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蔡俊威
「香港，該何去何從？」是這系列文章的原點。從今夏縈繞至初秋，四篇下來，筆者拋磚引玉簡單地爬梳歷史，重思中港的前世今生，嘗試展現香港問題原有的特性並點出當下窒礙中港關係反思和香港問題研究的弊端。忽略了香港問題地緣政治視野的一面，更改為以意識形態先行的討論和理解方式，正是其中一個導致當下思考困局的原因。
誠然，梳理中港關係，我們不能迴避香港主體性的問題，亦即是「香港是什麼？她從何而來？」的思考。這些年，社會不乏這方面的討論，見其利亦見其弊。利在，自保衛天星皇后碼頭、反高鐵等社會運動，港人孕育本土意識有了新動力。然後，在「集體回憶」這框框下，我們蒐羅了大量市民生活的經驗注入「香港是什麼」的本土主體建構中，由土地情懷到本土行業，由澳洲牛奶公司到「粗口」，包羅萬象。惟現在的主體建構呈現了兩個問題：「何謂本土」的思考走向狹隘，忽略了香港「世界」的特質；去歷史（dehistoricize）的理解，加上未有擺脫意識形態的問題，致使我們未能真正解殖（decolonize），盲目抱持未經梳理的香港想像，甚至走向思考狹隘的本土主義。
因此，我們必須把香港置回地緣政治的框架中，方可更立體地把握香港的過去與未來，才能講香港的主體性。地緣政治視野的思考，有助我們理解香港「本土」的「世界性」，亦有助我們去意識形態（deideologize）地、去價值判斷地反思歷史，不至於盲目地受中西意識形態角力的擺佈。而且，思索主體性時不能夠只在香港內部定義香港，我們需要更宏觀地定義和定位香港，或更準確地說，這只為呈現香港更真實的一面：過去，香港是國際政治漩渦中的熱點，被各方拉扯；今天，我們沒有洗掉這地緣政治複雜敏感的特質，在冷戰2.0底下，香港仍處於各方角力的狹縫之中。
歷史中回望香港的世界性
香港本來就有世界的一面，是各方交匯的一個點，亦是中國與世界交流的重要港口。學者沈旭暉指出，19世紀的香港就已十分「世界」，其定位對英國很重要，她是英帝國全球政經部署中的兩條航線交匯的樞紐。當時香港鬧市經已滿是英國人、德國人、英印混血、廣東人、來自加爾各答的美國人、孟買的帕西人、巴格達的猶太人，是「世界上最國際性的都市」。而日本學者濱下武志對香港環球性格的分析亦非常獨到：她橫跨東南亞、東亞與東北亞的八大腹地。
同樣的世界性和混雜性，縮影於當年的中央書院（今之皇仁書院），刻鑄在香港墳場裏，躺臥在東華義莊中。1862年創校的中央書院，學生超過12個國籍：除了華人和歐亞裔學生，當時還有英國人、意大利人、希伯來人、德國人、日本人、穆斯林、葡萄牙人、美國人、菲律賓人、印度人、帕西人。1845年建成的香港墳場，是歷史學者丁新豹眼中香港世界性、多元文化共融活脫脫的展現。那裏靜躺着與孫中山齊名的興中會首任會長楊衢雲、少數能周旋於各軍閥、國共之間，亦通中西的香港首富何東爵士——其歐亞裔的背景（荷蘭、猶太人、華人）足以反映香港的世界性。除了香港墳場，單是跑馬地就有天主教、印度教、回教還有專屬拜火教的墳場。19世紀大量華工經香港到北美工作，香港東華醫院成立後，更為流徙外地的華工提供原籍安葬服務，東華義莊曾安放了不少來自世界各地的「中國魂」。這都足見香港這彈丸之地當年就已孕育成的多元世界性。
在冷戰格局下的香港，上演着中國和世界政治的風雲變色：宣傳、策反、起義、叛變、暗殺、罷工、北上、南下、統戰。單單一個深水埗，就見中英、國共、東西、南北、社會主義陣營資本主義陣營的身影。那裏每逢十一或雙十，旗海滿街。葉問在大南街港九飲食總工會教拳；錢穆、唐君毅、張丕介避走香港在桂林街創立新亞書院——後被吸納為中文大學，又是港英地緣政治盤算的一部分；香港文化鬼才黃霑童年時就在桂林街開闊了他的視野，見證了1956年的雙十暴動，又見識過新潮粵劇。而遠在屯門的達德學院，在陳其瑗、何香凝、茅盾、曹禺、郭沫若、葉聖陶等教授下出了一批批左右中國以至東南亞政治發展的共產主義學生。一時間，五湖四海的人都在香港重疊了軌迹。學者吳俊雄曾以人類學家推崇的交界狀態（liminal state）——混雜，無邊，不強分美醜，不拘泥對錯，形容那個大時代下1950年代的香港。
時至今日，除了國金標誌了香港作為全球金融的樞紐外，對岸的重慶大廈亦於2007年被《時代雜誌》選為亞洲區最能反映全球化的地方，它也是人類學家Gordon Mathews筆下的「世界」。由始至終，香港並未離開過地緣政治的漩渦。最近國際上熱議的新冷戰／冷戰2.0，香港依然是鎂光燈下關鍵的熱點：美俄對壘，大量俄國資金湧港，除了因為香港的貨幣體制外，亦因其既中國又國際的特性；加之中美在亞太地區的鬥法，香港無可避免捲入中西的角力。
致北京的一席話：重思外部勢力
從來，北京口中掛着的外國勢力、外部勢力都在香港。而香港主體性的核心，亦實為其「世界」的特質，這更是其生命力所在，是香港之所以是香港的基礎。三者互為表裏。亦如前幾篇文章所言，面對香港世界性和地緣政治敏感複雜性的本質，北京是過度敏感多於真實面對反華威脅。一方面是因為八九六四後的神經質心病，另一方面是出於中共上下機構治國盤算中不懷好意的刻意誇大。而且，治港幹部一不了解香港，二不會嘗試真正了解香港。新華社分社前副社長黃文放就曾慨嘆，九七回歸前處理香港事務的人員由香港幹部換血為離地的大陸幹部。強世功被派來港調研數年，亦只重彈余繩武、劉存寬、劉蜀永等過時老調，幾乎沒有掌握香港社會發展以至民情，談香港其實沒有香港。這種種治港治國方法是中央必須深切反思的。
說到底，關鍵在於北京是否有器度、夠底氣作為一個大國，容得下這個多元世界性的、推動現代中國發展的香港——其實中央主權在握，而從現實情况考慮，香港並沒有獨立的本錢，分裂的擔憂只是刻意捕風捉影多於事實。現時習近平對外實行高鐵外交，試圖展現強盛的中國，映照他的偉大中國夢；20世紀初中國建成首條鐵路京張鐵路，總工程師「中國鐵路之父」詹天佑正是來港報考出洋，負笈美國。中國改革開放總工程師鄧小平，有器度、夠膽識、具前瞻性，能夠讓香港保有多元複雜的世界性，甚至要充分利用香港，在大陸多多複製這國際城市，促進內地的現代化。如今，背負興邦夢的習近平能否真正理解和珍惜「世界的」這個多元本質的香港，並放棄以她作為戰場對抗西方，是中港關係良好互動關鍵的一步。
1995年，李瑞環在北京舉行全國人大及政協會議期間，曾就香港問題發表了一段「紫砂茶壺」論，至今為人津津樂道：有個老太太到市場賣紫砂茶壺。顧客看到壺裏滿是茶垢，知道這是個上百年的好茶壺，於是重金買下，並說待會再取。但老太太想茶壺那麼髒不好，就把茶漬全洗掉，結果茶壺沒人要了。5年後，李進一步點出百年茶壺的重要性，中國改革開放後得到翻天覆地的變化「其中一條（原因），中國有一個香港，有香港一批人，才可以在很短時間內，用多種方式，很快地使中國原來的計劃經濟、比較落後的和與世界脫節的一個國家，很快地和世界聯繫起來。」
重寫香港：去意識形態的反思
於「再思中港」問題上，香港也該反省。
其一，在中港議題上我們討論再多，也只淪為各說各話。其原因很大程度是我們未能擺脫意識形態先行的理解模式，致使討論從來沒有對準香港問題。要不站在英美價值體系（殖民史觀），要不站在國難興邦的視野（愛國史觀）看香港問題，卻未加反思、梳理這些核心價值、未曾理解香港／中港的「知識」如何從地緣政治盤算中衍生，就欣然接收。更甚是，若發展出「兩個香港」的睇法（以價值判斷主導，支持英美價值體系的就被理解為進步香港；持相反立場的就被歸類為保守香港），不但無助真正梳理香港問題，亦只會加深社會內部分化矛盾，甚至撕裂香港。因此，擺脫意識形態主導的認識，才是解決中港問題、扭轉香港長期在漩渦中被拉扯的第一步。
其二，重構香港主體性，做到對中英雙重解殖，就必須反思現有的香港研究和中港討論。學者呂大樂曾點出香港研究的通病，正是我們故步自封，以致我們未敢、未能或未有認真反思既有的「知識」和「定論」。展開一個研究最方便的做法，就是不假思索地相信、建基於或依附於「神話」，而不是反思或打破它。所以，我們對香港、對中港問題的討論長期困於意識形態主導、價值判斷為本的認識當中。若不「去意識形態」，只會不斷強化虛假的所謂主體性，這無助踏實地梳理、認識香港。這些不經反思的香港故事的廣泛流傳又會倒過來窒礙香港研究。作為中港問題的初探，重置香港於地緣政治處境中（recontextualize），有助我們認清各方的意識形態拉扯，然後更純粹地重構香港的歷史，沈澱屬於「自己看自己」的香港故事。
中港問題並不可能一步到位地圓滿解決，我們步履蹣跚，為香港前途劃出方向之前，當是好好理解她一路走來的軌迹。因此，中港雙方第一步應該要認清香港的本質，她從來都跟中國跟世界綑束在一起，難離難捨。我們不能忽略中國因素加諸在香港歷史中的事實，亦不能否認香港世界性的一面：香港＝世界的＝敏感複雜的＝生命之所在。因此，我們展望未來，香港亦應擺脫中西意識形態擺佈，重寫自己的歷史，成為既非（強世功等學者眼中的）中國的香港，也非西方（英美）的香港，而是能自信地立足世界，能融合中西、有其自我歷史書寫和沈澱的香港。
北京亦應理解，外部勢力是（刻意的）杞人憂天，在一國兩制下容得下香港的世界性，方能維持中港關係。講實際的一面，中港只局限在單邊服務的關係上，對雙方都是不健康的發展。保有一個有百年茶漬的香港才是王道。2000年李瑞環來港時重提紫砂茶壺論：「本意就是要真正的、正確的認識香港、管好香港，並不容易，不要麻痺大意，不要自以為是……許多事，你不理解就不自覺，就很難把好東西堅持下來，也很難說你去掉的是好是壞。」
香港要抖擻上路，重構主體性，書寫自己的歷史，中港問題要得以紓解，都是需要年月沈澱的浩大工程。港人和北京第一步要做的是，重拾對「世界的香港」的想像。借用電影《一代宗師》中，葉問與宮寶森「以餅會武」的話：「在你眼中，這塊餅是個武林。對我來講是一個世界。」
「香港，該何去何從？」是這系列文章的原點。從今夏縈繞至初秋，四篇下來，筆者拋磚引玉簡單地爬梳歷史，重思中港的前世今生，嘗試展現香港問題原有的特性並點出當下窒礙中港關係反思和香港問題研究的弊端。忽略了香港問題地緣政治視野的一面，更改為以意識形態先行的討論和理解方式，正是其中一個導致當下思考困局的原因。
誠然，梳理中港關係，我們不能迴避香港主體性的問題，亦即是「香港是什麼？她從何而來？」的思考。這些年，社會不乏這方面的討論，見其利亦見其弊。利在，自保衛天星皇后碼頭、反高鐵等社會運動，港人孕育本土意識有了新動力。然後，在「集體回憶」這框框下，我們蒐羅了大量市民生活的經驗注入「香港是什麼」的本土主體建構中，由土地情懷到本土行業，由澳洲牛奶公司到「粗口」，包羅萬象。惟現在的主體建構呈現了兩個問題：「何謂本土」的思考走向狹隘，忽略了香港「世界」的特質；去歷史（dehistoricize）的理解，加上未有擺脫意識形態的問題，致使我們未能真正解殖（decolonize），盲目抱持未經梳理的香港想像，甚至走向思考狹隘的本土主義。
因此，我們必須把香港置回地緣政治的框架中，方可更立體地把握香港的過去與未來，才能講香港的主體性。地緣政治視野的思考，有助我們理解香港「本土」的「世界性」，亦有助我們去意識形態（deideologize）地、去價值判斷地反思歷史，不至於盲目地受中西意識形態角力的擺佈。而且，思索主體性時不能夠只在香港內部定義香港，我們需要更宏觀地定義和定位香港，或更準確地說，這只為呈現香港更真實的一面：過去，香港是國際政治漩渦中的熱點，被各方拉扯；今天，我們沒有洗掉這地緣政治複雜敏感的特質，在冷戰2.0底下，香港仍處於各方角力的狹縫之中。
歷史中回望香港的世界性
香港本來就有世界的一面，是各方交匯的一個點，亦是中國與世界交流的重要港口。學者沈旭暉指出，19世紀的香港就已十分「世界」，其定位對英國很重要，她是英帝國全球政經部署中的兩條航線交匯的樞紐。當時香港鬧市經已滿是英國人、德國人、英印混血、廣東人、來自加爾各答的美國人、孟買的帕西人、巴格達的猶太人，是「世界上最國際性的都市」。而日本學者濱下武志對香港環球性格的分析亦非常獨到：她橫跨東南亞、東亞與東北亞的八大腹地。
同樣的世界性和混雜性，縮影於當年的中央書院（今之皇仁書院），刻鑄在香港墳場裏，躺臥在東華義莊中。1862年創校的中央書院，學生超過12個國籍：除了華人和歐亞裔學生，當時還有英國人、意大利人、希伯來人、德國人、日本人、穆斯林、葡萄牙人、美國人、菲律賓人、印度人、帕西人。1845年建成的香港墳場，是歷史學者丁新豹眼中香港世界性、多元文化共融活脫脫的展現。那裏靜躺着與孫中山齊名的興中會首任會長楊衢雲、少數能周旋於各軍閥、國共之間，亦通中西的香港首富何東爵士——其歐亞裔的背景（荷蘭、猶太人、華人）足以反映香港的世界性。除了香港墳場，單是跑馬地就有天主教、印度教、回教還有專屬拜火教的墳場。19世紀大量華工經香港到北美工作，香港東華醫院成立後，更為流徙外地的華工提供原籍安葬服務，東華義莊曾安放了不少來自世界各地的「中國魂」。這都足見香港這彈丸之地當年就已孕育成的多元世界性。
在冷戰格局下的香港，上演着中國和世界政治的風雲變色：宣傳、策反、起義、叛變、暗殺、罷工、北上、南下、統戰。單單一個深水埗，就見中英、國共、東西、南北、社會主義陣營資本主義陣營的身影。那裏每逢十一或雙十，旗海滿街。葉問在大南街港九飲食總工會教拳；錢穆、唐君毅、張丕介避走香港在桂林街創立新亞書院——後被吸納為中文大學，又是港英地緣政治盤算的一部分；香港文化鬼才黃霑童年時就在桂林街開闊了他的視野，見證了1956年的雙十暴動，又見識過新潮粵劇。而遠在屯門的達德學院，在陳其瑗、何香凝、茅盾、曹禺、郭沫若、葉聖陶等教授下出了一批批左右中國以至東南亞政治發展的共產主義學生。一時間，五湖四海的人都在香港重疊了軌迹。學者吳俊雄曾以人類學家推崇的交界狀態（liminal state）——混雜，無邊，不強分美醜，不拘泥對錯，形容那個大時代下1950年代的香港。
時至今日，除了國金標誌了香港作為全球金融的樞紐外，對岸的重慶大廈亦於2007年被《時代雜誌》選為亞洲區最能反映全球化的地方，它也是人類學家Gordon Mathews筆下的「世界」。由始至終，香港並未離開過地緣政治的漩渦。最近國際上熱議的新冷戰／冷戰2.0，香港依然是鎂光燈下關鍵的熱點：美俄對壘，大量俄國資金湧港，除了因為香港的貨幣體制外，亦因其既中國又國際的特性；加之中美在亞太地區的鬥法，香港無可避免捲入中西的角力。
致北京的一席話：重思外部勢力
從來，北京口中掛着的外國勢力、外部勢力都在香港。而香港主體性的核心，亦實為其「世界」的特質，這更是其生命力所在，是香港之所以是香港的基礎。三者互為表裏。亦如前幾篇文章所言，面對香港世界性和地緣政治敏感複雜性的本質，北京是過度敏感多於真實面對反華威脅。一方面是因為八九六四後的神經質心病，另一方面是出於中共上下機構治國盤算中不懷好意的刻意誇大。而且，治港幹部一不了解香港，二不會嘗試真正了解香港。新華社分社前副社長黃文放就曾慨嘆，九七回歸前處理香港事務的人員由香港幹部換血為離地的大陸幹部。強世功被派來港調研數年，亦只重彈余繩武、劉存寬、劉蜀永等過時老調，幾乎沒有掌握香港社會發展以至民情，談香港其實沒有香港。這種種治港治國方法是中央必須深切反思的。
說到底，關鍵在於北京是否有器度、夠底氣作為一個大國，容得下這個多元世界性的、推動現代中國發展的香港——其實中央主權在握，而從現實情况考慮，香港並沒有獨立的本錢，分裂的擔憂只是刻意捕風捉影多於事實。現時習近平對外實行高鐵外交，試圖展現強盛的中國，映照他的偉大中國夢；20世紀初中國建成首條鐵路京張鐵路，總工程師「中國鐵路之父」詹天佑正是來港報考出洋，負笈美國。中國改革開放總工程師鄧小平，有器度、夠膽識、具前瞻性，能夠讓香港保有多元複雜的世界性，甚至要充分利用香港，在大陸多多複製這國際城市，促進內地的現代化。如今，背負興邦夢的習近平能否真正理解和珍惜「世界的」這個多元本質的香港，並放棄以她作為戰場對抗西方，是中港關係良好互動關鍵的一步。
1995年，李瑞環在北京舉行全國人大及政協會議期間，曾就香港問題發表了一段「紫砂茶壺」論，至今為人津津樂道：有個老太太到市場賣紫砂茶壺。顧客看到壺裏滿是茶垢，知道這是個上百年的好茶壺，於是重金買下，並說待會再取。但老太太想茶壺那麼髒不好，就把茶漬全洗掉，結果茶壺沒人要了。5年後，李進一步點出百年茶壺的重要性，中國改革開放後得到翻天覆地的變化「其中一條（原因），中國有一個香港，有香港一批人，才可以在很短時間內，用多種方式，很快地使中國原來的計劃經濟、比較落後的和與世界脫節的一個國家，很快地和世界聯繫起來。」
重寫香港：去意識形態的反思
於「再思中港」問題上，香港也該反省。
其一，在中港議題上我們討論再多，也只淪為各說各話。其原因很大程度是我們未能擺脫意識形態先行的理解模式，致使討論從來沒有對準香港問題。要不站在英美價值體系（殖民史觀），要不站在國難興邦的視野（愛國史觀）看香港問題，卻未加反思、梳理這些核心價值、未曾理解香港／中港的「知識」如何從地緣政治盤算中衍生，就欣然接收。更甚是，若發展出「兩個香港」的睇法（以價值判斷主導，支持英美價值體系的就被理解為進步香港；持相反立場的就被歸類為保守香港），不但無助真正梳理香港問題，亦只會加深社會內部分化矛盾，甚至撕裂香港。因此，擺脫意識形態主導的認識，才是解決中港問題、扭轉香港長期在漩渦中被拉扯的第一步。
其二，重構香港主體性，做到對中英雙重解殖，就必須反思現有的香港研究和中港討論。學者呂大樂曾點出香港研究的通病，正是我們故步自封，以致我們未敢、未能或未有認真反思既有的「知識」和「定論」。展開一個研究最方便的做法，就是不假思索地相信、建基於或依附於「神話」，而不是反思或打破它。所以，我們對香港、對中港問題的討論長期困於意識形態主導、價值判斷為本的認識當中。若不「去意識形態」，只會不斷強化虛假的所謂主體性，這無助踏實地梳理、認識香港。這些不經反思的香港故事的廣泛流傳又會倒過來窒礙香港研究。作為中港問題的初探，重置香港於地緣政治處境中（recontextualize），有助我們認清各方的意識形態拉扯，然後更純粹地重構香港的歷史，沈澱屬於「自己看自己」的香港故事。
中港問題並不可能一步到位地圓滿解決，我們步履蹣跚，為香港前途劃出方向之前，當是好好理解她一路走來的軌迹。因此，中港雙方第一步應該要認清香港的本質，她從來都跟中國跟世界綑束在一起，難離難捨。我們不能忽略中國因素加諸在香港歷史中的事實，亦不能否認香港世界性的一面：香港＝世界的＝敏感複雜的＝生命之所在。因此，我們展望未來，香港亦應擺脫中西意識形態擺佈，重寫自己的歷史，成為既非（強世功等學者眼中的）中國的香港，也非西方（英美）的香港，而是能自信地立足世界，能融合中西、有其自我歷史書寫和沈澱的香港。
北京亦應理解，外部勢力是（刻意的）杞人憂天，在一國兩制下容得下香港的世界性，方能維持中港關係。講實際的一面，中港只局限在單邊服務的關係上，對雙方都是不健康的發展。保有一個有百年茶漬的香港才是王道。2000年李瑞環來港時重提紫砂茶壺論：「本意就是要真正的、正確的認識香港、管好香港，並不容易，不要麻痺大意，不要自以為是……許多事，你不理解就不自覺，就很難把好東西堅持下來，也很難說你去掉的是好是壞。」
香港要抖擻上路，重構主體性，書寫自己的歷史，中港問題要得以紓解，都是需要年月沈澱的浩大工程。港人和北京第一步要做的是，重拾對「世界的香港」的想像。借用電影《一代宗師》中，葉問與宮寶森「以餅會武」的話：「在你眼中，這塊餅是個武林。對我來講是一個世界。」
（再思中港 五之五‧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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