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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学生举报教师事件在中国大陆已经发生多起，数十位教授因在课堂上的“不当言论”被学生举报，轻则道歉，重则开除。今年三月，此风终于刮到台湾。台湾中原大学副教授招名威在课堂上提及新冠病毒肺炎源自中国武汉，被一名大陆学生向校方举报，遭到校方压力，被迫两度道歉。类似事件在美国也时有发生。例如，2017年6月，加州大学圣地牙哥分校邀请达赖喇嘛在毕业典礼上演讲，中国留学生要求校方取消。2019年11月，哥伦比亚大学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CSSA）抗议该校准备举办的一个有关中国人权状况和海外渗透的研讨会，迫使校方以安全原因为由临时取消。
把学生监督老师制度化
这类事件常常引起争论，通常认为，学生举报教授、大学因政治压力取消学术讨论会这样的行为是对言论自由和学术自由的粗暴干涉。然而，事情并非如表面所见的这样简单。事实上，这些现象背后隐藏着某种深层动机。人们首先应当了解的是：这样的行为无论在大陆还是海外，都是受到中国政府鼓励的。在中国境内，官方公开在学校里实行“学生资讯员”制度。这是一个“为学校提供教学资讯、督察班级学风”的组织，其主要职责是“从事教学第一资讯与回馈”，也就是把学生互相监督和监督教师的行为制度化。
中国政府为什么要鼓励这样的行为？这就要从“制脑权”说起。
《超限战：对全球化时代战争与战法的想定》这本书出版至今已经二十年了。受此书中的基本观念启发，中共中青年一代的军事理论家们对“超限战”的“战法”进行深入研究。这些新一代军事理论家多为“70后”以及更年轻的一代，受过良好教育，很多拥有博士学位，并与其他国家的军队有过交流和互访，视野比他们的前辈更为开阔，更热衷于“理论创新”。
谈起战争，就避不开“制权”，即对战争某一领域的控制权。“传统战争”的作战是在物理空间中进行，以海陆空战为主，“制权”也就是“制海权”、“制陆权”和“制空权”，即在实战中海、陆、空军占有压倒性的优势。1949年10月1日中共宣布建政一个多月后，即于11月11日正式成立空军，不久参加韩战。由于没有“制空权”，中共军队在韩战中吃了大亏，毛泽东长子就死于美国军机投掷的燃烧弹。技术上的落后使得中共至今无能力在“制空权”和“制海权”上与其劲敌美军一决高下。
在国家认知空间的控制权
然而，既然“超限战”颠覆了“老战争”及其制权概念，中共在资讯化和全球化时代的“新战争”中就会设法回避倾其国力在“制空权”和“制海权”上与美国竞争，以避免如苏联那样被“军备竞赛”拖垮的命运，而去努力抢占“未来战争”的制权。那么，在资讯化时代，“超限战”要占据什么样的“制权”？
在《制生权战争——新时代的军事战略重构》作者提出“制生权”，即在生物科技领域的控制权之后，2014年，解放军出版社出版了《制脑权：全球媒体时代的战争法则与国家安全战略》，提出了“制脑权”这一“战争法则”。该书的两名作者之一曾华锋是国防科技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院长，兼军队院校政治理论教学协作联席会主任等职；另一作者石海明是国防科技大学国防科技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副教授兼副主任，及《国防科技》杂志编委。这本书出版后当年即入选中央和国家机关干部“强素质、做表率”推荐读物，并获2014年度国防科技大学重大科技进展奖。2017年，该书获得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颁发的第四届全军政治理论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可见中共高层对“制脑权”这一概念高度重视。
什么是“制脑权”？简单的定义，就是“在国家认知空间的控制权”，即对个人和群体的思维与认知进行操纵和控制。该书作者认为“未来战争”的战场不仅包含“物理空间”即海、陆、空、太空这样的自然空间，还将包括“虚拟空间”，亦称“网路空间”，以及“认知空间”，即由人类情感、思维、意志、心理活动、信仰和价值观等构成的空间。“认知空间”包括个人和群体，而“国家认知空间”也就是一个国家的主体成员对自身文化、历史、集体记忆、社会意识等方面的认知。“国家认知空间”作为新战争的战场之一，可以理解为不同国家文化、制度、价值观之间的碰撞冲突，其结果与战争一样，胜者得以“不战而屈人之兵”。因此，中共的“制脑权”实质上是专制与民主、自由与压制之间的另类战争。
苏联解体后，中共深入研究了苏共垮台、苏联解体的诸多原因。究其根底，苏联“红色江山”变色的根本原因，是民众对苏共政权的唾弃，因而在苏共危机爆发之时，“竟无一人是男儿”挺身相救。但是，在这本书的两名作者看来，苏共垮台的原因是美国针对苏联“进行了潜移默化的的认知空间攻击”，因而导致“国家、民族、政治等概念的含义遭到肢解或颠覆，人们的思想意识逐渐陷入混乱境地，原本高尚、伟大、光荣的民族英雄和历史记忆，在美国的感知操控下，最终被解构或颠覆。”因此，为了避免重蹈苏联覆辙，中共必须牢牢掌握“制脑权”，捍卫“国家认知空间”。
“控脑”必先从本国人民开始
“制脑权”既然是在国家认知空间的战争，如同传统战争一样，其中的一个重点是“稳定后方”，也就是说，“控脑”必然先从本国人民开始。因此，中共以“四个自信”来抵挡“普世价值”，动用过度惩罚的维稳法律来遏制“历史虚无主义”，建立举报制度来惩罚“言论不当”的教师，禁止美国社交媒体和主要报刊，对一切形式的出版物进行严格审查，如此等等皆为“捍卫国家认知空间”的行动，其实质也是对中国人民，特别是对儿童和青少年进行“控脑”，通过操纵他们的思维来塑造他们对自身和世界的认知，其结果之一就是“教育”蜕变为简单的“训练”，目标是塑造学生们对官方话语体系的认同，并且通过反复强化，使他们对某些名词形成“条件反射”。比如说到台湾，他们的直接反应是“一定要解放”，说到达赖喇嘛，他们脱口而出的就是“分裂祖国”。这也导致很多学生留学西方后很难进入需要独立思考和批判性思维的学习氛围。在互联网上更加如此，面对不同观点，很多受过高等教育的中国人只能重复中共的报刊词语，或者直接开骂，很少能进行有意义的讨论。事实上，中国人是“制脑权”的第一批受害者。
与此同时，中共利用台湾和欧美的言论自由、学术自由、市场经济这些基本价值，发起“制脑权战争”。这场看不见的战争此刻就在我们面前进行，例如中国以“弘扬中华文化”为名，在世界各国大学建立“孔子学校”、在中学建立“孔子教室”，静悄悄地输出“红色文化”，通过“代理人”收购有影响力的媒体，在60多个国家资助华人传媒，通过它们为中共的“大战略”代言，通过“百人会”和“千人计划”渗透欧美大学和文化机构，资助欧美的智库展开符合中国话语的研究项目，影响欧美政界。通过这样的方式，中共一方面输出审查制度来操纵和控制言论，潜移默化、步步为营地入侵美国的“认知空间”，以此影响和扭曲人们的思维和感知；另一方面则是通过“大外宣”来“讲好中国故事”。何为“中国故事”？用该书作者之一曾华锋的话来说，就是“不仅要现实地回答社会主义中国是否具有比西方更优越的发展优势，而且要历史地回答中国社会主义道路是比西方资本主义道路更优越。”
中共在研究我们的言论自由
这次武汉肺炎病毒对中国民众造成极大伤害，而且扩散全世界，造成空前危害。中共全方位发动各个层面的“制脑权战术”，在短短几周的时间里，不仅使得中国民众压倒性地认为中国是全球抗疫的模范，“为全世界人民争取到了两个月的时间”，而且在欧美国家出现了一些以专家学者或政界财界精英出面，赞扬中国的制度和政策，肯定中共在疫情期间的表现。
自由世界的人们通常认为，言论自由和新闻出版自由是反击邪恶宣传的最佳武器。我们所能够想象的最坏的宣传，就是希特勒的煽动，戈培尔的“谎言重复一千遍就是真理”。欧美自由世界相信，只要坚持言论自由和新闻出版自由就一定能战胜戈培尔式的谎言宣传。然而，在中共利用现代心理学、脑神经科学、认知科学等学科的研究成果来开发和占领“制脑权”的今天，我们是否还能如此自信？中共在研究我们的言论自由，在寻找利用我们的言论自由打败我们的机会，他们用的是一整套方法，而不仅仅是重复一千遍谎言。他们知道言论自由对自由民主国家制度的重要性，他们就针对我们的制度基础来打击我们，迫使我们处于被动不利的局面。怎样在坚持言论自由原则的前提下，建立起针对中共“制脑权”的反制方法，是我们必须正视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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