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晓农
4月以来，全球对疫情的关注重心开始转移，从防疫本身转向问责。到目前为止，美国密苏里州总检察长已向联邦法院提起诉讼，向中国索赔；密西西比州总检察长则宣布，计划向中国寻求追讨赔偿；此外，还有若干民间团体和美国公民提起类似诉讼。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已分别给美、德、法等国领导人打电话，商讨如何推动针对新冠病毒的起源和传播及世界卫生组织的应对之国际调查。各主要国家的媒体也陆续发表了一些文章讨论此事。山雨欲来风满楼，中共面临空前未有的国际压力。
一、红色孤狼2.0版
这次疫情从中国向全球扩散，到4月25日为止，已使世界各国共283万人被感染，197,924人被夺去生命，严重威胁了世界各国人民的生命安全，同时给大部分国家造成了极其严重的经济损害和个人财产损失。中共成了众矢之的，像头孤狼，四面喊打，处境极其孤立。这是自朝鲜战争以来中共又一次陷入这样的困境；而中共似乎也意识到了这样的局势，4月24日外宣官媒发文表示，“中国宁可做狼群核心角色的头狼，而不做被孤立出狼群危险又狡猾的孤狼”。中共不想当孤狼，不过是一种愿望；但是，它并非第一次尝到当孤狼的滋味。
朝鲜战争是红色孤狼1.0版。那时苏联安排朝鲜进攻韩国，中共积极配合，1949年秋中共建政前调动东北野战军的156、164、166师及另外2个团赴朝，为朝鲜提供了齐装满员、富有作战经验的兵员69,200人，成为金日成进攻韩国的步兵主力。但是，等到联合国讨论朝鲜南侵议案时，苏联驻联合国大使故意缺席安理会会议，放弃其否决权，于是联合国通过了出动联合国军打击朝鲜的决议。嗣后美军在朝鲜西海岸的仁川登陆，朝鲜几乎战败，老毛再调几十万军队以志愿军的名义入朝作战。在那场战争中，中共如同一匹孤狼，面对联合国的谴责声浪，埋头与联合国军死拼，先后出动志愿军135万，最后健全回国的只有37.2万人，在战争中几乎一无所得；唯一的“收获”是向斯大林交出了“投名状”，换来了苏联的经济和技术援助。
自从朝鲜战争之后，中共或者与苏联勾结，或者在非洲及其它地方拉几个“小兄弟”呼应，或者与美国建立友好关系，始终未落入四面楚歌的境地；而这次的疫情冲击却把中共再度送入全球责难的孤立境地，除了俄罗斯为其缓颊，看遍世界各国政府，竟无一个“盟友”站出来帮腔。上次中共成为“孤狼”，是斯大林做的局，这次却是自己挖的坑。中共隐瞒疫情，放手让国际旅客携带病毒飞往各国，导致世界各国疏于防范，疫情在几大洲迅速蔓延，几乎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全球主要国家的经济基本上被迫停摆，时至今日，仍然难以复常。各国民众的严重不满导致追责声浪不断上升，于是红色孤狼便朝着四面八方“呲牙”，由此又产生了与多个国家的外交摩擦。
二、中共向来隐瞒疫情
各国的追责声浪聚焦在一点，即中共这次处理疫情没有透明度。其实，中共每临疫情，何曾有过信息透明？中国加入经济全球化之后，西方国家关注经济利益的同时，似乎早已忘了中共的专制体制从来不公布疫情真相；直到疫情急剧恶化之后，各国才意识到自己面临的来自中共的危机。西方国家指责中共的疫情信息不透明；而中共说，它已经公布了信息，所以是透明的。其实，问题不在于是否公布信息，而在于中共公布的疫情信息是以假乱真的数据；换言之，中共和西方国家所说的透明度，始终存在着真假透明的问题，不点穿这个要害，疫情透明度就成了“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扯皮。
专制国家始终存在着信息管制，在这方面，泛泛地谈中国没有新闻自由，并未触及实质；关键点在于，中共从来严密管控对政权不利的所有信息。中共的《保守国家机密法》有一个实施规则《保守国家秘密实施办法》，其中第4章规定了8条，以下几条与封锁疫情真相有关：（1）危害国家政权的巩固和防御能力；（3）损害国家在对外活动中的政治、经济利益；（7）削弱国家的经济、科技实力（何清涟，《雾锁中国：中国大陆控制媒体策略大揭秘》，台湾黎明文化出版，2006年5月，第147页）。在疫情方面，中共向来认为，公布全部疫情真相，不利于其政权的稳定和国际经济活动中的经济利益，所以，指望它如实公开疫情，毫无疑问是异想天开。
掩盖疫情的手法是中共体制下惯用的信息“黑箱作业”，也就是对疫情信息采取技术手段加以掩盖，用假透明掩盖真透明，用假信息代替真信息。其具体做法包括，疫情信息分层保密（对上报告包括感染人数、对公众公布则排除这一部分）、信息筛选（比如用武汉肺炎确诊数替换反映实际感染规模的感染人数）、信息再加工（比如收紧疫情的确诊标准，以减少确诊数）、封锁信息源（如对武汉病毒所实行军管，彻底阻断任何真相外泄）等。
香港大学研究团队最近在医学杂志《柳叶刀》发表的论文指出：从1月15日到3月3日中共先后发布了7个版本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其中规定了疫情确诊的定义，先前的定义限定严格，后来的定义有所放宽；如果第5版病例定义在整个疫情期间得到应用，并且有足够的检测能力，我们估计，截至2月20日中国的确诊病例应为23万，而不是中国官方公布的5万5千例。
三、全球瘟疫，罪在中共
瘟疫可能发生在任何国家，但是，瘟疫发生在中国，专制体制惯用的信息管控与经济全球化产生的国际旅游普遍化这两个因素合在一起，就必然导致疫情的快速全球蔓延，乃至在全世界造成极其严重的后果。
美国海军战争学院教授卡拉斯卡（James Kraska）表示，中国政府在早期应对疫情时违反了《国际卫生条例》，没履行保持透明的法律义务。中国2005年参与制定了《国际卫生条例》，这是一部有约束力的国际条约，作为其缔约国之一，中国同意保持透明。卡拉斯卡没有意识到，由于中共专制体制下的保密制度从来就封锁疫情，所以，中共就《国际卫生条例》所做的保持透明的承诺，从一开始就是虚假的，从国际司法层面看，这属于欺诈行为；从疫情发生直到今天，中共从未公开全部疫情真相，这不是行政上的疏忽或莽撞，而是故意的作为。
卡拉斯卡指出，中国的疫情发生后，由于中共与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各国缺乏透明与合作，延缓了各国对该病毒及其控制方法的了解，也延缓了它们的应对，让全世界因此经历了巨大的风险。英国南安普敦大学3月发表的一项研究显示，如果中国早3个星期对疫情采取行动，全球大流行可减少95%。卡拉斯卡3月在美国军事博客“战争困境”（War on the Rocks）发表文章强调，“他们（中共）手上沾血了”。
这次疫情导致全球经济瘫痪，各国近20万人丧生，罪在中共，应无异议。中共掩盖疫情，并非过失，因为它是有目的地、一贯地这样做；它不仅欺骗国民，也欺骗外国。所谓“保密”的目的是不要“损害国家在对外活动中的政治、经济利益”；其真实含义是，用假透明骗取外国政府和企业的信任，从而达到中共在对外活动中想要实现的政治、经济利益。面对中共这种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全然无视国际法义务，毫无国际公德和国际诚信的作为，民主国家最惨痛、也最深刻的教训有三点：第一，对专制的共产党政权，是否仍应保留天真幼稚的信任？第二，对西方国家中鼓吹这种“信任”的政客、说客、媒体、学者，是否应该保持足够的警惕？第三，在疫情以外的其它领域如科技合作、经济交往当中，是否必须采取足够的防范措施，以免再度受到欺骗和伤害？
四、国际追责能否成功?
虽然国际追责的理由充分，却不等于追责就会成功，这是目前国际社会面对的冷酷现实。跨国诉讼最适当的司法裁判场所是国际组织的司法机构，目前联合国有国际法院、国际刑事法院和特设国际法庭。
国际法院是联合国最主要的司法机关，承担主权国家政府间的民事司法裁判，根据《联合国宪章》于1945年6月成立。但它没有刑事管辖权，因此无法审判个人。1985年美国退出了国际法院，所以无法通过国际法院提起诉讼；即使有其它国家针对中国提起诉讼，中国很可能不应诉，而国际法院对此并无制裁手段。国际刑事法院根据2002年7月1日生效的《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成立，主要功能是对犯有灭绝种族罪、危害人类罪、战争罪、侵略罪的个人起诉和审判。但中国拒绝加入此规约，而国际刑事法院受规约的约束，无法对非缔约国的个人组织审判。特设国际法庭不是常设机构，需经安理会批准就专门案件设立，这次疫情损害的诉讼显然无法获得中共在安理会的投票批准，因此不可能设立特设法庭审理此事。
除上述联合国的司法机构外，还有一个根据第一届海牙和平会议的建议于1899年建立、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国际争端中介机构常设仲裁法院。它不同于联合国国际法院，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处理国家之间司法争端的常设法院，它只对争议双方进行仲裁、调解，甚至仅仅是调查事实。此仲裁法院多年未处理争议案件，2016年受理了菲律宾提交的关于南海主权争议的案件，最后仲裁庭支持菲律宾在此案相关问题上的几乎全部诉求，仲裁庭五名仲裁员一致裁定，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下，中国对南海自然资源不享有基于“九段线”的历史性权利，并要求中国政府停止在南海的“活动”。但是，中共拒绝了这一仲裁结果，于是此案不了了之。最近中共甚至宣布将它在南海公海海域所造人工岛纳入中国领海，并设定行政区划。此一行动表明，这个常设仲裁法院实际上并不能有效约束故意违反国际法的大国。
当然，美国相关各方可以在国内的联邦法院对中共提起诉讼；然而，无论是民事还是刑事诉讼，都会遇到美国的《外国主权豁免法》这道障碍。这一法律不鼓励这种诉讼，虽可能有罕见的例外，但法院认可这种例外的情形很少，且限制为商业行为。美国已经有国会议员提出法案，建议取消中国的主权免责权，此议案尚待国会讨论；而国会内也有相反的声音，比如民主党康州参议员墨菲说，我们今天的危机不是因为中国或世界卫生组织做了什么事，而是川普总统不肯认真对待疫情。即便中国的主权免责权被取消，诉讼案件也面临取证难度大和司法机关难以跨境执法等难题。
五、红色孤狼怕什么？
红色孤狼真会无所畏惧、为所欲为吗？并非如此，它害怕的一是国际舆论，二是国际上的单边制裁。
在国际舆论方面，随着各国的追责行动逐步展开，中共的国家欺骗行为日益公开化。这充分暴露出中共政权公然藐视和违背国家公德和国家诚信的基本准则，严重动摇了世界各国在外交以及经济社会活动的对华交往方面必须具有的信任，令中共陷入无信任困境；更重要的是，这次中共疫情对全球的严重伤害一旦被认定为故意行为，其对世界和平和安宁的敌意便成为世界各国永久的记忆，由此将改变各国与中共多年来的关系。在民主国家，对中共的不满必然影响本国政府的对华政策。另一方面，“世界工厂”的各国消费者很可能改变对中共以及中国产品的观感，而这将相应地改变正从中国撤销订单的跨国公司的经营模式，让全球产业链加快撤离中国。
与此同时，各国政府还可能采取对华单边制裁措施，比如，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日前表示，相信中国将为疫情引发的痛苦和损失承担后果，这是为将来可能采取的制裁措施预留空间。中共一旦遇到主要国家的单边制裁，必然反弹；目前美中贸易战因疫情而暂缓推进，如果美国实行与贸易战无关的制裁措施，美中双方的贸易战就可能升级成经济战。那样，中共这头红色孤狼将陷入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其国内困境将加速恶化。
安东尼·萨顿在《悄悄的自杀——美国对莫斯科的军事援助》一书中说过，“极权制度是冲突的根源，因此不能像对待非极权制国家那样与极权国家打交道。那些想同极权制度和解的国家最终将面临这样的选择：或是战斗，或是投降。这方面的历史教训是清楚的”（安东尼·萨顿，《悄悄的自杀——美国对莫斯科的军事援助》(Antony C. Sutton, National Suicide: Military Aid to the Soviet Union, 1973)）。
原载大纪元，2020年04月26日，https://www.epochtimes.com/gb/20/4/25/n12061379.htm
from 清涟居 http://heqinglian.net/2020/04/26/covid9ap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