蓬佩奧聲明，只向國會說無法再「證明」（Certify）香港是一個自治城市。
然後，國會就「香港關係法」責令杜林普做事。杜林普將會簽署總統行政令。美國對香港的總體「優惠」，完全建基於對鄧小平魯平等，生前於「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保證。美國認為「保證」已經不復存在，當然可以改變對香港的態度。
坊間有提議以在港的八萬五美國人為人質。美國相信應該有最壞的打算，包括當機場因病毒理由尚未完全開放、航班稀少，會因應威嚇，準備調動幾艘戰艦緊急撤僑。
那時如何進入中國香港海域，可能出現一番衝突。
香港的「高度自治」狀態，固然「不由美國定義」，但美國如何看待香港，則完全由美國定義。本來大量總部或分公司設在香港的美國企業，若對中國十四億市場仍然依戀，則林鄭與邱騰華可以向美國在香港的商會繼續誘之以利，借力打力，叫他們游說美國。
但現在蓬佩奧、國會、白宮、總統的行政命令，機制已經啟動，香港的美商即使收受林鄭政府私下好處，恐怕回美國也游說無門。
加上中國近年來對市場經濟根本態度的改變，如下令在外資企業也要加插黨委書記。中國絕對不會向美國開放銀行與保險市場，而在香港長期觀望的美國企業，許多是金融與銀行機構。所謂「十四億人每人買一瓶可樂，美國就會發達」的 80 年代夢幻早已破滅，加上病毒擴散、空氣污染，「國安法」在香港實施，令美國商會自己也陷於險境。
因為許多在港的美國商人，也同時隸屬本國家鄉的共和黨或民主黨，更可能是共濟會員。
「國安辦」在香港開設，人員會不斷增加。加派的國安辦員工，不可能天天在香港「懶政」沒事做，他們可能來自內陸省份，不熟悉香港狀況，為了「工作效率」，一定倚賴並歡迎香港人自己主動投訴告密，指出哪一個香港人與哪一個「外國組織」來往。
一名主管迪士尼香港玩具部的美國商人可以是共和黨黨員、共濟會會員。當他在香港的西餐廳與一名香港玩具商 A 先生午膳，談未來美國和中國的玩具市場貿易問題，但同一間餐廳，有另一個香港玩具商 B，以前因爭奪迪士尼某品牌的獨家分銷權，B 輸給了 A，一直懷恨在心，碰巧在餐廳見到 A，也見到 A 與美國商人表情曖昧，好像談甚麼秘密，偷用手機拍了一張照片，盡一個愛國愛港的香港中國公民責任，主動上報。
經駐港「國安辦」用電腦一查證，這個美國商人多年前曾去北京，被當地國安懷疑或是「中情局」人員。於是 A 會被香港的國安辦人員邀請密談。
台灣在戒嚴時代，到處都有「舉報匪諜，人人有責」的標語。對於警備總部的「約談」，許多台北市民聞風色變。「約談」不一定造成拘捕與軍法審判，但會造成心理壓力，以及業界和朋友圈中的互相猜疑。這樣的環境，是否還叫一個自由貿易港？
何況香港的天主教和基督教會，與外國宗教組織的聯繫一向天經地義。但在中國眼中，耶教在美國或歐洲的機構，永遠有顛覆中國之嫌。
曾經與外國商人、西方學者喝過一杯咖啡的香港人，若被他的「行家」發現而報私怨，台灣戒嚴時代與康雍乾三朝的文人之間，出於人性的陰暗面，時時發生。香港九家大學的學生會，將來必會成為監控對象。對來自中國大陸的留學生而言，偵察敵情也是「國家情報法」的公民責任要求。那時香港大學校園的氣氛如何？
在一個革命政權的眼中，「一小撮」被清洗之後，「一大片」也難避免。例如重慶市委書記孫政才被捕之後，肅清「孫政才餘毒」及「餘黨」，長期未停止過。「餘黨」和「殘餘勢力」可以是三數人，也可以是三數百。
權力一旦行使，只會擴張，不會收縮。香港向來有各種所謂的國際勢力，他們對於香港有沒有普選，或者全無興趣，但一定會衡量：通過香港賺到的錢，是否足以抵消在一個現代東西廠的中國城市，所付出的精神成本。
BY 陶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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