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作者：Peter Hartcher
發表日期：2020年5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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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國共產黨的創始人弗拉基米爾-伊利希-列寧曾說過這樣一句話："資本家會把我們用以吊死他們的繩子賣給我們"。或者，套用到當代的澳大利亞，中國共產黨可能會說："資本家會把我們用以製成枷鎖並套在他們身上的鐵礦石賣給我們"。
澳大利亞已經到了關鍵時刻。它現在得要在主權與金錢之間做抉擇。在這星期，中共以澳大利亞提出對全球疫情進行國際調查為由，公開威脅要對澳大利亞進行貿易抵制的時候，這個關鍵時刻就到了。
對於北京來說，一邊宣揚相互尊重和不干涉，一邊恐嚇各國以達到自己的目的，這是很正常的事情。
"經濟脅迫看起來是標準動作，和中國在東南亞和歐洲做的事情並無二致，"華盛頓美國企業研究所的專家扎克-庫珀觀察說。
和此前不同的是，中國政府以往只會在閉著的門後面霸凌澳大利亞官員和部長，這次它卻全然不再假裝奉行它所宣揚的 "雙贏 "外交。現在，這是一場零和對抗，赤裸裸的、公開的對抗。
中國駐澳大利亞大使成競業表示，莫里森政府提出對疫情原因和傳播進行獨立國際調查的建議是 "危險的"。對中國而言，迄今已感染300多萬人，死亡近25萬，並使世界陷入經濟蕭條的大流行病顯然沒什麼大不了。但要調查？那就很危險了。
北京方面提出的主張很簡單。如果你要按照自己的國家利益，而不是我們的利益來製定政策，我們就削減你的收入。具體來說，中國駐澳大利亞的官方代表威脅說，要抵制澳大利亞對華銷售的四個行業：葡萄酒、牛肉、旅遊和教育行業。
主權還是錢。簡單不過。澳大利亞會怎麼選？
這要看你問誰。鐵礦石億萬富翁福安德 (Andrew "Twiggy " Forrest) 希望澳大利亞拿錢。本週，他成了列寧心目中資本家的化身，北京寄望在澳大利亞的爭論中獲勝的資本家。
福安德擁有在澳大利亞仍然存在，但中華人民共和國早已禁止的自由言說權利，可以自由發言。他有權發表自己的觀點。他也有資格得到相當大的尊重。他是澳大利亞最成功的企業家之一，或許也是澳大利亞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慈善家。
但在這一點上，福安德卻選擇了為外國專制的政治運動出力。他提出了澳大利亞投降的理由。他說，對COVID-19爆發和傳播的任何調查都應該被擱置，直到11月美國大選之後。他所說的邏輯是，"白宮裡有一個傢伙真的想留在那裡，他正在盡可能快地把責任從自己身上推向任何他能推得到的地方。我認為這[調查]不應該是政治導向的。"
這看起來像是一種妥協，但這是一個投降的公式。首先，北京在任何時候--今年、明年或下個世紀--都不會同意進行獨立調查。今天拖延不調查，就等同永久否定調查。
第二，福安德暗示，莫里森政府只是特朗普的傀儡。這是一種對莫里森和整個調查構想的巧妙抹黑。其實，這也是北京的口風之一：澳大利亞受到美國 "擺佈"。
事實上，這個提議來自堪培拉，實際上是莫里森本人通過內閣的國家安全委員會制定的。此後得到了美國國務卿蓬佩奧（Mike Pompeo）和歐盟27國的認可。或許，歐盟也是特朗普的傀儡？
第三，福安德說澳大利亞的動機是政治性的，而中國的動機不是。這當然是荒謬的。中共的每一項政策的最終目的，都是為了進一步鞏固中共的地位。誰說的？ 黨在2017年的十九大上自己說的。 "黨政軍民學界；東西南北中，黨領導一切。"
但福安德更進一步。他在本週在墨爾本舉行的新聞發布會上伏擊了澳大利亞衛生部長格雷格-亨特（Greg Hunt），將一名中國官員帶到了會場，並讓他上了主席台。福安德完全有權利到場。他一直在努力有效地幫助澳大利亞政府採購必要的醫療設備，以應對疫情。
這次新聞發布會是要宣布，福安德利用他在中國的人脈關係，採購了1000萬套病毒檢測試劑盒，供澳大利亞使用。他拿出了3.2億元來購買這些，雖然這開支將會由澳大利亞納稅人報銷。
亨特沒有想到，福安德會帶著中國的總領事一起到維多利亞州去做自己的演說。面對如此失禮的舉動，這位澳大利亞部長保持了冷靜，但是，這又一次引發對福安德利益的疑問。
會為中國說話的並不只有福安德—他的 Fortescue 金屬集團將中國算作最大客戶。另一位依賴中國的西澳大利亞州億萬富翁、七西傳媒的董事長史克利 (Kerry Stokes)本周也採取了類似立場，呼籲澳大利亞退讓。澳中商業委員會全國主席大衛-奧爾森(David Olsson)也是如此，他的日常工作是以律師身份為澳大利亞公司進入中國市場提供建議。
這些商界人士指斥這場對峙為 "指責遊戲 "或 "針鋒相對"。這是讓北京得以在這個問題上擁有和澳大利亞同等道德地位的方法。
道德的天平在哪裡，由你來決定。一個是允許全球大流行病肆虐地球，另一個則是希望進行獨立的國際調查。這算不算是 "責備遊戲"？
一方以非法的經濟脅迫威脅另一方；另一方則堅持自己的立場，而其總理卻拒絕批評北京，說中國的立場是 "中國的事"。這算不算 "針鋒相對"？
這一切和上週才做的預言如出一轍。 "一個最終與中國發生衝突的澳大利亞總理不能指望得到澳大利亞商界支持或聲援，" 譚保（Malcolm Turnbull）在他的新回憶錄《大局觀》中寫道。 "壓倒性的是，他們完全投入到兩國關係的經濟利益中去了。"
幸運的是，這些瘋狂的人物並不能決定國家政策。有比金錢更重要的事。在與中國打交道時，澳大利亞有三大利益需要保護。首先，也是最重要的是其主權。
如果澳大利亞屈服，"北京會看到它可以利用經濟威脅來使他國改變行為，並繼續使用經濟威脅，如果有什麼的話，它可能會加快對澳大利亞使用經濟威脅的意願。"扎克-庫珀建議說。屈服是澳大利亞的附庸之道。要求將會沒了沒完。
二是社會和諧。澳大利亞有一個120萬人口的澳洲華人社區，壓倒性的是國家的資產，而不是負債。必須保護這個社區不受共產黨的要求影響，並將之它培養成澳大利亞的力量源泉。 "如果我們開始不信任自己的公民，"李一森說，"那對澳大利亞民主的破壞將比中共所能做到的更嚴重。"
三是經濟。保護經濟的最好方式並不是交出國家主權。那是一種錯誤的權衡。一旦失去了主權，澳大利亞對經濟和商業決策的控制權也將會很快失去。
事實上，主權和經濟是相輔相成的。澳大利亞只有保持強大的國家獨立，才能保護自己的經濟利益。這也是維護社會和諧的最好辦法。我們越是把控制權讓給北京，北京就越會在要求華裔澳洲人的效忠問題上肆意妄為。
主權、社會和諧和經濟這三大核心利益是一環扣一環的，而主權是最大的，是維繫三者利益的關鍵，對澳大利亞來說，主權是最大的，是維繫三者利益的關鍵。
不僅政府明白這一點，聯邦工黨也明白這一點，這是澳大利亞的一大幸事。在這場與北京的對峙中，工黨反對派堅定地站在政府一邊。所以，要求對疫情進行調查的要求，不僅僅是政府的立場。它是一個國家的立場。這種兩黨合作是國家力量的重要來源。
只要這一點得到保持，澳大利亞的資本家們就不可能為了追求私人利益而出賣國家利益。
被算到列寧頭上的那句資本家賣繩子給共產黨人的話有一個但書。根據《牛津政治名言大辭典》，這句話並不真確。列寧實際上寫的是，資本家會傾力幫助共產黨人，以至於 "他們將為自己的自殺做準備"。他說得再明白不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