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作者：Timothy McLaughlin
發表日期：2020年6月18日
***本譯文版權歸作者/刊登機構所有。***
林鄭月娥是一個獨特的失敗者。然而，她只是香港弊病的一個症狀。
陽光明媚、潮濕的周六，本應是香港謹慎放鬆的一天。這座城市已經一星期沒有新的新冠肺炎病例，人們正回到市場、餐館，以及橫穿其幽靜山丘的熱門遠足徑。
但到了當天下午，社交媒體上的帖子和消息應用程序上的警報開始傳播，最初是瘋狂的，不連貫的片段，引起了人們的警覺—不是關於新的冠狀病毒感染，而是關於香港警方的行動。很明顯，警官們正在穿越整個城市，逮捕民主人士。
在當天（4月18日）的一次協調掃蕩中，警察圍捕了15人，被捕者分屬不同世代，抱持的意識形態各式各樣。香港的八旬“民主教父”李柱銘，其家門來了七名警員；傳媒大亨黎智英被人從家中帶走，他的眼鏡從鼻樑上滑落到藍色的手術口罩上；資深律師吳靄儀走進警察局的，懷抱著一本 China's National Security: Endangering Hong Kong's Rule of Law? (中國的國家安全：危及香港的法治？)
警察後來解釋說，這些逮捕源於這些人參加了2019年8月和10月古董的法定批准的遊行，當時正值香港親民抗議活動的高峰期，這一運動是由一項允許把人引渡到中國大陸的法案引發的。在香港進行的數月之久，有時甚至是暴力的示威活動，暴露了一種恐懼和絕望，即一種身份和生活方式被強行剝奪，以及對當地政府及其北京主人無意傾聽或妥協的憤怒 。在此過程中，隨著居民與警察之間的關係破裂，香港民眾對催淚彈爆炸後釋出教人窒息的氣味，以及橡皮子彈造成的嚴重瘀傷逐漸習以為常。
大流行使抗議活動停頓，因為這座城市全力採取各種措施，等待病毒消散。在全球其他地方死亡人數不斷增加的同時，香港憑藉十多年前從SARS疫情中吸取的教訓，得以把疫病控制住，表現令人羨慕。但與其他可以藉著靈巧處理疫情而在政治上加分的領導人不同，香港的成功並沒有給其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帶來什麼幫助。香港居民繼續感到憤怒：親北京的立法者和大陸官員公然無視規範，在世界把注意力集中於公共衛生危機的時候，加快實現中國對香港的宰制。今年五月，當北京宣布將繞過香港的立法機構對香港實施國家安全法時，一連串的活動達到了驚人的高潮。該法律尚未訂明所有細節，但將針對顛覆，分裂國家，恐怖主義和外國對城市的干預行為。此舉結束了23年來對此類法規的抵制，也證明了“一國兩制”框架的空洞性，而香港本來是要按照“一國兩制”的框架實行管治，到2047年為止。
如今，北京的官員談論香港時，用的是通常用於新疆和西藏的詞彙，將其描述為一個不安定的城市，其得到外國支持的叛逆居民尋求獨立，林鄭自己也模仿了這種語言。（林說，她沒有證據證明這些源自外國的隱秘之手，而民意調查顯示，香港只有一小部分喧鬧的人讚成獨立。）
為了取悅北京的老闆，林鄭以強硬的態度試圖排擠香港民眾，卻產生了相反的效果。引渡法案是林鄭月娥親自推動的立法，但結果卻災難性地適得其反，以至於她和她的職員現在似乎完全被掌管香港最關鍵政策制訂的大陸官員架空。她的政府甚至無法回答有關國家安全法的最基本問題，卻在拼命試圖向人們保證不會出事，儘管有許多警告信號顯示情況恰恰相反。最近幾天，林鄭不再說好話了，轉而把那些反對國安法的人稱為“人民的敵人”。
一路走來，她已成為北京的完美工具：為實際負責人提供一個方便的盾牌，並被她的人民所鄙視，大多數人完全放棄了她。
林鄭月娥已經是香港近代史上最不受歡迎，最災難性的領導人，她的決策和施政失敗帶來了全球性的後果。 儘管其領導層所造成的影響尚未完全引起人們關注，但即使是按照不完全清單來評論，那些影響的廣度和發展速度也令人震驚。
過去一年的抗議活動，以及因示威遊行而導致的大約9000人被捕-雖然這些數字能夠說明街頭的動盪-但並沒有開始捕捉全部的後果。甚至在大流行爆發之前，香港就陷入了衰退。曾經在大銀幕電影中被歌頌的香港警察部隊，如今已被廣泛視為一隊肆無忌憚的佔領軍，可以任意行動而不受懲罰。聯合國、人權團體、商業協會和該市的法律團體都在呼籲對警察的行動進行調查，儘管這種調查可能永遠不會實現。在林鄭推崇的全球商業排行榜中，香港的名次下滑了。去年的地方選舉，泛民主派選候選人在被看作是對林鄭處理抗議活動手法的全民公決中取得了歷史性的成就，而台灣選舉的天平也因為香港局勢的惡化而向懷疑北京的現任者傾斜。美國不再認為這座城市具有不被中國染指的高度自治權，英國也正在全面調整其移民政策以容納香港人。甚至連勒布朗·詹姆斯（LeBron James）和NBA，視頻遊戲開發商以及電子競技明星都未能逃脫林鄭的過錯帶來的一系列後果。
長期以來，專家們猜測，如果解放軍走出軍營，香港就會遭遇滅頂之災，但現在看來已經沒有必要了。或許，歷史會給林鄭月娥的評價是不需要任何坦克就把自己的城市殺死的領導人。
由於不是直接選舉產生的，今年63歲的林鄭並沒有得到人們的授權，她只是作為北京的中介。在長達數十年的政務官生涯中，林鄭月娥擅長討好位居其上的人，從英國統治期間辛勤工作的殖民地臣民迅速轉變為對中國說一不二的愚忠追隨者。(林鄭月娥的辦公室拒絕對本文發表評論）。
這種轉變是如此的無所不包，以至於一個與林鄭友好了近二十年並與她緊密合作的人說，他們很難描述林鄭月娥今天的思想，心態和行為-她已經變得面目全非。 這位不願透露姓名的人士說，英國人在1997年離開之後，她象徵性地脫掉“戴卓爾夫人式的西裝”，改穿中國傳統的旗袍，到現在她把自己的風格定位於“非常大陸化的中國官僚”。
“林鄭月娥接受了這種非常沒有價值的思維方式，”他們告訴我，林鄭月娥似乎可以毫無疑問地為當權者服務，“這其實是一種殖民地的遺產”。
毫無疑問，林鄭月娥本身的個性和性格是導致香港普遍不滿的重要因素。從林鄭月娥的大學生時代至今，認識她並與之共事過的二十多人在採訪過程中，傳遞了一個高智商，極度勤奮的人的形象。
但是，這些人（其中一些人要求匿名以暢所欲言）也形容林鄭要求過高，非常剛愎自用，有時甚至是輕視。她傾向於相信自己比其他任何人都懂得多，如果對別人的想法不滿意，就會突然切斷聯繫。一位曾與她共事的官員說，員工更害怕而不是喜歡她，現在她不願意授權，也基本上無法激勵身邊的人。與她共事過的另外兩名官員說，林是一個無情的微觀管理者，她對事件的微小細節瞭如指掌，並介入了看似瑣碎的問題中，而這些問題本來可以由下屬處理。例如，去年，她調動了大量資源研究該市的公共廁所，並於4月下旬召開會議，眾多官員擠在她的辦公室裡討論這個問題。然後，林鄭似乎意識到這事的荒唐。她說：“也許我們不應該讓人們知道我們中有多少人坐在這裡討論公共廁所。”
據一位與她打交道的商務官員說， 她曾經被視為好說話、平易近人的人，儘管不太和藹可親，但自從當選為行政長官後，她變得更加拘謹，固執，僵硬，多次將中國稱為祖國。“在她的團隊中，人們要愉快地工作並不容易，”曾與四位行政長官都共事過的前立法會主席，香港最大親北京政黨的創始成員曾鈺成告訴我。從事房地產開發兼擔任林鄭顧問的盛智文(Allan Zeman)形容她既“果斷”又“封閉”。他還說：“如果她相信某件事，就很難改變她的想法。”
然而，如果說林鄭月娥獨特地不適合處理籠罩香港的那種動盪，那麼這些城市不尋常的治理制度也確實要為產生她這樣的領導人負責。 根據香港城市大學學者所著的The Civil Service in Hong Kong: Continuity and Change (香港的公務員制度：延續與演變) 一書，香港雖然是英國殖民地，但“與其說是被統治，還不如說是被管理”，由政府官員擔任”永恆的執政黨”。作者寫道，在這種制度下，“政治人物基本上不存在，政治家或政治人物的職能未能得到發展”。1997年香港被移交給中國後，北京渴望維持這種行政主導的治理方式（並避免激怒持懷疑態度的公眾），於是保留了這種結構的大部分內容。
當時，北京曾期望香港人會擁護中國愛國主義，為與大陸全面融合鋪平道路。然而，越來越多的人迴避中國人的身份，鮮明的香港身份反而紮了根。 倡導維護香港文化遺址和廣東話的團體從邊緣走向政治主流，儘管其中一些評論變成了針對大陸人的排外主義。去年，當香港街頭出現了重新排列的類似“卍”字的中國國旗時，年輕一代尤其鄙視中國共產黨（CCP）的事實就再明白不過了。 北京及其支持者同時將香港人描繪成愛發牢騷，被寵壞的孩子。在大陸看來，香港未能跟上中國的增長，其作為國際門戶的作用日漸減少。
香港的小憲法-《基本法》對行政長官一職作了規定，大致仿照殖民時期的總督制，並根據中國主權的實際情況做了一些更新。曾經，該城市的領導人由倫敦挑選，只對英國負責，現在改由中共挑選，並披上一層薄薄的對香港人負民主責任的外衣。該市的的行政長官沒有一個是政治家，沒有一個有政黨經驗，沒有一個贏得直選。香港“在1997年之前從來就沒有培養過政治家，我不認為我們現在實際上有在培養政治家，“曾擔任親北京議員，現在是林鄭內閣成員的商人陳智思告訴我。
在林鄭之前，有三人出任過行政長官一職， 第一位是航運大亨，他主持了一次為國家安全法立法的失敗嘗試，引發了大規模抗議，因而被迫辭職。 然後是一位打著領結的公務員，他在維基解密公佈的外交電報中就工作的困難私下抱怨，說自己“永遠無法讓這裡或北京的每個人都滿意”。他被指控在擔任特首期間貪污，最終入獄。林鄭月娥和在她上任之前出任該職的那人關係錯綜複雜，他在任期間多次面對動盪，，最著名的是2014年的“雨傘運動”，一場年輕人的民主運動。
作為這種制度的產物，林鄭月娥不具備從政的經歷，也沒有這方面的天賦。開發商盛智文說：“林鄭月娥是個官僚。官僚的思想狹隘而不是深入，這一直是這裡的問題之一。” 這種缺乏政治敏銳度和領導才能的問題在過去一年裡暴露無遺，她連續幾天從公眾視野中消失，吃力地向外國政府和企業解釋引渡法案，從一個設計拙劣的策略跳到下一個設計拙劣的策略，然後當警察試圖用拘捕的方式把核心和政治有關和問題消弭掉的時候，她堅定不移的躲在警察背後。當冠狀病毒爆發波及該市的時候，她在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上和人握手言歡，在香港則陰謀地指責外國代表干預香港，挑起反政府的仇恨。
這種緊張關係有助於解釋林鄭月娥的失敗，但也指出了一個簡單的事實：沒有救世主，也沒有替代者可以挽回已經發生的事情。林鄭月娥的缺陷是一個不完整制度的產物。在這個制度下，一個被承諾實行自治的城市被一個壓迫性的國家所控制；在這個制度下，議員和活動人士都要向一個官僚聽命；在這個制度下，這個官僚不是對人民負責，而是對一個遙遠的首都負責。
親建制的自由黨名譽主席田北俊認為，對於中國政府而言，最緊迫的問題很簡單。 他告訴我：“在關鍵時刻，在北京和香港之間，您站在哪一邊？””對於這個問題，林鄭月娥會如何回答是明白不過的。
毛澤東去世三年後，香港大學學生會組織了一次中國大陸之行。當時的氣氛很緊張，準備出行的工作也很困難：如何在學生的期望—看到毛澤東逝世後隱居中國的生活是什麼樣子—和對訪客意圖持懷疑態度的北京所施加的限制之間取得平衡。“你問這個，他們說不行；你問那個，他們說不行。”當時的港大學生領袖李永達回憶說。“我記得壓力好大。”
李永達最終選擇了鄭月娥來兼顧各種利益和需求。鄭月娥是一名修讀社會學的勤奮學生，因其推動社會福利事業的工作而在校園內備受推崇。鄭月娥的角色是繁重的，她要與中國新華通訊社—北京事實上的駐港外交使團—的代表聯絡。最終，這次訪問取得了成功，李永達回憶說，學生會當時的實際負責人只是一個“名義上的主席”，握握手、在各個午餐會出現一下而已，所有吃力的工作都已經由鄭月娥完成了。
鄭月娥在次年畢業，不久就加入了香港公務員的行列。 在40年的職業生涯中，她擔任過大約20種不同的角色，並被派往英國的劍橋大學學習，以及在美國以富布賴特計劃的形式工作，所有這些都在2017年達到高潮，她獲得了終極晉升。她將會成為香港第四任行政長官，也是第一位獲得該職位的女性。到那時候，鄭月娥已經嫁給了一位說話溫柔的數學家，生了兩個兒子，並有了一個新的稱呼：林鄭月娥。
在林鄭月娥被提拔之前的幾年裡，從SARS的爆發到全球金融危機的餘波，再到雨傘運動的興起，動盪一再席捲香港。香港的超級資本主義經濟體係為一些人創造了驚人的財富，但房地產價格飛漲，工資基本停滯不前。 富人居住在世界上一些最昂貴的居所，而附近的其他人則住在像棺材一樣大小的公寓裡苦苦掙扎。中國相對於香港日益增長的力量令居民深感不安。 同時，他們對長期以來擁有的自由將會遭受壓制的憂慮也在增加。 林鄭月娥在接受任命的致辭中承認，香港出現“嚴重分裂”。 她說，這座城市“積累了很多挫敗感”。 她的首要任務是“彌合分歧，緩解挫敗感，並團結我們的社會向前邁進”。
這是一個有雄心的目標：林鄭月娥的所有前任都努力地履行行政長官的職務。這個職位需要監督世界上最重要的貿易經濟體之一，同時還要平衡北京官員的命令和香港740萬居民的願望，而這兩群人的觀點已經出現了日益擴大的分歧。曾鈺成告訴我：“當雙方的利益和願望不同時，行政長官很難取得正確的平衡。”
最初，林鄭月娥受到好評。她的技術能力無疑使人印象深刻，許多人都已經準備好放下其粗暴的前任，繼續前進。林鄭月娥在國外的時間和對香港經濟細枝末節的精通，給國際商業界—一個重要的權力中心—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2014年抗議活動之後，行動主義消退，她將競選重點放在政策而非政治上。上任後不久，民望就達到了近64％。
然而，政治從未遠離。林鄭月娥上任後，親民主的議員被禠奪了民選議席，一個不知名的主張獨立的本土主義團體被視為非法，--這是自1997年以來的第一次，還有一名外國記者被驅逐出這個城市。2019年初，應北京的要求，立法者試圖推動一項促進中國國歌播放的法律。然後，去年春天，林鄭月娥動議一項允許引渡到大陸的法案--引發了對香港自治權受到侵蝕的擔憂。這個決定—林鄭月娥堅稱是她自己一個人做的—是一系列巨大政治誤判中的第一個。
最初，林鄭月娥受到好評。她的技術能力無疑使人印象深刻，許多人都已經準備好放下其粗暴的前任，繼續前進。林鄭月娥在國外的時間和對香港經濟細枝末節的精通，給國際商業界—一個重要的權力中心—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2014年抗議活動之後，行動主義消退，她將競選重點放在政策而非政治上。上任後不久，民望就達到了近64％。
然而，政治從未遠離。林鄭月娥上任後，親民主的議員被禠奪了民選議席，一個不知名的主張獨立的本土主義團體被視為非法，--這是自1997年以來的第一次，還有一名外國記者被驅逐出這個城市。2019年初，應北京的要求，立法者試圖推動一項促進中國國歌播放的法律。然後，去年春天，林鄭月娥動議一項允許引渡到大陸的法案--引發了對香港自治權受到侵蝕的擔憂。這個決定—林鄭月娥堅稱是她自己一個人做的—是一系列巨大政治誤判中的第一個。
該法案最初在春季和初夏引發了和平的大規模抗議活動，超過100萬人上街遊行。但林鄭月娥堅持自己的立場，輕描淡寫地對關注的聲音放置之不理。警察對抗議者的暴力事件不斷惡化，人們越來越相信北京在該市政治中發揮著更大的作用，這使得反對立法的輿論更加堅決。當林鄭月娥最終在9月初擱置該草案時，支持者基本上已經放棄了她，示威者將他們的不滿歸結為五個核心訴求，包括對警察暴力的調查，以及—對北京來說更麻煩的—要求落實普選的呼聲重現。
在我的訪談中，一個反復出現的主題是林鄭月娥的固執和進取心，這些特點幫助她登上了行政長官的位置，然後又確保她上任後必然失敗。作為香港天主教精英女校的學生，她對工作的胃口似乎是無窮無盡的，並且在職業生涯中一直保持這種胃口，經常在辛苦工作到凌晨後只睡幾個小時。這種工作態度幫助她從一個小康的成長環境中嶄露頭角。在這個城市裡，上等權力階層的任命往往預留給富豪家族的成員。她“工作勤勤懇懇”，認識林鄭月娥多年，長期居住在香港的醫生朱迪斯·麥凱（Judith Mackay）說。（兩位不願透露姓名的人告訴我，林鄭是一位虔誠的天主教徒，她可以有一種不怎麼會使人發笑、甚至是尖刻而使人不好受的幽默感，她在上任初期就表現出了這種幽默感）。
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林鄭月娥在香港庫務部找到了位置之後，這種鉅細無遺、鍥而不捨的無情態度就在廣大公眾面前展現出來。“我不太擅長數學，但我並不懼怕數字。” 她在接受《南華早報》採訪時說，自己”長期以來，處理數字的技巧讓官員和記者目瞪口呆。林鄭月娥在那裡工作的近7年時間裡，是一個團隊的成員，幫助規劃了移交後的經濟發展路線，並制定了應對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的經濟救援方案。兩年多後接受采訪時，她提到了該方案公佈的確切日期。
當林鄭轉任至社會福利部門時，她那個不帶情緒的簿記員之名更為人所知。她公開談論自己如何感覺該部門過於情緒化，並抱怨社會工作者和非政府組織無法接受直截了當的批評，將他們描述為需要 "被呵護和照顧"的人。"她後來在離開該部門的時候說，"單靠情緒來解決問題是不可能的"。
不過，大約在這個時候，你還是可以找到一些林鄭表現出一定的政治訣竅的例子。當SARS在香港蔓延，林鄭月娥痛排斥資源分配在嘆慢板，並與其他三人聯手𥳍辦募捐活動。最終，護幼教育基金 (We Care Education Fund) 為父母因疾病死亡的兒童募集了數百萬元的捐款，並繼續支付那些兒童的生活開支。林鄭到醫院探望了孤兒，後來憶述，自己在他們說起最後一次與父母見面時的細節時感到悲傷，這使她的形象變得柔和。
然後，在2007年7月，林鄭前往皇后碼頭，一個歷史悠久的海港遺址，抗議者佔領那裡，希望阻止拆除該建築物。當時身為發展局局長的林鄭月娥身著淡粉色的Polo衫，坐了幾個小時，向示威者傳達政府的信息。“她通過到現場與普通市民和示威者交談，成功地形成了非常強烈的對比。這對香港的公共生活而言，是一件新鮮事。” 當時29歲—現在是一名民主派議員的朱凱迪說：拆除碼頭的決定已經事在必行，所以辯論的內容並不那麼有趣。相反，使林鄭月娥出現值得關注的是她的姿態。朱凱迪補充說：“這是她唯一一次如此接近民眾。” 另一位活動人士羅雅寧向我講述了一個類似的故事，她經常在午夜過後與林鄭交換電子郵件，但最終發現她對批評嗤之以鼻，“相當防衛”。那些互動說明了林鄭的性格特質—無止境的勤奮、傲慢、務實堅定而不帶感情。
隨著2017年行政長官選舉的臨近，當時身為該市第二高官的林鄭對知己說，她對最高職位沒有興趣。她曾領導香港選舉程序的改革，制定了一個藍圖，允許直接投票選舉行政長官，但只有能通過預先篩選的親北京候選人才能參選，結果勞而無功。據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知情人士透露，林鄭月娥在私下的對話說，她不想繼續從政，，而是打算退休並在香港和英國之間消磨時間，也許可能會參與社會福利項目。但當北京拋棄了她的前任—當時，中國領導人習近平已經執政多年，大陸對香港採取了更強硬的態度—她突然改變了想法。
當時，她的公眾形象已經定型：勤奮，固執和咄咄逼人。（在一次與雨傘運動的學生民運領袖的電視辯論中，她責備他們。“我希望您有勇氣和智慧思考擺脫當前狀況的方法。”）但在競選過程中，她也證明了自己很容易出包。在一個拍照場合，林鄭將錢捐給了一名老年女乞丐，那人後來透露，自己是被人在違背本人意願的情況下從大陸帶來的：她在試圖使用地鐵通行證時手忙腳亂；又說，自己搬出政府住房時，很難找到購買衛生紙的地方。
儘管如此，北京還是一早就對她青眼有加，而且會一直如此，這一點她很清楚。一位熟悉的會議情況的人士告訴我，她在選舉前與一個團體會面討論醫療政策時直言不諱，告訴那些聚集在一起與她交談的人，雖然她有興趣聽他們說些什麼，但他們應該記住，她不需要他們的選票。香港的行政長官是由一個堆滿了北京忠實擁護者的小組選舉出來的。最終，林鄭拿下了1,186張選票中的777張。粵語中的“七”聽起來俚語中的“老二”，而林鄭的得票數很快就導致淫穢雙關語的出現-這是她任期一個不吉利的開始。
在另外一個宇宙，人們對林鄭的印象可能會是一位稱職的領導者，儘管說不上鼓舞人心，她對北京的敬意標誌著其前任立場的延續。在她上任初期，社會運動消退了，雨傘運動規模的抗議似乎不太可能再次發生。但是，她的決定性特徵之一—頑固—再次得到體現：林鄭堅持要制定引渡法案，這保證了她留給後人的，是一個由那決定所引發的危機造成的爛攤子。
從那以後，林鄭月娥似乎每時每刻都嚴重誤讀了公眾的情緒，因而無視或錯過了使局勢緩和的機會。整個春季，隨著反對聲音增加，她感到沮喪，並決心“無論如何都要把這件事辦完”，一位與林鄭會面討論該立法的商務官員說。政府暗中進行了努力，以令人信服地向商業領袖和外交官解釋該提議。5月中旬，眾多商會的成員聚集在政府總部一間寬敞的會議室裡。在那個會議室，林鄭在陪同她出席的高級官員面前陳述理據，講了大約一個小時。她動情地講述了一位年輕女性在台灣被謀殺的事件，她說由於缺乏這樣的立法，兇手沒有受到懲罰，但她也把矛頭對準了該法案表示反對的外國商業團體，認為他們越過了界綫。據此商務官員說，她在會議期間變得“非常生硬和憤怒“。
當林鄭受到美國商會前主席蘭格（Jack Lange）律師質疑，香港是否真的有可能像與其他國家一樣與北京談判引渡問題的時候，就出現了一個反映政府盲目，或者說是故意無知的時刻。律政司司長鄭若驊迅速代林鄭月娥辯解，她回應說，絕對有可能，儘管香港從屬—也有賴於北京。這個回應令人難以置信。“我們都坐在這裡納悶，你在說什麼？” 參加會議的一位官員告訴我。 這位官員繼續說，鄭若驊的回應“違背了現實”。 蘭格拒絕對這次會議發表評論。
去年6月9日，100萬人走上街頭之後，許多人要求她辭職，林奇異地感謝示威者，但表示政府會繼續立法。遊行三天後，示威者衝進立法會附近的一條道路，阻止引渡法案的宣讀。警員發射了約150枚催淚彈，使許多人震驚，並把怒火引到警察身上。當月晚些時候，林鄭召集了一批年輕的職員到禮賓府，這是一棟建於1855年的白色豪宅，是監督這座城市的官員的住所。據兩位了知道這個會面的人說，她一反常態的坦誠，說抗議活動的規模使她意外，甚至感到難過。
曾鈺成告訴我：“Carrie本人私下向我承認，她無法應對政治危機。她說政府裡沒有政客。” 7月有一則報導說林鄭曾試圖辭職，但被北京阻撓，她否認了。但在8月向路透社洩露的錄音中，林鄭在聚會中對一群商界領袖說，她確實想辭職。由北京設立的半官方諮詢機構-全國港澳研究會的副主席劉兆佳告訴我，他相信林鄭會做滿任期。“任何讓步......都是軟弱的表現，”他說。
隨後，一連串的錯誤，誤判和公共關係災難接踵而至。林鄭月娥一連幾天從公眾視野中消失，只是在人民解放軍青年夏令營中重新出現。當對警察的憤怒越來越大時，她去拜訪警員和警隊高層，向他們提供支持。在街頭，林鄭月娥成為人們蔑視的對象，被嘲笑為出賣香港的北京傀儡。市區貼滿的海報顯示，林鄭月娥哭著接受電視採訪，同時畫框外的手拿著一把手槍。示威者手持林鄭臉部與鐮刀和錘子重疊的標誌。
在最終撤回該法案後，林在9月下旬嘗試進行公眾宣傳。 一位知情人士告訴我，在為市政廳式活動做準備時，官員們擔心與會者會咒罵林鄭，甚至向她扔水瓶或鞋子。 活動如期進行，林鄭月娥忍受著批評，而抗議者則聚集在場外。她在會場內呆了好幾個小時，最後在警察的嚴密防衛下離開。
同月，林鄭月娥在一次閉門聽證會上問，市民是否認為針對戴口罩的禁令會損害香港的法治。一位直接了解會議情況的人士告訴我，幾乎所有的人都舉手說會。在聽證會結束後不久，林鄭月娥仍然採取了激進做法，援引殖民時代的緊急法實施禁令，她認為這有助遏制暴力抗議。林鄭月娥派她的二號人物張建宗向外交官解釋這一決定。在被追問為何繞過正常的立法程序時，張建宗解釋說，立法會大樓被示威者破壞，而建築物所有者無法獲得保險的原故，不可能在其他地方舉行會議。
雖然她最終確實確實殺死了引渡法案，但林鄭月娥始終沒有完全撤消對該法案的支持，聲稱該法案是填補“法律漏洞”所必需的，只是因為不良的溝通策略才不能成事。在北京宣布將在香港實施國家安全法後，林鄭月娥最近幾週又回到了這些論點—信息傳遞不暢，誤解和法律漏洞。林鄭月娥的大部分指責也是針對她口中被誤導的年輕人；因此，她在本月簽署了國歌法案，使之成為法律，她的政府也表示學校課程需要對北京更加友好。兩者都是為了灌輸政府認為適當的愛國主義，並強迫人們愛上被視為壓迫者的祖國。
與我交談的許多親北京人士和分析人士表示，大陸官員渴望制定香港自己的國家安全法，而林鄭的引渡法案最初看起來會破壞這種努力。但現在，由於抗議活動提供了方便的—儘管不大有說服力的藉口，林鄭最終還是無意間做到了要做的事。她說過，這些法律只會影響犯下最嚴重罪行的“一小部分”人。但是，親北京的議員兼林鄭內閣成員葉劉淑儀對我說，
只要把法律寫在書上，就能對抗議者產生“威懾作用”，記者和活動人士對自由受限制的擔心並非“完全錯誤”。
2017年，林鄭月娥被問及在任內的試金石是什麼時，她回答說：“我希望香港人幸福，擁有希望。”林鄭月娥一向表現出眾，迷戀名次和排名，但她卻達不到自己的基準。
當林鄭轉任至社會福利部門時，她那個不帶情緒的簿記員之名更為人所知。她公開談論自己如何感覺該部門過於情緒化，並抱怨社會工作者和非政府組織無法接受直截了當的批評，將他們描述為需要 "被呵護和照顧"的人。"她後來在離開該部門的時候說，"單靠情緒來解決問題是不可能的"。
不過，大約在這個時候，你還是可以找到一些林鄭表現出一定的政治訣竅的例子。當SARS在香港蔓延，林鄭月娥痛排斥資源分配在嘆慢板，並與其他三人聯手𥳍辦募捐活動。最終，護幼教育基金 (We Care Education Fund) 為父母因疾病死亡的兒童募集了數百萬元的捐款，並繼續支付那些兒童的生活開支。林鄭到醫院探望了孤兒，後來憶述，自己在他們說起最後一次與父母見面時的細節時感到悲傷，這使她的形象變得柔和。
然後，在2007年7月，林鄭前往皇后碼頭，一個歷史悠久的海港遺址，抗議者佔領那裡，希望阻止拆除該建築物。當時身為發展局局長的林鄭月娥身著淡粉色的Polo衫，坐了幾個小時，向示威者傳達政府的信息。“她通過到現場與普通市民和示威者交談，成功地形成了非常強烈的對比。這對香港的公共生活而言，是一件新鮮事。” 當時29歲—現在是一名民主派議員的朱凱迪說：拆除碼頭的決定已經事在必行，所以辯論的內容並不那麼有趣。相反，使林鄭月娥出現值得關注的是她的姿態。朱凱迪補充說：“這是她唯一一次如此接近民眾。” 另一位活動人士羅雅寧向我講述了一個類似的故事，她經常在午夜過後與林鄭交換電子郵件，但最終發現她對批評嗤之以鼻，“相當防衛”。那些互動說明了林鄭的性格特質—無止境的勤奮、傲慢、務實堅定而不帶感情。
隨著2017年行政長官選舉的臨近，當時身為該市第二高官的林鄭對知己說，她對最高職位沒有興趣。她曾領導香港選舉程序的改革，制定了一個藍圖，允許直接投票選舉行政長官，但只有能通過預先篩選的親北京候選人才能參選，結果勞而無功。據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知情人士透露，林鄭月娥在私下的對話說，她不想繼續從政，，而是打算退休並在香港和英國之間消磨時間，也許可能會參與社會福利項目。但當北京拋棄了她的前任—當時，中國領導人習近平已經執政多年，大陸對香港採取了更強硬的態度—她突然改變了想法。
當時，她的公眾形象已經定型：勤奮，固執和咄咄逼人。（在一次與雨傘運動的學生民運領袖的電視辯論中，她責備他們。“我希望您有勇氣和智慧思考擺脫當前狀況的方法。”）但在競選過程中，她也證明了自己很容易出包。在一個拍照場合，林鄭將錢捐給了一名老年女乞丐，那人後來透露，自己是被人在違背本人意願的情況下從大陸帶來的：她在試圖使用地鐵通行證時手忙腳亂；又說，自己搬出政府住房時，很難找到購買衛生紙的地方。
儘管如此，北京還是一早就對她青眼有加，而且會一直如此，這一點她很清楚。一位熟悉的會議情況的人士告訴我，她在選舉前與一個團體會面討論醫療政策時直言不諱，告訴那些聚集在一起與她交談的人，雖然她有興趣聽他們說些什麼，但他們應該記住，她不需要他們的選票。香港的行政長官是由一個堆滿了北京忠實擁護者的小組選舉出來的。最終，林鄭拿下了1,186張選票中的777張。粵語中的“七”聽起來俚語中的“老二”，而林鄭的得票數很快就導致淫穢雙關語的出現-這是她任期一個不吉利的開始。
在另外一個宇宙，人們對林鄭的印象可能會是一位稱職的領導者，儘管說不上鼓舞人心，她對北京的敬意標誌著其前任立場的延續。在她上任初期，社會運動消退了，雨傘運動規模的抗議似乎不太可能再次發生。但是，她的決定性特徵之一—頑固—再次得到體現：林鄭堅持要制定引渡法案，這保證了她留給後人的，是一個由那決定所引發的危機造成的爛攤子。
從那以後，林鄭月娥似乎每時每刻都嚴重誤讀了公眾的情緒，因而無視或錯過了使局勢緩和的機會。整個春季，隨著反對聲音增加，她感到沮喪，並決心“無論如何都要把這件事辦完”，一位與林鄭會面討論該立法的商務官員說。政府暗中進行了努力，以令人信服地向商業領袖和外交官解釋該提議。5月中旬，眾多商會的成員聚集在政府總部一間寬敞的會議室裡。在那個會議室，林鄭在陪同她出席的高級官員面前陳述理據，講了大約一個小時。她動情地講述了一位年輕女性在台灣被謀殺的事件，她說由於缺乏這樣的立法，兇手沒有受到懲罰，但她也把矛頭對準了該法案表示反對的外國商業團體，認為他們越過了界綫。據此商務官員說，她在會議期間變得“非常生硬和憤怒“。
當林鄭受到美國商會前主席蘭格（Jack Lange）律師質疑，香港是否真的有可能像與其他國家一樣與北京談判引渡問題的時候，就出現了一個反映政府盲目，或者說是故意無知的時刻。律政司司長鄭若驊迅速代林鄭月娥辯解，她回應說，絕對有可能，儘管香港從屬—也有賴於北京。這個回應令人難以置信。“我們都坐在這裡納悶，你在說什麼？” 參加會議的一位官員告訴我。 這位官員繼續說，鄭若驊的回應“違背了現實”。 蘭格拒絕對這次會議發表評論。
去年6月9日，100萬人走上街頭之後，許多人要求她辭職，林奇異地感謝示威者，但表示政府會繼續立法。遊行三天後，示威者衝進立法會附近的一條道路，阻止引渡法案的宣讀。警員發射了約150枚催淚彈，使許多人震驚，並把怒火引到警察身上。當月晚些時候，林鄭召集了一批年輕的職員到禮賓府，這是一棟建於1855年的白色豪宅，是監督這座城市的官員的住所。據兩位了知道這個會面的人說，她一反常態的坦誠，說抗議活動的規模使她意外，甚至感到難過。
曾鈺成告訴我：“Carrie本人私下向我承認，她無法應對政治危機。她說政府裡沒有政客。” 7月有一則報導說林鄭曾試圖辭職，但被北京阻撓，她否認了。但在8月向路透社洩露的錄音中，林鄭在聚會中對一群商界領袖說，她確實想辭職。由北京設立的半官方諮詢機構-全國港澳研究會的副主席劉兆佳告訴我，他相信林鄭會做滿任期。“任何讓步......都是軟弱的表現，”他說。
隨後，一連串的錯誤，誤判和公共關係災難接踵而至。林鄭月娥一連幾天從公眾視野中消失，只是在人民解放軍青年夏令營中重新出現。當對警察的憤怒越來越大時，她去拜訪警員和警隊高層，向他們提供支持。在街頭，林鄭月娥成為人們蔑視的對象，被嘲笑為出賣香港的北京傀儡。市區貼滿的海報顯示，林鄭月娥哭著接受電視採訪，同時畫框外的手拿著一把手槍。示威者手持林鄭臉部與鐮刀和錘子重疊的標誌。
同月，林鄭月娥在一次閉門聽證會上問，市民是否認為針對戴口罩的禁令會損害香港的法治。一位直接了解會議情況的人士告訴我，幾乎所有的人都舉手說會。在聽證會結束後不久，林鄭月娥仍然採取了激進做法，援引殖民時代的緊急法實施禁令，她認為這有助遏制暴力抗議。林鄭月娥派她的二號人物張建宗向外交官解釋這一決定。在被追問為何繞過正常的立法程序時，張建宗解釋說，立法會大樓被示威者破壞，而建築物所有者無法獲得保險的原故，不可能在其他地方舉行會議。
雖然她最終確實確實殺死了引渡法案，但林鄭月娥始終沒有完全撤消對該法案的支持，聲稱該法案是填補“法律漏洞”所必需的，只是因為不良的溝通策略才不能成事。在北京宣布將在香港實施國家安全法後，林鄭月娥最近幾週又回到了這些論點—信息傳遞不暢，誤解和法律漏洞。林鄭月娥的大部分指責也是針對她口中被誤導的年輕人；因此，她在本月簽署了國歌法案，使之成為法律，她的政府也表示學校課程需要對北京更加友好。兩者都是為了灌輸政府認為適當的愛國主義，並強迫人們愛上被視為壓迫者的祖國。
與我交談的許多親北京人士和分析人士表示，大陸官員渴望制定香港自己的國家安全法，而林鄭的引渡法案最初看起來會破壞這種努力。但現在，由於抗議活動提供了方便的—儘管不大有說服力的藉口，林鄭最終還是無意間做到了要做的事。她說過，這些法律只會影響犯下最嚴重罪行的“一小部分”人。但是，親北京的議員兼林鄭內閣成員葉劉淑儀對我說，
只要把法律寫在書上，就能對抗議者產生“威懾作用”，記者和活動人士對自由受限制的擔心並非“完全錯誤”。
附加報道 Rachel Cheung；資料搜集 Noah Kim.
原文網址： https://www.theatlantic.com/international/archive/2020/06/carrie-lam-hong-kong-china-protest/6129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