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人大會議於上周四表決通過「港版國安法」，授權人大常委制定在香港實行的國家安全法及執行機制。本地輿論聚焦在北京繞過香港自行立法，直接把國安法列入「附件三」，違反「一國兩制」，同時，擔心此法侵害公民權。「一國」壓境，控制社會，壓縮個人自由，已非始於今天，只是時間及程度而已。但從一個更宏觀的角度看，這是一頁奇特的「國家安全」歷史。
2003年時，「二十三條」立法的理由，大約有兩個背景，一個是憲制及國家責任，另一個是「反恐」。前者雖是《基本法》訂明，但卻是抽象責任，無法說出迫切性；後者空有美國「911」恐襲的氣氛，但對當時的香港也太遙遠。到了2020年，終於有跟國家安全好像相關的危機：「港獨」及「本土恐怖主義」，而立法機關的工作又因為政爭而陷入停滯，既然緩不濟急，所以只有中央出手。
但是，這麼一個轉折，「國家安全」含意便大變了。本來是防範外來的威脅，但如今的「港獨」以及「本土恐怖主義」卻是如假包換的本土威脅，反對派都理解為北京與香港政府治理失敗的結果。「外國和境外勢力」說法含含糊糊，連哪一國，是境外什麼勢力，查了大半年，都沒有半點確實證據，便急着搬出國家安全法。恍如廣東話歇後語的「酒樓例湯」——整定。
以歷史眼光去看這道「例湯」，其實是西餐。但是，我們千萬不要被建制派宣傳誤導，以為西方國家也有國家安全法，我們也有很正常呀！現代國家主權體制及概念起碼有幾百年歷史，但國家安全卻不到一百年的歷史，它是有特定的政治議程的。
美建國安系統輸出反共
「國家安全」的起源，一般論者追溯至美國1947年訂立的《國家安全法》（National Security Act）。在二戰以前，美國主流意見是盡量避免介入歐洲的戰爭，反對大規模及系統化的徵兵與軍事擴張。最初提出以「國家安全」之名，動員及整合全國的政治、軍事及情報機關，只有些不成氣候的民間團體，以及由大學教授赫林（Pendleton Herring）為代表的少數精英。即使是名動一時的「威爾遜主義」，主張美國為民主而戰鬥，支持弱小民族建立國家，抵抗專制強權，在1920年代時，也是選舉毒藥；民主黨的羅斯福在1932年的總統選舉中，要藏起威爾遜留下來的外交遠景及政策，才能勝選。但是，1937年日本發動的全面侵華戰爭，以及1941年日本珍珠港偷襲，震動全國，除了讓美國更決心對外參與二戰，羅斯福政府更開始思考如何建立以國防部、中央情報局及國家安全局為核心的「珍珠港體系」（Pearl Harbour System），打造一個中央化的國安系統。到了戰後，更因為要防止共產世界的興起，得到進一步擴張。
美國的精英打造國安系統的同時，擔心內裏有大量類近極權國家的手段及技術，會侵害美國自身的民主價值與制度（儘管這些當時只能保障白人中上階級）。事實證明這些擔憂是合理的，在50年代的麥卡錫反共愛國運動中，大量異見人士被指為串謀共產黨，逼害、關押甚至處決過叛國者或間諜（如著名的羅森堡夫婦案）。不過，在起碼的民主制度監督下，它對美國社會的侵害，遠不及美國以外。在美國引導下，各國建立起這個「珍珠港體系」，整合全球的冷戰部署，以圍堵共產國家，包括亞洲太平洋地區。
成為對內控制國民手段
例如，幾乎在同一時間，美國扶植的南韓政府馬上訂下《國家保安法》（1948），禁止共產主義，以及監禁支持北韓人士。同年，中國國民黨雖沒有立國安法，但實行了《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使國民黨可以不受憲法約束對付反政府人士，這條款由國民黨帶到台灣，形成長期白色恐怖，該條款至1991年才正式廢止。同一時期，英國在馬來西亞半島為了對付馬共，訂立《緊急條例法令》，容許執法部門對叛亂者不經審訊作預防性拘禁，此法成為1960年馬來西亞獨立後的《內部安全法》（Internal Security Act），明確引入「國家安全」概念，該法到了2012年才廢除。1965年新加坡獨立，保留此法遏制異己，尤其是六七十年代活躍的左派，直至今天。
因此，國安體制有着反共的歷史根源，並輸出至世界各地。隨着時間過去，其政治議程愈來愈不清楚，而是變成好像任何國家必備的部分，甚至與主權混為一談。究竟它真的抵禦了多少敵國，難以說清，但是，它卻成為一套對內控制自己國民的非常手段。因此，它為中共所用，雖有點諷刺，但卻不令人意外。
中共本來也不像冷戰另一邊的西方國家，強調國家安全。對自命共產主義者來說，革命才是根本。中共接過了1927年國民政府的反革命法例，早於井岡山時期，已訂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懲治反革命條例》。建國後1951年，訂立《中華人民共和國懲治反革命條例》，也配合把人民進行階級成分分類及管理的制度，50年代初有鎮反運動，文革時，「反革命」就是黑五類，遭長期監視及剝奪各種權利。當時的中國既沒有市場，也沒什麼民間空間，因此，除了中央調查部與國家政治保衛局，日常依靠城市裏的單位，以及農村的公社及生產隊，已大致能控制住所有人的思想及活動。
直到鄧小平重新掌權，初時還承襲毛澤東時代的制度，把反革命罪寫入刑法中。由北京之春至八九民運的異見人士，仍然多是被控反革命罪，例如六四後劉曉波與王丹等都是被判「反革命宣傳煽動」。但是，這套制度的名與實開始有問題。首先，中共革命旗幟褪色，只能借舶來的「國安」一用，80年代初組建國安部，1993年立下《國家安全法》，漸漸取消反革命罪。同時，市場及民間空間漸漸擴大，農村既無公社生產隊，城市居民也難再綁在國家單位之中。90年代末法輪功事件後，中共震驚之餘，匆匆在公安局裏建立覆蓋全國的「國內安全保衛大隊」，簡稱「國保」，受到中央的所謂「610辦公室」統一指揮，進行法外及體制外的情報工作、抓捕及拘禁行動。同時，由江澤民訪美後開始，中共決心模仿美國的國家安全委員會，先是成立國家安全領導小組，到了習近平上台後才正式成立中央國家安全委員會，決策及協調全國的國安工作。
已沒什麼問題非國安問題
因為政治議程變得愈來愈不具體，很多時候要打擊的對象是誰也不是很清楚，但國安體制卻會不斷自我膨脹。雖然體制宣稱對付外敵，但這種膨脹尤其容易發生在一國之內，因為任何法外活動都容易進行，公權力也能如入無人之境。例如，當年法輪功事件後，國保的編制及預算在周永康領導下便迅速膨脹，傳說單單監控盲人律師陳光誠便花了五千萬；到了今天，在網上說幾句反動言論，絕對有可能被國保約談「喝茶」，甚至抓捕及拘留。膨脹的邏輯與原因很簡單：什麼問題都可能變成「國家安全」問題，而「國家安全」問題變得愈來愈多，國安人員不守法無底線的行動愈多，也製造更多新的「國安問題」，要花費的人員及資源也會愈多。到了最後，已沒有什麼問題不是「國家安全」問題，這也能解釋許多不可思議的事，例如新疆的再教育營、社會信用評分體系等等。
需要「港版國安法」，其實是一種假裝「國家安全」不證自明，並不斷內化、強化及自我製造國安問題的邏輯。比起理解及政治上解決去年的反修例運動，把一切冠以「國安問題」，更顯得省心。而且，既然只剩香港這個還沒有完全覆蓋的地方，當然心癢難耐，冒着與西方國家衝撞也要亮劍一試。原來的中港政治問題沒有解決，祭出「港版國安法」，打擊的不會是極少數，而且會製造出更多誰也沒有預料到的「國家安全」問題。
人們說習近平是大帝，如果他真的是皇帝，那麼，「國家安全」就是古代帝王常服用的丹藥。既然是方外仙人煉造的，吃後能行氣活血，又能健體壯陽，甚至說不定能長生不老，只好愈吃愈多，結果如何？讀過歷史或看過古裝片的當然可猜一二。
文//葉蔭聰
編輯//林曉慧
from 也是這裡，也在這裡～ http://ktoyhk.blogspot.com/2020/05/20200531_8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