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力翻译白宫十六页报告《美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战略方针》
英文原文网址：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20/05/U.S.-Strategic-Approach-to-The-Peoples-Republic-of-China-Report-5.20.20.pdf
美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战略方针
介绍
自 1979 年美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PRC）建立外交关系以来，美国对华政策的主要前提是，希望通过深化接触来促进中国的经济和政治开放，使其成为一个建设性的、负责任的全球利益相关方，并建立一个更加开放的社会。40 多年后的今天，这种做法显然低估了中国共产党制约中国经济和政治改革范围的意愿。在过去的 20 年里，改革的步伐放缓、停滞或倒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和与世界接触的增多，并没有像美国所希望的那样，使其与以公民为中心的自由开放秩序接轨。中共反而选择了利用自由开放规则的秩序试图重塑有利于自己的国际体系。北京公开承认，它试图改造国际秩序，使之符合中共的利益和意识形态。中共越来越多地利用经济、政治和军事力量来强迫默许民族国家，损害了美国的重大利益，也损害了世界各国和个人的自主权与尊严。
为了应对北京的挑战，政府对中国采取了一种竞争性方针，其基于对中共意图和行动的清醒评估、对美国许多战略优势和不足的再评估、以及对更大双边摩擦的忍耐。我们的做法并不是以确定中国的某一特定最终状态为前提。相反，我们的目标是保护美国的重要国家利益，正如 2017 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NSS）的四大支柱所阐述的那样。我们的目标是：(1) 保护美国的人民、家园和生活方式；(2) 促进美国的繁荣；(3) 通过实力维护和平；(4) 提升美国的影响力。
我们对中国采取的竞争性方针有两个目标：第一，提高我们的机构、联盟和伙伴关系的适应力来应对来自中国的挑战；第二，迫使北京停止或减少损害美国重要国家利益及我们的盟友和伙伴利益的行动。即使在我们与中国竞争的同时，我们也欢迎中国在同我们利益一致的地方进行合作。竞争不一定会导致对抗或冲突。美国对中国人民有着深厚而持久的尊重，与中国人民有着长期的联系。我们不谋求遏制中国的发展，也不希望脱离中国人民。美国期望与中国进行公平竞争，使我们的国家、企业和个人都能享有安全和繁荣。
要在与中国的战略竞争中获胜，需要与多个利益相关方合作，政府致力于建立伙伴关系以保护我们的共同利益和价值观。这些政府的重要伙伴包括国会、州和地方政府、私营部门、民间社会和学术界。国会一直通过听证会、声明和报告来揭露中共的恶行。国会还为美国政府提供了法律授权和资源，让美国政府采取行动以实现我们的战略目标。美国政府还肯定了盟友和伙伴们为制定更清晰、更有力的对华方针而采取的措施，包括欧盟在 2019 年 3 月出版的《欧盟-中国：战略展望》等。
美国还在同外国盟友、伙伴和国际组织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制定积极的替代方案，支持自由开放秩序的共同原则。具体到印太地区，其中许多举措在国防部 2019 年 6 月的《印太战略报告》和美国国务院 2019 年 11 月的《自由开放的印太报告》等文件中都有介绍。美国正在与相互一致的愿景和方针进行合作，例如：东南亚国家联盟的《印太展望》、日本的《自由开放的印太愿景》、印度的《区域安全与增长政策》、澳大利亚的《印太理念》、韩国的《新南方政策》、台湾的《新南向政策》等。
本报告并不试图详细介绍政府在全球范围内作为战略竞争的一部分所开展的全面行动和政策措施。相反，本报告将重点介绍《国家安全战略》的实施情况，因为它最直接适用于中国。
挑战
今天的中国对美国国家利益构成了诸多挑战。
1. 经济挑战
北京在履行经济改革承诺方面的不良记录以及广泛采用国家主导的保护主义政策和做法，损害了美国公司和工人的利益，扭曲了全球市场，违反了国际准则，并污染了环境。中国在 2001 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时，中国政府同意接受 WTO 的开放市场导向方针，并将这些原则纳入其贸易体系和机构中。世贸组织成员希望中国继续走经济改革的道路，将自己转变为市场导向的经济和贸易体制。
但这些希望并没有实现。北京没有将竞争型贸易和投资的规范和做法内在化，而是利用加入世贸组织的好处，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出口国，同时系统性地保护国内市场。北京的经济政策导致了大规模的工业产能过剩，扭曲了全球价格，使中国能够以牺牲掉那些没有北京给予不公平优势的竞争对手的利益为代价，扩张全球市场份额。中国保留了非市场经济的结构，并以国家主导、重商主义的方式进行贸易和投资。政治改革也同样萎缩和倒退，政府和党的区别正在被侵蚀。习总书记决定取消国家主席任期限制，实际上无限期地延长了国家主席任期，这些就是这种趋势的缩影。
美国贸易代表（USTR）在 2018 年的《关于中国根据 1974 年〈贸易法〉第 301 条对中国有关技术转让、知识产权和创新的行为、政策和做法的调查结论》中，认定中国政府的许多行为、政策和做法是不合理的或歧视性的，给美国商业带来负担或限制。根据严格的调查，USTR 发现，中国政府：（1）要求或迫使美国公司将其技术转让给中国实体；（2）对美国公司以市场条件许可其技术的能力施加实质性限制；（3）指导和不公平地协助国内公司收购美国公司和资产，以获得尖端技术；（4）对美国公司的网络进行未经授权的入侵，以获取敏感信息和商业机密。
在北京停止掠夺性经济行为的承诺清单上，充斥着许多被打破的和空洞的承诺。2015 年，北京曾承诺停止由政府主导的网络窃取商业秘密以获取商业利益的行为，2017 年和 2018 年又重申了同样的承诺。2018 年晚些时候，美国和其他十几个国家将针对知识产权和商业机密信息的全球计算机入侵活动归咎于与中国国家安全部有关联的运营商，这违反了北京 2015 年的承诺。自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北京已经签署了多项保护知识产权的国际协议。尽管如此，世界上 63% 以上的假货来自于中国，给世界各地的合法企业造成了数千亿美元的损失。
虽然中国政府承认中国现在是一个 “成熟的经济体”，但在与包括世贸组织在内的国际机构打交道时，中国仍旧声称自己是一个 “发展中国家”。尽管中国是高技术产品的第一大进口国，在国内生产总值、国防开支和对外投资方面仅次于美国，但中国却自称是发展中国家，为系统性地扭曲全球多个部门的政策和做法辩解，损害了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利益。
“一带一路”（OBOR）是中国政府用来描述其各种倡议的总称，其旨在重塑国际规范、标准和网络，以促进中国政府的全球利益和愿景，同时也为中国国内经济需求服务。通过“一带一路”和其他举措，中国正在扩大中国工业标准在关键技术领域的使用范围，这也是以牺牲非中国企业的利益为代价来加强中国企业在全球市场上的地位。北京标榜的项目包括：交通、信息通信技术和能源基础设施、工业园区、媒体合作、科技交流、文化和宗教项目，甚至军事和安全合作。北京也在寻求通过听命于中共的专门法院对有关“一带一路”的商业纠纷进行仲裁。美国欢迎中国对符合国际最佳做法的可持续、高质量发展的贡献，但“一带一路”项目的运作往往在这些标准之外运作，其特点是质量差、腐败、环境恶化、缺乏公共监督或社区参与、贷款不透明，以及在东道国产生或加剧治理和财政问题的合同。
鉴于北京越来越多地利用经济杠杆从其他国家获取政治让步或对其他国家实施报复，美国判断，北京将试图将“一带一路”项目转化为不正当的政治影响和军事准入。北京利用威胁和利诱相结合的方式，向政府、精英、企业、智库等施压——往往以不透明的方式——迫使他们屈服于中共的立场，并审查自由言论。北京限制了与澳大利亚、加拿大、韩国、日本、挪威、菲律宾等国的贸易和旅游，并拘留了加拿大公民，以期干涉这些国家内部的政治和司法程序。2016 年达赖喇嘛访问蒙古国后，中国政府通过对地处内陆的蒙古国途经中国的矿产出口征收新的关税，暂时瘫痪了蒙古国经济。
北京寻求全球对其环保工作的认可，并声称要推动“绿色发展”。然而，中国十多年来一直是世界上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北京提出了模糊而无法执行的减排承诺，让中国的排放量持续增长直至“2030 年左右”。中国计划增加的排放量将超过世界其他国家减排量的总和。中国企业向发展中国家出口数以百计污染严重的燃煤电厂。中国还是世界上最大的海洋塑料污染源，每年向海洋排放超过 350 万吨。中国在全球沿海国家的海域非法、未报告和无管制的捕捞活动居世界首位，威胁了当地的经济和海洋环境。中国领导人不愿遏制这些对全球有害的做法，这与他们对环境管理的口头承诺不符。
2. 我们的价值观所面临的挑战
中国共产党在全球范围内倡导的价值主张，挑战了美国人的基本信念，即每个人都享有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不可剥夺的权利。在这一代领导层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加快努力，将其治理体系描绘为比所谓的“西方发达国家”运转得更好。北京很清楚，自己正在与西方国家进行意识形态的竞争。2013 年，习总书记呼吁中共为两个竞争体系之间的“长期合作与冲突”做好准备，并宣称“资本主义必将消亡，社会主义必将获胜。”
习总书记在 2017 年曾表示，中国共产党旨在通过强化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使中国成为“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的全球领导者”。这一制度植根于北京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意识形态的解释，并将民族主义的一党专政、国家主导的经济、为国家服务的科学和技术部署、个人权利服从于共产党的多个目标结合在了一起。这与美国和许多志同道合的国家的代议制政府、自由企业和每个人的固有尊严和价值原则背道而驰。
在国际上，中国共产党高举“构建人类共同命运共同体”的旗帜，推动习总书记的全球治理愿景。然而，北京为迫使国内的意识形态整合而做出的努力，却呈现出中共所领导的 “共同体 “在实践中令人不安的景象。(1) 反腐运动肃清了政治反对派；(2) 对博客、活动家和律师进行不公正的起诉；(3) 通过算法对少数民族和宗教少数群体进行逮捕；(4) 对信息、媒体、大学、企业和非政府组织进行严格的控制和审查；(5) 对公民、企业和组织进行监视和社会信用评分；(6) 对被认为是异见者的人士进行任意拘留、酷刑和虐待。在国内一个严酷的例子中，地方官员在社区图书馆宣传焚书活动，以表明他们在意识形态上与“习近平思想”保持一致。
这种治理方式的一个灾难性的产物是北京在新疆的政策，自 2017 年以来，当局将 100 多万维吾尔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和宗教团体的成员关押在灌输营中，许多人在那里忍受着强迫劳动、意识形态灌输和身心虐待。在这些集中营外，政权建立了一个警察国家，利用人工智能和生物遗传学等新兴技术来监控少数民族的活动，以确保他们效忠于中共。对基督教徒、藏传佛教徒、穆斯林和法轮功成员的广泛宗教迫害，包括拆毁和亵渎礼拜场所、逮捕和平信徒、强迫放弃信仰、禁止按信仰传统养育子女等。
中共的强制意识形态认同运动并没有止步于中国的边界。近年来，北京干涉主权国家的内政，谋求对其政策的认同。中国当局试图扩大中共在全球话语和行为上的影响力，最近的例子包括美国和英国的公司和运动队以及澳大利亚和欧洲的政客。中国的行动正在向世界各国输出中共技术专制模式的工具，使专制国家能够控制其公民和监视反对派，培训外国合作伙伴的宣传和审查技能，并利用大数据收集来塑造公众情绪。
中国的党国控制着世界上资源最丰富的宣传工具。北京通过国营的电视、报刊、广播和网络组织来传播其言论，而这些组织在美国和世界各地的影响力正在不断扩大。中共经常隐瞒其对外国媒体实体的投资。2015 年，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被曝出通过空壳实体控制了 14 个国家的 33 家电台，并通过提供免费的、亲北京的内容来补贴多家中介机构。
除媒体之外，中共还利用一系列行动在美国和其他开放民主国家推进其利益。中共统战组织和代理人以美国和世界各地的企业、大学、智库、学者、记者、地方、州和联邦官员为目标，试图左右其言论以及限制其在中国国内的外部影响。
北京经常试图强迫或劝说中国公民和其他人采取一系列威胁美国国家和经济安全，破坏学术自由和美国研发企业诚信的恶劣行为。这些行为包括盗用技术和知识产权，未能适当披露与外国政府资助实体的关系，违反合同和保密规定，操纵联邦研发经费的公平和择优分配程序。北京还试图迫使中国国民举报和威胁中国学生，抗议与北京的政治叙事背道而驰的事件，并以其他方式限制作为美国教育体系标志和优势的学术自由。
中国的媒体实体、记者、学者和外交官可以在美国自由活动，但中国政府拒绝同美国对口机构和官员进行对等的接触。中国政府经常拒绝美国官员，包括美国驻中国大使在内的美国官员进入美国国务院资助的美国文化中心，这些中心设在中国的大学里，与中国人民分享美国文化。在中国工作的外国记者经常面临骚扰和恐吓。
3. 安全挑战
随着中国实力的增强，中共在试图消除其利益受到的威胁以及在全球范围内推进其战略目标时，使用恐吓和胁迫的意愿和能力也在增强。北京的行动并不能履行中国领导人的声明，即他们反对威胁或使用武力，不干预他国内政，或致力于通过和平对话解决争端。北京违背其言辞，藐视对邻国的承诺，在黄海、东海和南海、台湾海峡、中印边境地区进行挑衅性、胁迫性的军事和准军事活动。
2019 年 5 月，美国国防部向国会发布了《涉及中国的军事和安全发展年度报告》，评估了中国当前和未来的军事技术发展轨迹、安全和军事战略以及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组织和作战理念。2019 年 7 月，中国国防部长公开承认，“一带一路”与中国渴望扩大解放军在海外的存在，包括太平洋岛屿和加勒比海等地的存在有关。
北京的军事建设威胁到美国和盟友的国家安全利益，对全球商业和供应链构成复杂的挑战。北京的军民融合（MCF）战略让解放军不受限制地进入正在研发和收购先进技术的民间实体，包括国有和私营企业、大学和研究项目。通过不透明的军民融合链条，美国和其他外国公司在不知不觉中向中国的军事研发项目提供了两用技术，加强了中共压制国内反对派和威胁外国，包括美国的盟友和合作伙伴的胁迫能力。
中国试图通过不正当行为主导全球信息和通信技术产业，这体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网络安全法》等歧视性法规中，该法规要求公司必须遵守中国的数据本地化措施，使中共能够获取外国数据。中国的其他法律也迫使华为和中兴等公司必须与中国的安全服务机构合作，即使在国外开展业务，这也会给外国和使用中国供应商设备和服务的企业带来安全漏洞。
北京拒绝兑现其做出的以及时、一贯的方式为持有美国遣送令的中国公民提供旅行证件的承诺，从而有效地阻止了中国公民被遣送出境，并给美国社会带来了安全隐患。此外，中国政府违反双边领事条约，使美国公民在中国面临风险，许多美国人因中国政府的强制出境禁令和非法拘留而受到不利影响。
方针
国家安全局要求美国“反思过去二十年来的政策——这些政策基于这样的假设，即与对手接触并将其纳入国际机构和全球商业中，将使其成为良性行为者和值得信赖的伙伴。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一前提已被证明是错误的。敌对方利用宣传和其他手段来试图诋毁民主。他们宣传反西方的观点，散布虚假信息，在我们自己、我们的盟友和伙伴之间制造分裂。”
在回归原则性现实主义的指导下，美国以此来回应中共的直接挑战：承认我们正处于战略竞争中，并适当保护我们的利益。美国对华方针的原则在《国家安全战略》和我们对印太地区的愿景中都有阐述——主权、自由、开放、法治、公平和互惠。美中关系并不决定我们的印太战略，而是属于这一战略和《国家安全战略》的总体框架之内。同样，我们对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的愿景并不排斥中国。
美国对中国政府采取适用于所有国家的相同标准和原则。我们相信，这是中国人民希望从中国政府和国际社会得到并且应得的待遇。鉴于中国领导层正在做出的战略选择，美国现在承认并接受与中国的关系，正如中国内部一直以来所定位的一样：大国竞争关系。
美国的政策并非以试图改变中国国内治理模式为前提，也不是对中国的例外主义和受害者说法做出让步。相反，美国的政策旨在保护我们的利益，使我们的机构能够抵御中共的不良行为和中国内部治理问题带来的附带损害。中国是否最终会与自由开放的秩序原则接轨，只能由中国人民自己决定。我们承认，北京，而不是华盛顿，对中国政府的行为负有代理权和责任。
美国反对中共企图在以下两者间建立虚假的等同关系：法制与法治、反恐与压迫、代议制与专制、市场竞争与国家主导的重商主义。美国将继续挑战北京的宣传和错误叙述，这些说法歪曲了事实，并企图贬低美国的价值观和理想。
同样，美国现在不会，将来也不会迁就北京削弱自由、开放和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行动。我们将继续驳斥中共关于美国处于战略撤退或将推卸我们的国际安全承诺的说法。美国将与我们强大的盟友和志同道合的伙伴网络合作，在我们自己的治理机构内、在世界各地以及在国际组织中抵制对我们共同规范和价值观的攻击。
美国人民为中国的发展做出的慷慨贡献是有史可查的——正如中国人民在改革开放时代取得的辉煌成就是不可否认的一样。但是，北京政策和做法的负面趋势威胁到了中国人民的遗产和未来的世界地位。
北京一再表明，不会对美国的善意表态做出妥协，其行动并不受制于先前尊重我国利益的承诺。因此，美国是对中国的行动而不是对其所声明的承诺作出回应。此外，我们并不会迎合北京的要求，为对话创造适当的“气氛”或“条件”。
同样，美国认为与北京进行象征性的和排场性的对话没有任何价值；相反，我们要求取得切实的成果和建设性的结果。我们认识到北京的交易性做法，我们会通过及时的激励措施和代价或以可信的威胁来对其回应。当平静的外交手段被证明是徒劳无益时，美国将加大对中国政府的公众压力，并在必要时付出相应的代价来保护美国的利益。
中国政府在许多领域没有履行其承诺，包括：贸易和投资、言论和信仰自由、政治干预、航行和飞越自由、网络和其他类型的间谍活动和盗窃、武器扩散、环境保护，以及全球健康。与北京的协议必须包括严格的核查和执行机制。
我们与中国人民坦诚相待，并期待中国领导人的诚实。在外交问题上，美国对中共的无诚意或模糊的威胁作出适当的回应，并与我们的盟友和伙伴一起抵制胁迫。美国欢迎中国通过持续和坦诚的接触，以有利于世界和平、稳定和繁荣的方式扩大合作，努力实现共同目标。我们的方针并不排斥中国。美国随时准备欢迎中国的积极贡献。
正如我们上述方针的宗旨所暗示的那样，竞争必然包括与中国的交往，但我们的交往是有选择性的、以结果为导向的，每一项都是为了促进我们的国家利益。我们与中国的接触是为了谈判和履行承诺，以确保公平和互惠；澄清北京的意图以避免误解；解决争端以防止争端升级。美国致力于与中国保持开放的沟通渠道，以减少风险，管控危机。我们期望中方也能保持这些渠道的畅通与高响应度。
实施
根据美国总统的《国家安全战略》，本报告所概述的政治、经济和安全政策，旨在保护美国人民和家园，促进美国的繁荣，通过实力维护和平，并在海外推进自由开放的愿景。在执政的前 3 年中，美国在实施这一适用于中国的战略的过程中采取了重大举措。
1. 保护美国人民、家园和美国生活方式。
美国司法部（DOJ）的“中国倡议”和联邦调查局正在调拨资源，以查明和起诉窃取商业机密、黑客攻击和经济间谍活动；并加大力度防止外国对美国基础设施的恶意投资、供应链威胁和试图影响美国政策的外国代理人。例如，司法部通知中国国有媒体公司 CGTN-America 有义务按照《外国代理人注册法》（FARA）的规定注册为外国代理人，该法规规定注册者有义务向联邦当局披露其活动，并适当标明其传播的信息资料。CGTN-America 随后根据《外国代理注册法》进行了注册。
美国政府也在对中共在美国的宣传做出回应，指出恶意行为，反击虚假报道，并强制要求透明度。美国官员，包括白宫、国务院、国防部和司法部的官员，正在带头努力教育美国公众，让他们了解中国政府如何利用我们自由和开放的社会，来推动与美国的利益和价值观相悖的中共的议程。为了实现互惠互利，美国国务院实施了一项政策，要求中国外交官在与州和地方政府官员以及学术机构会面之前，必须通知美国政府。
除了传统的间谍活动和增加影响力的努力之外，政府正在提高认识，并积极打击北京对美国学术机构中的本国公民和其他人的指派与胁迫。我们正在与各大学合作，以保护中国学生在美国校园的权利，提供信息反击中共的宣传和虚假信息，并确保他们了解美国学术环境中的道德行为准则。
中国学生代表了当今美国最大的留学生群体。美国重视中国学生和研究人员的贡献。截至 2019 年，中国学生和研究人员在美国的人数创下历史新高，而中国申请人学生签证的拒签人数则稳步下降。美国坚决支持开放学术讨论的原则，欢迎国际学生和研究人员进行合法的学术活动；我们正在改进程序，以筛选出少数企图以虚假借口或恶意进入美国的中国申请人。
在美国科研界，诸如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和能源部之类的联邦机构已经更新或澄清了相关法规和程序，以确保遵守适用的行为和报告标准，提高透明度并防止利益冲突。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的科研环境联合委员会正在制定由联邦所资助研究的标准，以及美国研究机构的最佳做法。美国国防部正在努力确保受资助者不与中国的人才招聘项目签订合同，同时也在继续欢迎外国研究人员。
为防止外国恶意行为者进入美国信息网络，总统颁布了《关于保障信息和通信技术与服务供应链安全的行政命令》和《关于设立外国参与美国电信服务部门评估委员会的行政命令》。这些行政命令的执行将防止某些与外国敌对势力的情报和安全机构有关联或听从其指挥的公司轻易获取美国政府、美国私营部门与美国个人的私人和敏感信息。为确保在全球范围内保护我们的信息，包括敏感的军事和情报数据，美国正在与包括多边论坛在内的我们的盟友和合作伙伴积极接触，推动建立一套安全、有弹性和可信的通信平台通用标准，以作为全球信息经济的基础。为了迫使北京遵守负责任的国家行为规范，美国正与盟友和志同道合的伙伴合作，对恶意网络活动进行归因和其他方面的威慑。
政府正在实施《外国投资风险审查现代化法案》，更新和加强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的能力，以解决外国利用的投资结构所造成的对国家安全日益增长的担忧，这些投资结构以前并不属于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的管辖范围。这包括防止中国企业通过少数股权投资来利用美国的创新，用以实现中国军队的现代化。美国已经更新了出口管制条例，特别是考虑到北京的全社会军民融合战略及其获取高超音速技术、量子计算、人工智能、生物技术和其他新兴基础技术相关的先进技术的努力。我们还在动员盟友和伙伴建立自己的外国投资筛选机制，并通过多边机制和其他论坛合作更新并实施出口管制。
美国政府也在采取具体行动，保护美国消费者免受假冒伪劣产品的侵害。2017 年至 2018 年期间，美国国土安全部查获了 5.9 万多批中国生产的假冒商品，价值超过 21 亿美元。这相当于从其他外国国家缉获的总货运量和总价值的 5 倍。
除了假冒品牌的服装、鞋类、手袋和手表外，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还截获了三批载有 53,000 个非法中国枪支零件和电子产品的货物，这些货物可能会危及美国企业和消费者的安全和隐私。美国执法机构还锁定原产于中国的假冒药品和化妆品，发现这些药品和化妆品中含有大量污染物，包括细菌和动物排泄物，对美国消费者构成威胁。
美国正与中国当局合作，阻止非法的中国芬太尼从中国流向美国。2018 年 12 月，美国总统获得了中国国家主席的承诺，承诺对中国境内所有形式的芬太尼进行管制。随着中国的监管制度自 2019 年 5 月开始实施，美国和中国的执法机构正在分享情报并进行协调，为执法行动创造条件，以震慑中国毒品生产者和贩毒者。美国也正在与中国邮政机构合作，改善对小包裹的追踪，以达到执法目的。
2. 促进美国的繁荣
针对中国有案可查的不公平和滥用的贸易做法和产业政策，美国政府正在采取强有力的行动，保护美国企业、工人和农民，并结束北京造成美国制造业基地空心化的做法。美国致力于重新平衡美中经济关系。我们的整体政府方针支持公平贸易，提高美国的竞争力，促进美国的出口，以及打破美国贸易和投资的不公正壁垒。自 2003 年以来，美国未能通过定期的高级别对话说服北京遵守其经济承诺，美国正通过对进入美国的中国商品征收关税的形式，对抗中国扭曲市场的强迫技术转让和知识产权政策。在美中两国达成公平的第二阶段贸易协议之前，这些关税将一直存在。
由于北京一而再再而三地未能减少或消除其扭曲市场的补贴和产能过剩的问题，美国征收关税以保护我们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钢铁和铝业。对于那些需要在 WTO 进行争端解决的中国不公平贸易行为，美国继续提起诉讼，并在多个案件中获胜。最后，为了打击中国的倾销和补贴行为，美国商务部正在比过去几届政府更有效地利用美国反倾销和反补贴税法。
2020 年 1 月，美国和中国签署了第一阶段经贸协议，要求对中国的经贸体制进行结构性改革以及其他改变，这解决了美国长期以来的若干关切。该协议禁止中国强迫或迫使外国公司转让其技术作为在中国开展业务的条件；在所有关键领域加强对中国知识产权的保护和执行；通过解决政策壁垒，为美国农业和金融服务在中国创造新的市场机会；并且解决了长期以来不公平的货币政策。该协议还建立了强有力的争端解决机制，以确保迅速而有效地实施和执行。通过解决结构性贸易壁垒并充分履行承诺，第一阶段协议将扩大美国对中国的出口。作为该协议的一部分，中国承诺在未来两年内将美国商品和服务的进口额增加至少 2000 亿美元，涉及四大类：制成品，农业，能源和服务。该协议标志着在建立更平衡的贸易关系以及为美国工人和公司提供更公平的竞争环境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
在国内方面，政府正在采取措施，通过税制改革和强有力的放松监管议程，来加强美国经济并促进未来的经济领域，如 5G 技术等。总统发布的《关于保持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领导地位的行政命令》是美国政府促进投资和合作的一个例子，以确保美国在创新方面继续保持领先地位，并为一个成长中的行业制定标准。
美国与其他志同道合的国家一起推动基于主权、自由市场和可持续发展原则的经济愿景。美国正与欧联和日本一道，参与一个强有力的三边进程，为国有企业、工业补贴和强制技术转让制定纪律。我们还将继续与我们的盟友和伙伴合作，确保歧视性的工业标准不会成为全球标准。作为世界上最有价值的消费市场、最大的外国直接投资来源和全球技术创新的主要源泉，美国与盟友和伙伴广泛接触、评估共同的挑战、协调有效的应对措施，以确保持续的和平与繁荣。我们与美国公司密切合作，通过诸如“促进非洲繁荣”、“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美洲经济发展”，以及“通过能源促进印太地区的发展和增长”等方案，在国内外提高其竞争力，同时促进可持续发展。
3. 通过实力维护和平
2018 年的《国防战略》将同中国的长期竞争作为优先事项，通过强调现代化和伙伴关系以对抗解放军的技术进步、力量发展以及日益增长的国际存在和攻击性。如《核态势评估报告》中所述，政府正在优先考虑核三军的现代化，包括发展旨在阻止北京使用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或进行其他战略攻击的补充能力。同时，美国将继续敦促作为拥有现代化和不断增长的核武库以及拥有世界上最大中程运载系统库的核大国的中国的领导人走到谈判桌前，开始有关军备控制和减少战略风险的讨论。美国认为，提高北京的透明度，防止误判，避免代价高昂的军备增长，符合所有国家的利益。
美国国防部正在迅速部署高超音速平台，增加对网络和空间能力的投资，并在弹性的、适应性强和成本效益高的平台基础上开发出更多致命火力。这些能力加在一起，旨在威慑和对抗北京日益增长的野心和解放军对技术持平与赶超的追求。
作为我们全球航行自由行动计划的一部分，美国正在反击北京的霸权主义主张和过度申索。美国军方将继续在国际法允许的地方，包括在南中国海，行使航行权和行动权。我们正在为地区盟友和伙伴发声，并提供安全援助，帮助他们增强能力，抵御北京利用其军事、准军事和执法力量胁迫及在争端中取胜的企图。2018 年，由于北京将先进的导弹系统部署到南中国海的人造岛礁上，美国军方撤回了对解放军参加两年一度的“环太平洋演习”的邀请。
加强联盟和伙伴关系是《国防战略》的基石。美国正在建设合作伙伴的能力，深化互用性，以发展一支战斗力强的前线作战力量，并与盟友和伙伴充分集成，以威慑和抵御中国的侵略。政府的常规武器转让政策旨在促进美国的武器销售，以战略互补的方式加快合作伙伴军事能力的转型。2019 年 6 月，美国国防部发布了首份《印太战略报告》，阐述了美国国防部对《国防战略》的实施以及我们在印太地区的整体政府战略。
美国将继续根据“一个中国”政策，根据《台湾关系法》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与台湾保持强牢固的非官方关系。美国认为，任何两岸分歧的解决都必须按照两岸人民的意愿和平解决，不能诉诸威胁或胁迫。北京未能履行其在《公报》中的承诺，这体现在大规模的军事建设上，这迫使美国继续协助台湾军方维持可信的自卫能力，以遏制侵略，并有助于确保该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在 1982 年的一份备忘录中，罗纳德·里根总统坚持认为：“提供给台湾的武器数量和质量应完全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构成的威胁为条件”。2019 年，美国批准向台湾出售超过 100 亿美元的军火。
美国仍致力于与中国保持建设性的、注重成果的关系。美国与中国进行防务接触和交流，沟通战略意图；预防和管控危机；减少可能升级为冲突的误判和误解的风险；在共同关心的领域开展合作。美国军方与解放军进行接触，以建立有效的危机沟通机制，包括在非计划情况下高响应度的缓和渠道。
4. 提升美国的影响力
过去七十年来，自由开放的国际秩序提供了稳定，使主权独立国家能够繁荣发展，为全球经济的空前增长做出了贡献。作为一个发达的大国和这一秩序的主要受益者，中国应当帮助保障全球其他国家的自由和开放。当北京反而鼓吹或助长威权主义、自我审查、腐败、重商主义经济学、无法容忍民族和宗教多样性时，美国就会领导国际社会努力抵制和打击这些恶劣行为。
2018 年和 2019 年，美国国务卿主持召开了头两次推进宗教自由部长级会议。这些活动与总统在 2019 年 9 月联合国大会期间发出的史无前例的“保护宗教自由全球呼吁”一起，使全球领导人齐聚一堂，共同应对世界各地的宗教迫害问题。在这两次部长级会议期间，美国和伙伴国家发表联合声明，呼吁中共政府尊重维吾尔族和其他突厥族穆斯林、藏传佛教徒、基督教徒和法轮功信徒的权利，这些人在中国都面临着镇压和迫害。2020 年 2 月，美国国务院与 25 个志同道合的伙伴共同发起成立了有史以来第一个国际宗教自由联盟，以捍卫每个人能够没有恐惧地去信仰的权利。美国总统在 2019 年部长级会议期间与中国异议人士和幸存者会面，他在联合国大会期间与来自中国的宗教迫害受害者同台。美国还将继续支持在中国境内或对华开展工作的人权维护者和独立民间社会人士。
2019 年 10 月，纽约联合国，美国与志同道合的国家一起谴责北京不断发生的侵犯人权行为以及在新疆的其他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镇压政策。在后一事件发生之前，美国政府采取行动，阻止美国向选定的与新疆侵犯人权事件同流合污的中国政府机构和监控技术公司出口产品，并拒绝向对违反中国政府国际人权承诺的中国官员及其家属发放美国签证。此外，美国也开始采取行动，禁止进口在新疆通过强迫劳动生产的中国商品。
美国将与志同道合的盟友和伙伴一道，继续坚持原则立场，反对利用我们的技术来支持中国军方及其以技术为基础的威权主义。为此，我们将实施与时俱进的技术政策，以跟上技术的飞速发展和中国在军民两用应用领域迫使企业支持中国安全和情报部门的努力。
这些努力显示出美国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作为国际体系基础的基本价值观和准则的承诺。虽然美国无意干涉中国内政，但当北京偏离其国际承诺和负责任的行为时，特别是当美国的利益受到威胁时，华盛顿将继续直言。例如，香港的未来关系到美国重大利益。香港约有 85,000 名美国公民和 1300 多家美国企业。美国总统、副总统和国务卿多次呼吁北京遵守 1984 年的《中英联合声明》，维护香港的高度自治、法治和民主自由，使香港能够继续成为成功的国际商业和金融中心。
美国正在扩大其作为促进自由企业和民主治理的印太国家的作用。2019 年 11 月，美国、日本和澳大利亚共同启动了“蓝点网络”，通过私营部门主导的全球发展，推动资金透明和高质量的基础设施建设，其仅在印太地区就增加了近 1 万亿美元的美国直接投资。与此同时，美国国务院还发布了一份关于 “蓝点网络 “的详细进展报告《自由开放的印太：推进共同愿景》，介绍了我们在印太地区执行整体政府战略的情况。
结论
美国政府对中国的态度反映了根本性的再评估——对美国如何理解和回应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和第二大经济体的领导人的再评估。美国认识到我们两个体系之间的长期战略竞争。美国政府将通过政府一体的方式，在国家安全局所阐述的回归原则性现实主义的指导下，继续保护美国的利益，提升美国的影响力。同时，我们仍然愿意接受中国在符合我们利益的方面进行建设性的、注重成果的接触与合作。我们将继续以尊重而又清醒的方式与中国领导人进行接触，向北京发起挑战，以使其履行承诺。
介绍
自 1979 年美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PRC）建立外交关系以来，美国对华政策的主要前提是，希望通过深化接触来促进中国的经济和政治开放，使其成为一个建设性的、负责任的全球利益相关方，并建立一个更加开放的社会。40 多年后的今天，这种做法显然低估了中国共产党制约中国经济和政治改革范围的意愿。在过去的 20 年里，改革的步伐放缓、停滞或倒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和与世界接触的增多，并没有像美国所希望的那样，使其与以公民为中心的自由开放秩序接轨。中共反而选择了利用自由开放规则的秩序试图重塑有利于自己的国际体系。北京公开承认，它试图改造国际秩序，使之符合中共的利益和意识形态。中共越来越多地利用经济、政治和军事力量来强迫默许民族国家，损害了美国的重大利益，也损害了世界各国和个人的自主权与尊严。
为了应对北京的挑战，政府对中国采取了一种竞争性方针，其基于对中共意图和行动的清醒评估、对美国许多战略优势和不足的再评估、以及对更大双边摩擦的忍耐。我们的做法并不是以确定中国的某一特定最终状态为前提。相反，我们的目标是保护美国的重要国家利益，正如 2017 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NSS）的四大支柱所阐述的那样。我们的目标是：(1) 保护美国的人民、家园和生活方式；(2) 促进美国的繁荣；(3) 通过实力维护和平；(4) 提升美国的影响力。
我们对中国采取的竞争性方针有两个目标：第一，提高我们的机构、联盟和伙伴关系的适应力来应对来自中国的挑战；第二，迫使北京停止或减少损害美国重要国家利益及我们的盟友和伙伴利益的行动。即使在我们与中国竞争的同时，我们也欢迎中国在同我们利益一致的地方进行合作。竞争不一定会导致对抗或冲突。美国对中国人民有着深厚而持久的尊重，与中国人民有着长期的联系。我们不谋求遏制中国的发展，也不希望脱离中国人民。美国期望与中国进行公平竞争，使我们的国家、企业和个人都能享有安全和繁荣。
要在与中国的战略竞争中获胜，需要与多个利益相关方合作，政府致力于建立伙伴关系以保护我们的共同利益和价值观。这些政府的重要伙伴包括国会、州和地方政府、私营部门、民间社会和学术界。国会一直通过听证会、声明和报告来揭露中共的恶行。国会还为美国政府提供了法律授权和资源，让美国政府采取行动以实现我们的战略目标。美国政府还肯定了盟友和伙伴们为制定更清晰、更有力的对华方针而采取的措施，包括欧盟在 2019 年 3 月出版的《欧盟-中国：战略展望》等。
美国还在同外国盟友、伙伴和国际组织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制定积极的替代方案，支持自由开放秩序的共同原则。具体到印太地区，其中许多举措在国防部 2019 年 6 月的《印太战略报告》和美国国务院 2019 年 11 月的《自由开放的印太报告》等文件中都有介绍。美国正在与相互一致的愿景和方针进行合作，例如：东南亚国家联盟的《印太展望》、日本的《自由开放的印太愿景》、印度的《区域安全与增长政策》、澳大利亚的《印太理念》、韩国的《新南方政策》、台湾的《新南向政策》等。
本报告并不试图详细介绍政府在全球范围内作为战略竞争的一部分所开展的全面行动和政策措施。相反，本报告将重点介绍《国家安全战略》的实施情况，因为它最直接适用于中国。
挑战
今天的中国对美国国家利益构成了诸多挑战。
1. 经济挑战
北京在履行经济改革承诺方面的不良记录以及广泛采用国家主导的保护主义政策和做法，损害了美国公司和工人的利益，扭曲了全球市场，违反了国际准则，并污染了环境。中国在 2001 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时，中国政府同意接受 WTO 的开放市场导向方针，并将这些原则纳入其贸易体系和机构中。世贸组织成员希望中国继续走经济改革的道路，将自己转变为市场导向的经济和贸易体制。
但这些希望并没有实现。北京没有将竞争型贸易和投资的规范和做法内在化，而是利用加入世贸组织的好处，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出口国，同时系统性地保护国内市场。北京的经济政策导致了大规模的工业产能过剩，扭曲了全球价格，使中国能够以牺牲掉那些没有北京给予不公平优势的竞争对手的利益为代价，扩张全球市场份额。中国保留了非市场经济的结构，并以国家主导、重商主义的方式进行贸易和投资。政治改革也同样萎缩和倒退，政府和党的区别正在被侵蚀。习总书记决定取消国家主席任期限制，实际上无限期地延长了国家主席任期，这些就是这种趋势的缩影。
美国贸易代表（USTR）在 2018 年的《关于中国根据 1974 年〈贸易法〉第 301 条对中国有关技术转让、知识产权和创新的行为、政策和做法的调查结论》中，认定中国政府的许多行为、政策和做法是不合理的或歧视性的，给美国商业带来负担或限制。根据严格的调查，USTR 发现，中国政府：（1）要求或迫使美国公司将其技术转让给中国实体；（2）对美国公司以市场条件许可其技术的能力施加实质性限制；（3）指导和不公平地协助国内公司收购美国公司和资产，以获得尖端技术；（4）对美国公司的网络进行未经授权的入侵，以获取敏感信息和商业机密。
在北京停止掠夺性经济行为的承诺清单上，充斥着许多被打破的和空洞的承诺。2015 年，北京曾承诺停止由政府主导的网络窃取商业秘密以获取商业利益的行为，2017 年和 2018 年又重申了同样的承诺。2018 年晚些时候，美国和其他十几个国家将针对知识产权和商业机密信息的全球计算机入侵活动归咎于与中国国家安全部有关联的运营商，这违反了北京 2015 年的承诺。自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北京已经签署了多项保护知识产权的国际协议。尽管如此，世界上 63% 以上的假货来自于中国，给世界各地的合法企业造成了数千亿美元的损失。
虽然中国政府承认中国现在是一个 “成熟的经济体”，但在与包括世贸组织在内的国际机构打交道时，中国仍旧声称自己是一个 “发展中国家”。尽管中国是高技术产品的第一大进口国，在国内生产总值、国防开支和对外投资方面仅次于美国，但中国却自称是发展中国家，为系统性地扭曲全球多个部门的政策和做法辩解，损害了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利益。
“一带一路”（OBOR）是中国政府用来描述其各种倡议的总称，其旨在重塑国际规范、标准和网络，以促进中国政府的全球利益和愿景，同时也为中国国内经济需求服务。通过“一带一路”和其他举措，中国正在扩大中国工业标准在关键技术领域的使用范围，这也是以牺牲非中国企业的利益为代价来加强中国企业在全球市场上的地位。北京标榜的项目包括：交通、信息通信技术和能源基础设施、工业园区、媒体合作、科技交流、文化和宗教项目，甚至军事和安全合作。北京也在寻求通过听命于中共的专门法院对有关“一带一路”的商业纠纷进行仲裁。美国欢迎中国对符合国际最佳做法的可持续、高质量发展的贡献，但“一带一路”项目的运作往往在这些标准之外运作，其特点是质量差、腐败、环境恶化、缺乏公共监督或社区参与、贷款不透明，以及在东道国产生或加剧治理和财政问题的合同。
鉴于北京越来越多地利用经济杠杆从其他国家获取政治让步或对其他国家实施报复，美国判断，北京将试图将“一带一路”项目转化为不正当的政治影响和军事准入。北京利用威胁和利诱相结合的方式，向政府、精英、企业、智库等施压——往往以不透明的方式——迫使他们屈服于中共的立场，并审查自由言论。北京限制了与澳大利亚、加拿大、韩国、日本、挪威、菲律宾等国的贸易和旅游，并拘留了加拿大公民，以期干涉这些国家内部的政治和司法程序。2016 年达赖喇嘛访问蒙古国后，中国政府通过对地处内陆的蒙古国途经中国的矿产出口征收新的关税，暂时瘫痪了蒙古国经济。
北京寻求全球对其环保工作的认可，并声称要推动“绿色发展”。然而，中国十多年来一直是世界上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北京提出了模糊而无法执行的减排承诺，让中国的排放量持续增长直至“2030 年左右”。中国计划增加的排放量将超过世界其他国家减排量的总和。中国企业向发展中国家出口数以百计污染严重的燃煤电厂。中国还是世界上最大的海洋塑料污染源，每年向海洋排放超过 350 万吨。中国在全球沿海国家的海域非法、未报告和无管制的捕捞活动居世界首位，威胁了当地的经济和海洋环境。中国领导人不愿遏制这些对全球有害的做法，这与他们对环境管理的口头承诺不符。
2. 我们的价值观所面临的挑战
中国共产党在全球范围内倡导的价值主张，挑战了美国人的基本信念，即每个人都享有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不可剥夺的权利。在这一代领导层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加快努力，将其治理体系描绘为比所谓的“西方发达国家”运转得更好。北京很清楚，自己正在与西方国家进行意识形态的竞争。2013 年，习总书记呼吁中共为两个竞争体系之间的“长期合作与冲突”做好准备，并宣称“资本主义必将消亡，社会主义必将获胜。”
习总书记在 2017 年曾表示，中国共产党旨在通过强化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使中国成为“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的全球领导者”。这一制度植根于北京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意识形态的解释，并将民族主义的一党专政、国家主导的经济、为国家服务的科学和技术部署、个人权利服从于共产党的多个目标结合在了一起。这与美国和许多志同道合的国家的代议制政府、自由企业和每个人的固有尊严和价值原则背道而驰。
在国际上，中国共产党高举“构建人类共同命运共同体”的旗帜，推动习总书记的全球治理愿景。然而，北京为迫使国内的意识形态整合而做出的努力，却呈现出中共所领导的 “共同体 “在实践中令人不安的景象。(1) 反腐运动肃清了政治反对派；(2) 对博客、活动家和律师进行不公正的起诉；(3) 通过算法对少数民族和宗教少数群体进行逮捕；(4) 对信息、媒体、大学、企业和非政府组织进行严格的控制和审查；(5) 对公民、企业和组织进行监视和社会信用评分；(6) 对被认为是异见者的人士进行任意拘留、酷刑和虐待。在国内一个严酷的例子中，地方官员在社区图书馆宣传焚书活动，以表明他们在意识形态上与“习近平思想”保持一致。
这种治理方式的一个灾难性的产物是北京在新疆的政策，自 2017 年以来，当局将 100 多万维吾尔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和宗教团体的成员关押在灌输营中，许多人在那里忍受着强迫劳动、意识形态灌输和身心虐待。在这些集中营外，政权建立了一个警察国家，利用人工智能和生物遗传学等新兴技术来监控少数民族的活动，以确保他们效忠于中共。对基督教徒、藏传佛教徒、穆斯林和法轮功成员的广泛宗教迫害，包括拆毁和亵渎礼拜场所、逮捕和平信徒、强迫放弃信仰、禁止按信仰传统养育子女等。
中共的强制意识形态认同运动并没有止步于中国的边界。近年来，北京干涉主权国家的内政，谋求对其政策的认同。中国当局试图扩大中共在全球话语和行为上的影响力，最近的例子包括美国和英国的公司和运动队以及澳大利亚和欧洲的政客。中国的行动正在向世界各国输出中共技术专制模式的工具，使专制国家能够控制其公民和监视反对派，培训外国合作伙伴的宣传和审查技能，并利用大数据收集来塑造公众情绪。
中国的党国控制着世界上资源最丰富的宣传工具。北京通过国营的电视、报刊、广播和网络组织来传播其言论，而这些组织在美国和世界各地的影响力正在不断扩大。中共经常隐瞒其对外国媒体实体的投资。2015 年，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被曝出通过空壳实体控制了 14 个国家的 33 家电台，并通过提供免费的、亲北京的内容来补贴多家中介机构。
除媒体之外，中共还利用一系列行动在美国和其他开放民主国家推进其利益。中共统战组织和代理人以美国和世界各地的企业、大学、智库、学者、记者、地方、州和联邦官员为目标，试图左右其言论以及限制其在中国国内的外部影响。
北京经常试图强迫或劝说中国公民和其他人采取一系列威胁美国国家和经济安全，破坏学术自由和美国研发企业诚信的恶劣行为。这些行为包括盗用技术和知识产权，未能适当披露与外国政府资助实体的关系，违反合同和保密规定，操纵联邦研发经费的公平和择优分配程序。北京还试图迫使中国国民举报和威胁中国学生，抗议与北京的政治叙事背道而驰的事件，并以其他方式限制作为美国教育体系标志和优势的学术自由。
中国的媒体实体、记者、学者和外交官可以在美国自由活动，但中国政府拒绝同美国对口机构和官员进行对等的接触。中国政府经常拒绝美国官员，包括美国驻中国大使在内的美国官员进入美国国务院资助的美国文化中心，这些中心设在中国的大学里，与中国人民分享美国文化。在中国工作的外国记者经常面临骚扰和恐吓。
3. 安全挑战
随着中国实力的增强，中共在试图消除其利益受到的威胁以及在全球范围内推进其战略目标时，使用恐吓和胁迫的意愿和能力也在增强。北京的行动并不能履行中国领导人的声明，即他们反对威胁或使用武力，不干预他国内政，或致力于通过和平对话解决争端。北京违背其言辞，藐视对邻国的承诺，在黄海、东海和南海、台湾海峡、中印边境地区进行挑衅性、胁迫性的军事和准军事活动。
2019 年 5 月，美国国防部向国会发布了《涉及中国的军事和安全发展年度报告》，评估了中国当前和未来的军事技术发展轨迹、安全和军事战略以及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组织和作战理念。2019 年 7 月，中国国防部长公开承认，“一带一路”与中国渴望扩大解放军在海外的存在，包括太平洋岛屿和加勒比海等地的存在有关。
北京的军事建设威胁到美国和盟友的国家安全利益，对全球商业和供应链构成复杂的挑战。北京的军民融合（MCF）战略让解放军不受限制地进入正在研发和收购先进技术的民间实体，包括国有和私营企业、大学和研究项目。通过不透明的军民融合链条，美国和其他外国公司在不知不觉中向中国的军事研发项目提供了两用技术，加强了中共压制国内反对派和威胁外国，包括美国的盟友和合作伙伴的胁迫能力。
中国试图通过不正当行为主导全球信息和通信技术产业，这体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网络安全法》等歧视性法规中，该法规要求公司必须遵守中国的数据本地化措施，使中共能够获取外国数据。中国的其他法律也迫使华为和中兴等公司必须与中国的安全服务机构合作，即使在国外开展业务，这也会给外国和使用中国供应商设备和服务的企业带来安全漏洞。
北京拒绝兑现其做出的以及时、一贯的方式为持有美国遣送令的中国公民提供旅行证件的承诺，从而有效地阻止了中国公民被遣送出境，并给美国社会带来了安全隐患。此外，中国政府违反双边领事条约，使美国公民在中国面临风险，许多美国人因中国政府的强制出境禁令和非法拘留而受到不利影响。
方针
国家安全局要求美国“反思过去二十年来的政策——这些政策基于这样的假设，即与对手接触并将其纳入国际机构和全球商业中，将使其成为良性行为者和值得信赖的伙伴。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一前提已被证明是错误的。敌对方利用宣传和其他手段来试图诋毁民主。他们宣传反西方的观点，散布虚假信息，在我们自己、我们的盟友和伙伴之间制造分裂。”
在回归原则性现实主义的指导下，美国以此来回应中共的直接挑战：承认我们正处于战略竞争中，并适当保护我们的利益。美国对华方针的原则在《国家安全战略》和我们对印太地区的愿景中都有阐述——主权、自由、开放、法治、公平和互惠。美中关系并不决定我们的印太战略，而是属于这一战略和《国家安全战略》的总体框架之内。同样，我们对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的愿景并不排斥中国。
美国对中国政府采取适用于所有国家的相同标准和原则。我们相信，这是中国人民希望从中国政府和国际社会得到并且应得的待遇。鉴于中国领导层正在做出的战略选择，美国现在承认并接受与中国的关系，正如中国内部一直以来所定位的一样：大国竞争关系。
美国的政策并非以试图改变中国国内治理模式为前提，也不是对中国的例外主义和受害者说法做出让步。相反，美国的政策旨在保护我们的利益，使我们的机构能够抵御中共的不良行为和中国内部治理问题带来的附带损害。中国是否最终会与自由开放的秩序原则接轨，只能由中国人民自己决定。我们承认，北京，而不是华盛顿，对中国政府的行为负有代理权和责任。
美国反对中共企图在以下两者间建立虚假的等同关系：法制与法治、反恐与压迫、代议制与专制、市场竞争与国家主导的重商主义。美国将继续挑战北京的宣传和错误叙述，这些说法歪曲了事实，并企图贬低美国的价值观和理想。
同样，美国现在不会，将来也不会迁就北京削弱自由、开放和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行动。我们将继续驳斥中共关于美国处于战略撤退或将推卸我们的国际安全承诺的说法。美国将与我们强大的盟友和志同道合的伙伴网络合作，在我们自己的治理机构内、在世界各地以及在国际组织中抵制对我们共同规范和价值观的攻击。
美国人民为中国的发展做出的慷慨贡献是有史可查的——正如中国人民在改革开放时代取得的辉煌成就是不可否认的一样。但是，北京政策和做法的负面趋势威胁到了中国人民的遗产和未来的世界地位。
北京一再表明，不会对美国的善意表态做出妥协，其行动并不受制于先前尊重我国利益的承诺。因此，美国是对中国的行动而不是对其所声明的承诺作出回应。此外，我们并不会迎合北京的要求，为对话创造适当的“气氛”或“条件”。
同样，美国认为与北京进行象征性的和排场性的对话没有任何价值；相反，我们要求取得切实的成果和建设性的结果。我们认识到北京的交易性做法，我们会通过及时的激励措施和代价或以可信的威胁来对其回应。当平静的外交手段被证明是徒劳无益时，美国将加大对中国政府的公众压力，并在必要时付出相应的代价来保护美国的利益。
中国政府在许多领域没有履行其承诺，包括：贸易和投资、言论和信仰自由、政治干预、航行和飞越自由、网络和其他类型的间谍活动和盗窃、武器扩散、环境保护，以及全球健康。与北京的协议必须包括严格的核查和执行机制。
我们与中国人民坦诚相待，并期待中国领导人的诚实。在外交问题上，美国对中共的无诚意或模糊的威胁作出适当的回应，并与我们的盟友和伙伴一起抵制胁迫。美国欢迎中国通过持续和坦诚的接触，以有利于世界和平、稳定和繁荣的方式扩大合作，努力实现共同目标。我们的方针并不排斥中国。美国随时准备欢迎中国的积极贡献。
正如我们上述方针的宗旨所暗示的那样，竞争必然包括与中国的交往，但我们的交往是有选择性的、以结果为导向的，每一项都是为了促进我们的国家利益。我们与中国的接触是为了谈判和履行承诺，以确保公平和互惠；澄清北京的意图以避免误解；解决争端以防止争端升级。美国致力于与中国保持开放的沟通渠道，以减少风险，管控危机。我们期望中方也能保持这些渠道的畅通与高响应度。
实施
根据美国总统的《国家安全战略》，本报告所概述的政治、经济和安全政策，旨在保护美国人民和家园，促进美国的繁荣，通过实力维护和平，并在海外推进自由开放的愿景。在执政的前 3 年中，美国在实施这一适用于中国的战略的过程中采取了重大举措。
1. 保护美国人民、家园和美国生活方式。
美国司法部（DOJ）的“中国倡议”和联邦调查局正在调拨资源，以查明和起诉窃取商业机密、黑客攻击和经济间谍活动；并加大力度防止外国对美国基础设施的恶意投资、供应链威胁和试图影响美国政策的外国代理人。例如，司法部通知中国国有媒体公司 CGTN-America 有义务按照《外国代理人注册法》（FARA）的规定注册为外国代理人，该法规规定注册者有义务向联邦当局披露其活动，并适当标明其传播的信息资料。CGTN-America 随后根据《外国代理注册法》进行了注册。
美国政府也在对中共在美国的宣传做出回应，指出恶意行为，反击虚假报道，并强制要求透明度。美国官员，包括白宫、国务院、国防部和司法部的官员，正在带头努力教育美国公众，让他们了解中国政府如何利用我们自由和开放的社会，来推动与美国的利益和价值观相悖的中共的议程。为了实现互惠互利，美国国务院实施了一项政策，要求中国外交官在与州和地方政府官员以及学术机构会面之前，必须通知美国政府。
除了传统的间谍活动和增加影响力的努力之外，政府正在提高认识，并积极打击北京对美国学术机构中的本国公民和其他人的指派与胁迫。我们正在与各大学合作，以保护中国学生在美国校园的权利，提供信息反击中共的宣传和虚假信息，并确保他们了解美国学术环境中的道德行为准则。
中国学生代表了当今美国最大的留学生群体。美国重视中国学生和研究人员的贡献。截至 2019 年，中国学生和研究人员在美国的人数创下历史新高，而中国申请人学生签证的拒签人数则稳步下降。美国坚决支持开放学术讨论的原则，欢迎国际学生和研究人员进行合法的学术活动；我们正在改进程序，以筛选出少数企图以虚假借口或恶意进入美国的中国申请人。
在美国科研界，诸如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和能源部之类的联邦机构已经更新或澄清了相关法规和程序，以确保遵守适用的行为和报告标准，提高透明度并防止利益冲突。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的科研环境联合委员会正在制定由联邦所资助研究的标准，以及美国研究机构的最佳做法。美国国防部正在努力确保受资助者不与中国的人才招聘项目签订合同，同时也在继续欢迎外国研究人员。
为防止外国恶意行为者进入美国信息网络，总统颁布了《关于保障信息和通信技术与服务供应链安全的行政命令》和《关于设立外国参与美国电信服务部门评估委员会的行政命令》。这些行政命令的执行将防止某些与外国敌对势力的情报和安全机构有关联或听从其指挥的公司轻易获取美国政府、美国私营部门与美国个人的私人和敏感信息。为确保在全球范围内保护我们的信息，包括敏感的军事和情报数据，美国正在与包括多边论坛在内的我们的盟友和合作伙伴积极接触，推动建立一套安全、有弹性和可信的通信平台通用标准，以作为全球信息经济的基础。为了迫使北京遵守负责任的国家行为规范，美国正与盟友和志同道合的伙伴合作，对恶意网络活动进行归因和其他方面的威慑。
政府正在实施《外国投资风险审查现代化法案》，更新和加强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的能力，以解决外国利用的投资结构所造成的对国家安全日益增长的担忧，这些投资结构以前并不属于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的管辖范围。这包括防止中国企业通过少数股权投资来利用美国的创新，用以实现中国军队的现代化。美国已经更新了出口管制条例，特别是考虑到北京的全社会军民融合战略及其获取高超音速技术、量子计算、人工智能、生物技术和其他新兴基础技术相关的先进技术的努力。我们还在动员盟友和伙伴建立自己的外国投资筛选机制，并通过多边机制和其他论坛合作更新并实施出口管制。
美国政府也在采取具体行动，保护美国消费者免受假冒伪劣产品的侵害。2017 年至 2018 年期间，美国国土安全部查获了 5.9 万多批中国生产的假冒商品，价值超过 21 亿美元。这相当于从其他外国国家缉获的总货运量和总价值的 5 倍。
除了假冒品牌的服装、鞋类、手袋和手表外，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还截获了三批载有 53,000 个非法中国枪支零件和电子产品的货物，这些货物可能会危及美国企业和消费者的安全和隐私。美国执法机构还锁定原产于中国的假冒药品和化妆品，发现这些药品和化妆品中含有大量污染物，包括细菌和动物排泄物，对美国消费者构成威胁。
美国正与中国当局合作，阻止非法的中国芬太尼从中国流向美国。2018 年 12 月，美国总统获得了中国国家主席的承诺，承诺对中国境内所有形式的芬太尼进行管制。随着中国的监管制度自 2019 年 5 月开始实施，美国和中国的执法机构正在分享情报并进行协调，为执法行动创造条件，以震慑中国毒品生产者和贩毒者。美国也正在与中国邮政机构合作，改善对小包裹的追踪，以达到执法目的。
2. 促进美国的繁荣
针对中国有案可查的不公平和滥用的贸易做法和产业政策，美国政府正在采取强有力的行动，保护美国企业、工人和农民，并结束北京造成美国制造业基地空心化的做法。美国致力于重新平衡美中经济关系。我们的整体政府方针支持公平贸易，提高美国的竞争力，促进美国的出口，以及打破美国贸易和投资的不公正壁垒。自 2003 年以来，美国未能通过定期的高级别对话说服北京遵守其经济承诺，美国正通过对进入美国的中国商品征收关税的形式，对抗中国扭曲市场的强迫技术转让和知识产权政策。在美中两国达成公平的第二阶段贸易协议之前，这些关税将一直存在。
由于北京一而再再而三地未能减少或消除其扭曲市场的补贴和产能过剩的问题，美国征收关税以保护我们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钢铁和铝业。对于那些需要在 WTO 进行争端解决的中国不公平贸易行为，美国继续提起诉讼，并在多个案件中获胜。最后，为了打击中国的倾销和补贴行为，美国商务部正在比过去几届政府更有效地利用美国反倾销和反补贴税法。
2020 年 1 月，美国和中国签署了第一阶段经贸协议，要求对中国的经贸体制进行结构性改革以及其他改变，这解决了美国长期以来的若干关切。该协议禁止中国强迫或迫使外国公司转让其技术作为在中国开展业务的条件；在所有关键领域加强对中国知识产权的保护和执行；通过解决政策壁垒，为美国农业和金融服务在中国创造新的市场机会；并且解决了长期以来不公平的货币政策。该协议还建立了强有力的争端解决机制，以确保迅速而有效地实施和执行。通过解决结构性贸易壁垒并充分履行承诺，第一阶段协议将扩大美国对中国的出口。作为该协议的一部分，中国承诺在未来两年内将美国商品和服务的进口额增加至少 2000 亿美元，涉及四大类：制成品，农业，能源和服务。该协议标志着在建立更平衡的贸易关系以及为美国工人和公司提供更公平的竞争环境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
在国内方面，政府正在采取措施，通过税制改革和强有力的放松监管议程，来加强美国经济并促进未来的经济领域，如 5G 技术等。总统发布的《关于保持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领导地位的行政命令》是美国政府促进投资和合作的一个例子，以确保美国在创新方面继续保持领先地位，并为一个成长中的行业制定标准。
美国与其他志同道合的国家一起推动基于主权、自由市场和可持续发展原则的经济愿景。美国正与欧联和日本一道，参与一个强有力的三边进程，为国有企业、工业补贴和强制技术转让制定纪律。我们还将继续与我们的盟友和伙伴合作，确保歧视性的工业标准不会成为全球标准。作为世界上最有价值的消费市场、最大的外国直接投资来源和全球技术创新的主要源泉，美国与盟友和伙伴广泛接触、评估共同的挑战、协调有效的应对措施，以确保持续的和平与繁荣。我们与美国公司密切合作，通过诸如“促进非洲繁荣”、“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美洲经济发展”，以及“通过能源促进印太地区的发展和增长”等方案，在国内外提高其竞争力，同时促进可持续发展。
3. 通过实力维护和平
2018 年的《国防战略》将同中国的长期竞争作为优先事项，通过强调现代化和伙伴关系以对抗解放军的技术进步、力量发展以及日益增长的国际存在和攻击性。如《核态势评估报告》中所述，政府正在优先考虑核三军的现代化，包括发展旨在阻止北京使用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或进行其他战略攻击的补充能力。同时，美国将继续敦促作为拥有现代化和不断增长的核武库以及拥有世界上最大中程运载系统库的核大国的中国的领导人走到谈判桌前，开始有关军备控制和减少战略风险的讨论。美国认为，提高北京的透明度，防止误判，避免代价高昂的军备增长，符合所有国家的利益。
美国国防部正在迅速部署高超音速平台，增加对网络和空间能力的投资，并在弹性的、适应性强和成本效益高的平台基础上开发出更多致命火力。这些能力加在一起，旨在威慑和对抗北京日益增长的野心和解放军对技术持平与赶超的追求。
作为我们全球航行自由行动计划的一部分，美国正在反击北京的霸权主义主张和过度申索。美国军方将继续在国际法允许的地方，包括在南中国海，行使航行权和行动权。我们正在为地区盟友和伙伴发声，并提供安全援助，帮助他们增强能力，抵御北京利用其军事、准军事和执法力量胁迫及在争端中取胜的企图。2018 年，由于北京将先进的导弹系统部署到南中国海的人造岛礁上，美国军方撤回了对解放军参加两年一度的“环太平洋演习”的邀请。
加强联盟和伙伴关系是《国防战略》的基石。美国正在建设合作伙伴的能力，深化互用性，以发展一支战斗力强的前线作战力量，并与盟友和伙伴充分集成，以威慑和抵御中国的侵略。政府的常规武器转让政策旨在促进美国的武器销售，以战略互补的方式加快合作伙伴军事能力的转型。2019 年 6 月，美国国防部发布了首份《印太战略报告》，阐述了美国国防部对《国防战略》的实施以及我们在印太地区的整体政府战略。
美国将继续根据“一个中国”政策，根据《台湾关系法》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与台湾保持强牢固的非官方关系。美国认为，任何两岸分歧的解决都必须按照两岸人民的意愿和平解决，不能诉诸威胁或胁迫。北京未能履行其在《公报》中的承诺，这体现在大规模的军事建设上，这迫使美国继续协助台湾军方维持可信的自卫能力，以遏制侵略，并有助于确保该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在 1982 年的一份备忘录中，罗纳德·里根总统坚持认为：“提供给台湾的武器数量和质量应完全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构成的威胁为条件”。2019 年，美国批准向台湾出售超过 100 亿美元的军火。
美国仍致力于与中国保持建设性的、注重成果的关系。美国与中国进行防务接触和交流，沟通战略意图；预防和管控危机；减少可能升级为冲突的误判和误解的风险；在共同关心的领域开展合作。美国军方与解放军进行接触，以建立有效的危机沟通机制，包括在非计划情况下高响应度的缓和渠道。
4. 提升美国的影响力
过去七十年来，自由开放的国际秩序提供了稳定，使主权独立国家能够繁荣发展，为全球经济的空前增长做出了贡献。作为一个发达的大国和这一秩序的主要受益者，中国应当帮助保障全球其他国家的自由和开放。当北京反而鼓吹或助长威权主义、自我审查、腐败、重商主义经济学、无法容忍民族和宗教多样性时，美国就会领导国际社会努力抵制和打击这些恶劣行为。
2018 年和 2019 年，美国国务卿主持召开了头两次推进宗教自由部长级会议。这些活动与总统在 2019 年 9 月联合国大会期间发出的史无前例的“保护宗教自由全球呼吁”一起，使全球领导人齐聚一堂，共同应对世界各地的宗教迫害问题。在这两次部长级会议期间，美国和伙伴国家发表联合声明，呼吁中共政府尊重维吾尔族和其他突厥族穆斯林、藏传佛教徒、基督教徒和法轮功信徒的权利，这些人在中国都面临着镇压和迫害。2020 年 2 月，美国国务院与 25 个志同道合的伙伴共同发起成立了有史以来第一个国际宗教自由联盟，以捍卫每个人能够没有恐惧地去信仰的权利。美国总统在 2019 年部长级会议期间与中国异议人士和幸存者会面，他在联合国大会期间与来自中国的宗教迫害受害者同台。美国还将继续支持在中国境内或对华开展工作的人权维护者和独立民间社会人士。
2019 年 10 月，纽约联合国，美国与志同道合的国家一起谴责北京不断发生的侵犯人权行为以及在新疆的其他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镇压政策。在后一事件发生之前，美国政府采取行动，阻止美国向选定的与新疆侵犯人权事件同流合污的中国政府机构和监控技术公司出口产品，并拒绝向对违反中国政府国际人权承诺的中国官员及其家属发放美国签证。此外，美国也开始采取行动，禁止进口在新疆通过强迫劳动生产的中国商品。
美国将与志同道合的盟友和伙伴一道，继续坚持原则立场，反对利用我们的技术来支持中国军方及其以技术为基础的威权主义。为此，我们将实施与时俱进的技术政策，以跟上技术的飞速发展和中国在军民两用应用领域迫使企业支持中国安全和情报部门的努力。
这些努力显示出美国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作为国际体系基础的基本价值观和准则的承诺。虽然美国无意干涉中国内政，但当北京偏离其国际承诺和负责任的行为时，特别是当美国的利益受到威胁时，华盛顿将继续直言。例如，香港的未来关系到美国重大利益。香港约有 85,000 名美国公民和 1300 多家美国企业。美国总统、副总统和国务卿多次呼吁北京遵守 1984 年的《中英联合声明》，维护香港的高度自治、法治和民主自由，使香港能够继续成为成功的国际商业和金融中心。
美国正在扩大其作为促进自由企业和民主治理的印太国家的作用。2019 年 11 月，美国、日本和澳大利亚共同启动了“蓝点网络”，通过私营部门主导的全球发展，推动资金透明和高质量的基础设施建设，其仅在印太地区就增加了近 1 万亿美元的美国直接投资。与此同时，美国国务院还发布了一份关于 “蓝点网络 “的详细进展报告《自由开放的印太：推进共同愿景》，介绍了我们在印太地区执行整体政府战略的情况。
结论
美国政府对中国的态度反映了根本性的再评估——对美国如何理解和回应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和第二大经济体的领导人的再评估。美国认识到我们两个体系之间的长期战略竞争。美国政府将通过政府一体的方式，在国家安全局所阐述的回归原则性现实主义的指导下，继续保护美国的利益，提升美国的影响力。同时，我们仍然愿意接受中国在符合我们利益的方面进行建设性的、注重成果的接触与合作。我们将继续以尊重而又清醒的方式与中国领导人进行接触，向北京发起挑战，以使其履行承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