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 紫禁城
2017年11月8日，空軍一號飛機在北京降落，標誌著中國國家主席、中共中央主席習近平邀請特朗普對中國進行正式國事訪問的開始。從我（前國家安全顧問麥克馬司特 H.R. McMaster ）擔任美國總統特朗普的國家安全顧問的第一天起，中國就一直是我的頭等大事。在奧巴馬總統為他的繼任者確定的新政府將面臨的最大的直接問題中，中國占據了突出的位置–如何處理朝鮮的核和導彈項目。但是，關於中美關係的性質和未來，也出現了許多其他問題，反映出中國對世界的看法根本不同。
自20世紀70年代末鄧小平時代以來，美國人對中美關係的看法一直是這樣的。在被歡迎加入國際政治和經濟秩序之後，中國將按規則行事，開放市場，實現經濟私有化。隨著國家變得更加繁榮，中國政府將尊重人民的權利，在政治上實現自由化。但事實證明，這些假設是錯誤的。
中國已經成為一種威脅
中國已經成為一種威脅，因為中國領導人正在推行一種封閉的專制模式，以取代民主治理和自由市場經濟。中國共產黨不僅在加強一種扼殺人類自由和擴大其專制控制的內部製度，而且還在輸出這種模式，領導制定新的規則和新的國際秩序，使世界變得不那麼自由和不那麼安全。中國擴大影響力的努力明顯表現在南海人造島嶼的軍事化以及在台灣附近和東海部署軍事力量。但中共的軍事戰略和經濟戰略的綜合性，使其對美國和其他自由開放的社會特別危險。
用歷史的眼光理解中國
在我們的國事訪問期間，習近平和他的顧問們在很大程度上依靠歷史來傳達他們的信息–強調某些主題而迴避其他主題。
哈佛大學歷史學家、美國漢學教父約翰-金-費爾班克（John King Fairbank）在1948年指出，要理解中國領導人的政策和行為，歷史的眼光 “不是奢侈品，而是必需品”。在我們進行國事訪問期間，習近平及其顧問們在很大程度上依靠歷史來傳達他們的意圖。他們強調了某些歷史主題。他們迴避了其他話題。
美國代表團–包括特朗普總統和第一夫人、國務卿蒂勒森（Rex Tillerson）和美國駐中國大使布蘭斯塔德（Terry Branstad）–在參觀紫禁城時，接受了第一堂歷史課。陪同我們參觀故宮的還有習近平、他的夫人和其他幾位中國高級領導人。在私下的談話和公開講話中，以及官方電視報導和參觀的性質所傳達的信息與習近平三週前在十九大上的講話是一致的。中國共產黨堅持不懈地追求 “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正如習近平所描述的那樣，”復興 “包含了繁榮、集體努力、社會主義和國家榮譽–“中國夢”。故宮是習近平展示 “向世界舞台中央靠攏，為人類做出更大貢獻 “的決心的最佳背景。
紫禁城建於明朝，明朝從1368年到1644年統治中國，這段時期被認為是中國經濟實力、領土控制和文化成就的黃金時代。正是在這個朝代裡，明朝艦隊中的大將鄭和，在克里斯托弗-哥倫布起航前的半個多世紀，先後七次環遊西太平洋和印度洋。他的 “寶船 “是有史以來最大的木船之一，從已知的世界各處帶回了貢品。但是，儘管七次航行取得了成功，但皇帝認為世界上沒有什麼能給中國帶來什麼。他下令關閉了寶船，關閉了中國的港口。隨後的時期–尤其是19世紀和20世紀–被習近平和其他領導人視為一個反常的時期，在這一時期，歐洲國家以及後來的美國取得了經濟和軍事上的統治地位。
就像2008年北京奧運會的閉幕式表演一樣，將現代科技創新置於中國五千年的歷史背景下，故宮的參觀似乎是為了提醒人們，中國的王朝長期以來一直站在地球的中心。儒家的社會信條：等級與和諧相合，相互依存。皇帝在紫禁城最大的建築–至尊殿內舉行朝會。大殿四周有六根金柱，刻有龍的圖案，讓人聯想到皇帝的權力，他的國家統治著天子，統治著 “天下萬物”。
在我們參觀期間，從故宮向中國和世界其他地方播放的畫面是為了投射出對中國共產黨的信心，但人們也可以感受到一種深刻的不安全感—-歷史的教訓沒有被提及。
在設計上，紫禁城似乎反映了外在的自信和內在的憂慮之間的反差。城中心的三座大殿不僅是為了給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也是為了抵禦來自城外和城內的威脅。公元220年，漢朝滅亡後，中國的核心省份只有一半的時間是由一個強大的中央政權統治。而即便是這樣，中國也一直受到外敵入侵和國內動蕩的影響。建有紫禁城的永樂皇帝朱棣更擔心內部危險，而不是擔心蒙古人再次入侵的可能性。為了發現和消滅對手，皇帝建立了一個精心設計的間諜網。為了阻止來自學者和官僚們的反對，他不僅指揮處決那些涉嫌不忠的人，而且還處決了他們的整個家庭。
中國共產黨在幾個世紀後也使用了類似的手段。和習近平一樣，坐在紫禁城中心精心打造的寶座上的皇帝們，實行的是一種遙遠而專制的統治方式，容易受到腐敗和內部威脅。
我們的導遊帶我們參觀了故宮的最後一位皇室佔有者–溥儀皇帝在1911年中國共和革命期間被剝奪了權力，年僅5歲。溥儀是在”屈辱的世紀”中退位的，這是中國歷史上的一個時期，習近平在我們訪問前7個月，兩國領導人在Mar-a-Lago酒店共進晚餐時，曾向特朗普描述過這個時期。屈辱的世紀是中國經歷了內部分裂、戰敗的不愉快的時代，在這期間，中國經歷了內部分裂、戰爭失敗、向外國列強做出重大讓步、忍受野蠻佔領。這種屈辱始於1842年英國在第一次鴉片戰爭中打敗中國。以1945年聯軍和中國打敗帝國主義的日本，以及1949年中國內戰中共產黨的勝利而結束。
我們這次國事訪問的最後一次會議，在人民大會堂，與國務院總理、中國政府的名義首腦李克強會面。如果說美方集團中有人對中國對中美關係的看法有任何懷疑的話，李克強的獨白就會消除這些懷疑。他一開始就指出，中國已經發展了工業和技術基礎，不再需要美國。他駁斥了美國對不公平貿易和經濟行為的擔憂，表示美國在未來的全球經濟中的角色只是為中國提供原材料、農產品和能源，為中國生產世界最先進的工業和消費品提供燃料。
中國的領導人認為，他們有一個狹窄的機會窗口來加強自己的統治，朝有利於他們的方向修改國際秩序。
離開中國後，我比以前更堅信，美國的政策早該發生重大轉變了。
紫禁城本來是要傳達出對中國民族復興的信心，以及中國將作為驕傲的中東王國重返世界舞台的信心。但對我來說，它暴露了中國共產黨的恐懼和野心，這些恐懼和野心促使中國共產黨努力將中國的影響力擴大到疆域內外，並重拾百年屈辱中失去的榮譽。這種恐懼和野心是分不開的。它們解釋了中共為什麼執著於對內對外的控制權。
黨的領導人認為，在中國經濟衰退、人口老齡化、其他國家意識到該黨正在以犧牲自己的利益為代價追求民族復興、冠狀病毒等意外事件暴露出該黨在超越美國、實現中國夢的過程中所創造的弱點之前，他們有一個有限的戰略機會來加強自己的統治，改變國際秩序，這是對他們有利的。該黨無意按國際法、貿易、商業相關的規則進行遊戲。中國的總體戰略依賴於國內外的共同利用和脅迫，以及隱瞞中國的真實意圖。這一戰略的強大和危險之處在於，中共在政府、產業、學術界和軍隊中的綜合實力。
而且，總的來說，中共的目標與美國的理想和美國的利益背道而馳。
II. 三稜鏡
隨著中國奉行合縱連橫、脅迫和隱瞞的戰略，中國的專制干預已經無處不在。在中國內部，黨對自由言論和異見的容忍度，可以說是微乎其微。在佛教徒佔多數的西藏，其鎮壓和操縱政策是眾所周知的。天主教會，特別是快速發展的新教，是習和黨深為關切的。事實證明，新教教會因其多樣性和分散性，難以控制，黨曾強行拆除教堂建築頂部的十字架，甚至拆除一些建築，以儆效尤。去年，北京收緊對香港的控制，引發了持續的抗議活動，並持續到2020年—-中國領導人將抗議活動歸咎於外國人，就像他們通常的做法一樣。在中國西北部的新疆，維吾爾族人主要信奉伊斯蘭教，該黨已將至少100萬人強行關進集中營。 (政府否認這一點，但去年《紐約時報》披露了大量有罪文件，包括習近平的閉門演講，指示官員們 “絕對不留情面”)。
黨的領導集體加快了空前的監視國家的建設。對於14億中國人來說，政府在電視和其他地方的宣傳已經成為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大學已經嚴厲打擊了解釋個人權利、言論自由、代議制政府和法治等 “西方自由主義 “理念的教學。大中專院校的學生必須上 “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 “的課。習主席的學習強國是中國最受歡迎的APP，用戶需要用手機號和實名登錄後，才能通過閱讀文章、寫評論、多選題測試等方式獲得學習積分。個人 “社會信用分 “系統是通過追踪人們的網絡和其他活動，來判斷他們對中國政府的重點工作的友好程度。人們的分數決定了貸款、政府就業、住房、交通福利等方面的資格。
共產黨黨在中國境內的控制力遠比在中國境外的平行努力要強得多。在這裡，不安全感和野心又是相輔相成的。中國領導人的目標是建立一個現代版的貢品製度，即中國皇帝們用來建立對諸侯國的權力。在這種制度下，各王國可以與中華帝國進行貿易並享受和平，以換取臣服。
中國領導人並不諱言自己的這種野心。 2010年，中國外長在東南亞國家聯盟的一次會議上直言不諱地告訴他的同行們：”中國是個大國，也是個大國。”中國是一個大國，而你們是小國”。中國打算通過”中國製造2025 “、”一帶一路倡議”和”軍民融合”三大政策的疊加，建立新的支流體系。
“中國製造2025 “旨在幫助中國成為一個基本獨立的科技強國。為了實現這一目標，該黨正在中國境內建立高科技壟斷，並通過盜竊和強制技術轉讓的方式剝奪外國公司的知識產權。在某些情況下，外國公司在被允許在中國境內銷售產品之前，被迫與中國公司合資經營。這些中國企業大多與甲方關係密切，將知識產權和生產技術轉讓作為例行公事。
“一帶一路倡議 “要在整個印度洋-太平洋地區、歐亞大陸以及其他地區進行超過1萬億美元的新基礎設施投資。其真正目的是將中國置於貿易路線和通信網絡的中心位置。雖然該倡議一開始受到了看到經濟增長機會的國家的熱烈歡迎，但許多國家很快就意識到，中國的投資是附帶條件的。
“一帶一路 “倡議創造了一種共同的經濟客戶關係模式。北京首先向各國提供中國銀行的貸款，用於大型基礎設施項目。一旦這些國家負債累累，該黨就迫使其領導人與中國的外交政策議程和取代美國及其主要合作夥伴的影響力的目標保持一致。儘管中國領導人經常把這些交易描繪成雙贏，但大多數交易只有一個真正的贏家。
對於經濟脆弱的發展中國家來說，”一帶一路 “設置了一個無情的債務陷阱。當一些國家無力償還貸款時，中國就用債務換取股權，以獲得其港口、機場、水壩、電廠和通信網絡的控制權。截至2018年，”一帶一路 “融資的23個國家的債務困境風險在不斷增加。 8個擁有 “一帶一路 “融資的貧困國家–巴基斯坦、吉布提、馬爾代夫、老撾、蒙古國、黑山、塔吉克斯坦和吉爾吉斯斯坦–已經有8個國家的債務水平不可持續。
中國的策略根據目標國的相對實力或弱點不同而有所不同。在進行大規模投資項目時，許多政治體制薄弱的國家都會屈服於腐敗，從而更容易被中國的手段所左右。
在斯里蘭卡，長期擔任總統和現任總理的馬欣達-拉賈帕克薩（Mahinda Rajapaksa）的債務遠遠超出了國家的承受能力。他同意了一系列高息貸款，為中國建設港口提供資金，儘管表面上看不出有建設港口的必要。儘管此前曾保證該港口不會用於軍事用途，但在2014年日本首相安倍晉三訪問斯里蘭卡的同一天，一艘中國潛艇停靠在那裡。 2017年，在該港口商業失敗後，斯里蘭卡被迫以債轉股的方式與中國國企簽訂了一份為期99年的租約，並以債轉股的方式將其租給了中國國企。
中共新的先鋒隊是由銀行家和黨政官員組成的代表團，帶著裝滿現金的旅行包。腐敗使一種新形式的殖民式控制得以實現，其範圍遠遠超出了印度洋和南海等地的戰略航道以及其他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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