道不是在針對中國嗎？
中美關係是特朗普政府摧毀舊秩序、重構全球化秩序的一部分。我一直不認同中美「修昔底德陷阱」一説，但兩國若沒能就新的貿易規則達成共識、深入合作，美國定然會將中國視為戰略對手。
如今，中美關係走到了關鍵的十字路口上。
舊秩序坍塌，中美畸形的貿易結構難以為繼，中美鉅額雙邊貿易額不足以作為中美關係的壓艙石。友誼的小船説翻就翻，更何況兩國尚未建立真正的全面的友誼。
新秩序正在構建，中美之間充滿着各種情緒、噪音與利益，雙方需重新迴歸到壓艙石上，扭轉畸形的貿易結構，建立與新秩序相適應的雙邊貿易規則。
突破點是要素自由化、全球化，即深化改革開放，破除制度障礙，促進兩國信息、人才、科技、金融等要素流通。
要素自由化、全球化，促進中美互補型貿易向重疊型貿易轉型。它是緩解舊秩序中國際收支及經濟結構失衡的關鍵，也是構建新秩序方向。
以美日貿易戰為例。
二戰後，美國與日本是互補型貿易，美國在日本投資設廠，日本出口廉價商品到美國。
1955年日本對美棉紡織品出口達同類進口總額的54.7%，引起了兩國棉紡織品貿易摩擦。此後，日本合成纖維、鋼鐵、彩電、汽車等逐步佔領美國市場，也同樣引發兩國貿易摩擦。
從1960年到1979年，日本對美國出口額從216.4萬美元增長到824572.7萬美元，增長了3809.4倍。其中，增長最快的是手錶、電視機、錄音機、台式計算機、摩托車、科學儀器、金屬製品、合成纖維、鋼鐵等。
但是，經過幾十年貿易摩擦後，美日雙方逐漸形成了新的貿易規則，發展了更為穩定的重疊型貿易。
什麼叫重疊型貿易？
比如日本向美國進口汽車，美國又向日本進口汽車。日本出口發動機給美國，美國出口汽車電池給日本。
如今日本對美國出口量最大的是發動機及小轎車、飛機及直升機零部件、機動車輛用變速箱，以及知識產權、金融等服務貿易。
美國對日本的出口商品，主要是糧食飲料、工業原材料及配件、汽車及飛機交通運輸成品及配件，以及知識產權、資本性服務貿易。從貿易結構的變化可以看出，如今美日兩國以重疊型貿易為主。
重疊型貿易如何形成？如何從互補型貿易到重疊型轉型？
兩個存在代際差的國家，容易發生互補型貿易。但如果兩國要素自由流通，原始要素稟賦的比較優勢逐漸消失，互補型貿易逐漸走向重疊型貿易。
從互補型貿易走向重疊型貿易，主要取決於兩個方面：
一、是否打破互補型貿易的要素壁壘？
1979年開始，日美兩國開始就汽車貿易展開拉鋸戰。1980年5月，日本決定採取開放市場措施（取消零部件的關税、簡化進口檢查手續)。從1982年開始，豐田、日產、本田、馬自達、三菱、富士重工等日本汽車公司相繼在美國進行投資生產。
日本車企進入美國市場後，從1983年6萬輛產量，很快上升到1989年的125萬輛。後來，豐田汽車甚至力壓美國通用成為全球第一大汽車廠商。另外，本田、馬自達、日產、三菱都成為名列前茅的車企，而美國如今只剩下通用和福特，克萊斯勒在金融危機中破產。
如今，日本與美國的汽車及零配件（發動機）相互進口，完全實現了重疊型貿易。
在要素市場的國際化、自由化過程中，日本企業在日美貿易爭端中主動求變，對外投資。如今，日本一半的產值來自國際市場。所以，重疊型貿易一大特點是廣泛的要素貿易，包括對外投資、技術貿易、共同研發等等。
二、是否完成產業技術升級？
2000年之後，日本企業紛紛剝離了終端業務，他們向上遊核心部件和商用領域成功轉型。例如，松下從家電，擴展至汽車電子、住宅能源、商務解決方案等領域；夏普轉向健康醫療、機器人、智能住宅、汽車、食品、水、空氣安全領域和教育產業。
如今，日本在商用領域的大型核電、新能源、氫燃料電池、電力電網、醫療技術、能源存儲技術、生物科技、機器人研發及高精軟等建立全球競爭優勢。
所以，日本與美國的互補型貿易是建立在技術迭代升級之上的——市場開放，競爭加劇，要素流通，資源共享，促進技術創新。
只有建立了技術優勢，才能真正擺脱以廉價優勢為主導的互補型貿易，才能躋身到國際市場中建立重疊型貿易。
為什麼説重疊型貿易符合全球化新秩序的趨勢？
互補型貿易是兩國初期的貿易模式，建立在要素稟賦的比較優勢之上。互補型貿易的比較優勢指向單一的價格，容易受匯率政策、經濟政策及人為干預，從而引發貿易摩擦。
反過來，這種模式下，打貿易戰的成本相對低，而且打擊目標比較精準。在互補型貿易中，「卡脖子」問題確實存在，而且容易遏制弱勢一方的貿易「咽喉」。
重疊型貿易是兩國可持續發展的貿易模式，建立在要素自由化及技術比較優勢之上。這種貿易關注的是需求端，雙方的產品是否受到對方消費者的青睞，基於各自產品的技術、設計以及多方位優勢，而不是單一的價格。
當下，很多人對卡脖子的認識陷入了一種民族主義式誤區。通用芯片、核電電網、發動機、人工智能算法、機器人、操作系統、光刻機、生物醫藥等等，「卡脖子」技術非常多，沒有一個國家能夠掌握所有核心技術。強如美國、日本，也有「卡脖子」的技術在別人手上。
在重疊型貿易中，雙方相互「卡脖子」，美國掌握了操作系統、人工智能算法，日本掌握了飛機發動機、光學精密儀器。美國有機器人、變速箱，日本也有。如此相互卡脖子，自然不會卡對方的脖子。
全球化是個人的全球化，國際市場是一個全球化的自發秩序。
重疊型貿易不僅有商品貿易，還包括大量的技術、勞動力、資本等要素貿易，尤其是國際資本投資，跨國公司設廠，共同研發設計，以及大量產業內的複雜貿易關係。如此，重疊型貿易可以降低互補型貿易商品的單一性和價格競爭的單一性，可以促進全方位合作，多元化互利，深度滲透，高度捆綁。
重疊型貿易才是真正的全球化，它猶如人體神經網絡一樣將不同性格、膚色的人聯繫在一起。各個產業、各個公司、各個消費者因完全不同的偏好相互貿易，不由價格單一指標的決定。國家意志和力量很難滲透到由不同企業、產品及消費偏好編制而成的複雜的貿易網絡之中，政治強人的意志被淹沒在全球化的汪洋大海之中。
在舊的全球化秩序中，中美要素市場沒有完全打通，兩國經貿未惠及到所有人。從「三零」貿易規則和世界貿易組織改革的來看，信息、人才、資本、科技在「零關税、零壁壘、零補貼」中自由流通是大趨勢。
所以，中美要素自由流通，推動兩國互補型貿易向重疊型貿易轉型，緩解舊秩序下中美國際收支及經濟結構失衡，符合新秩序之大勢。重疊型貿易，才是可持續的貿易結構，才是中美兩國的壓艙石。
要素自由化，是全球化發展的必然趨勢。從互補型貿易到重疊型貿易，是中美貿易史上的一道坎，是中國貿易轉型、經濟結構轉型的一道坎。
舊秩序崩塌，鉅額貿易背後隱藏着兩國關係的脆弱性及全球化失衡。新秩序正在構建，雙方需要謹防借民族主義旗號煽動中美關係，以阻礙改革開放，捍衞既得利益之目的。
正如羅曼·羅蘭在大戰爆發前就不斷向人們呼籲：「現在是一個需要保持警惕的時代，而且愈來愈需要警惕。煽起仇恨的人，按照他們卑劣的本性，要比善於和解的人更激烈、更富於侵略性，在他們背後還隱藏着物質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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