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6月1日星期一
1996年3月，英國時任首相馬卓安（John Major）向香港總商會表明：「若然《中英聯合聲明》被牴觸，我們將有責任循法律及其他可供選擇的方法跟進。英國對香港的承擔不會在明年夏季終結」（"If there were any suggestion of a breach of the Joint Declaration we would have a duty to pursue every legal and other avenue available to us. British commitment to Hong Kong will not end next summer."；註）。
要檢視英國對香港的承擔到底有多認真，其行為模式比一時之用字和觀感較為可信。這些年來，保守黨和工黨政府對中國的政策，以經貿關係為本，香港理想地在一個雙贏局面中發揮關鍵作用。英國外交部行事一向謹慎，對北京的一貫態度是功利和現實的。整體來說，「香港問題」還是最好不要造成絆腳石。所以英國每半年發表一份關於香港情况的報告，內容大致正面肯定「一國兩制」的實施，扼要地點出一些問題，例如民主發展和管治危機，提出一些關注，就算是履行責任。
同樣，中國的外交回應也是行禮如儀，左一句「不要說三道四」，右一句「反對粗暴干預」便禮成。香港政府本來有自己的對白劇本，對倫敦算很客氣，林鄭月娥上場後亦去倫敦和歐洲幾個大國走了一轉，為「一國兩制」20周年敲鑼打鼓，不過特區政府在過去一年的口脗已完全和中國外交部的接軌。多年來英中的互動規律對改善香港管治的效果不彰，見到的反而是衝擊香港核心價值和自治的動作變本加厲。
中英「黃金時代」難產
卡梅倫和文翠珊任首相期間，興致勃勃的大談倫敦和北京如何將雙邊關係推向「黃金時代」，由高鐵到能源科技、由教育產業到「一帶一路」，無任歡迎。現任首相約翰遜曾任倫敦市長及內閣外交大臣，對中國的態度友善討好，經濟利益至上。即使香港發生了雨傘運動，英國國會外交事務委員會的成員其間被中國駐英大使館通知他們不會獲准來香港考察，北京外交部又話《聯合聲明》已經完成歷史任務而再無意義，倫敦的反應只是點到即止、不痛不癢而已，傳統「咬耳仔外交」（quiet diplomacy）總有方法將大事化小，小事化無。
在美中角力的大環境中，脫歐中的倫敦要牟取自己的利益，在中美之間吃兩家茶禮，左右逢源，例如對華為5G技術的態度，本來就是自然不過，反正這些問題複雜，不會有完整的答案，就一於模稜兩可。在美國和歐盟對中國的取態換上較強硬的戰略時，英國朝野就尋求與中國進行建設性合作和對話。
可惜，因為北京強行把大陸的一套國家安全法套在香港，「一國兩制」有提早落幕之先兆，在香港自治瀕臨崩潰的今天，作為《聯合聲明》的一方，英國又不可能置身事外，佯作路人甲，做個騎牆派，而是必須考慮可以為香港做的是什麼，才讓世界理解所說的「承諾」和「責任」是什麼一回事？
運用聯合國討論香港 考驗中國自律
後脫歐時代的英國，固然再沒有途徑透過參與歐盟的決策去發揮影響力，而特朗普的作風在歐洲也不討好。但英國是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由英國率先在聯合國這個多邊平台提案跟進中方牴觸了《聯合聲明》的指控，是理所當然之舉。中方強烈抗議，甚至用上「戰狼式」反擊，高舉主權不容侵犯，阻礙聯合國介入皆是意料中事。英國可以先集中向聯合國交代自身作為《聯合聲明》締約一方直至1997年6月30日的責任，進而檢視中方在香港行使主權至今有否遵守承諾，英國期待見到的「一國兩制」，和今天的現實情况比較，有哪些地方出了問題等等。如果雙方皆預料會出現嚴重的分歧，英國更應該建議聯合國秘書長派遣特使斡旋英中兩國就香港問題的糾紛。
在新冷戰的時代，運用聯合國這個最大的國際多邊平台討論香港，正正考驗自稱主張多邊主義的中國到底有多自律自覺地配合和接受相關的規範。即使我們不會有任何幻想，其他的大大小小的國際平台和會議在不同範疇已經可以繼續跟進香港問題，為公民社會開拓更大的國際空間。
此外，英國政府開放關乎香港的機密檔案，讓大家研究中英之間以往在香港問題上的角力、進退和密議細節，好讓世人見識了解雙方的談判手段和信守承諾的表現，從中學習，以史為鑑。這是一個相當根本的責任，而且這個決定也不用中國批准。在英國的高等學府可以考慮成立香港研究中心和相關計劃，在享有學術自由的國度，探討香港的轉變和盛衰，更為非官方的香港論述打好理論和實證基礎。
同時，國會和民間組織應該給予在英國為香港進行游說工作的團體和個人更大的空間，在制訂政策和對策過程中發揮重要作用。在海外的香港人和在英國各地的香港社群應該積極成立非官方的文化活動中心和組織，為民間外交提供持久的支援。
國會議員應要求政府問責，那些年受惠於「居英權計劃」的香港家庭，有多少個今天變成了英國眼中破壞《聯合聲明》的同謀幫兇？而對持有「英國國民（海外）」身分的數百萬香港人，英國政府在什麼情况下會給予居英權？如何制衡中國的不滿和指控？
最後，英國外交部應該就香港的自治和人權狀况進行更深入細緻的評估衡量，倫敦不應無條件地接受「東柏林化」後的香港為正常的伙伴，而是應該加入合乎需要比例的條款，並對損害香港自治和人權的人和組織施加相應的制裁。
東柏林化下 國際關注有增無減
自去年6月，香港人為人權和人身安全，力抗《逃犯條例》修訂，國際社會關注香港的自由狀况。時至今日，英國朝野各黨和公民社會有清晰而強烈的聲音要求英國政府一改一貫的作風，不再口頭說關注、講承擔，行動方面卻交白卷。香港，從來都有其國際特徵，也因而吸引國際關注，而在「東柏林化」下，這些關注只會有增無減。
註：John Major, The Autobiography, 2000.
作者是浸會大學政治及國際關係學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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